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最佳的譯者應該從學者中衍生出來，但現在的機制卻是學者不願幹，結果試圖將一些底子不厚的學生直接培養成譯者。最終，整個行業永遠停滯不前，永遠毀讀者不倦。
撰文 | 陶力行
經常會看到有人在朋友圈貼某譯著，然後開罵譯者垃圾。大量爛譯著充斥閱讀市場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果英文版便宜，我是絕不會冒險買中文版。
我曾幹過翻譯的活，誠實地說，是翻爛過幾部作品。幹這活以前，我也經常罵這個人那個人是廢物，直到幹了這活以後，我才發現自己也跟廢物差不多。
不敢奢望那些花了錢的讀者對我抱有半點原諒之心，但我還是想解一下這吃力不討好的活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主要翻譯的是歷史社科類的書籍，所以我在這裡主要談這個領域。
翻譯差，比較流行的解釋當然是翻譯錢太少，以至於無法吸引有志之士投身其中。
但錢這個東西屬於整個鏈條最末端，只是一部分原因，不足以解釋整體情況。事實上，也有很多人並不是為了錢而踏上翻譯這條不歸路的。
圖書行業一年出版圖書近50萬種，即便譯著只作八分之一算，也有六萬種，假設一個人一年能翻兩本二十萬字的書，至少也要三萬人。
中國人口雖然多，但還真不見得有足夠適配的人能頂上這活。如果本身沒那麼多人能勝任，同時又要出產這麼多譯作，最終只能讓不適配的人參與。就這點來說，即便翻譯費上調五倍十倍，也不見得能解決翻譯爛的問題。
當然，我們可以期待改變激勵機制，從而使更多的人投入到長期的奮鬥，直到最終改變。但是對比一下其他行業就可知道，投資回報率高的預期並不必然帶來產品質量的上升——至少在我們這裡不是這麼回事。
翻譯爛絕非個別現象，而是當下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涉及的原因比較複雜，不僅有行業機制的問題，還有歷史遺留的問題。
好譯作標準很簡單，即能夠準確、清晰、簡潔地反映原作所要表達的內容。
一個好的譯者不僅能將原作者所表述的內容準確地傳達出來，還要儘可能地降低讀者的認知門檻，即幫助讀者以最親近的方式獲取原作品的信息。但是，有時候並不能同時滿足這些要求，當衝突發生時，取捨就變得尤為重要。
▲翻譯家傅雷
翻譯工作裡，最理想的也是最難做到的，就是語詞的一一對應。
如果翻譯的是理工類作品或者商務性文件，那任務還算輕鬆。雖然所涉及的語言很專業化，但恰恰也是因為高度標準化、程式化，譯者很容易找到一一對應的語詞。
但翻譯的對象若屬文史哲領域的話，譯者除了要熟悉外文和母語外，還要熟悉兩種語言所代表的文化以及文本的語境，因為每一個語詞的形成都受歷史或社會經驗的影響，在西方某個時間點形成的一個概念，在東方未必就能找得出相對應的詞。
雖然字典能夠給我們提供一些幫助，但字典編撰的主要方式還是對過去互譯經驗的歸納，它並不能窮盡一切可能性。相對來說，有共同經驗的語詞更容易互譯，比如hungry——餓了，sugary——甜的。
若要翻譯沒有共同經驗的語詞就要通過類似於拆文解字的方式，首先將這些語詞化約成有共同經驗的基本單元，然後再將基本單元重新組合成新詞，像我們使用的哲學——philosophy、經濟——economy之類的詞語，當初都是日本人通過這樣的方式給譯出來的。
這裡可以提一下，日本思想界和中國思想界差不多是在同一時期開始啟動西學翻譯，但兩者態度很不一樣，效果也很不一樣。
日本思想界力主把準確性放在第一位，因為在他們看來，學習外人知識是第一位，而學習的起點就是準確地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而中國思想界沒有這麼看重準確性，受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影響，像很早就提出「信、達、雅」標準的嚴復也把達放置於信之前，即流暢性優先於準確性，後來的魯迅倒是把準確性放在第一位。
為了解決語詞不通譯的問題，日本思想界從明治維新時代以來，就開始大量啟動了語言的清晰化工作，把傳統語言分析化、語詞原子化，這為後來的翻譯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另外一種做法就是保留原詞，只是採取音譯的方式，然後將這些外來詞內化成自己的語言。這樣做，表面看起來很僵硬，但好處顯而易見：
一來是避免不同譯者因為不同的理解而造成的歧義；二來是容易在知識界內部達成共識，形成行業標準，因為越是去個人性，越是能實現標準化；第三，就是豐富了自己的語言。
專注於準確性的做法符合日本人的行事風格，大大降低了後人修改的風險。我們沒有把這一標準作為底線共識，經常把「約定錯成」當成了「約定俗成」，以至於鬧了不少麻煩。
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constitutional monarchy這個詞，即英國的「立憲君主制」，中文把它翻譯成「君主立憲制」。十多年前，學術界就有人主張糾正，但過了十多年，錯誤還是糾正不過來。
同樣一個詞，在古代是一個意思，在現代是另一個意思，雖然英文中用同一個詞指稱，但是翻譯的時候該不該用同一個詞對應，又會變得很有爭議。我之前在翻譯一部政治學作品時就遇到過類似的問題。
在這部著作裡，Patrotism是一個現代詞，十八世紀才有人用。查字典，你可以知道它的意思是「愛國主義」，但是作者從心理學上追溯這個概念的起源，認為古風時代就有這種觀念意識，比如英雄赫克託耳對其城邦特洛伊的情感認同。
對於譯者來說，這裡的困難是，在古風時代，根本還沒有出現國家這類東西，如果用「愛國主義」一詞，顯然是錯的。
我們現在說的「國家」實際上指的是，自十八十九世紀開始出現，由民族發共同體發展而來的有主權意味的政治實體。古希臘沒有這個東西，所以我只能翻譯成「懷邦主義」「家園主義」之類的。
在翻譯的時候，若用兩個不同的詞指稱，就會割裂兩者的聯繫性，但如果用同一個詞，就會讓讀者產生混淆。所以我在處理的時候，就採用譯者聲明的方式解釋。
說這些是想指出，翻譯是一個高度專業化的工作，需要有超越於語言本身的知識基礎作後盾。但現實卻是，當下譯者普遍缺乏這樣的知識基礎——這和我們翻譯市場的運作機制有關。
我們買書的時候，經常會看到「××系列叢書」這樣的分類標註。這類書籍要麼是出版社立項找學者組團隊翻譯，要麼就是高校學者組團隊立項然後聯合出版社推進。
雖然都有專業學者介入，但翻譯的主體並非學者，而是學者門下的研究生。一來是因為翻譯不算學者業績，不算科研成果，所以學者懶得幹；二來則是因為翻譯被當做了培養研究生的主要手段。
因為沒有掌握到研究範式，所以國內大部分學者做學術的方式就是追國外熱點，翻譯國外前沿作品。帶學生的方式，也就是先指導學生翻譯，然後再讓學生做有關這些前沿文獻的研究性論文。
但國內研究生的前置知識嚴重不足，語言技能也很匱乏，應對不了翻譯的任務。相比於國外，國內文史哲社科類學生在本科階段的學習都很弱。
▲相比於國內，西方社科類學生在本科階段的學習強度更大
在美國，普通大學高年級本科生每學期每門課就要閱讀二三十篇高強度文獻，一門課至少完成兩篇寫作。但是國內一門課一般也就讀一兩本書，達不到高密度高質量的信息獲取，知識的成長十分有限。
另外，美國課堂是以論證（argument）為主，中國課堂是以介紹為主，學習範式差異使得我們在讀人家作品的時候會形成嚴重的隔閡。語言方面，研究生的普遍水平只夠剛過六級，對於翻譯來說，這相當於赤裸上陣。
本來最佳的譯者應該從學者中衍生出來，但現在的機制卻是學者不願幹，結果試圖將一些底子不厚的學生直接培養成譯者。這裡的問題顯然會很多，比如學生畢業之後，如果不進入學術圈，翻譯的工作幾乎不會再從。
說輕的，就是資源浪費，每次都要讓一波新手出來把譯書當作實驗，實驗做砸了，書也毀一波；說重的，就是翻譯經驗永遠無法累積，無法形成系統性的知識和推進工業化。結果就是，整個行業永遠停滯不前，永遠毀讀者不倦。
日本人就不一樣，翻譯的作品也被算作學者的業績，這樣就能促使專家從事翻譯工作。
▲日本明治維新時代，提倡學習西方社會文化及習慣，翻譯西方著作
事實上，自明治維新時代以來，翻譯就被日本政府放在知識戰略的高度上，因為它能幫助日本人了解世界。獲取知識，就是為了實現了解。
在我們這裡，一味追求發論文，出成果，但卻忘記了學術的首要目的是促進知識，推進理解，而不是發論文。
在這點上，日本人想得明白，放在知識推進的高度，翻譯和發論文都只是形式而已。我們至今尚未理解這一點，最後的結果就是為了發論文而發論文，為了翻譯而翻譯，反正兩邊都沒做好。
而且日本有良好的閱讀市場，所以翻譯可以獲得很高的報酬，這也推動了翻譯市場的繁榮。
有意思的是，日本雖然民間外語不好，很多高校的學者外語也不好，但是他們的知識界一點不封閉，他們對於世界前沿的了解一點不滯後，顯然這應該歸功於成熟的翻譯市場。
總的來說，買譯著，買到好的是運氣，買到不好的是命運。我只希望自個兒有點錢，能把標註自己名字的譯著通通買下，不要等多年以後還被人拿出來指摘一番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