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回國之前，畫家陳丹青並未料想到「英語」會對他構成困擾；自從8年前他從清華大學辭職後，幾乎不再談論「英語考試」話題。不過，作為「炮轟」英語考試制度的第一人，他至今仍對應試教育感到絕望：「十多年了，講了根本沒用嘛，巍然不動。」
「我是知青，不懂英語」
「英語」對少年時代的陳丹青而言，既熟悉又陌生。他的父親一輩，不少人精通外語。在廣東老家上高中時，他的父親已經有很好的英文教材和英語教學。1947年陳家老父考入上海海關學院，教授清一色是英美人，包括當時還很年輕的費正清。學校課程全部英文，「我父親的高中英文程度就能考入洋人在上海辦的大學」。
「上海是殖民地，1949年前，很多傭人都會講英文，不跟外國人接觸的市民也喜歡胡謅英文。為什麼？因為很多上海口語夾雜英文，沒受過教育的市井之徒也能講幾句英文。」陳丹青以他的老師之一、連環畫大師賀友直為例，「他1949年前是個苦孩子，做過學徒、當過國民黨兵，1949年後政府培養他畫連環畫，今年90多歲了，隨口講很多英文短句，就是上海街巷聽來的。那時說洋話是風氣，是時髦，有種優越感——『我會講幾句英文』。」
2005年陳丹青批判英語考試制度被公開後，清華大學退休老教授孫復初站在他一邊。孫教授與陳父同齡，他也說，1940年的中學生，初中可讀英文小說、唱英文歌，高中就用英文寫信、寫作，「相當數量的學生口語也很好」。孫在建國後主持編寫《英漢科學技術詞典》出版發行數十年，是很多科技人員必備的工具書之一。
「我父親和孫復初教授的回憶是相同的，他們說，到了大學還要嚴考英語，民國沒這事兒！」陳丹青說，「當年你能進大學，就假定英語的讀、寫、聽，已經過關，今後只是對專業口，深造提高的問題了。」
到了陳丹青這代「50後」讀小學時，情況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儘管官方文獻記載明確了1964年教育部將「第一外語」從俄語轉換英語，但陳丹青完全不知道：「1964年跟蘇聯整個兒鬧翻了，可是1966年『文革』爆發，所有外語教育都停止了」。
1966年陳丹青小學畢業，此後再沒受過正規教育。「文革」初始，小孩們因為學校關閉、不用上課而雀躍。「大家瞎混到1967年，毛主席說複課鬧革命，我們按指定區域，一律免考，就近入學。入學後，語文數學課本一律沒有，英語教材只有幾頁油印本，上了幾課就下鄉下廠了。」他們學的幾句英語，無非就是——「打倒美帝國主義」、「毛主席萬歲」。
自16歲到25歲，陳丹青輾轉農村8年，自學繪畫。「『文革』結束前兩年，1974年，部分大學複課，招收工農兵學員，英語是進外語院校的工農兵們的第一外語。
1978年，陳丹青投考「文革」後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研究生，他在外語考試證寫道：「我是知青，沒上過學，不懂外語。」然後起身離去。外語零分，專業課高分，他就這樣成為研究生。「這樣的例子不是一個兩個，所有『文革』過來的考生，十之有九不會外語。當時國家強調『擇優錄取』，強調『業務』。你畫畫好，跳舞好，數學好，外語差不要緊，進門再補。但這種狀況很短暫，進入1980年代，外語教育越來越嚴格了。」陳丹青回憶說。
有趣的是，藝術研究生的教學依舊與英語沒有交集：「那時學院有個天真的預想：這批研究生可能被公派赴法留學，於是美院請來外語學院法語老師，專為研究生開設小班，學了半年多。其實當年國家太窮，哪會公派，現在我只記得幾個單詞了。」
「只是生存需要」
陳丹青就讀美院的同期，「英語熱」在社會上迅速升溫。1982年陳丹青出國前，「英語角」是北上廣等大都市的公園一景：「天天有一大群人圍著一個英語好的老先生，成天對口語，風雨無阻。不過對我完全沒有影響，我已考上研究生，一心只想畫畫。」
兩年後，27歲的陳丹青完成《西藏組畫》，震動美術界和文藝界。留校任教一年後，他自費去紐約留學。但「英語」仍未成為他的焦慮，只在出國前半年靠當時流行的大眾教材《英語900句》，突擊學習會話。」
到紐約後，陳丹青在唐人街一家華人開辦的英語學校上過半年課，「上得很不認真」。他說：「我不是個好學生。但我在語言上不是特別笨，一兩年內就能對付口語，四五年後，大概單獨講演半個鐘頭也可以，再後來，能和當地藝術家談些帶點專業用語的對話，但單詞很少。我的問題是聽和寫、講，今天也還可以，大約相當美國初中生水準吧。」
作為「文革」後第一批走出國門的尋夢者，他自認幸運：一到紐約，就有美國畫廊老闆找他籤約。這家叫瓦裡芬德利的畫廊位於曼哈頓五十七街，陳丹青成為第一個和畫廊合作的中國人。
幾年後，由於厭倦重複西藏主題，陳丹青不再走畫廊路線。他說，英語不佳，從未成為在紐約的困境，因為整個藝術界只看作品，從不計較作者的英語。英語的重要性主要針對兩種人，一是必須在美國上學深造，一是必須在美國公司上班謀生。「我是自由職業者，從未遭遇語言問題的障礙。」
「到國外，英語不是學習問題，不是考試問題，而是生存問題。你要接電話，要購物，要交稅，要去各種機構辦事，你非得會說英文。在美國呆久了，大部分受過普通教育的人，生活會話都不錯。但我不會說這是學習英語的結果，而是切切實實的生存的需要。」
1988年，陳丹青的夫人和女兒來美團聚。之前，他擔心孩子如何入學，結果美國入學規矩簡單到「只需要一個信封」，證明你是學校附近的常住居民，任何族裔的孩子立馬可以上學。語言問題怎麼辦？「我女兒來時8歲半，讀到小學三年級，能寫幾百字的中文作文。但半年後她就忘了中文，天天看美國電視，和任何美國人交談，很快就變成美國孩子了。」
此後，陳丹青就以女兒的經歷勸那些移民美國的家長，他們「半年後根本不用操心孩子的英語水平這事，每個孩子滿嘴英語，非常快」。在美國18年，陳丹青目擊移民美國的各國孩子越來越多，美國為了這些孩子，包括大量非法移民，不斷擴建中小學：「我都不知道美國師資怎麼跟得上，在美國，上學是天賦人權，哪家家長不送孩子上學，是犯法的。」
至今，陳丹青坦承「從未融入美國社會」——他說，他連中國社會也未「融入」——他讀中文《世界日報》，讀中文書，聽木心先生講世界文學史。「我連中文都沒學過、沒學好，所以從未焦慮自己英文不好。」畢竟，藝術超越語言，他表達自己，並不深受英文的困擾。他認為，一定程度的英語會話足夠與人溝通，交友，甚至深談——
「用一個錯誤代替另一個錯誤」
2000年，陳丹青被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聘為教授、博導。當年報考博士生的24位考生中，5名入圍，但因外語不過關全部落榜。為陳丹青首次招生不致落空，校方特意讓五位考生轉以「訪問學者」名義入學。然而一年後，5名「學者」再次因為英語分不過線離開清華；同年，二十多名投考陳丹青畫室碩士生的考生無一人通過英語和政治考試。
「我完全瘋了！」陳丹青回憶道，「這還不如『文革』後我上學那會兒啊！」當年年底，他在上海《藝術世界》專欄上以四千多字長文「痛罵」藝術教育的英語考試制度，題為《我們上百年文化命運天災人禍的總報應》。這是國內第一篇痛陳英語考試製荒謬而誤人的文章，立即被不少大學生複印放大後，貼在校園裡。
「1980年代，華東師範大學校長袁運開甚至親自到上海教育局力爭，並和教育部交涉，懇請對業務人員的英語考核適度放寬，讓他們以後再補，那時也還有通融的餘地。」陳丹青說。「我回來後，不可能了，完全不能通融，跟律法一樣嚴厲。所有教員為之困擾20多年，居然沒人叫一聲，後來我明白了，這是硬槓槓，休想動。」
2002年，青島女孩吳雯投考陳丹青的研究生，專業第一，外語、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她花整年時間在京租房，日日專攻英語和政治，翌年再考，英語仍差一分，被斷然拒絕。
2004年，吳雯去倫敦自費留學，毫無懸念考入當地藝術學院研究生，之後兩年給陳丹青的電郵全是英文，「遠遠超過我的英文書寫」。
2003年年底，當三位本科生決定報考他的研究生後，他辛辣地寫道：「棄置畫筆，春夏秋冬專攻外語和政治，預備投考研究生，此乃當今所有文藝壯丁的青春修行。我預祝他們成功，等著他們失敗。」
就這樣，僅僅因為英語考試，陳丹青4年沒招到一個研究生。2004年10月，他向校方清華提出辭呈，迅即引發全社會對於英語考試和英語教育的大規模質疑。
「我觀察他們怎麼教英文，發現一切的一切只為考試。我父親和孫復初教授啟發了我：英語教學越規範，越可怕。靈活的、有智慧的、能夠帶來熱情的、曾經非常有效的英語教學，消失很久了，一切讓位給考試。被英語考試毀滅的不僅是落榜學生，而是首先毀滅了英語教育本身！這樣的制度讓你痛恨英語，因為最後，你學來那點可憐的英語，全部還給考試。」
儘管任教期間，陳丹青不停地「瘋狂叫囂」，但體制卻毫無回應。更讓他感到心寒的是學生的態度，辭職兩年後，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邀請他參加一期辯論「英語四、六級該不該廢除」。好幾位咄咄逼人的女同學堅決支持考試製，稱高校應該「培養人民的藝術家」，而非招「民間藝人」，這樣「中國作為泱泱大國才能更加崛起」。陳丹青說他當時氣得無法開口說話，最後只能委婉地說：「這是社論語言，不是年輕人的語言。」
「這已不是外語教育問題，而是權力教育的後果。」他說，「你什麼都不能做，做了也沒用，因為你沒有權力，很簡單。」
所以當陳丹青得知「三年內高考取消英語」的消息，第一反應是：「什麼原因導致教育部出臺這個政策。哪個部門、哪個官員、通過哪一級批准，這種政策才會出臺？才能實現？目前沒有人確知理由是什麼、目的是什麼，尤其是，取消之後，外語教育怎麼教？」
「我不樂觀。英語教材改不改？教學方式換不換？替代方案、後續措施是什麼？是否更合理？各校第一線教師是否知情？是否同意？只要這些不清楚、不改變，英語教學的無效性和荒謬性，不會改變。我看不到英語教學廢除強制性考試，或降低考試門檻後，短期內會有良性轉變。」
他的語氣仍和多年前一樣冷靜而無奈：「絕不僅僅在教育領域，在所有領域，總是有一個粗暴的、荒謬的、明顯不奏效的政策，無視下情，罔顧規律，強行實施很久很久，非得到兩三代人給廢了、耽誤了、扭曲了，非得整個情況早已無可挽回，這才出臺另一個同樣輕率、同樣極端，尤其是，同樣傲慢的政策，用來廢除上一個政策。總是這樣的：用一個錯誤代替另一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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