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寫丨聶麗平
立陶宛作家嘎比加·格魯薩特
（Gabija Grusaite）
有時會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與懷疑。她出生於1987年，當時的立陶宛仍處於蘇聯治下，1990年立陶宛獨立，她的童年成長於劇烈變化的時代。她也是立陶宛最早經歷全球化的一代，2006年，19歲的嘎比加·格魯薩特前往英國學習人類學，畢業後在馬來西亞生活7年，直至30歲才重新回到立陶宛。
遷徙與旅行構成了她的生命體驗與生活方式。她不斷問自己，她到底是誰，作為立陶宛人意味著什麼，她究竟屬於哪裡？
這種不斷經歷變化的生命體驗也滋養了她的創作。2010年，她的處女作《未完成》
（Unfulfilled）
在立陶宛出版，這部小說以一位出生於立陶宛的女藝術家為主角，故事的背景卻發生在巴黎、巴塞隆納和倫敦等地，小說描寫的是立陶宛獨立後體驗到西歐的自由與全球化的千禧一代，他們對立陶宛的傳統幾乎已經沒有懷舊之情，他們不追求金錢與名利，而嚮往著一種更加波西米亞式的生活方式。
她的上一部作品《寒冷的東方》
（Cold East）
同樣探討了不斷轉變身份的個體如何尋找自我認同與自身價值。小說的主人公一直沉浸在社交媒體帶給他的滿足感之中，有一天他卻突然感到厭倦與困惑，於是決定離開倫敦，前往東南亞旅行以追尋自己的意義。
嘎比加·格魯薩特認為，我們都生活在快速變化的時代，無論是住在香港還是紐約，個人都沒有真正的歸屬感，因此，她希望在小說中探討個體在當下這個時代不斷轉變身份時對自我認同與價值的尋找。
對身份認同的困惑不僅來自於時代與生活的劇烈變遷，也來自於技術對身份的割裂。正如《寒冷的東方》筆下沉浸於社交媒體的人物，嘎比加·格魯薩特認為，網際網路完全改變了我們對於現實的看法，真實的個體被社交媒體所吞噬，「只有當別人通過某些社交媒體上的照片看到你時，你才是一個『人』」，我們是誰與我們如何在社交媒體上描繪自己之間存在著裂痕，甚至在不同的社交平臺上，我們也會分裂出不同的人格。
嘎比加·格魯薩特本人也在與這種社交媒體造成的身份焦慮對抗。在和新京報記者的訪談中，她談到，大概在五年前，她還沉浸於社交媒體之中，會在社交媒體上記錄自己的一切生活，但她漸漸意識到，社交媒體所建立的聯繫是虛幻的，她並沒有真正與朋友、家人在一起，於是她試著擁抱現實，減少社交媒體的使用。
她認為，個體所面臨的身份認同困惑是普遍的。在中歐國際文學節的一場對談中，嘎比加·格魯薩特談到，她曾與父親討論立陶宛年輕人的抑鬱與自殺問題，她的父親對生活富足的年輕人的焦慮與抑鬱現狀感到不解。嘎比加·格魯薩特認為，儘管苦難並不是他們這代人的標籤，表面上看他們確實有富足的生活環境，但他們仍面臨著不同的壓力，比如要追求成功與完美。
在和新京報的訪談中，嘎比加·格魯薩特則講到，不僅是立陶宛，韓國、日本、俄羅斯都有很高的自殺率，「我認為這與社會上的某種完美主義有關。人們試圖做到真正的完美，他們對自己非常苛刻，有時會抱有一些他們無法達到的理想。這就是他們陷入抑鬱的原因之一。所以，保持開放的敘事，告訴人們他們並不孤單，每個人都在掙扎，也是重要的。」
身份在不同社交媒體上被割裂
新京報：評論說，你的小說《未完成》引發了千禧一代價值體系與身份建構的討論，這本書目前還沒有被引進到中國，但我對它具體引發了怎樣的討論很感興趣，你可以介紹一下嗎？
嘎比加·格魯薩特：我曾在倫敦金斯密斯學院學人類學，我的寫作受到這一學術背景的影響。基本上，人類學將身份定義為非與生俱來而是不斷變化的敘述。《未完成》是關於網際網路時代是如何完全改變我們對現實的看法的，對於人而言，只有當別人通過某些社交媒體上的照片看到你時，你才是一個「人」。
我的兩部小說都探索了身份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交媒體平臺被完全割裂的。對於我們這一代人而言，我們所面臨的最大障礙之一是我們擁有太多的選擇和壓力，這使我們變成我們本不是的樣子。我們想成為怎樣和我們如何在社交媒體上描繪自己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割裂。基本上是兩個故事，一個是我們想成為什麼，另一個是我們是怎樣的。因此它是非常複雜的敘事，因為我們總是被鼓勵成為美麗或如何的人，但我們並不是這樣的。
（《Cold East》，作者：嘎比加·格魯薩特，出版社：CLARITY PUBLISHING，2018年10月）
新京報：你對社交媒體的態度是怎樣的？
嘎比加·格魯薩特：也許在五年前，我還困於社交媒體，我在社交媒體上記錄我生命中的一切，譬如發布Instagram stories。但現在我意識到，我一直在社交媒體上，實際上並沒有和朋友以及家人在一起。所以現在我試著更多地擁抱現實生活中的聯繫，我不再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東西。
新京報：談到社交媒體，這種社交媒體的興起的另一個爭議是助長了新聞和虛假信息的泛濫，你覺得，人為什麼會那麼容易相信假新聞，我們生活在一個反智的時代嗎？
嘎比加·格魯薩特：我認為假新聞的增長是非常令人不安的趨勢，看到它傳播，我覺得很悲傷。我認為，阻止假新聞，澄清事實，是作為公民的責任。假新聞可以變得非常危險。但另一方面，新加坡制定了反假新聞法，它本該有助於阻止假新聞，事實上卻給人們帶來了更多審查。所以我認為它始終需要在一種極端和另一種極端之間保持平衡。
新京報：你認為在這個時代，文學的意義或者說作家的責任是什麼？你為什麼仍然在寫作？
嘎比加·格魯薩特：我認為文學是一種聯繫的方式。意識到有人在閱讀你的作品並因此認知他們自己，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我認為對我來說，最有價值的部分就是我與讀者的聯繫。能鼓舞到讀者，哪怕只是一個讀者，也是很好的。
「我拒絕將自己定義為立陶宛人」
新京報：《未完成》和《寒冷的東方》都描述了全球化時代的身份認同困惑，你會有類似的身份認同困惑嗎？
嘎比加·格魯薩特：有。我出生於1987年，立陶宛仍處於蘇聯治下，立陶宛在1990年獨立，所以我成長於劇烈變化的社會中。我在倫敦讀大學，之後定居在馬來西亞。所以我一直想弄清楚我屬於哪裡。因為我越來越習慣於全球身份，所以我有時會覺得在紐約更好，有時會覺得回到家鄉更好。當我回家時，我不斷問我自己，作為立陶宛人到底意味著什麼。從我長大至今，立陶宛變化如此之大，我不認得我的家鄉了，它和我小時候不再一樣。
新京報：你怎麼看待民族認同這個問題？你會如何定義自己的身份？
嘎比加·格魯薩特：種族和民族主義是非理性的，它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分裂，而不是努力與人建立聯繫。你只要說，我是立陶宛人或者我是歐洲人，那就是我的身份，那就是為什麼我不想探索其他的身份。所以，我們應該以全球化的態度保持開放，在不同的文化之間建立起橋梁。我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感情，我最好的朋友都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他們都是華裔。
我拒絕將自己定義為立陶宛人，我想成為其他人。那也是我寫這些書來探討身份問題的原因。我希望其他人也擁有這樣的機會，可以掌控自己對身份的定義。
中歐國際文學節活動現場
新京報：所以你認為文學也是可以穿越國界的？
嘎比加·格魯薩特：是的，我希望如此。這也體現在我的小說《寒冷的東方》當中。這部小說的第一章開始於紐約，隨後發展到了曼谷、馬來西亞和中國香港。它是跨越國界的，它有關不同的地方以及我們如何尋找相似。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民族主義回潮的問題？
嘎比加·格魯薩特：作為作家和藝術家，保持敘事的開放是我的責任，這甚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重要，因為民族主義和不同群體之間的仇恨正在上升。更重要的是講出這些故事，看到我們之間並沒有太大的不同，相反，我們之間有太多的共同之處。政治越分裂，對於作家和藝術家來說，了解故事的不同側面就越重要。
新京報：你曾經說過，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吸引英語讀者，但你仍然以立陶宛語寫作，為什麼，母語寫作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嘎比加·格魯薩特：我認為立陶宛語對這個國家有著很深的影響。我出生在這裡，所以對我來說，為立陶宛的文化做出貢獻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我用口語和俚語寫作的原因之一。我希望對語言有所貢獻，並為我之後的作家創造更多的可能性，讓他們更好地運用語言，更有創造力。所以，對我來說，用立陶宛語寫作是非常具有政治意味的。
新京報：你19歲就離開了立陶宛，你的作品跟立陶宛的文化有什麼聯繫？
嘎比加·格魯薩特：十幾歲的時候，我很叛逆。我想要與眾不同，跟任何人都不同。因此，我沒有一直待在一個很小的社會裡，而是去尋找其他事物，這幫助我塑造了自己的聲音。
我的創作與立陶宛的文化依然有聯繫。我筆下主要的人物總是立陶宛人，或者至少有一個人物是立陶宛人。我的小說總是關於立陶宛人的身份認同問題。但這也可以是關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就像昨天，我與一位志願者聊天，她18歲時就離開了中國，隨後在美國生活和學習。她說，當她回到中國，她也一直在問自己，作為中國人意味著什麼，我是誰，我創造了什麼文化。所以我認為，我們每個人都經歷了類似的事情。是立陶宛人，或者中國人，或來自加納、美國，這都不重要，我們所有人都在問自己這個問題。
新京報：立陶宛之前的文學作品會強調提振民族信心和民族認同，現在的文學作品與之有什麼區別？
嘎比加·格魯薩特：在那個時代，對立陶宛來說，發現自己的民族身份是重要的，所以大多數作家在努力尋找民族認同。對我這一代人而言，我們更多是去尋找我們如何融入這個世界，而不是民族認同。不是一種向內的視角，而是一種向外的視角，我們試圖看到更多，探索更多，對文化更開放，所以我認為當代文學更加全球化。
新京報：你在接受採訪時曾說，在你30歲之後，你決定重新閱讀和審視20世紀和21世紀的立陶宛文學，為什麼？
嘎比加·格魯薩特：我想我們都會經歷不同的階段。當我們年輕時，我們是叛逆的，無視傳統。當你三十歲之後，你變得更加成熟，你開始想要理解自己所處的文化。因此，我在那時開始試著理解立陶宛的文學。
新京報：我曾在一些採訪裡聽你說過你對立陶宛的文學教育感到不滿,可以具體聊聊嗎?
嘎比加·格魯薩特：我不知道其他國家是怎樣的,但是在立陶宛,文學教育更多是關於古代文學而不是當代文學。我認為對於反思人們而言，閱讀當代文學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當代文學就是關於當代人的問題、所處的時代以及他們的生活。我不明白為什麼我要在十四歲的時候讀十六世紀的文學作品。
立陶宛正在創造屬於自己的現實
新京報：你的兩部作品裡關於歷史的指涉比較少，至少似乎沒有關於歷史的直接指涉，作為生活在獨立立陶宛的一代人，歷史對你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嘎比加·格魯薩特：我認為歷史相當重要。歷史即政治，它塑造了我們的生活，而我們對此無能為力。所以我儘量了解所有文化背景。但是對於我而言，我最大的興趣是此時此刻，所以我試著不去細想已經發生了什麼，而是儘量去理解是什麼塑造了當下的世界。
新京報：你覺得年輕人對歷史應該持有怎樣的態度？
嘎比加·格魯薩特：我認為新一代人正在努力建構自己的歐洲身份。尤其是在視覺藝術領域,環保活動非常積極。我認為立陶宛現在最鼓舞人心的地方之一就在於，作為一個小國，我們正在創造屬於自己的新的現實。有很多具有創造力的人正在為之努力。有很多科技公司正在興起。
甚至是在文化食品這一領域。在蘇聯時期，立陶宛的民族視角被抹除，我們買俄羅斯食品。但現在，很多餐廳試圖重新發現傳統食品。每個人都在以當代的方式尋找傳統。我們很受斯堪地那維亞的鼓舞，他們在這方面做得很好。他們非常現代，但是有著很強的傳統根基。
新京報：作為生活在獨立立陶宛的一代人，你和父輩有著不同的生活經驗和話語體系，你有感受到這種代際差異嗎？
嘎比加·格魯薩特：有。我父母仍生活在前網際網路時代，他們的英語也說得不是很好。所以對他們而言，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有時候他們很難理解我的世界。但是我收到的對《寒冷的東方》最好的稱讚之一是，我得獎時，那個55歲的頒獎人說他們推薦所有老一輩的人讀這本書，以理解千禧一代。他們說這本書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了他們的孩子。
新京報：時隔12年，你回到維爾紐斯，你覺得這座城市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你會對維爾紐斯有一種家鄉的歸屬感嗎？
嘎比加·格魯薩特：一切都變了。立陶宛剛獨立的時候，仍然是一個相當貧窮的國家。隨後，我們經歷了巨大的經濟發展，立陶宛現在就像是一個正常的歐洲國家，我們有酒吧、咖啡館等等，城市非常乾淨。三十年前，它仍然像後蘇聯時代的城市，現在它完全是一座歐洲城市。所以，會感受到非常大的區別。
對於維爾紐斯，會有一種有趣的感覺。當我在北京、香港或其他城市時，我總感到非常新鮮和激動，所以我會持有一種開放的態度，去探索這些城市。但是當我在維爾紐斯時，我變得非常挑剔，因為這是我的城市。我希望一切都是完美的，所以我總在挑毛病，譬如問，為什麼這個東西在這兒，為什麼大家在這兒停車。
維爾紐斯街景，圖片來源pixabay
新京報：你去過很多地方旅行，旅行對你意味著什麼？它對你的創作產生了什麼影響？
嘎比加·格魯薩特：我真的非常喜歡旅行。因為它幫助我不斷地學習新事物，同時它也在挑戰我。它使我走出舒適區。無論我去哪兒，我總是感覺有點不舒服，你必須克服自己，學點新東西。所以旅行真的有助於我探索不同地方的人。
我去過的城市都出現在了我的書裡。我的第一本書是關於巴黎和法國南部的，第二本書關於亞洲和紐約。故事從不發生在維爾紐斯。
新京報：不同的城市對你而言意味著什麼？你認為城市與城市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嗎，還是說，不同城市有著相同的本質與深層結構？
嘎比加·格魯薩特：有些城市非常獨特，並且很有活力。北京就是如此。北京絕對具有一座古老城市的活力，儘管它看上去很新，但你覺得這座城市已經矗立於此很久了，在這裡發生了很多事情。而如果你去吉隆坡，你就感受不到類似的活力，它非常的膚淺和新鮮。
新京報：為什麼會在馬來西亞生活七年？這段生活對你的創作產生了什麼影響？
嘎比加·格魯薩特：馬來西亞非常適合轉換身份，因為它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它有英國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它相當有趣，令我著迷。在那兒，我們慶祝中國新年、聖誕節、印度排燈節，非常神奇。
馬來西亞的生活經歷啟發了我的創作。我在一本書裡描述了馬來西亞非常濃厚的政治背景。馬來西亞社會經歷了非常大的改變，現在它擁有了選舉。
在我的書中，我筆下的人物決定拍攝一部關於馬來西亞的紀錄片。它是小說，但它的很多事實來自於現實。
我書裡的一個主要人物是一個蒙古模特，她和馬來西亞一名顯赫的政客約會，在2006年，她在馬來西亞被謀殺了。她是被槍殺的，屍體被炸藥炸成了碎片。所以當我寫這個故事時，這聽起來就像是小說，而且是非常糟糕的小說。作為一個作家，你總是需要創作出優秀且合乎邏輯的作品，但這起謀殺案不合邏輯。立陶宛的讀者不知道這起事件，所以他們會問為什麼我創作了一個這麼奇怪的故事，事實並沒有得到證實，誰會炸毀她的屍體呢？所以把虛構與現實混雜在一起是非常有趣的。
很長時間以來，也許是某些權勢人物捲入了這次謀殺，她的家人始終未能得到正義。但我很開心這起案子重回法庭，她的父母很有希望最終能看到公正的審判。所以我認為在馬來西亞的生活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時光。
女性可以掌控自己的身體，
實現自己想要的生活
新京報：我看過一些採訪，很多人都在問你為什麼在寫《寒冷的東方》時會以一個男性作為主角，你是否真的了解男性的心理，你會反感這些問題嗎？
嘎比加·格魯薩特：每個採訪都會問我這個問題，我認為這是不正常的。因為如果一個男性作家以女性視角寫作，大家都會認為這是正常的，大家對此太習以為常了。如果女性作家以男性為主角,大家會覺得很吃驚。但是我個人相信，《寒冷的東方》以男性作為主角，效果很好。因為當我在馬來西亞時，他們不知道我的名字，他們以為我是男性。直到我站上領獎臺領獎時，他們才知道我是位女性。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性別與寫作的問題，女性這個身份會給你的創作帶來影響嗎？
嘎比加·格魯薩特：也許回答說沒有影響是天真的。當然，我成長於一個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社會裡。但是我認為這不會阻止你做你想做的事情。而且我認為我是幸運的，我出生於立陶宛，這個國家對於女性是開放的，我們處於安全的環境，我們可以做我們想做的，我們可以獲得教育。感謝上帝，我沒有出生在其他不可以獲得教育或者更糟的地方。
新京報：你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嗎？
嘎比加·格魯薩特：這取決於你對女權主義這個詞的定義，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學術的術語。如果你將女權主義定義為，我是否喜歡某類女權主義作家或者某些學術評論，我可能不是女權主義者。但如果你把女權主義定義為，相信女性擁有掌控自己身體的權利，可以實現她們想要的生活，是的，我相信這一點。
新京報：你的另一重身份是藝術家和策展人，在藝術領域，你似乎對公共藝術和公共空間很感興趣，可以具體聊一下嗎？
嘎比加·格魯薩特：我認為公共空間也是塑造身份認同的一種方式，因為當人們進入那個空間時，他們分享著同樣的感受，因此會塑造集體認同。我在馬來西亞時，我在Hin Bus Depot當代藝術中心當了幾年的首席策展人，我們的重點之一是創建社區身份認同。不同身份的藝術家與當地社區合作，創建街頭藝術，大型雕塑、音樂項目和視頻等等。
嘎比加·格魯薩特在Hin Bus Depot，位於馬來西亞檳城的一個藝術中心，圖片來自於Hin Bus Depot官網
新京報：立陶宛人和政府對街頭藝術的態度是怎樣的？在某些國家，街頭塗鴉是不被允許的。
嘎比加·格魯薩特：我認為大多數國家都有這樣的問題，因為街道是公共空間，而大部分人擁有對公共空間的權利。立陶宛的公共空間現在很開放，但你必須先取得當地居民的同意。這是當地社區、市議會和藝術家之間的對話。維爾紐斯之前對街頭藝術非常嚴格，但現在非常開放，因為我們發現街頭藝術有利於旅行業，人們可以拍照，居民也是真的喜歡街頭藝術，因為它們使建築物更美。人們和政府的態度改變了，即使是五年前，對街頭藝術的限制還很嚴格。
新京報：立陶宛的年輕一代是否找到了自己表達藝術的方式？
嘎比加·格魯薩特：是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最近的威尼斯雙年展上，立陶宛國家館獲得了金獅獎。這個館由三位年輕的女性獨立藝術家策劃，它是一部在沙灘上上演的歌劇，歌劇演員們就在沙灘上表演。這部歌劇討論了與環境有關的問題。所以我認為，當代的立陶宛藝術家是非常有創造力的，他們善於打破不同形式之間的界限。
採寫
：聶麗平
編輯
：李永博；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