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原名王進文，是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的一位四十多歲的老文人。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的年紀雖然不大，卻沾惹了一身遺老氣息。他的文字刻意地學周作人，拿枯槁充平淡，從筆端排出些「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的絮語。在他的文字當中，見不到一絲一毫關於當下現實的思考，關於宇宙人生的哲思，當然，更沒有少年的激昂與偉大靈魂的悲愴。不過，止庵的這種與靈魂無關的作文風格到的確引得那些沒有心肝的文士的讚賞，他們從止庵的身上，看到了徒有辭賦之才的文丐階級的美好前景，而正是這些全無心肝的東西，他們把周作人捧為散文大師、思想先驅。
周作人是毛澤東點了名的漢奸。然而，行為判斷僅能供對罪犯的量刑作參考，並不嘗試也不可能追索人的內心。從法治的角度出發，一個人犯下什麼樣的罪過，自然要受到等量的懲罰，但是文學研究者則應當儘量摒棄成見，而對於人的病態心靈投入較多的關懷。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渴望成名的學者用各種手段意圖為周作人翻案，但大多從民族矛盾只是暫時的，而文學標準才是恆久的這樣的觀念出發，故意迴避、淡漠周作人的那段不光彩的歷史。我贊同不因人廢言，但是即使周作人不曾恬顏事敵，我對周作人也不能有很高的評價，因為從我的思想體系出發，無法認可像周作人這樣天性涼薄的文人。
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我始終認為，對於一個文明的社會來說，沒有什麼比個體的生命和權益更加神聖不可侵犯。任何一個人犯下的罪行，只要他是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都是值得同情的，即使這種罪行必須遭到相應的懲罰。當外敵入侵，國土淪陷之時，那些輕身赴難的英雄人物固是值得肯定，但那些手無寸鐵的民眾，他們卻只能當順民。他們在人格上是懦弱的，然而他們卻代表了人類的大多數。這個世上從來就沒有十全十美的人，自私、懦弱、目光短淺才是人類固有的天性。如果社會道德倫理體系否定了他們因為人性的弱點而犯錯誤的合理性，也就在事實上否定了所有人生存的合法性，這個世上將沒有任何人有資格活下去。
周作人同當時北平淪陷區的市民一樣，都是因為懦弱而只能選擇苟且偷生，他後來同時遭到各種政治勢力的唾棄，僅因為他是國際知名的大學者，他的投敵取容造成了極為惡劣的政治影響。從政治家的思路出發，自然要對周作人這樣的人殺一儆百，而作為人文主義者的知識分子卻必須意識到，對死亡的恐懼是人類的本性，捨身取義，殺身成仁固然偉大，然而卻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也絕不應該強求所有人做到這一點。周作人的問題不在於他因為懦弱而當了漢奸，而在於他當了漢奸心中卻全無懺悔之意。我們能夠原諒一個文人性格的懦弱，卻不能原諒一個文人的沒有靈魂，一個沒有靈魂的人固然可以從事作為社會機器的職業，卻絕對沒有資格被看成是文學家。周作人正是這樣的一堆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
鄭子瑜在論周氏兄弟的詩時指出，周作人是「『叛徒』與『隱士』的合身」，這種說法純系不知詩的門外之談。周作人天性涼薄，很難為外物而感動。他的詩作現存最激烈的是《老虎橋雜詩補遺》首章：「倉卒騎驢出北平，新潮餘響久銷沉。憑君篋載登萊臘，西上巴山作義民。」此詩諷刺當初創建「新潮社」，鼓吹新文化的羅家倫、傅斯年違背初衷，投入國民黨的懷抱。蓋巴山指國統區重慶，而登萊臘者，人肉乾也。然而他的憤怒，其實是因為羅家倫、傅斯年這些他當年的學生在他被判漢奸罪入獄之後不曾為之奔走求情，這種妾婦之怨如何能算得上是「叛徒的性格」？
而另一首《擬題壁》：「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學閉關。今日出門橋上看，菰蒲零落滿溪間。」作者自註：「橋者老虎橋，溪者溪口，菰者蔣也，今日國民黨及蔣已一敗塗地，此總是可喜事也。」中國古代隱士不求聞達，或者是為了追求適性逍遙，或者是眷念前朝，甘為遺老，或是因為理想不得實現的絕望，取下他們隱士的面具，反多是些堅定的鬥士。而周作人把坐牢比做歸隱，而對判處他入獄的國民黨政權的敗亡額手稱慶，死不悔改到了這種地步，只怕也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
前人多以知堂詩風近於陶潛，其實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講，周作人更像王維。王維一生詩作，只是追求衝淡悠遠，而絕無「以血寫就」的文學。他和周作人一樣，對於社會的壓迫、環境的逼仄十分漠然，他對現實難有激烈的抗爭，更不可能有一切偉大的詩歌所必須具有的「摩羅詩力」。因此，安祿山陷兩京，他便在脅迫下當了偽官。王維在他的詩作中所營造的清幽寂寞的境界，王維的「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同周作人的《兒童雜事詩》、《往昔》、《丙戌丁亥雜詩》諸作在旨趣上如出一轍。他們都是性格懦弱而天性涼薄的那一類人，缺乏為理想而執著的高貴天性。所以，當外力脅迫的時候，他們做不到「威武不能屈」，而在苟且偷生之後，又一味為自己粉飾，王維寫凝碧池詩，周作人寫「居士若知翻著襪，老僧何處作營生」，沒有纏綿入骨的痛苦，只有對於靈魂審判的迴避。同這樣的人相比，明末文壇領袖吳偉業雖也作了明的貳臣，卻真有其可恕之道。
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江蘇太倉人。他自幼穎悟，十四歲即通《春秋》及《史記》、《漢書》、《後漢書》，為復社領袖張溥所賞，而成為張的入室弟子。復社是當時重要的文學團體和政治團體，影響遍及大江南北。吳偉業是復社的重要成員，名列「十哲」。他二十三歲中會元，殿試一甲第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更是名動天下。吳偉業入仕之初，即以「直聲動朝右」，他曾上疏彈劾多名政要，是一位很有作為的朝官。後來終以國是日非，仕途險惡而歸隱。吳偉業又是明末清初最為重要的詩人之一。他的詩作，感傷時事，悲憤悽愴，對明末的社會矛盾有著深刻而清醒的認識，其心系魏闕、不忘家國之情，灼然可見。
明亡後，吳偉業在南明政權下做了兩個月的少詹事，不久託病告歸。南明政權覆滅以後，他既沒有能力像陳子龍一樣堅持抗戰，也沒有勇氣自殺殉國，但更不願媚顏事敵，而準備做遺民，以另一種方式表達對異族政權的不合作。這個時期，他的大量詩作都表達了他對於明王朝的眷戀之情以及江山易主、韶華盡去的哀婉。他的名作《圓圓曲》也作於這個時期。詩中開首即以「鼎湖當日棄人間」起興，抒寫出深摯的遺民之慟。他諷刺當時權勢燻天的吳三桂寫下了「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全家故國空從難，異姓真王獨拜恩」這樣的詩句，由此可見他對明王朝是很有孤臣孽子之心的。然而，當時尚未完全鞏固其政權的清王朝如何又能容忍一個持消極抵制態度的遺民的存在？愈是有聲望的遺民，便愈有危險。吳偉業在入清以後是毫無疑問的海內宗主，更是清廷必欲羅致的首要對象。在清廷下了徵召令之後，他也曾表示誓死不出的決心，然而同強大的國家機器相比，個人的力量是那樣微不足道！最終，他既不能慷慨赴難，更不能連累家人，只有仕清一途。
對於吳偉業這樣有著敏感的心靈的詩人來說，仕清以後的歲月，便是他內心的良知不斷拷問靈魂的歲月。他的深哀巨慟，只怕遠在陳子龍輩亡國破家的痛苦之上。陳子龍寫出了「滿眼韶華，東風慣是吹紅去」這樣哀婉悽豔的句子，而吳偉業則用他全部的後半生賦出生命永遠的悔。翻開梅村家藏稿的後集，觸目儘是纏綿入骨的痛悔，那些鋪天蓋地而來的悽愴，如子規啼血，令人不忍聽聞。在其彌留之際，他更是寫出了「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應填補，總比鴻毛也不如。」「豈有才名比照鄰，發狂惡疾總傷情。丈夫遭際須身受，留取軒渠付後生。」「胸中惡氣久漫漫，觸事難平任結蟠。塊壘怎消醫怎識，惟將痛苦付汍瀾。」這樣的詩句。這些詩句已經不加一絲雕飾，純是和著血淚，奔瀉而出。這是懺悔的靈魂的吶喊，是吳偉業漂在無盡的黑的海面上的心靈無助的呼告！即使他曾經因為天性的懦弱而偏離了貴族的道路，而最終他卻以其靈魂的懺悔重新獲得了高貴！
1918年，鬱達夫有八首詩詠及唐宋以來各家詩人，其詠先於吳偉業降清的錢謙益云：「虞山才力軼前賢，可惜風流品未全。行太卑微詩太俊，獄中清句動人憐。」而詠吳梅村則云：「斑管題詩淚帶痕，阿蒙吳下數梅村。冬郎忍創香奩格，紅粉青衫總斷魂。」很顯然，鬱達夫十分同情吳偉業的遭際，他透過「梅村體」香豔的表象，看到了一顆被痛苦折磨的心。對於同樣被脅迫降清、同樣知道懺悔的錢謙益，鬱達夫也表示了相當程度的理解。鬱達夫不愧是五四精神的承擔者，他對於普遍人性的同情和尊重，為漆黑一團的中國歷史增添了一點亮色！
儘管處在五千年歷史的重壓下的鬱達夫的聲音是那樣地微弱，儘管在今日的中國民族主義依然甚囂塵上，我始終堅信，歷史總歸是朝著解放人類自身的方向前進的。我相信，那種認為國家和人類高於個人，真理和正義高於欲望的觀念，只會導致最瘋狂的反人類的罪行。但是，我同樣堅信，人性先天就存在著高貴與卑賤的分別，如果沒有對於高貴人性的尊重以及對於卑賤人性的鞭撻，人類也就永遠不可能獲得真正的進步。常識告訴我們，歷史不會永遠沉重。
當國家、民族這些曾經讓無數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的概念最終消亡的時候，人性以及對人性的尊重會愈加凸現出其恆久的意義。當我們撇開形形色色的政治的、道德的倫理框架而從人性的層面上考察一個人的時候，我想我們接觸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實。
從吳偉業的身上，我們看到了高貴的靈魂因為懺悔而顫抖，而在周作人的晚期詩文裡，我們覓不到片紙隻字的痛悔，更嗅不到一絲一毫拷問靈魂的氣味，那段別人也許可以原諒而他自己必須加以正視的歷史，被「於今桑下成三宿，慚愧浮屠一夢緣」這樣的句子衝淡了，於是，那個他必須永遠為之負疚的歷史也就在沒有靈魂的心靈面前失去了應有的沉重。今天那些熱衷於吹捧周作人的文學青年，當他們品著苦茶庵的衝淡的時候，是否意識到那茶色的歷史背後，隱藏著一個面色蒼白的幽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