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想要釐清一個重要概念：到底什麼是批判性思維。這個名詞每個人都聽過，但幾乎沒有人知道準確的意思。而如果讓我用一句話來概括：
批判性思維就是把知識的表象和本質區分開來的能力。理清了這一點之後，我們才能探討如何培養這項關鍵的能力。
對我而言，批判性思維的啟蒙來自於我的大學第一堂人文通識課：「哲學視角下的人文學科」。
6年前的秋天，芝加哥大學Wiebolt教學樓的103教室裡坐著18個剛剛入學的年輕人。每個人都在安靜地盯著眼前的書本，偷偷用餘光打量未來的同學。教室裡的氣氛持續了幾分鐘，直到一個穿著黑色衛衣的年輕學者走進了教室，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帶到了他的身上。
Wiebolt Hall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年輕學者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嚴走到了黑板前，用粉筆寫下了一個問題：「強權是否就是真理？」
反對的同學們紛紛開始拋出一些熟悉的詞彙——人權、自由、平等——而支持的同學們則開始假設如果納粹德國贏得二戰之後，世界的價值觀會有怎樣的變化。年輕學者耐心地聽完每個同學的回答，把同學們的回答一個一個地用「前提—結論」的方式總結成三段論，寫在黑板上。
「這些前提條件可以保證結論的成立嗎？」
結果是，經歷了仔細的檢驗之後，每個同學都沒法在邏輯上自圓其說。我們尷尬地發現，雖然我們每個人心中有強烈的想要證明自己觀點成立的欲望，但在證明自己觀點上卻無從下手。
年輕學者笑了笑，「如果你的觀點在邏輯上不能成立，怎麼說服別人呢。」
這是我大學生涯裡印象最深的一堂課，儘管我學到的道理回過頭來看並不深奧：我開始理解觀點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學會給自己的觀點提供合理的支撐。在我的人文通識課上，這是一件持續整個學期的事情。
整個學期，我們在課程裡討論了不同文學和哲學作品裡面對「公正」這個概念的定義。對於我來講，每一次開始閱讀新的一本書都是一次興奮的、觸電般的體驗。
對我而言，「公正」曾經是一個簡單的、理所應當的概念，我從來沒有想過這還是一個可以被思考的對象。但在這堂課裡面，我才真正體會了這些被老師帶著不容置疑的權威傳授下來的概念背後的複雜性。
回到國內後，我們在一直思考的問題是：西方傳統裡的博雅教育在中國有多少本土化和適齡化的空間。同時，作為博雅教育的核心，批判性思維的傳授自然應是當務之急。但意識到如此流行的一個詞語在基本概念上還沒有得到釐清，實屬可惜。
在可追溯的歷史視野內，世界上第一個定義「批判性思維」的人是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杜威在《我們如何思考》中稱之為「反思性思維」（reflective thought）。他的定義如下：
（反思性思維是）對觀點和被認同的知識所採取的主動的、持續的、仔細的思考；其方式是探究知識具備什麼樣的支撐，可以得出什麼樣的結論。
約翰 · 杜威（John Dewey) 美國哲學家、心理學家、教育改革者
杜威認為，人和物體的最重要區別在於，人可以自我革新，而物體一成不變。物體的改變只能受到外在的影響，而人自我革新的方式在於積極、主動的思考。但是，主動的思考不等於主動的知識學習。一個知識豐富的人如果不具有把自己和知識分離開來的能力，那麼跟被動的物體沒有任何區別。
所謂反思性思維，就是一種能夠把知識當做對象反覆錘鍊的思維模式。對於任何一個觀點，具有批判性思維的讀者的第一反應不是「我需要找到正確的理解方式」，而是「作者的這個觀點有什麼支撐」、「這樣的支撐是否合理」。能夠問出第二種問題非常可貴，但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學生們普遍缺乏這種把文本放在和自己平等的位置上，與之對話的能力。
我們曾經在Homer Project裡教過學生閱讀《獨立宣言》。這篇文獻的觀點人盡皆知：北美殖民地應當從英國統治下獨立出來。但閱讀《獨立宣言》的目的並不是了解這個著名的結論，因為答案在初中歷史書上已經寫得明明白白。同樣地，閱讀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並不是為了了解葛底斯堡戰役；閱讀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並不是為了了解1963年夏天的民權運動。
讓高中生閱讀這些經典文本的價值在於：它們用細小的假設和完整的邏輯構建了一個個著名的觀點。而這些被假設和邏輯支撐起來的觀點都是值得用批判性思維來進行檢驗的對象。
我教我的學生用文本細讀的方式一段一段地分析出《獨立宣言》裡的段落。慢慢地，他們開始讀懂「我們認為以下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而平等，他們被造物主賦予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對幸福的追求」這一條著名的宣言是為了證明「一個踐踏人的基本權利的政府應該被推翻」。而《宣言》不厭其煩地列舉了27條英國國王的暴行——包括未經許可的增稅、在殖民地駐兵、拒絕殖民地的司法獨立——是為了證明「英國政府的統治在踐踏人的基本權利」。以上兩個證明得出一個邏輯嚴密的推論：英國的殖民統治應當被推翻。
用細讀的方式去探究文本觀點具備什麼樣的支撐，可以得出什麼樣的結論：這就是從閱讀中培養批判性思維的意義。自然而然地，我的學生開始思考和質疑：《獨立宣言》所說的權利是否真的不可剝奪？作者的指控是否足以構成暴力革命的理由？掌握了批判性思維的基本模式之後，他們開始學會對文本發問，去跟文本進行對話。
大學課堂裡的學習並不是「學術觀光」。進行任何方面的學術探索，最重要的是意識到任何學術話題都發生在對話之中：一門學科的歷史是由不斷的知識顛覆組成的。尋找標準答案的學習思維在這種環境下並沒有意義，我們也一貫反對這種思維。
說到底，杜威「反思性思維」的概念點出了教育的本質：教育，即是教人思考。培養主動的思考、積極的反思比起單純的知識傳授來要重要得多。這其實代表了西方的教育思想傳統裡重要的一環：把「育人」當成教育的終極目的。早在1867年，英國哲學家約翰·密爾就在聖安德魯斯大學的開學演講上指出，大學的目的不應當是單純的技能培訓，而是培養「具備能力與涵養的人」（capable and cultivated human beings）。把一個人培養成能夠面對任何知識挑戰的思考者，這是嚴肅認真的教育應該具有的目標。
關於批判性思維，還有普遍的一個誤區：中國學生的批判性思維不夠是因為中國的應試教育體制問題。即使在提倡素質教育的美國，很多學生也並不懂得批判性地檢驗複雜的觀點。
實際上，在良好的引導下，簡單的文本閱讀也可以做到很多提升。培養批判性思維，需要一個讓學生能夠保持開放性思考但掌握正確思考模式的課堂。只要學生和老師之間有開放但尖銳的互相質疑，批判性思維的形成是比較自然的。這件事並不神秘。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在課堂裡實驗性地教過學生一些思維工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對觀點的邏輯細分和細小觀點是否成立的檢驗。就像之前提到的《獨立宣言》細讀一樣，我讓同學們從大觀點細分為小觀點入手，一點一點考察觀點之間的支撐是否成立。做到這一點需要理解以下幾個步驟：
學生學會這些基礎分析方式之後，文本檢驗下的作者的意圖自然變得清晰起來。只要明白了複雜觀點的基本結構，就可以發掘出許多文本的字面意思之下的洞見。同時也正如預料中的一樣，掌握批判性思維對同學們寫作的深度也大有提升。
事實證明，只需要一些簡單的分析指引，一個高中生也可以拆解亞當·斯密和尼採這樣的思想家的複雜觀點，並對其進行合理的批判。在這層意義上，掌握批判性思維也是對著名作品去神秘化的過程。而這恰好也是一個人心智成熟的關鍵一步。
到最後，批判性思維是一種思考的態度：不去害怕有名的作者，對知識進行無畏的探索和質疑。
批判性思維最重要一課：
在這個眾說紛紜、真假不分的時代，如何形成獨立判斷作者 | 嚴心
來源 |「WE《我們》雜誌」
我們需要共同思索的是：究竟如何對一個現象形成獨立的判斷，尤其是在一個眾說紛紜、真假不分的時代裡。
這將成為最需要當代中國人，尤其是教育界深刻反思的批判性思維難題。
回顧那些曾經被廣為接受的「失實表述」，不難發現它們背後其實隱藏著同樣的認知陷阱：缺乏實證的事實陳述以及遠離真相的情緒表達。
那麼，對這個問題唯一的解，便是每一個人都學會——警惕任何先入為主的情緒；基於調查，有理有據地表達和傳播自己的意見。
柴靜回顧自己的記者生涯，曾經描述過這樣一個細節：
在新聞調查一期職業病鑑定的節目中，同事老赫有幾次在片中以音樂對那些受疾病所苦而不能得到公正鑑定機會的工人們致以同情，領導審片的時候，卻說：「把音樂拿掉。」老赫不服，偷偷留了兩段，在她的心裡，有對人的關懷。
直到看完這個片子，柴靜才認同領導的決定是正確的，因為具有帶有強烈傾向和看法的音樂，可能使事件的因果和邏輯都來不及宕實，就帶觀眾直接進入了情緒。她說：「同情是人類最美好的品質之一，但先入為主的悲情是需要我們共同警惕的。」
這個細節想要說明的是：每條新聞背後都有一條冗長的邏輯鏈，而情緒是對人們建立邏輯鏈、通往真相最大的幹擾。
它不僅容易上癮，讓人在喚起他人情緒或與他人產生共鳴的過程中不自覺地產生滿足感，還容易被人操控利用。
保持對情緒的警惕並有所察覺，首先要認清的就是，在我們認知世界的過程中，會面對兩種表述，一種是事實表述，一種是觀點表述。
在西方國家，培養批判性思維往往以學會區分Facts and Opinions為第一課。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們就會通過一些簡單的例子教小朋友們分辨何為事實陳述，何為觀點陳述。這是對世界形成清晰、客觀認識的基礎。
而據南方周末不久前的報導，在美國俄克拉荷馬州有一家名為「學生每日新聞」（Student News Daily）的非營利性網絡媒體，經常選擇各家媒體的重大報導給學生，並附上需要批判性思考的問題，幫助他們提高思辨能力。其中一個欄目（Wednesday’s Example of Media Bias），就是提供「媒體偏向報導」的例子讓學生去思考。這是因為，即使各方媒體報導的是同一事件，且都在陳述事實，卻可能出現「故意忽略的偏向」、「消息來源的偏向」、「事件選擇的偏向」、「報導安排的偏向」、標籤化的偏向」、以及「內容闡釋的偏向」幾種常見的媒體立場偏向的表現形式。報導偏向是受情緒幹擾的體現（背後可能夾雜各種目的），導致即使是事實報導也無法完全做到「真實」、「客觀」、「公正」和「中立」。一些美國高中以此作為一門課程，幫助學生建立清醒、獨立、批判性地接受新聞報導的習慣。
這些訓練的目的，就是為了培養孩子對不同論述的警惕與思考，讓他們明白：要對一件事情形成判斷，需要有所過濾，需要有情緒的沉澱，才能避免自己成為偏見的附庸。
由於了解世界的局限，我們總是特別容易對事物產生先入為主的觀念而不加辨別，甚至被這種觀念禁錮而不自知。失實表述得到廣泛傳播，利用的正是我們這種形成觀念的過程中，不善質疑、不重求證的思維習慣。
雖然說，想要衝破固有觀念、糾正信息偏差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讓各方表述流通起來，讓事實去揭露事實，讓意見去碰撞意見。但是如果每個人陳述或轉述的都是未經調查的事實言論，輕而易舉就會對謠言起到推波助瀾、煽風點火的作用，甚至延長了謠言的生命力。
因此，想要對抗「失實表述」，我們每個人還應該秉持同一原則，那就是——
對所有人云亦云、缺乏實證支撐的表述保持高度警惕；力求準確，基於調查，有理有據地表達和傳播自己的意見。
對人云亦云、缺乏實證支撐的表述保持警惕，我們便會發現許多值得重大懷疑的表述：
中國留學生在美被槍殺，是寶馬車惹的禍——是誰給他們貼上了寶馬的標籤？報導中有確切證據表明身亡的留學生是富二代嗎？
西方孩子比中國孩子更具有創造力和想像力——這種說法經過測試嗎？還是只是大家以為？
八達嶺野生動物園老虎襲人事件中，自行下車的趙女士是因為與丈夫發生口角——這一點經過當事人證實了嗎？是不明來源的爆料還是看視頻的人自行揣測？
力求準確，基於調查，有理有據地表達和傳播自己的意見，我們便會發現不少謬誤都會在理性分析中土崩瓦解：
當哈佛凌晨四點半的故事傳來，如果我們可以少一點人云亦云，多一點有疑之心，少一點不加辨別，多一點小心求證，輕易就能發現其中的不實之處。
當我們在網上讀到「唯美」的文字進而傾慕推崇楊絳先生的時候，如果可以抽些時間，找一個版本的《楊絳文集》，坐下來好好讀上一讀，也許就能發現流傳的《一百歲感言》，無論從行文風格還是語言習慣上，都與楊絳先生有諸多差異。
只是，準確終究是門技術活，每個人對世界的認識都存在局限，如何做到有理有據？
唯有「調查」。要成為準確的表達者和傳播者，你要投入到廣大的世界中去。
留學生王諾諾在知乎上回答「出國留學的意義是什麼」時，曾經寫過一段關於「廁所」的趣聞，她的經歷也許能幫助我們闡釋這個問題。
上中學的時候從電視裡看到個段子，說有個人去美國旅遊，想上廁所了，到處問哪有「WC」，居然沒人能懂。主持人評論道，「WC」其實是廁所極其土鱉的譯法，現在國外沒人知道WC，就連toilet都是過時的翻譯，應當用bathroom替代。說完他又搖搖頭，北京奧運會要開了，我們基礎設施的翻譯水平還有待提高，不要在歪果友人面前丟臉呀。
屏幕外的我深以為然。
高中跟家人去美國玩兒，接受過80年代英語教育的我爸想找廁所，也是拉著人就問哪兒有WC，果然人家一愣。我糾正他是「bathroom.」 這才有人懂了。從此我深深地認為，在國外你問人WC在哪兒，就如同在中國問：「哪裡是茅坑？」是非常詭異的，是腦子不大正常的。
後來我去了溫哥華念大學，意識到bathroom並不是唯一的上廁所用語，使用restroom，ladies' room, men's room, 特別是加拿大流行的washroom，都能表明你是一個正常的人類。從此我深深地以為，國外的廁所都應該以room結尾，WC是外星人才會這樣叫的吧。
再後來我去劍橋念研究生，發現英國的廁所上印著「toilet」。嗯？這好像跟我的認知不符……但我依舊深深得認為，就算「toilet」可以憑藉腐國人一如既往的特立獨行勉強過關，WC還是大逆不道的。
再再後來，我去了歐洲玩耍。發現這裡幾乎每一塊廁所的門牌都赫然印著「W.C」。不得不承認這兩個字母的衝擊是巨大的，數年來我自己構建的世界廁所觀轟然倒塌。男女老少在印著「WC」門裡進進出出，形容倉促，正常無比，沒有一個擁有外星人的特徵。
——以上摘自知乎，版權屬於網友王諾諾
用她的話來說，打破認知，是那句俗到不能再俗的話——「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不為求得真理，只為不再居一隅而自認真理在握。」
沒有積累，就沒有批判性思維。無論出沒出國，多讀一些書，多走一些路，多歷一些事，親身去體驗一切，永遠是認識世界、形成獨立判斷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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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Paideia；來源 | 德明教育體驗AcadeMe
責編 | 小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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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新校長》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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