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的理論討論，通常是沉悶而無趣的。由於缺乏基本共識（例如是否存在應試教育、學生課業負擔到底重不重等等），就出現了非常學術化的自說自話。認真的討論需要超越文字遊戲，需要對應試教育加以定義。
應試教育是一種為考試而進行的教育，考什麼教什麼，不考的不教，評價上唯分數、唯升學率，因此人格養成、個性發展、社會關懷乃至音體美等無法考試的內容被架空虛置，從而背離了教育樹人、育人的內涵。
改革應試教育，是基礎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任務。
文/ 楊東平
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
討論應試教育，前提是如何看待當前基礎教育的變化：有所改善還是繼續惡化？筆者的結論是後者。所謂繼續惡化，並不是說完全沒有改變，變化是有的。由於強調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取消奧數競爭，改革小升初考試，小學的教育生態有所改善，擇校、奧數、學科競賽等正在隱蔽化；但中小學教育的基本現實仍是應試教育一統天下。
應試教育仍然在強勢發展，其外在指標直接反映為學生的課業負擔、體質健康、熬夜指數。2012年PISA測試結果顯示，上海在蟬聯世界第一的同時，也獲得了另一個「第一」——學生課業負擔之重居全球之首。對比同為第一梯隊的亞洲國家的情況，獲得PISA第二的香港，學生每周作業時間約6個多小時，是上海的一半；分獲PISA第四、第五的日本、韓國，每周作業時間僅為上海的1/4~1/3。2015年12月，網易教育頻道發布《全國中小學生學習壓力調查》顯示，我國中小學生平均每天寫作業3小時，是全球平均數的2倍、法國的3倍、日本的4倍、韓國的6倍。寫作業到23點以後的學生比例，小學生為18.2%，初中生為46.3%，高中生為87.6%。又多又難的作業成為主要的「睡眠殺手」。
應試教育不僅強度越來越大，難度也越來越高，對熟練程度、解題速度的要求是「一看就會，一做就對」，「刷題」已經成為學習、複習的代名詞。由於現行高考只側重對記憶力、解題技巧和速度的考核，很多高中教師甚至大學教師都難以應對高考；即便剛剛通過高考的大學生，再次參加高考也很難勝出。評價的扭曲使得「北清率」（北大、清華錄取率）已經成為一種正式評價，而在十年前這一說法剛出現時只是一個笑談。應試教育「做大做強」的趨勢，突出表現為「超級中學」的崛起，曾經顯赫的「縣一中」現象已經消失，衡水中學那樣極端的模式正在走向全國。
在應試教育的大環境中，「高效課堂」乘新課改之勢風靡全國。提高學業成績對於大多數學校十分重要，「高效課堂」所主張的學生自學、小組合作學習，對於改變「滿堂灌」、教師中心的現狀具有積極價值；但作為一種教學模式，它對教學效率和課堂的偏重，並未能超越應試評價，凸顯的是一種新的工具化價值。
例如，作為高效課堂的典範，山東一所著名農村中學進行了課堂改革，學業成就在全縣名列前茅，具備了超越應試評價的條件；但是，它至今仍止步於課堂，醉心於教學模式的花樣翻新，提出「無師課堂」這樣的新概念。這並非個別現象。許多技藝高強的課改名師、名校，著力點是知識點，興奮點是分數，缺乏對改革教材和教學內容的關注，更缺乏對人生和社會的關注，諸如體育、公民素養、社會適應性、社區生活等關懷基本是缺失的，模糊了對好的教育的追求。
應試教育的最新形態，是在網際網路時代的數位化生存，這種新形態常被稱為教育創新。網際網路+教育最顯著的表現，是資本強勢進入教育市場，教育培訓成為資本逐利的火爆戰場，並將更多教育資源不足地區的兒童裹挾進來。從2015年1月到10月，教育一級市場投融資共149個項目，融資金額達82.09億元，比2014年提升56.2%。在五年的時間裡，項目數和融資額分別翻了30倍和21倍。在A股上市公司中涉足教育行業的從2014年的幾隻股票發展為近30隻股票。
對「中國式教學」和「超級中學」在應試上的顯著「成效」，是需要認真辨析的。以考試為中心、以知識灌輸為主的應試教育，在教學模式上實行的是所謂的「直接性教學」。其指導思想不是來自兒童發展理論，而是建立在斯金納的操作條件反射的理論基礎上；依據行為研究和如何達成有效訓練的研究，控制學習者可以被測量和觀察的行為，把教學內容分解為細小並分離的知識點，進行反覆強化訓練，其重要的概念是塑造、模仿、練習、回饋和強化。
與直接性教學相對的是具有建構性的生成性教學，是師生依據已有經驗與現場互動的新信息逐漸生成、共同建構的教學過程，具有一定現場性和隨機性。國外教學實驗的結果顯示，直接性教學對達成目標的實效明顯高於其他類型，但它僅在語言教學等領域得以使用；相反，通過討論、閱讀、交流獲得經驗的學習過程和「低效課堂」才是主流。這是因為兩者的教學目標完全不同。後者關注的不是「短平快」的教學效果，不是知識點和「提分」，而是學會學習和合作、閱讀習慣的養成、知識系統的構建、反思和批判的能力等等。這就是不少中國的「學霸」在更重視研究能力的研究生階段和職場卻相形見絀的原因。
應試教育不僅是一種以重複訓練為主的教學模式，還有一套以統一教材、標準答案為依據並且唯分數的評價制度，從而形成一種大一統、高控制、高競爭的制度模式。在全國統一的高考、省級統一的學業水平考試之外，還有區縣一級的統考統測；學校內部則有日測、周考、月考制度，每個學生都知道自己在全區、全年級和全班的排名；升學率和分數標準與學校評價、教師評價和工資直接掛鈎。這種「高控制、高競爭」的制度模式，通過升學率評價實施對學校、教師、學生的捆綁和高壓管理，教師和學生都在這架「巨無霸」級別的應試機器中超負荷地高速運轉，完全沒有來自家長、教師、學術和任何社會力量的制約。
今天的問題是，在我國已經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實行全民教育、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背景下，應試教育為什麼仍然強勁、難以改變？多年來，對應試教育愈演愈烈的原因解釋，主要是高考指揮棒、文化傳統、獨生子女政策、就業競爭等等。
就業競爭等其實主要是一種社會背景，並不會直接傳遞到義務教育領域。對於高考指揮棒的作用也似乎誇大了，因為在20世紀80—90年代，高考瓶頸比現在狹窄得多，但小學教育大致還是正常的。可見影響小學的主要是小升初，影響初中的主要是中考。在教育供求關係極大改善的背景下，對於基礎教育環境繼續惡化的原因，教育界將責任主要推向了家長，認為是家長望子成龍、出人頭地的功利主義，導致學校減負、家長加負。
然而，這可能只是結果而非原因。
事實上，絕大多數城市家長對以考試和分數壓迫孩子——尤其是小學生——的教育深惡痛絕，但投訴無門，反抗乏力，經濟能力允許的就選擇出國。
可見，家長的理性是大致健全的，知道什麼是好的教育。
如同中國社會的各類問題一樣，解決這一病態現狀的關鍵是政府行為。在經濟領域，地方政府對GDP的競爭製造了經濟奇蹟，同時也極大地扭曲了經濟秩序、破壞了自然環境；在教育領域，地方政府對教育GDP（升學率、北清率）的攀比和競爭是應試教育最主要、最根本的推動力。
山東省是少數悟出這一道理並身體力行加以改變的地區。他們意識到在分省定額的高考招生制度下，全省每年的招生數額和比例是確定的，各地市之間、學校之間不斷升級的激烈競爭是一種無謂的內鬥。他們形成了「整體裁軍」的思路，通過強有力的政府行為，整體降低省內應試競爭的水準和強度。2008年，山東省教育廳颳起「素質教育風暴」，嚴格規範學校行為，嚴厲禁止假期補課、延長學習時間等做法，使全體學生、老師和校長受益。當年山東省對高中校長所做的調查顯示，認為妨礙素質教育的最主要因素是政府的教育政績觀的校長佔比最高，達28.41%，而認為是家長觀念的只佔8.12%。這為我們改變應試教育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方向。
當然，實質性的教育改革牽涉政府、學校、學生、家長、社會和市場等各個方面，不是學校和教師可以單獨完成的，也不是政府發文、開會可以解決的。它需要地方政府改變應試評價，給學校鬆綁；需要通過辦學體制改革形成新的變革機制，自下而上地改善教育的品質、恢復學校的活力。制度變革、政策調整固然重要，但這一變革的前提是教育理念、教育價值的更新。制度和文化是一體兩面、相互依存的，應試教育體制本質上是傳統教育文化、功利主義、技術主義的產物。今天談改變應試教育、促進素質教育，不能不重視觀念的革命，呼喚人文主義的價值，這也是當前的一個世界性潮流。
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了《教育2030行動綱領》和最新的研究報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作為一個劃時代的報告，《反思教育》鮮明地提出了人文主義的命題，認為面對世界新的挑戰，要重新定義知識、學習和教育，「教育應該以人文主義為基礎，以尊重生命和人類尊嚴、權利平等、社會正義、文化多樣性、國際團結和可持續的未來為共同責任」。「在教育和學習方面，要超越狹隘的功利主義和經濟主義，將人類生存的多個方面融合起來，採取開放的、靈活的、全方位的學習方法，為所有人提供發揮自身潛能的機會，以實現可持續的未來，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美國宏觀教育政策的轉變，是教育文化轉向的最新佐證。2015年12月，歐巴馬籤署的《每一個學生成功法案》，是對2002年小布希籤署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的重大改變，從嚴格強調學業成就、績效評價重新回到低控制、低競爭的模式。實施《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的負面影響是我們所熟悉的：在年度測評、達標評價的懲罰壓力下，學校越來越重視統考科目的教學，而社會學習、美術、音樂、職教、體育和外語等不考的科目被削弱甚至被放棄；不少中小學延長學校上課時間，並且在放學後補課，縮減學生的休息時間，甚至取消了高年級學生午餐後的15分鐘休息時間。
可見，採用應試評價的效果在美國和中國是一樣的。教育目標的衝突也發生在美國校園。2015年歲末，新澤西州格羅夫爾中學舉行董事會，討論是否要降低四、五年級的數學教學標準，因為來自亞洲的學霸讓美國學生不堪壓力，甚至患上心理疾病。美國家長主張讓孩子「找回童年」，支持旨在培養「完整孩子」的教育。儘管亞裔和中國家長強烈反對，認為減壓是一種反智，但校董會最終投票支持簡化教學大綱。改革評價的行為也出現了。
哈佛大學教育學院提出了改革入學評價的動議：不再讓ACT/SAT分數或拿幾門AP課程成為高中生的生活重心，要讓他們更多關注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去幫助別人。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維吉尼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已決定加入這一改革，降低標準化考試的比重，提高課外活動的比重，在申請文書中加入Caring的內容。
當代教育變革的另一重大背景是世界範圍內的教育創新。從事大規模在線教育的MOOCs、可汗學院、新型大學Minerva、實現個性化教學的微型學校Altschool以及Home schooling，都以促進個性發展、個性化學習、創造力、核心能力素養等為追求，創建知識經濟和網際網路時代的教育。它們顛覆了19世紀的「教育工廠」模式，而不是用21世紀的技術去強化19世紀的教學。這顯示了美國的教育創新具有人文主義價值基礎，而不是完全由技術主義驅動的。
《反思教育》《每一個孩子成功法案》昭示的教育風向的轉變，對人文主義資源十分稀薄的中國教育特別重要。今天，改變為考試、為分數、為升學的應試教育，需要重新認識人文主義的教育價值，奠定新一輪教育改革的價值基礎，關注每一個兒童的健康發展和終身幸福。
2015年4月，21世紀教育研究院在「LIFE教育創新峰會」上發表《人本主義教育宣言》，提出了促進教育人文化、多元化、社區化、生活化的主張。該宣言認為，要改變長期以來教育重理輕文、智育至上的價值，充實教育的人文內涵，使教育充滿愛的情感和生命溫度；要高度重視體育，使「健康第一」成為學校教育的現實；要通過閱讀促進母語教育，奠定學生的精神底色，發展他們分析、表達、反思、鑑賞的能力；通過審美教育，安頓人心，涵養性情，提升生命質量；要傳承鄉土文化和民族文化，實行有根的教育，改變學校與社區和社會生活無關、成為「懸浮的孤島」的狀態等等。
在現實生活中，已經有一些教育探索正在打破「教材中心」和「課堂中心」，通過跨學科的主題學習和實踐教學貫通教學與教育，從課改走向了教改。在個性化、定製式服務等「高技術、高成本」的改革之外，以閱讀推廣、合作學習、改善師生關係、加強社區參與等為特點的「低技術、低成本」的教育改革也大有用武之地。眾多體制外的「在家上學」、小微學校、華德福學校等，實踐著全人教育、自由教育的理念。這些自下而上的教育創新，昭示著中國教育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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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教育文摘周報
摘自《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6年第4期
圖 | 花瓣網
責編 | 小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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