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回國之前，畫家陳丹青並未料想到「英語」會對他構成困擾；自從8年前他從清華大學辭職後，幾乎不再談論「英語考試」話題。不過，作為「炮轟」英語考試制度的第一人，他至今仍對應試教育感到絕望：「十多年了，講了根本沒用嘛，巍然不動。」
2000年，陳丹青被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聘為教授、博導。當年報考博士生的24位考生中，5名入圍，但因外語不過關全部落榜。為陳丹青首次招生不致落空，校方特意讓五位考生轉以「訪問學者」名義入學。然而一年後，5名「學者」再次因為英語分數不過線離開清華；同年，二十多名投考陳丹青畫室碩士生的考生無一人通過英語和政治考試。
「我完全瘋了！」陳丹青回憶道，「這還不如『文革』後我上學那會兒啊！」當年年底，他在上海《藝術世界》專欄上以四千多字長文「痛罵」藝術教育的英語考試制度，題為《我們上百年文化命運天災人禍的總報應》。這是國內第一篇痛陳英語考試製荒謬而誤人的文章，立即被不少大學生複印放大後，貼在校園裡。
「1980年代，華東師範大學校長袁運開甚至親自到上海教育局力爭，並和教育部交涉，懇請對業務人員的英語考核適度放寬，讓他們以後再補，那時也還有通融的餘地。」陳丹青說，「我回來後，不可能了，完全不能通融，跟律法一樣嚴厲。所有教員為之困擾20多年，居然沒人叫一聲，後來我明白了，這是硬槓槓，休想動。」
2002年，青島女孩吳雯投考陳丹青的研究生，專業第一，外語、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她花整年的時間在京租房，日日專攻英語和政治，翌年再考，英語仍差一分，被斷然拒絕。
2004年，吳雯去倫敦自費留學，毫無懸念考入當地藝術學院研究生，之後兩年給陳丹青的電郵全是英文，「遠遠超過我的英文書寫」。
2003年年底，當三位本科生決定報考他的研究生後，他辛辣地寫道：「棄置畫筆，春夏秋冬專攻外語和政治，預備投考研究生，此乃當今所有文藝壯丁的青春修行。我預祝他們成功，等著他們失敗。」
就這樣，僅僅因為英語考試，陳丹青4年沒招到一個研究生。2004年10月，他向校方清華提出辭呈，迅即引發全社會對於英語考試和英語教育的大規模質疑。
「我觀察他們怎麼教英文，發現一切的一切只為考試。我父親和孫復初教授啟發了我：英語教學越規範，越可怕。靈活的、有智慧的、能夠帶來熱情的、曾經非常有效的英語教學，消失很久了，一切讓位給考試。被英語考試毀滅的不僅是落榜學生，而是首先毀滅了英語教育本身！這樣的制度讓你痛恨英語，因為最後，你學來那點可憐的英語，全部還給考試。」
儘管任教期間，陳丹青不停地「瘋狂叫囂」，但體制卻毫無回應。更讓他感到心寒的是學生的態度，辭職兩年後，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邀請他參加一期辯論「英語四、六級該不該廢除」。好幾位咄咄逼人的女同學堅決支持考試製，稱高校應該「培養人民的藝術家」，而非「招民間藝人」，這樣「中國作為泱泱大國才能更加崛起」。陳丹青說他當時氣得無法開口說話，最後只能委婉地說：「這是社論語言，不是年輕人的語言。」
「這已不是外語教育問題，而是權力教育的後果。」他說，「你什麼都不能做，做了也沒用，因為你沒有權力，很簡單。」
所以當陳丹青得知「三年內高考取消英語」的消息，第一反應是：「什麼原因導致教育部出臺這個政策。哪個部門、哪個官員、通過哪一級批准，這種政策才會出臺？才能實現？目前沒有人確知理由是什麼、目的是什麼，尤其是，取消之後，外語教育怎麼教？」
「我不樂觀。英語教材改不改？教學方式換不換？替代方案、後續措施是什麼？是否更合理？各校第一線教師是否知情？是否同意？只要這些不清楚、不改變，英語教學的無效性和荒謬性，不會改變。我看不到英語教學廢除強制性考試，或降低考試門檻後，短期內會有良性轉變。」
他的語氣仍和多年前一樣冷靜而無奈：「絕不僅僅在教育領域，在所有領域，總是有一個粗暴的、荒謬的、明顯不奏效的政策，無視下情，罔顧規律，強行實施很久很久，非得到兩三代人給廢了、耽誤了、扭曲了，非得整個情況早已無可挽回，這才出臺另一個同樣輕率、同樣極端，尤其是，同樣傲慢的政策，用來廢除上一個政策。總是這樣的：用一個錯誤代替另一個錯誤。」
（原文刊載於《東西南北》2014年18期，今日見於《羅輯思維》，然其發布未久即遭刪除，不知其中緣故，遂於知網找出原文轉發於此，以饗眾人。）
羅胖：
在西方社會，上帝走了之後——
替代為「精英—大眾」的社會結構。
在中國社會，皇上走了之後——
替代為「領導—群眾」的社會結構。
無節制的權力仍然健在。
所以，很多微觀的不合理現象只是替罪羊。
或者是一個對權力的「制衡器」。
比如應試教育中的英語。
假設一下，英語考試取消了，藝術招生就得救了？
條子會來，人情會來，權力會來。
那時候，反而會有人懷念那——
六親不認的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