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信力建 /文 從入學比例上看，中國高等教育已經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國際公認標準是入學率在15%以下為精英教育，入學率在15%至45%之間為大眾化教育，超過45%為全民高等教育。除開高等教育入學率，我們的高等教育既不精英也不大眾。
古代皇家宮廷、貴族城堡、地主莊園，現在成為名勝古蹟，遊客人流如織，很少人有興趣去體驗古代貧民生活。我們現在所稱的古代文化，無論文字的還是非文字的，通常只是上層精英留下的作品，貧民階層的遺產乏善可陳。古代文明由少數精英所創造，有人由此事實推論出社會應該賦予精英特殊地位，這種觀念被稱作精英主義。由柏拉圖開啟的古典歐洲精英主義有強烈的貴族傾向，把家庭出身、社會地位和財產作為衡量精英的標準，儒家的精英主義更看重個人修養和學識。
科舉制度可看作儒家精英主義的政治實踐。科舉制度之前漢魏南北朝搞的是察舉制，和現在企業人才招聘類似。察舉制度的好處是兼顧學識與修養，但是效率較低，候選人群有限，平民百姓很難入朝廷法眼，士大夫家庭有先天優勢，於是強者恆強，階層分化嚴重。
科舉制度相反，遴選效率高、範圍廣，但是科舉考試的知識面很有限，人身修養就更難考核了。科舉制度延續千餘年終於在1905年被廢，主要是僵化的科舉考試內容與現代社會越來越脫節。如果逐步調整科舉考試內容，向當今的公務員考試過渡，也許社會變革會平穩一些。在沒有建立更好的精英遴選機制之前，倉促廢除科舉造成嚴重後果，之後半個世紀充斥著軍人幹政，軍閥混戰，同時青年才俊湧入軍隊，又使傳統文化迅速陷入斷代危機。
如果說廢除科舉與滿清覆滅之間的因果關係還存在爭議的話，那麼恢復高考在開啟改革開放當中的標誌性意義則是全民共識。高考和科舉在遴選精英方面的功能是一致的，大專以上文憑自動獲得幹部身份，1990年代以後才增設公務員考試，分擔高考的功能。恢復高考為政府輸送了大批後備幹部，緩解了幹部斷層危機，這是恢復高考和恢復高等教育的顯著成果。
高考與公務員考試雖然分立，但是大學為政府機構與各種公營機構輸送人才的教育職能沒有改變。市場經濟發展起來之後，需要人才的機構五花八門，大學卻以公務員為標準，千篇一律地培養人才。公務員第一要務是服從，而機構領袖則需要開拓創新的膽識，這種高等教育與需求之間的錯位，連面向政府都顯局限，更遑論包括企業在內的民間組織了。晚清遭遇的人才問題，現在再次出現。
改革開放初期由於對科技人才的渴求，一些重點大學先後開辦了少年大學生班，將全國的早慧兒童集中起來培養。30多年後總結，不說失敗吧，至少是辜負了當初的殷切期望。能夠考入少年班的孩子智商無疑都是出類拔萃的，這批高智商兒童成就未如理想，不是他們個人的遺憾，而是民族的損失，損失無法估量。
大學方面承認，培養少年大學生經驗不足。實際上何止是培養少年大學生方面經驗不足？中國有著世界上最龐大的高中畢業生基數，國內大學畢業生水平卻不敢恭維。偶然有幾個冒了尖，還很難說是大學教育的貢獻，或許是大學課堂沒有把天性抹殺乾淨的結果。全國頂尖學府清華北大曾被戲稱為「留美預科班」，現在面臨港澳臺新的競爭，再過些時日「留美預科班」恐怕也難保。教育收費改了又改，不合時宜的教育程式卻紋絲不動。有位理工科少年大學生僅僅因為哲學不及格，拿不到本科畢業證。陳丹青教授因為不滿學校對研究生的無理要求而辭教，按學校規定美術專業研究生的高等數學必須及格，高等數學在美術創作中有什麼用？
這種僵化的高等教育模式用在通識教育上或許還行，絕不適合精英教育。精英教育應該多樣化、個性化，強化領導能力和社會責任感，這方面在國內看不到改善的前景。權宜之計是將高教經費按在校生人數補貼給所有高校，讓財政的甘霖普灑在國內學生頭上，老老實實做好大眾教育。
中國的精英教育可以像進口奢侈品一樣交由外國高校承擔，甚至不用出國，香港、澳門和臺灣就可以分擔很大一部分。近年港澳地區高校發展迅猛，跟大陸市場需求拉動關係極大。尤其是香港特區，高等教育才起步短短十多年時間，就從一個「文化沙漠」崛起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教育之都，在大學排名榜上，港大、香港科大等數間大學遠超清華、北大。跟清華、北大不同，這個成就是在沒有花費一分錢中央財政撥款的情況下取得的。香港回歸祖國十多年，香港的驕傲也是中國的驕傲，讓香港培養中國精英一點也不丟份。
作者簡介：信力建, 中國民辦教育家，中國民辦學校第一人，在多家媒體開有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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