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章是要點明孟子理想中的知識分子應該具有什麼樣的人格。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景春，按照趙岐的註解，就是縱橫家。戰國時期有許多縱橫家，蘇秦、張儀是當時的兩大縱橫家。蘇秦把其他國家聯合起來，掛六國相印，目的是要對付秦國。後來，秦國越來越壯大，蘇秦的合縱派失利，連橫派出來了，張儀出來了。《孟子》沒有提到蘇秦。有一些專家說：因為孟子那個時代，蘇秦已經沒有勢力了，或者說蘇秦已經死了，所以《孟子》沒有提到蘇秦。公孫衍的另外一個名字叫作犀首，6·3「周霄問曰」章暗含一個與他相關的小故事，我們到時再講。
景春是一個不太有名的縱橫家。他問孟子：公孫衍、張儀難道不是大丈夫嗎？因為他們「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公孫衍、張儀只要一發脾氣，天下所有的諸侯都會嚇得膽戰心驚。一旦他們不發脾氣，天下就會變得太平無事。公孫衍、張儀的氣勢很大，按照一般人的理解，這樣的人應當是大丈夫。「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但是，在孟子看來，公孫衍、張儀這樣的人怎麼能夠稱得上大丈夫呢？
然後，孟子對景春說：「子未學禮乎？」你沒有學過禮嗎？下面這段話，我們可以按照五倫中的「夫婦有別」——把它變為「男女有別」——來看。「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就是男孩子行成年禮的那一天，父親會教育他。「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就是女孩子出嫁的那一天，母親反反覆覆對她說一些知心話。「往送之門」，母親把女孩子送到大門口，因為迎親的隊伍就在門外面了。「戒之曰」，母親語重心長地叮囑這個女孩子。叮囑什麼呢？「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女兒，你馬上要嫁到你婆婆家裡了。你一定要謹慎小心，就是「必敬必戒」；一定要「無違夫子」，就是不要違抗你的丈夫。
這裡先談到「丈夫」，後談到「女子」，關鍵落在「必敬必戒，無違夫子」這句話上。孟子把它歸結為：「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把順從當成自己的原則，這是為人之妻的道理，這是為人之妻該做的，這是一種解釋。還有另外一種解釋，就是唯唯諾諾，這隻有那些女人，只有那些小家子氣的女人，才會這麼做。第一種解釋應該是母親說的真心話，第二種解釋比較貶義，這兩種解釋我們可以並行不悖。
前面講「以順為正者」是妾婦之道。下面要講的是丈夫之道，它的影響力特別大。
孟子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這句話的字面意思是：住在天下最寬廣的房子裡，站在天下最正確的位置上，走在天下最廣闊的大路上。按照孟子的思想，這句話包含了仁、禮、義三個概念。天下最寬廣的房子是什麼呢？就是仁。《論語》有一篇叫作《裡仁篇》，開篇是孔子說的「裡仁為美」（《論語》4·1），我住在仁裡面，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孟子也引過孔子這句話（3·7）。所以，天下最寬廣的房子是仁，天下最正確的位置是禮，天下最廣闊的大道是義。我要住在「仁」這座天下最寬廣的房子裡，我要站在「禮」這個天下最正確的位置上，我要走在「義」這條天下最廣闊的大路上，這就是「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含義。
孟子經常說：仁是一座房子，它的門是什麼呢？就是禮。門前有一條路，它是什麼呢？就是義。後人把它慨括為「禮門義路」。昨天我又去看了「兩孟」（孟廟、孟府），進一步理解了「禮門義路」的深刻意義。一個人必須生活在仁、禮、義之中，跟仁、禮、義為伍，住在它的房子裡，站在它的位置上，走在它的大路上。
對於很多人來說，既有得志的時候，更有不得志的時候。孟子說：「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志向能夠實現的時候，就帶領老百姓好好幹；志向不能夠實現的時候，就一個人堅持自己該堅持的東西。我們的一生，有得志的時候，有不得志的時候。假設你得志的時候就飛揚跋扈，人們是看不起你的；假設你不得志的時候就灰心喪氣，人們會更看不起你。所以，孟子採取的策略是：得志的時候，跟大家好好幹；不得志的時候，要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理想。
下面這句話極其有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丈夫」這個詞在《孟子》中時常出現，並有很多搭配，比如「丈夫」（5·1，6·2，6·3）、「小丈夫」（4·12）、「大丈夫」（6·2），還有「賤丈夫」（4·10）。孟子這裡真正確立了「大丈夫」的定義。「富貴不能淫」，不能淫什麼呢？現在有一大堆金銀財寶、一大群達官貴人在我面前，但我的心不為之所動，再多的金銀財寶、再大的達官貴人也不能讓我心旌搖蕩，這就是「富貴不能淫」。我再貧困潦倒、地位卑微，我心裡的志向也毫不改變，這就是「貧賤不能移」。別人再有權有勢、再威逼利誘，但我始終保持我的氣節，絕不動搖我的氣節，這就是「威武不能屈」。面對富貴，我的心很堅強；面對貧賤，我的志很堅強；面對威武，我的節很堅強。這就是大丈夫，這就是大丈夫的精神風貌！
我這樣解釋孟子這句震爍千古的名言，其實我已經知道：面對這15個字或者21個字，任何用白話文做出的解讀，都不足以傳達它真正的內涵、真正的精神。因此，直奔原文來激勵我們自己，是最好的。
古人說人生有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這是《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說的。後來，司馬遷（約前145—約前87）也引用過這句話。立德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立德，就是我們要建立自己的道德，讓我們道德起來。立功，就是我們要在社會上建立一定的事業，要有自己的事業。立言，就是我們要把自己的思想體會、文化創造留傳下來。這是立「三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跟孟子講的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兩者的聯繫，我覺得就在它們都強調立德；但「三不朽」沒有把大丈夫那種真正的浩然之氣展示出來，這是兩者的區別。後來很多思想家研究《孟子》，就有所發揮。這裡我想提到魏源（1794—1857）。古人講「三不朽」，但魏源提出了「四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言，還要立節。要有節氣，要有節操，就是要立節。魏源把立節也作為人生之不朽來追求，可見他深深地把握了孟子「大丈夫」的基本精神。魏源在「開眼看世界」之前，也對《孟子》有過很多研究。魏源彰顯「立節」，是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密切相關的。
6·2這一章，從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看，體現了兩種不同的立場或者兩條不同的路線：一方是公孫衍、張儀那種知識分子，另一方是以孟子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我們怎麼區分它們呢？其實還是要落實到6·1講的義利之辨。對於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孟子是從道義的角度來看，公孫衍、張儀是從利益的關係來看。錢穆（1895—1990）先生的《國史大綱》對於春秋戰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做過分類。其中，孟子這一派知識分子被稱為義仕派，公孫衍、張儀這一班知識分子被稱為祿仕派，這是最有鮮明對比的兩派。能夠支持孟子這一派鐵肩擔道義的，就是大丈夫的精神人格、精神風貌。
所以，我們今天回想起「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回想起「大丈夫」的精神風貌，一定要體會到：它既是孟子對做一個真正的男子漢所提出的要求，對做一個真正的人所提出的要求，更是孟子對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所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