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初到杭州結識的「五公」,除上面說到的海月惠辯和辯才元淨外,尚有所謂臻、璉、篙三位佛僧。「臻」,指的是梵臻,為天台高足,先住上天竺,遷金山寺,後住持南屏山興教寺。據《佛祖統紀》卷十二記載「東坡初來杭,與師最厚」。
蘇軾《九日尋臻閣黎遂泛小舟至勤師院二首》詩有雲「南屏老宿閒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查注引《教苑遺事》雲「熙寧五年,實相法師梵臻,移居南屏興教寺」。熙寧五年蘇軾初到杭州任通判,「南屏老宿」即是他此次尋訪的「臻閣黎」梵臻法師。詩中以「閒相過」與「懶重尋」對舉,亦可作為蘇軾「與師最厚的」,儘管記錄兩人交遊的材料並不多。
「五公」之一的璉,即蘇軾赴任鳳翔之前在京師就結識的大覺禪師懷璉。懷璉離京渡江南歸後,先住杭州金山,後居明州阿育山。蘇軾悴杭期間,曾修書懷璉談舍贈禪月羅漢事,其辭雲「昨奉聞欲舍禪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為舍施,莫如舍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似靈異,累有所覺於夢寐,不欲盡談,嫌涉怪爾,以此不欲於俗家收藏」。蘇軾此信其實是一封回書,此前他接到懷璉的來信,「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開書不覺失笑,」同前書故信中詳述欲贈禪月羅漢的理由,一曰父詢所甚愛,與贈四菩薩與惟簡同一意趣二曰不欲於俗人收藏,皆盡孝道、續世交舊好之意,並無交換之想。然佛僧亦有禮尚往來之習,翌年,懷璉把一株羅漢木贈給蘇軾,不過蘇軾又把它轉贈給慈化大師了。
道潛《都僧正慈化大師輓詞》自注云「育王山大覺禪師以羅漢木贈蘇翰林,蘇反以贈師。凡植二十年,葉間生青如比丘形,謂之羅漢木」。蘇軾還曾把張方平送給他的一鼎轉贈懷璉,並在其化寂時作銘文以志之「樂全先生遺我鼎頗,我復以晌大覺老禪。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部鼎,以器從名……抱山之泉,烹以其薪。為苦為甘,諮爾學人」。兩人的書信來往和相與饋贈,表現了世交的深厚情意。
蘇軾初到杭州所見的「五公」,還有一位就是契篙,號佛日,藤州譚津縣人,少年即出家得度並受具足戒,與大覺懷璉同輩,均為雲門宗禪僧。據釋惠洪《禪林僧寶傳》卷二七記載,仁宋嘉枯六年,契篙進京上書仁宗皇帝,乞請將其所著《傳法正宗記》、《輔教篇》等編入大藏經,仁宗下詔準允其請,並賜其號曰「明教大師」,從現存的材料看,蘇軾與契高的交往不會太多,因為蘇軾悴杭的第二年,契篙即於靈隱寺去世。但是,蘇軾曾見過契篙則是可以肯定的。在蘇軾的心目中,契篙禪師的面容是「常鎮」,少有笑臉海月慧辯師則是「常喜'、少有怒容。「乃知二人以鎮喜作佛事也」。如果不是經常見面,難以形成這樣的印象。
北宋時期,江南佛教頗昌盛,蘇軾在這一帶為官時所交遊的方外之友,除初到杭州時所見的上述「五公」之外,還結交很多僧人禪師。他說「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據《西湖遊覽志餘》記載蘇子暗佐郡時,與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診為方外之交,嘗同泛西湖,關於這幾位佛僧泛遊西湖之事,蘇軾有詩作記,詩題為《五月十日,與呂仲甫、周那、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診同泛湖遊北山》,蓋《西湖遊覽志餘》之所本也。
其實,蘇軾第一次到杭州,最先造訪的佛僧應當就是惠勤,原因是歐陽修的介紹推薦。蘇軾《六一泉銘序》雲「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蘇軾與清順、可久的交往也較為密切。清順,字怡然,為杭州祥符寺僧。釋惠洪《冷齋夜話》卷六雲「西湖僧清順,怡然清苦,多佳句」。知其亦有詩名。清順與同寺的可久均為蘇軾悴杭時的詩友,他有文字記載雲「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二閣梨,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而衣幾於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對兩位既是僧友,也是詩友者表達了敬佩之意。
蘇軾悴杭期間交往的僧人禪師,除以上說到之外,尚有很多。蘇轍詩《偶遊大愚見餘杭明雅照師舊識子瞻能言西湖舊遊將行賦詩送之》雲「昔年蘇夫子,杖展無不之。三百六十寺,處處題清詩。糜鹿盡相識,況乃比丘師。辯淨二老人,精明吐琉璃。笑言每忘去,蒲褐相依隨」。確實,蘇軾初往錢塘任通判,幾乎是遇佛寺則必遊歷,見僧禪便多交往,焉能一一列舉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