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我們都知道。和中山先生一樣,商鞅也有他的三民主義,不過商鞅的三民主義,不是他自己說的,而是後人給他總結的。
據《史記.商鞅列傳》,商鞅在開始變法的時候有許多老百姓議論,覺得這改革不行。十年以後,這些老百姓覺得這改革真的讓秦國強大了,又說這改革不錯。對於這些開始的異議分子和後來的認同者,商鞅是怎麼做的呢?衛鞅(商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
商鞅的這個做法,確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對這些一開始不相信他的異議分子,為什麼當初不採取措施?是當初商鞅還沒有這個權力,還是商鞅自己也不敢肯定改革是否能成功,所以不敢對異議者採取措施呢?十年以後,他的改革成功了,這些人從開始的懷疑反對,變成了支持信任。那麼對於這樣的一批人,為什麼商鞅認為他們是「亂化之民」呢?亂化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商鞅要懲罰他們的,不是他們的反對還是支持,而是認為,老百姓根本沒有議論國家政策的權力,只要議論就是亂化。國家政策的對與錯,都與老百姓沒有關係。老百姓唯一要做的就是聽話,即不要議論國家大事,否則你議的不管對錯,都將受到懲罰。所以《史記》記載:「其後民莫敢議令」。這種把民眾當工具的思想,是徹頭徹尾的愚民政策。這種思想觀念不要說民主了,就是和儒家的親民思想都有很大的距離。
愚民政策是構成商鞅的三民主義的內容之一。
商鞅強國,最重要的一個政策就是保甲制。
所謂保甲制其方法就是連坐,你要不想連坐也可以,就是盯緊一個甲裡的其他人,如果他們有什麼違法亂紀的行為就主動舉報。這樣人人為了自保,人人都要告發他人,中國的告密文化從此形成。這連坐之法,確實對管理社會有著極方便的作用。在戰爭中的作用更為明顯。大家都怕因此而觸犯了法律,這連坐之法到現在還有人在使用。前幾天有新聞說,一個人覺得遇到不公,要去上訪,怕連累當公務員的兄弟,特地聲明脫離關係,這就是連坐的作用。連坐法是對老百姓的一種侮辱,完全不顧老百姓的基本尊嚴。
辱民政策是構成商鞅的三民主義的內容之一。
商鞅見秦孝公帶去三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帝道。帝道就是天下大同,就是人人平等的理想世界。可秦孝公等不及,說等你實現帝道我都已經死幾回了,所以選擇了霸道。霸道是什麼呢?就是強秦一統。也就是讓國家迅速強大,最後統一全國。這個方案聽得秦孝公熱血沸騰,要求商鞅馬上實施。要實現霸道的首要任務就是國家必須強大,因為打仗需要花錢,國家不能控制所有資源和財富,秦要統一六國只是一個夢想。這重要的途徑就是弱民,把老百姓所有的財富都控制在國家手裡。
弱民的重要手段:1、加稅。為了擴大稅源,一家有兩個壯丁必須分家。2、重農抑商。不允許藏富於民。通過相應的高壓政策,秦國的老百姓,幾乎家家都是貧下中農。在當時的秦國,你是無法找到現在作為社會中堅的中產階級的,所有的財富都集中在國家手裡。
弱民政策是構成商鞅的三民主義的內容之一。
這「愚民、辱民、弱民」構成的三民主義,是商鞅變法的核心內容,也是秦國崛起的葵花寶典。
對於商鞅的這種做法,當時就有人給他指出過弊端和後患。甘龍曾說:「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甘龍的主張,就是不折騰,休生養息,慢慢教化老百姓。這樣既不勞民傷財,還能國泰民安。只是這種觀點商鞅是不認同的,商鞅回答說:「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這意思就是法律也好,禮儀也罷,都是統治者說了算,老百姓只要聽話就可以,所以是愚者制焉,換句話說這些就是制裁老百姓的。
在商鞅事業最輝煌的時期,賢者趙良和商鞅也有過一次對話,希望商鞅能回頭是岸,趙良最後警告他:「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這說明商鞅的同時代人,也清楚商鞅的做法不是為了老百姓,只是為了秦王和他自己的功名富貴。於是勸道:「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意思是說你這樣的做法,只要秦孝公一死,你就馬上完蛋了。對於趙良,商鞅還是給予了充分的尊重,商鞅說「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只是這個把趙良當作良藥苦口的商鞅,並沒有真把趙良的話聽進去,所以司馬遷記載:「商君弗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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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法家的代表,是個典型的實用主義者。在商鞅的眼裡只有目的沒有底線,為了達到所謂霸道的目的,他第一次帶兵出徵,就用上了下三濫的招數。
商鞅第一次率領秦軍攻打的國家就是魏國,這魏國是商鞅的老東家,所以很熟。魏國派公子昂出戰。商鞅寫信給公子昂說,我們都是好朋友,不忍心相互打仗,不如我們見個面,喝個酒敘敘舊。這公子昂覺得此話有理,就過來聚會了,沒想到商鞅設了個鴻門宴,把人家伏擊了。然後趁勢打敗了魏國軍隊。這商鞅真是把兵不厭詐用到了極點。
任何社會的發展,文明都要滯後於野蠻。通過野蠻快速發展起來的國家,由於底線的沒有建立,民眾的不被尊重,最後將會快速倒塌。秦朝的發展史,是個很經典的案例,所謂興也勃、亡也忽。這個靠「尚首功」發展起來的鐵血王國,居然最後被一幫沒有受過任何軍事訓練的苦力所推翻。這也說明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在失去民心以後,也是維持不了多久的。中國第一個帝制時代,以暴秦的別稱載入史冊,這也是商鞅們努力的結果。
商鞅最後的慘烈結局,也讓他感受到了自己變法帶來的嚴重後患。商鞅最後慨嘆:「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只是他沒想到,這個法老百姓已經承受十多年了。
商鞅所信奉的法家思想,一直是帝制時代重要的治國方略,儒表法裡,是帝制中國的基本管理方式。正是這樣的管理方式,讓中國一直在帝制社會中緩慢前行,要不是西方列強的突然出現,這帝制中國何時中斷,真還無法預料。
只是,已經有所清醒的商鞅也沒有讓後世的帝王有所收斂,他提倡的三民主義,從此代不乏人。
至於對商鞅的評價,我覺得還是太史公說得最為精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把秦國引向強大的商鞅,最終的命運是車裂。這是刻薄的商鞅,培養出了刻薄的秦王。
如果商鞅是自食其果,那麼還要給秦王唱讚歌的後人就是愚不可及了。羊落入狼口也許是命,可替狼唱個「戰狼賦」,那就是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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