今年是日本明治維新150周年，東京政策研究基金會
（Tokyo Foundation for Policy Research）
的政治和外交評論項目組召開了「明治維新以降的日本（Japan since the Meiji Restoration）
」的研討會，重估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現代化進程。
其中，日本駒澤大學兼職講師Kazuo Komiya，《日本時報》
（the Japan Times）
國內新聞部的副總經理和專欄作家Reiji Yoshida，東京大學法律和政治系研究生院教授Kaoru Lokibe等人參與了此次會議，並全方位地檢視了明治維新以降的日本近現代史留給日本當下的遺產。
以下內容是對東京政策研究基金會發布的「明治維新」研討會專題系列文章的整合編譯。
回望歷史，是為了迎接當下的嚴峻挑戰
《日本時報》的社論表示，日本政府高調紀念了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周年，這給日本當下的知識分子一個機會，去重新回到日本現代歷史的起點——明治維新，去尋找處理當下日本面臨的嚴峻挑戰的資源。這個周年紀念對於日本知識分子來說，不僅僅是只一種懷舊，而且是要從這150年裡的大轉型和日本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過程中尋找一個面對日本不確定的未來的一個參考坐標系。
眾所周知，明治時代結束了德川幕府的統治。以「黑船事件」為標誌，在西方殖民勢力的壓力之下，日本結束了持續兩個世紀的閉關鎖國政策。然後通過明治維新使得這個國家建立了現代的政治社會制度，打下了現代化的基石。其中就包括1871年「廢藩置縣」，形成了一個中央集權體制、1885年實施內閣制度還有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確立了二元制君主立憲制，也給予了日本男性公民有限的投票權利。
黑船事件，又稱黑船來航，是指日本嘉永六年（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休·佩裡率艦隊駛入江戶灣浦賀海面的事件，佩裡帶著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的國書向江戶幕府致意，最後雙方於次年（1854年）籤定《神奈川條約》（《日美和親條約》）。
所以日本今天的中央集權結構和政府官僚體制就要追溯到那個時代。明治時代通過學習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和技術與文化，迅速地開放和「文明化」。日本著手建立了強大的軍事和工業力量，也使得日本有能力加入世界強國的陣營。
在1968年紀念明治維新100周年的時候，日本剛從二戰的失敗陰影中擺脫出來，進入了一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而當日本紀念明治維新150周年的時候，許多維繫著這個戰後經濟繁榮奇蹟的元素已經不在了。在20世紀九十年代經濟泡沫破裂之後，日本經歷了「失去的幾十年」的經濟停滯，經濟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在低位。加速的老齡化和人口減少的趨勢威脅著經濟增長的前景，也挑戰著日本的社會保障體系。而且人口和商業活動越來越集中在東京等大城市地區，使得人口不斷減少的農村地區的未來發展前景蒙上陰影。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政府組織的明治維新紀念大會上說，老齡化和正在減少的人口以及外部風雲詭譎的國際環境，使日本現在面臨著一個「國家災難」，所以安倍晉三呼籲日本人民要用明治時代「打開大門到一個新時代」的精神激勵自己克服困難。安倍晉三說，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人民「勇敢的行動」維繫了日本在面臨西方殖民勢力威脅下的生存和獨立。那時許多人投入到歷史的建設的大潮當中，迅速地實現了日本的現代化，也形成了今日日本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基礎。安倍晉三表達了對明治時代人民的「尊重和感謝」。
當然，今日日本所面臨的問題跟明治維新時代日本面臨的問題非常不一樣，整個國際環境也變得很不一樣。日本明治維新成功實現了日本的現代化，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能夠仿照西方的模式、去追上西方的強國。而日本今天——一個成熟的完成工業化了的經濟體——面臨著一些經常被提起的作為世界發達經濟體面臨的獨特挑戰，比如人口減少。在世界上都沒有一個處理得成功的先例或者榜樣，可以讓日本像當年一樣去仿照或者跟隨。
在一個風雲莫測的時代裡，日本面臨的挑戰的難度和不可預測性比150年前明治維新克服那些困難來得要難得多和不可預測得多。安倍晉三在明治維新紀念大會上說，他決定「跟著明治時代人民的腳步，去探索未來，不屈服於困難」。這不能成為紀念日對著明治時代先民們的空口應酬話。因為現在日本面臨著的的確是一個深刻的危機。明治維新150周年紀念不僅拋給了日本領導人一個問題，而且也拋給了那些商界的和其他業界的領軍人物，甚至全體日本國民一個問題：日本準備好面對當下的這些嚴峻挑戰了麼？
未完成的日本式民主事業：明治維新以降的民粹主義困局
日本是最早開啟民主改革的亞洲國家之一，但是其民主化卻又帶來了導致二戰的軍國主義體制，這似乎是一個悖論。要解開這個悖論，就必須從上至下和從下至上進行檢視和探討，也必須承認日本式的民主是一個未竟的事業。而戰後盟軍的改造並沒有如德國一樣進行得徹底，觸動日本式的民主的根基。為了日本的未來，就需要日本的知識分子重新去審視這段悲劇性的歷史，去試圖解開這個困局。Kazuo Komiya選擇了從下至上，從大眾媒體和民主制協同運作的角度下手，去檢視這段未完成的日本式民主事業的民粹主義困局。
Kazuo Komiya認為，日本的民主發展進程最早要追溯到1868年4月6日，日本政府頒布的《五條誓文》，當中的第一條：「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後來在19世紀80年代，以板垣退助為代表人物的自由民權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民權運動家試圖反對明治政府的寡頭統治。在那個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日本孕育出了最初的政黨，他們要求政府實行憲政、開設議會。這些呼籲受到了日本媒體的大力支持以及推波助瀾，特別是當時影響力很大的《橫濱日報》和《郵報》，這些報紙也跟當時的自由民權運動中活躍的立憲改進黨的關係非常密切。
《五條誓文》是日本明治天皇於慶應4年陰曆3月14日（1868年4月6日）發表的誓文。此為幟仁親王書寫版本。
1889年，為了回應19世紀八十年代風起雲湧的自由民權運動，日本政府在伊藤博文的主導下起草並頒布了《大日本帝國憲法》，憲法裡給了天皇很大的權力，但是也確立了帝國議會，日本眾議院也由民選的議員組成。帝國議會有法案提出權和預算同意權，可以通過審議預算來監督行政權力。雖然沒有條款空間讓內閣形成一個主要政黨，但是政黨這個元素並沒有被這個體制所排除出去。
很多人會覺得，這些微弱的民主要素是人們能要求一個「專制政府」妥協的極致了，但是對於自由民權運動家來說，《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字裡行間裡給在議會裡的組織政黨留了很大空間，這使民主運動能持續茁壯成長下去。在這些成果裡，自由派媒體在其中也提供了不少重要的支持，他們為男性的普選權和兩黨製造勢，也讓民主民權的訴求深入民心。
然而，這些為自由民權鼓與呼的自由派媒體，在外交政策方面卻是立場堅定的民族主義煽動者。這些媒體認為自己是日本底層人民的發聲筒，所以他們認為，當日本國家領導人和外交官被迫屈服於列強勢力的時候，他們就有責任指責他們背叛了日本人民。比如，在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割讓了遼東半島給日本，但是俄國、法國和德國為了自身利益而進行幹涉，要求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於清政府。日本媒體煽動民眾強烈抵制列強的幹涉，給日本政府施加壓力，也引爆了緊接其後的日俄戰爭。伊藤博文等《大日本帝國憲法》的起草者，深深地厭惡日本媒體扮演著的煽動民眾民族情緒的角色。
1886年6月，明治天皇在樞密院會議上審議憲法草案，右側站立者為伊藤博文。聖德紀念繪畫館。五姓田芳柳繪。
在一戰之後，經過自由派媒體的呼籲和努力，一些爭取了好久的目標，像男性的普選權和兩黨制都成為了現實。在野黨會就一些熱議的話題攻擊執政黨，比如腐敗或者外交政策出錯。而媒體卻沒有很好地跟上監督執政黨的腳步，反而變得見風使舵，日益民粹化，這為日後的二戰軍國主義體制埋下了伏筆。他們在推動民主改革中功勞頗大，但是短視的民粹傾向沒能夠培養出民眾一種健康的民族情緒。隨著20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危機的加深，媒體大肆渲染所造成的民族主義情緒壓力也達到了頂峰，這使很多日本政府官員、平民和軍官都覺得很難找到一條合適的外交出路，日本也順勢走向了軍國主義體制和戰爭的深淵。
在二戰之後，盟軍的佔領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政黨和媒體在發動戰爭的角色上的問題。雖然在1947年和平憲法頒布之後，媒體和公共教育機構一樣，肩負著傳播憲法和平主義的價值的任務，而且在這點上，媒體做的比政黨好。在日本媒體營造的擬態環境裡，民意是十分排斥重新軍國主義化和修憲成為所謂的「正常國家」的。媒體也在20世紀六十年代煽動公眾去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結果迫使艾森豪取消了訪日計劃，內閣總理大臣岸信介也被迫下臺。在20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戰後媒體最深刻地影響了日本的政治。那時日本改革了選舉制度，在媒體的大肆造勢之下，自民黨在戰後首次下野，實現了戰後的政黨輪替，細川護熙組成了非自民-非共產連立政權上臺，細川護熙也成為了日本1955年後第一位非自民黨首相。
但是，Kazuo Komiya卻認為，由於日本媒體依然易受民粹影響，煽動民粹的性質並沒有徹底的改變。今天日本媒體受到了更強烈的民族主義的民粹主義壓力，就像西方近年來反政治建制精英和反主流媒體的民粹勢力在崛起一樣。雖然有些學者認為民粹主義也是民主制度的一種很重要的補充形式，但是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排外主義的民粹力量，已經開始威脅到講究多元平等的自由民主社會的根基。
所以Kazuo Komiya總結道，自明治維新以來，媒體是建立日本民主社會的一個先鋒性的角色，但是他們在處理民族主義和民眾情緒上面卻一敗塗地，這如同二戰前日本媒體為日本民主社會埋下的雷。現在，媒體們要打破被民粹綁架的困局，要負擔起作為多元民主社會的中流砥柱的角色，才有可能真的完成日本的民主事業。
未完成的日本式民主事業：日本外交與憲政的得與失
作為一個法學家，Kaoru Lokibe自上而下地審視了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在外交上和憲政上的得與失。在安倍晉三屢次提及要「修憲」的背景之下，在當代國際關係充滿著變數的情況之下，日本該如何總結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在外交和憲政上的得與失？如何使日本未竟的民主事業達到一個穩定的狀態，在迎接當下嚴峻的挑戰時不重蹈覆轍？
首先，Kaoru Lokibe為了重估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政治和外交軌跡，把這150年做了一個歷史分期：1868年到甲午戰爭是第一個時期，重點在於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第二個時期是甲午戰爭到1928年，這是一個政治上逐漸成熟的時期，政黨政治的確立，日本的民主達到了戰前的一個高峰；第三個時期是1928年到1958年，軍國主義體制的形成和結束，以及戰後體制的開始；第四個時期是從1958年到1988年，受冷戰影響的戰後體制；然後1989年到今天，日本處於後冷戰時代。
不過，歷史學家們對日本的現代史何時起源眾說紛紜，有些歷史學家會追溯到16世紀，有些人認為是明治維新。同樣的，歷史學家開始挑戰簡單的戰前和戰後二元對立的分期——其實所有的歷史分期論在理論上都應該被挑戰。
但是，Kaoru Lokibe認為這個150周年依然值得去審視。這也並不意味著他的歷史分期就毫無意義，這不是哪種歷史分期論站不站得住腳的問題，而是因為若以1868年明治維新，和1941年日本對美國開戰這兩個討論日本現代史繞不過的時間點為基點，到今天，戰前和戰後在時間段上達到了一個數量上的平衡。所以審視這150年，我們也許能找到這段歷史的起點以及未來。
對於日本的外交史來說，有三個條約特別重要，一個是1858年被打開國門的「安政條約」，一個是二十年代的華盛頓會議上對遠東利益的瓜分籤署的多邊條約，還有戰後的「日美安保條約」。這三個條約都是日本在當時的國際政治情境下做出的理性讓步，卻也都造成了日本國內極大的民族情緒壓力。
就「安政條約」來說，日本對美國、英國、俄國、荷蘭和法國開設通商口岸，給予他們公民的治外法權。對於明治政府來說，修改這些條約就成了外交上的首要任務，他們採取漸進的行動，但是每一次，比如在19世紀70年代，日本以開放內陸口岸為條件，去交換改革他們的領事法院體制的治外法權時，都遭到國內的強烈的反對。1920年華盛頓會議，瓜分和平衡日本在遠東的利益時也是如此。20世紀60年代的「日美安保條約」的籤署，更是引發日本國內規模非常大的群眾運動，使得岸信介被迫下臺。Kaoru Lokibe認為，這些案例都是因為政客在日本國內失敗地處理這些外交問題。在每一個例子裡，政客們都使反對力量得以利用高昂的民族主義情緒進行反制，給執政者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以至於很多符合國家利益的行動遭到民族主義綁架。對於當下的日本來說，如何總結這些案例的教訓，對將來如何處理好「日美安保條約」來說十分重要。
對於日本憲法史來說，1889年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是在學習了西方各國之後，仿照普魯士起草的憲法，十分著重強調君主的權力。在19世紀80年代，日本的政黨活躍了起來，在帝國議會中，這些政黨認為憲法是一個可以根據他們的需要解釋和歪曲的條文，當時的立憲改進黨就宣稱日本是一個憲制的君主制下的英式議會內閣。這也是因為伊藤博文在起草憲法的時候，雖然傾向於強勢的君主制，但另一方面也融合了英國的體制，作為對民間自由民權運動的一個妥協。慢慢的，在20世紀20年代，包括伊藤博文等在內的高官，也協助形成了議會裡的兩黨制，而天皇的概念僅僅等同於最高的「國家象徵」，這在那時被廣為接受。然而，這套混合的體制並沒有在《大日本帝國憲法》裡得到很清晰的保障和憲法條文明確的規範，這為後來軍國主義體制和戰爭埋下了伏筆。
戰後的憲法跟明治維新的憲法相似，是一個混合體。它依據英式的議會民主制，同時又融入了美國體制的部分特點。比如最著名的是，它限制了內閣去設置日常的立法議程的權力，然後給了參議院很大的權力。這使得政府難以迅速而有效率地通過一些日常立法。
在自民黨的長期執政當中，他們給這個笨拙的機器加了潤滑油，發展出了一種加速立法的方法。他們先多多少少地保證法律草案的實施，再正式地提交給議會。政客會跟很多遊說團體交往過密，來保證他們在選舉時的選票。這些遊說團體，抹平了官僚和日本工業資本家代表們的利益分歧，使得自民黨能連續執政幾十年。在冷戰時期，這樣的政治穩定性使得日本站在了西方陣營的一邊，也使得經濟高速發展。在冷戰結束後，日本選舉改革使得議會系統更接近於憲法的目標，這使得很多小黨被選上來了，也實現了政黨輪替。但是在2009年，新的集權化的自民黨重歸執政，他們繼續改造了這個新系統。他們改變了地方競選的政策，推遲減少政府的支出，使得反對的聲音減少。雖然很多小黨能夠存活下來，但是他們會為了地區的一個議席而鬥爭，他們的聲音是割裂的。
二戰之後，日本憲法的框架由於是一個混合體，所以不可避免地在法律條文上和應用上產生了空隙。當然，這讓這個體制更加靈活，特別體現在戰後日本民主的建設和經濟的增長上。但是它也讓這個體制變得難以理解，以及人們很難去確證它符合憲法的精神和人民的意志。儘管法律原教旨主義是危險的，即使它的本意是好的，因為它堅持一些對法律條文嚴格的應用，就需要付出平衡和謹慎的代價。但是日本憲政的不穩定性，在「修憲」呼聲此起彼伏的當下，這個問題更顯得突出而重要。
明治維新的譜系學：我們該如何認識明治維新？
「黑船事件」，「倒幕運動」，明治維新似乎就這麼開始了。作為一個歷史事實，它的確客觀地存在著；但是作為一種話語，一種觀念，一段敘述，一種神話，不同時期，不同立場的人，都有對明治維新這一歷史的不同的解釋和看法。恰如福柯提倡的譜系學的歷史，把歷史重新問題化，去發現人們以現實歷史的政治實在為出發點「虛構」的歷史，或人們以歷史真理為出發點「虛構」尚不存在的政治。Reiji Yoshida就幫我們梳理了關於如何認識明治維新的譜系學，這也反映了各個時代誰在背後佔著統治地位。
吉歐索尼所繪明治天皇像。
一般的歷史學家都認為，明治維新讓日本從非西方國家脫穎而出，成功地實現了現代化，避免了被西方國家殖民的命運。比如大阪城市大學日本史的榮休教授Toshihiko Mori在2010年的一個座談會指出，「明治維新是一個對日本社會整體性的改變，在19世紀的國際環境下，明治維新使得日本從封建社會跳躍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這是日本對於18世紀開始於西歐的工業革命的挑戰的反應」。
實際上，這只是事實的片段，隱含著西方現代性的中心地位。其實在「黑船事件」之前，阿部正弘，江戶幕府老中首座，已經知道了英國對中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果，也預料到日本會有什麼事要發生。所以在「黑船事件」後，阿部正弘能反應得如此迅速也就不奇怪了。當時阿部正弘問佐賀縣官員，能否為幕府造出200個鐵炮來。而佐賀縣是當時通過進口的荷蘭圖書唯一成功地學習了荷蘭人大量生產鐵炮技術的地方。但是結果還是失敗了，幕府還是只有銅炮。這可見當時日本在技術上和西方的差距。這也是日本人民為什麼到現在都很為明治維新而驕傲，因為明治維新在工業技術上讓日本趕上了西方。
在日本的流行文化裡，有許多底層武士在倒幕運動中成為英雄的故事，這種類型故事經常出現在日本小說、電視劇和電影裡。比較出名的英雄主人公比如西鄉隆盛和坂本龍馬。但是歷史學家說——儘管大家都喜愛這些倒幕運動中的武士英雄——可明治維新從來不是靠這些英雄就能被完全解釋的。
在戰前和戰後，在歷史學家之間，對明治維新的敘述也各有不同。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偏見和不同的政治立場，明治維新的很多方面會被有意或者無意地忽視或者無視。
東京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Hiroshi Mitani說，「在我看來，明治維新最重要的是取締了階級世襲的制度。在明治維新之前，人們生於這個等級，就一直屬於這個等級」。「在這個意義上，這是一場革命，不只是在為舊帝國體制的延續而進行維新。」 Hiroshi Mitani給明治維新加上了經常被歷史學家忽略的革命性的維度。
然而實際上，我們能從明治維新中找到一個悖論。
武士階級在幫助建立一個現代明治政府中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明治政府卻廢除了等級制度，提倡四民——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平等，廢除了武士特權，包括定期發放給武士的大米等。這場改革使得社會階層流動了起來，結果卻是，這場改革最大的輸家就是武士階級。
Hiroshi Mitani說，有三分之二的武士階級，大概佔全國三千四百萬人的百分之六，在廢除武士特權之後變成了無業游民，另外還有三分之一變成了官員。「所以精英階層，大概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就這樣不知所蹤，無人關注。」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的軍國主義開始盛行。軍國主義政府開始美化明治維新裡支持帝國主義的代表人物，來證明自己繼承了帝國的合法性。比如，在1939年到1941年之間，日本教育部出版了六卷本的有關明治維新的官方歷史教科書。這個出版的目的是要「讓人民知道國家的尊嚴」。因此，這個維新的歷史故事，都是圍繞著一些支持帝國主義的活躍分子來展開，包括帝國主義者們和他們政敵的鬥爭故事。
然而，據Hiroshi Mitani說，這些故事過度簡化了實際的歷史，因為明治維新不同的黨派都有著他們的不同的議題，所以的確這套歷史書裡很多歷史事實是真實的，但它們忽略了很多故事。可是他們這個版本的明治維新的歷史，影響非常深遠，影響時長一直到達戰後。
到了戰後，有很多歷史學家受馬克思主義影響。Fuji Takagi，東京的大妻女子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認為，左翼的歷史學家貶低明治維新革命性的一面，因為它對不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他們相信老的階級系統僅僅被地主們和佃農們取代了」，因為這個比較符合共產主義的歷史線性進步論。
這些戰後的歷史學家，跟很多日本人一樣，很厭惡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戰時日本的軍國主義，特別是厭惡大家對天皇的崇拜。然後他們發現這套現代帝國體系是從明治維新開始的，他們就批評明治維新，對明治維新的評價都降低了很多，Fuji Takagi說。「歷史研究不僅僅是研究過去，也是關係到你現在如何看待當下的這個社會。歷史學家看過去，是為了形成一種看待現在和未來的方式。」Fuji Takagi解釋了為什麼很多日本歷史學家為什麼在戰後會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
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之後，馬克思主義對於日本歷史學家的吸引力退潮了。很多年輕學者開始更關注精確的、關於具體事實的、對歷史材料的考證的研究，比如去找新發現的手寫文件，而不是去描繪一個宏大敘事，Fuji Takagi和Hiroshi Mitani都這樣認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次倒戈。馬克思主義代表著一種宏大的有目的的歷史觀，但是解釋結果卻不盡如人意。」Hiroshi Mitani說。
Fuji Takagi則認為，在蘇聯解體到現在快三十年當中，也是時候讓日本知識分子拋開意識形態的偏見，不管是那是戰前的天皇崇拜還是戰後的馬克思主義，讓大家站在當下的角度重新去看明治維新。
他還認為，他最近嗅到了日本民族主義興起的蹤跡。當然這也是一個全球性現象。民族主義者經常對他們國家的歷史採取光榮化的策略，對他們國家犯過的錯誤進行貶低或者無視，比如有的日本教科書裡輕描淡寫日本在二戰時期的暴行。「所以我很擔憂。這個明治維新150周年紀念會不會變成對國家的一種光榮化的紀念。」他說。
另一方面，大部分日本人並不關心戰前帝國主義的教育和戰後馬克思主義對日本戰後歷史學家的影響。許多日本歷史迷只是關注那些戲劇性的，經常帶有演義性質的明治時代武士英雄的故事，比如司馬遼太郎的暢銷歷史小說。
司馬遼太郎的《時代英雄傳》，首次通過報紙刊行於1962年到1966年之間，一共賣出兩千五百萬份。他寫的明治時代的故事讓他成為日本戰後最出名的作家。
根據司馬遼太郎《時代英雄傳》改編的同名電視劇（2004）。
批評家們覺得他的小說太關注於那些正面的個人英雄，而無視掉那個時代陰暗的一面。「他小說的最大問題是正面積極的明治時代和反面糟糕的昭和時代的簡單二元對立」，Masanori Nakamura，一橋大學歷史系的榮休教授在他2009年出版的著作裡評價道。
Masanori Nakamura說，「反面糟糕的昭和時代」代表著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軍國主義。司馬遼太郎深深地被日本軍國主義所幻滅，所以他從來不寫日本戰時的故事，只寫在黑暗時代之前那些個人英雄的故事。
司馬遼太郎說他在寫他的小說之前，進行了大量的歷史事實調查，使得他的小說很真實。但是一般讀者不會知道哪些部分是忠實於歷史事實，哪些部分是他杜撰的，因為他的小說也從來不寫資料來源出處，不像搞學術的歷史學家。「這當然對於小說來說很正常，小說裡的資料來源很少被公布出來。很多讀者沒辦法，只好會認為這些都是真的」，Masanori Nakamura寫道。
Fuji Takagi總結道，讀司馬遼太郎的小說至少也給普通人一個好的機會去拾起對明治時代的興趣，「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會說他們打不敗司馬遼太郎，因為司馬遼太郎的讀者數量實在太大，跟歷史學家寫的專著沒法比較。」司馬遼太郎在一個經濟起飛，急速發展的劇變時代寫他的明治時代的個人英雄故事，重點其實不是明治時代具體發生了什麼，而是召回明治時代的光榮神話，幫助人們擺脫戰後的陰影，也體現了當時急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所推崇的進取奮鬥的個人英雄特質，比如他寫的關於坂本龍馬的故事，在當時鼓舞了幾百萬讀者，這是歷史學家無法達到的事情，也體現了他對當時日本社會的看法。他形成的有關明治維新的話語，也成為了那個經濟突飛猛進時代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