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作人《「東亞文化協議會」為何物？》[1]一文有云：「湯爾和是浙江杭州人，說起來與我算是同鄉，但是他生長在外面，說話也是江北的口音。他是以前北京『八校』時代的醫學校校長，是教育界的元老。不過我同他沒有什麼交情。我和他往來還是在他發行一種周刊叫做《輿論》，叫我作文章的時候，在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春天。北平淪陷後我受舊北大保管員的囑託，常有事跑去接洽，從而相見次數比較多。以前雖說是同鄉，可是接觸很少，只知道他是個很世故，善詼諧，且頗有點權謀之術的人。」1941年4月14日在「前會長湯爾和先生悼會」的《致詞》[2]中則說：「本人雖自壯年即與相識，但是交遊卻並不甚頻繁。」
周作人1924年2月4日日記：「午後往六部口湯宅，同幼漁、百年、尹默、兼士訪湯中君，談對華文藝事業。」4月7日：「上午學校均假，往尹默處討論。下午一時共往湯君宅，談文化事業事。」4月9日：「下午至鳳舉處，同訪湯君。七時至忠信堂，赴東大代表服部氏之招，又至兼士處談，回家已一時。」4月13日：「下午往中日學術協會赴常會，又至北京飯店應服部小村之招，與朝岡、鄧、湯諸人商議文化事業問題，十一時返。」張菊香、張鐵榮編《周作人年譜》[3]相應日期，將「湯宅」寫作「湯爾和宅」，將「湯中君」、「湯君」寫作「湯爾和」，4月9日更作「與張鳳舉、湯爾和至忠信堂」。按湯中一八八二年生，江蘇武進人，曾任教育部主席參事、教育部次長。《年譜》顯系張冠李戴。
周作人1935年的日記中，「湯爾和」、「湯君」共出現四次，其人時任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5月7日，「七時至東興樓應鹽澤博士之招，來者長與善郎、小菅、清水、牛島、有賀、湯爾和、耀辰、稻孫、仲濤諸君，十時回家。」鹽澤博士系日本醫師，在北京同仁醫院應診。10日，「十二時至春華樓應湯爾和君之招，來者長與、鹽澤、小菅、牛島、清水、朱、金、吳、劉、錢諸君共十二人，下午二時半返。」此二次見面，皆與日本作家長與善郎訪華之行有關。7月6日，「晚宴鹽澤、齋藤、張天曦、清水、橋川、耀辰、稻孫、兼士、爾和、楊永芳諸君。橋川君贈影印三謝詩一冊，九時均去。」7日，「七時往北海仿膳赴湯君之招，來者稻孫、兼士父子、冷僧、夷初共七人，十時頃回家。」
周作人1936年和1937年日記遺失。周氏後人提供了湯爾和1937年的三封來信，均與其編《輿論周刊》有關。第一封信寫於4月7日：
「知堂老兄：得示並惠贈大著，多謝。蒙允作文，尤為欣盼。兄以為不好，正見其恰好，若兄認為甚好，恐世人不能索解或反以為不好也。未知尊意云何，一笑。專此鳴謝，即候撰安。爾和拜復，七日。」
《輿論周刊》於1937年4月19日創刊，第一卷第一號有湯爾和所撰《開宗明義》，聲明辦刊的「政治主張」是「民主政治」，「政治上的要求」是「法律內的自由」，「政治欲望」則「對內只希望做到安居樂業，對外是平等互助」，周刊的「三種消極的標準」則是「論事不論人」、「不說肉麻話」和「不打筆墨官司」。第二封信云：
「知堂老兄：多日未晤教為念。周刊三期已將出版，亟盼大作能於四期付印，以為光寵。子寉以事南行，十日前可返。並問，即候撰安。弟爾和拜，五月一日。」
所云《輿論周刊》第一卷第三號出版於1937年5月3日，「子寉」即黎子鶴，名世蘅，時為中法大學文學分院政治經濟學系主任、教授。第三封信云：
「知堂老兄：四期稿正在躊躇，不得已弟亦湊上一篇，尚猶不足。忽逢大沛甘霖，其喜可知，已交編輯部矣。薄酬不必客氣。原稿印後仍奉還，惟油墨狼藉，在所不免耳。復候尊安。弟爾和，五、四。」
《輿論周刊》第1卷第5號封面
所云其為《輿論周刊》第一卷第四號（5月10日出版）寫的文章，題為《時論商榷》。周作人作《老年的書》一文登在第一卷第五號（5月17日出版），篇末署「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四日於北平」，是完稿當日，湯爾和即已見到。周氏另有一篇《談娛樂》（篇末署「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於北平」），載第一卷第十二號（7月5日出版）。這是一本以評論國內外時事為主的刊物，周作人的文章卻與政治無關。同年7月26日，《輿論周刊》出版第一卷第十五號後停刊。
二
「七七事變」發生時，湯爾和正在日本遊歷，於7月18日回國。以後參與籌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12月14日「政府」成立，任「議政委員會委員長」兼「教育部總長」。此時周作人與孟森、馬裕藻、馮祖荀被已經南遷的北京大學承認為「留平教授」，委託照管校產。周氏說：「是年年底，北大第二院即理學院的保管職員走來找我，說日本憲兵隊派人去看，叫兩天讓出該院，其時孟森已病篤，馬裕藻不願管事，由我和馮祖荀出名具函去找偽臨時政府教育部長湯爾和，由其當夜去與日本憲兵隊長談判，得以保全，及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至北平視察，發表談話，稱為中國最完整保存之理科。」（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致周恩來[4]）至於所云「北京大學圖書館及文史研究所亦以我的名義收回，保存人與物的原狀，後來對於國立北平圖書館也是如此辦法」，則已是在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文學院院長」及「國立北京圖書館館長」之後的事，即北京大學在南京法庭為周氏作證所云：「北大復員後，點查本校校產及書籍，尚無損失，且稍有增加。」（《北京大學為周作人作證致首都高等發院函（京字第二七八號）》，1946年9月6日）[5]又，「北平圖書館復函，稱該館圖書在北平淪陷、周作人任館長期間未受損失」（《首都高等法院審判筆錄》，1946年9月19日）[6]。而法庭判決書亦承認，被告「在偽職期內保存校產、書籍」（《最高法院特種刑事判決（三十六年度特復字第四三八一號）》（1947年12月19日）[7]。
周作人1938年2月9日日記：「上午十一時半至北京飯店應大每之招，來者中日共十餘人，有湯爾和、張燕卿、何克之、錢稻孫、森島、成田、瀧川、武田等，下午三時散。」此即所謂「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拙著《周作人傳》中已經談及，這裡從略。
1938年2月9日「更生」座談會。右起坐者：三池、何其鞏、周作人、張燕卿、湯爾和、瀧川、成田、錢稻孫。
以下二事，亦與時任「教育部總長」的湯爾和有關。周作人1938年3月2日日記：「得教部編審會函。」據時任編審委員會副編纂、中共地下黨員陳濤介紹：「所謂編審會，是偽教育部（後改為教育總署）的直轄機構，以編輯中小學教科書為任務。會長由湯爾和兼任，下設總編纂一人，副編纂二人；日方由其文部省派總、副編纂各一人，中方副編纂一人由我擔任。」[8]3月8日，「上午十一時至編審委員會，午至華宮飯。」陳濤說：「當時經兼會長的湯爾和介紹，除周作人外還有二三『名譽編審』在場。他們都是湯以會長名義聘任的，沒有具體工作，不上班，每月送車馬費壹佰元。」[9]周作人3月14日日記：「下午往編審委員會訪陳達民，囑看初中國文一、三、五冊，約一個月完了。」3月16日，「收編審會函送教科書二組十二冊。」18日，「午往編審會宴集，同席藤本、橫山、武田、鮑景[鑑]清、於非廠、湯爾和、陳達民、陳祖同、吳南柱各人，共有四席。下午二時半回家。」31日，「收編審會本月薪百元。」四月六日，「上午又看教科書，其實各種皆低能無可取也。」4月12日，周氏在河北高中講演《中學的國文》。以後又作《國文談》，有云：「看初中國文一冊裡大抵只有十分之一的真國文材料，此外多是垃圾，學生在一學期中只讀得這一點兒國文，無論他怎樣用功，真心想學寫作，怎麼能行呢。」[10]周氏「看教科書」之舉，一直持續到他出任「教育總署督辦」，1940年12月30日，「上午寄編審會函，謝去特約職務。」
陳濤回憶說：「編審會成立，中日雙方人員見面時，日方總編纂即提出教科書應加入並宣傳『新民主義』的問題。我當時立即以種種理由表示反對意見，堅持不要把『新民主義』編入教科書中，雙方初次見面竟為此問題爭得面紅耳赤。最後由湯爾和表示教科書應以傳授知識為主，最好不要把有傾向性的政治色彩的東西裝進去，加入『新民主義』事可暫不考慮。我意想不到，他竟堅持了我的看法。……在湯爾和兼任會長期間，日方沒有再提出這個問題。以後，因湯病重，會長改由偽教育部次長方宗鰲專任。湯病故由周作人繼任教育總署督辦後，也沒有舊事重提，直到一九四二年六月末地下黨被破壞，編審會的黨員完全離開該會為止，偽教育總署對教科書的編輯方針及態度毫無變化，基本上與湯爾和時代是一致的。」[11]
周氏後人還提供了兩通邀請函：
「逕啟者，本部為討論今後之教育設施及學校制度起見，特設立學制研究會，藉收集思廣益之效。素仰臺端熱心教育，經驗宏深，至祈惠允擔任該會會員，無任企荷之至。此致周作人先生，教育總長湯爾和拜啟，三月四日。」
「逕啟者，茲訂於本月七日（星期一）下午三時在教育部會議室開第一次會議，屆時務乞撥冗出席為荷。此致周作人先生，教育部學制研究會啟，三月四日。」
周作人1938年3月5日日記「受信」欄有「子寉」，所收到者，或即此二函。黎世蘅時任「教育部次長」。周氏3月7日日記：「三時至教育部赴學制研究會，六時了。」「教育部學制研究會」由湯爾和兼任會長，黎世蘅兼任副會長。不過周氏參加該研究會活動僅此一次，亦未受相關薪酬，殊難斷定他已「惠允擔任該會會員」。
周作人7月6日日記：「上午以隨筆集一冊致爾叟。」同日日記「受信」欄有「爾叟」，「發信」欄有「爾和」。所贈書系松枝茂夫譯『周作人隨筆集』（改造社，1938年6月出版）。八月六日，「上午往訪子寉，辭女師院課，並囑勿為加入文化協會，中午返。」黎世蘅時兼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院長」。8月11日，「耀辰、爾和先後來訪。」湯爾和此番來訪，或與即將成立的「文化協會」即東亞文化協議會有關。《「東亞文化協議會」為何物？》云：「湯爾和是那時『臨時政府』的教育部長，『東亞文化協議會』在他手裡成立，他又是該會的首任會長。」日本大使館參事官堀內幹城致外相廣田弘毅《關於文化團體華北行的報告》曾云：「當地特務部為了在學術上實現日中提攜，使日中文化團體一元化，並使文化團體的成立和退出有序進行，自去年年底開始逐步團結和組織了部分中國學者，使他們能引導中國的學界，現在決定成立以湯爾和為中心，由王克敏、餘晉和、何其鞏、周作人、夏蓮居、王謨、鮑鑑清、龐敦敏、黎世蘅、錢稻孫等二十一人擔任委員的東亞文化協議會，由日本方面負責居中聯絡。」[12]
周作人在1940年
周作人8月16日日記：「四時半至懷仁堂赴茶話會。」此茶話會系湯爾和為商討東亞文化協議會準備工作，召集中方預定委員而舉行，即如周氏所云：「『東亞文化協議會』是怎樣起頭的，這事我不知道它的詳細，雖然後來我曾列席了一次會議。這事似乎是起源於日本方面的提議，他們計劃要辦一個『中』日文化協會，由『中國』、日本兩方一年各出三十萬元經費。商議的結果乃由『中』日文化協會而成為東亞文化協議會了。這個計劃乃是預先想定的，不過採用會議的形式決定罷了。『中』日文化改為東亞文化，只是文字上稍有變化，別無什麼意圖，協會改為協議會，乃是很有巧妙的用意。因為協會沒有什麼限制，可以有種種具體的組織，會發生流弊。現在添了一個字，卻限制它只是一種議論的機關，能提議而不能執行，便省卻一切糾紛。它是協議會，所以不取會員組織，稱之曰評議員，由『中』日兩方面的學術文化界選出。而這裡的選卻又不是選舉，乃是一種推舉，換句話就是包辦罷了。假如這裡沒有什麼私意，卻是含有一種目的的話，這種辦法是很有用處的。本來對方要辦一個積極能動的組織，擁有許多自願入會的會員來幹些事情的，卻一變而為只能說不能行的議事機關，由少數的所謂評議員一年裡開一兩次會便算了事，這種偷梁換柱的方法不能不說是很巧妙的。」（《「東亞文化協議會」為何物？》）對比此前周氏辭不入會，此後不參加正式會議，似乎如同前次出席「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一樣，仍限定於「應酬」的範圍之內。
周作人8月29日日記：「晚日使館宴會，辭之。」8月30日，「今日文學協議會，又晚宴會，均不去。」東亞文化協議會於該日在懷仁堂正式成立。此次會期自8月29日至9月2日，周氏始終不曾到場。但在印行的《東亞文化協議會議事錄》上，他列名「中國側評議員」第十位，在黎世蘅之後，錢稻孫之前。
周作人9月18日日記：「子寉來，以爾和意令為北京大學校長兼文學院長，囑為轉辭。」這年8月4日，胡適自倫敦寄出一詩勸周氏南下，有云：「天南萬裡豈不大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周作人9月20日日記：「下午得適之寄詩一首。」21日，「下午寫新詩十六行，擬寄適之。」此即《苦住庵吟》，其中有云：「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只可惜我行腳不能做到，/並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為庵裡住的好些老小。/我還只能關門敲木魚念經，/出門託缽募化些米麵。」然而他表示「老僧始終是個老僧」，強調自己並未「落水」。9月24日日記：「燕大王維樸來，囑為《燕京新聞》作文，允以詩予之。」署名「藏暉居士 知堂」的《方外唱和詩鈔》於9月30日在該報《文藝副鐫》第一期刊出，編者按有云：「前北京大學教授周作人先生，現任本校客座教授，承他將他與藏暉居士唱和詩給我們發表，這是很難得的。」[13]周作人《文人督辦到反動老作家》一文有云：「當時規定燕京和輔仁兩大學雖是私立，但其地位是與國立的平等，凡在該兩校的人就與在國立大學一樣，換句話說即是『忠貞之士』。所以我能進去就可以『躲雨』，而且我也有推託的話，謝絕別處的招請，說定例教授不準兼課就好了。」
11月7日，「上午爾叟來訪。」8日，「上午往訪爾和不值，留函辭東行。」同日日記「發信」欄有「爾和」。所辭「東行」，當系湯爾和邀請周作人參加即將在東京舉行的東亞文化協議會第二次評議員會。該次會議於12月1日至5日舉行，周作人被列名為中國側評議員、理事、文學部部長。
三
1939年1月1日，周作人在家中受到刺客襲擊。1月2日日記：「上午稻孫、平白、耀辰、樹棠、少鏗、召貽、令揚、炳華等來訪。……下午稻孫又來，傳爾叟意。」3日日記「受信」欄有「子寉」。黎世蘅於1月6日受命由「教育部次長」調任「議政委員會秘書長」。7日，「上午十時乘汽車往訪稻孫，即返。」12日，「下午收北大聘書，仍是關於圖書館事，而事實上不能去，當函復之。」14日日記「發信」欄有「稻孫」、「爾叟」。15日，「下午稻孫來。」
這裡要說明一句，張菊香、張鐵榮編《周作人年譜》將周氏1月12日日記錯引為「下午收北大聘書，仍是關於圖書館事，而事實上不能不當」[14]，以致以訛傳訛，論家據此發了許多不實議論。「收聘書」又「事實上不能去」，即如《文人督辦到反動老作家》所解釋的：「這時華北臨時政府的教育部長是湯爾和，是向來認識的，他便送來一個北京大學圖書館長的聘書，本來是由他兼著的，就讓出來給我。我對他說，我自己知道不能辦事，所以向來沒有做過教書以外的事情，就是學校裡負點責任的系主任都沒有幹過，況且近來又出入不自由，不能每天到班，實在無法擔任。他說，這些都沒有關係，你不能到班就不到，圖書館的事可以叫秘書長給你代理。今年要恢復文學院，將來就請你管文學院的事情。我說，文學院一個學校的事，我更沒法子弄了。他說，這你也可不到，只要找一個可靠的秘書代辦好了。於是我只好答應了下來。」此時湯爾和兼任「北京大學總監督」，錢稻孫任「秘書長」。1月29日，「稻孫來，交來圖書館本月款。」而查周氏日記，確實如其所說，始終未去圖書館上班。
周作人1939年3月28日日記：「晚子餘來，由北大派為文學院籌備員。」如前所述，此亦是湯爾和早與周作人商量好的。羅子餘，名震，後任文學院總務主任兼會計主任。8月17日，「下午子餘又來，交來本月薪五百元。」查周氏日記，在籌辦文學院的過程中，諸如招生考試、安排人事等，他的確投入了一些精力。及至成立，則果如所云，「文學院則由學院秘書代理，我只是一星期偶然去看一下罷了。」文學院秘書為尤炳圻。
《文人督辦到反動老作家》有云：「後來談到辦學校的方針，我主張對外主應付，對內主維持，日程時間都該照舊，舊教員願來者悉與收羅，舊職員亦與安插，種種近似敷衍的方法也悉被採納。當時理學院復開，對於『老北大』的職員多很嫌忌，但是我卻主張收容，凡是北大舊人不論是哪一院的悉行錄用。後來恢復文史研究所又收羅許多人做研究員，實在卻沒有工作，秘書長曾以為言，我說，譬如院子裡可以容得下些車馬，便讓它安放著，本來沒有這些東西要運輸。所以我的辦文學院，是很浪費的，然而也是得了湯校長（那時他兼領著北大校長）的允許。」此種旨在解決一些滯留北平的教職員生計問題的安排，或許當初確屬重要，至少是周氏的一項考慮。《「東亞文化協議會」為何物？》述後來出任「國立北京圖書館館長」事，亦云：「北平圖書館本來用的是中華文化基金會的經費，是美國的關係，所以在盧溝橋事變後，還是繼續開辦著。到了所謂『大東亞』戰爭爆發，該館就被日本人佔領了。圖書館的辦事人員大都是我所熟識的，他們來和我商量維持的辦法。我就在華北政務委員會提議恢復圖書館並重新開館，由我自己任館長。我任館長的意思是因為我是一向主張維持舊有職員的，所以圖書館的人希望我去。」抗戰勝利後，《徐祖正等為保周作人致首都高等法院呈》（1946年6月22日）[15]中說到「教職員之延攬亦以舊北大、清華同人為本」，所附《周作人服務偽組織之經過》（1946年6月18日）[16]則於「北京大學文學院」雲「安置北大留平同人」，於「國立北京圖書館」雲「舊有職員一仍其舊」。然而待到南京法院開庭，審判一方於此不作考慮，就連辯護一方亦未提及；時至今日，此事更不復為論家留意，正所謂「時過境遷」是也。
周作人1939年2月17日日記：「下午秋山來送文協車費二百元。」 ——該會「凡評議員全是名譽職，沒有薪金，只是在年終贈予車馬費二百元」（《「東亞文化協議會」為何物？》），周氏此舉意味著承認了東亞文化協議會此前關於他的各項任命。「我當初是站在局外，雖然他們推舉我做文學部會的部長，我卻沒有參加，到得一九三九年秋間，我擔任了北京大學文學院長之後，這才出席了他們學會的部會。」（《「東亞文化協議會」為何物？》）東亞文化協議會第三次評議員會於1939年9月2日至5日召開，周氏9月2日日記：「上午文化協議會開總會，未去。」3日，「上午文協會開分部小會，去一看，午返。」4日，「上午往會，至午返。……晚藏園招待東賓，因寒雨鼻病辭未去。」藏園，即傅增湘，時任東亞文化協議會副會長。第四次評議員會於1940年8月29日至9月4日召開，周氏8月29日日記：「至文化協議會赴理事會，六時了，留飲，八時半回家。」9月2日，「上午九時往北大辦事處，赴東亞文化協議會，午返。」3日，「上午九時往文協會赴文學部會，午返。」4日，「上午文協開總會，不去，託稻孫代表。」5日，「四時啟無來，五時同往北大圖書館，六時半赴文協懇親會，宇野、小林、鹽谷、原田、山口等多人來，九時頃回家。」
東亞文化協議會第四次評議員大會紀念攝影
局部，1940年9月2日攝於北京大學總監督辦公處。
（圖片來源：吳寶林《關於錢稻孫的稀見影像及其他》）
《「東亞文化協議會」為何物？》有云：「協議會開辦之初，目的全是為了敷衍，要它沒有什麼害處，所以這樣辦第一目的是達到了，藉此還辦成了另一件事，即解決了高等教育的一個難題：將華北的高等教育監督權從軍部手裡取過來交給了文化人，而這文化人又都是協議會的評議員，因此話就好講多了。日本軍部雖然讓我們辦大學，可是很不放心，縱想來加以統治，現在的辦法是把『東亞文化協議會』與北京大學聯結了起來，各日本專家悉由日本副會長介紹聘請；其次是這些專家統統叫做『名譽教授』，而不是別的名稱，如副院長之類，這是當初軍部的人所擬定的；其三則於各院所聘請的日本教師之中指定一人為『首席教授』，已備名譽教授不在時作為代表。名譽教授既然由日本副會長負責推薦，所以如有不合適的地方，也可以請他撤換。」這涉及周作人及辯護者以後一再強調的「維持教育」一事。《徐祖正等為保周作人致首都高等法院呈》云：「周氏長偽北大文學院任內，對於課程之編制、辦理之方法均力求與舊北大及後方大學實質一致，教學之宗旨未離舊規。」《周作人服務偽組織之經過》則云：「不獨各系基本科目均本舊章，即普通必修科目如英文一科，在他院校不敢排者，文院非但照排，且與日文同等重視。日文在其他院校每周為十小時或十二小時者，而在文院與英文又相同，均為每周四小時，三年修滿。他如法文、德文均與英文同稱為歐語，由學生自選一種為必修。」「迨日美戰爭爆發，……折衝結果，（日文授課時）改為每周六小時，但改限兩年修滿，自其實質而言，與以前所定日文每周四小時，三年修滿者並無異致。」在南京法庭上，周氏並引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有關華北教育不曾奴化的談話作為自己「維持教育」成效的證明。然而一審判決云：「其所持維持教育、抵抗奴化等抗辯理由，殊無足採。」（《首高等法院特種刑事判決 三十五年度特字第一〇四號》，1946年11月16日）[17]覆審判決云：「聲請人所稱不曾奴化教育無非徒託空言，無可採信。」（《最高法院特種刑事判決（三十六年度特復字第四三八一號）》）[18]以後論家於此亦多沿襲當初法庭的意見。
四
查周作人日記，自1939年1月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此後一年多裡與湯爾和見面總在三十次以上，除共同出席宴會或會議外，其他場合亦多有錢稻孫在場，或系討論圖書館或文學院的公事。值得一提是湯、周二人的兩次唱和。周作人奉和的兩首詩，此前已經發現；湯爾和的兩首原作則保存於周氏後人處，向未揭載，其間還有一封湯爾和來信，現一併抄錄如下。
周作人1939年4月23日日記：「得爾叟贈詩，依韻和一首。」湯爾和詩云：
「苦茶庵裡曲肱眠，並世誰人可比肩。講肆何妨求馬廄，歌壇豈必定龜年。讀書種子行看絕，賣菜傭夫不似前。老去此心猶未死，儻來事物等雲煙。知堂老兄正和，六松未是草。」（鈐「爾和六十後作」印）
周作人《遣懷用六松老人原韻》云：
「苦茶啜盡不成眠，挑擔何時得息肩。漫顧破甑談往事，且傾濁酒送餘年。未能泯默居牛後，幾至倉皇死馬前。差喜如今都忍過，思量身世渺雲煙。」
周作人1939年5月8日日記：「七時往赴爾和招宴，來者宇野、奧田、赤間、松井、熊木、稻孫、念新、兌之、平伯共十一人。十時後回家。」5月9日：「上午收爾叟贈六松箋一匣六十枚。「受信」欄有「爾和」。信云：
「懽聚至樂，諺所謂黃連樹下，此其是矣。詩牋一合奉上，簡素可用，惜興減不多作詩耳。此候知堂老兄晨祉，弟爾和，九日。
「印為黟縣黃穆甫作，儼然秦漢，以為何如。」（鈐「六松堂」印）
湯爾和的第二首詩寫作時間不詳：
「明知白日薄虞淵，獨奮空拳黯自憐。老去苦吟防減壽，病回強步若乘船。寒心只覺人情幻，隻眼能窺世界穿。積潦在塗饑溺甚，群蛙喧聒不成眠。久不弄筆，偶有所得，寫呈苦茶庵主吟正，弟六松。」（鈐「杭縣湯氏」印）
周作人《偶作用六松堂韻》云：
「正似群魚脫故淵，草間煦沫劇堪憐。四方引領失歸路，何處將身託願船。漫策斷株追日沒，孰持煎餅補天穿。高歌豈必能當哭，夜色蒼茫未忍眠。廿八年九月十二日，知堂」（鈐「知慚愧」印）
湯爾和前一詩從周作人寫到自己，其中三四兩句，正與周氏對他講的「譬如院子裡可以容得下些車馬，便讓它安放著，本來沒有這些東西要運輸」相合，周作人和詩則頗引湯氏為知己。湯爾和後一詩乃是自況之作，而周作人和詩對湯氏淪陷以後的行為表示理解，視作臨危救難之舉，末尾則連自己一併道著。前一年12月21日，周氏曾作絕句云：「禹跡寺前春草生，沈園遺蹟欠分明。偶然拄杖橋頭望，流水斜陽太有情。」越兩日，在日記中寫道：「得李炎華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沒，終日不愉。前作詩云流水斜陽太有情，不能如有財有令譽者之擺脫，正是自討苦吃，但亦不能改耳。」以後他說：「己卯秋日和六松老人韻七律末二句雲，高歌未必能當哭，夜色蒼茫未忍眠，亦只是此意。」當時在上海的沈尹默曾和周氏此絕句云：「一飯一茶過一生，尚於何處欠分明。斜陽流水幹卿事，未免人間太有情。」[19]對此周作人說：「匏瓜廠指點得很不錯。但如致廢名信中說過，覺得有此悵惘，故對於人間世未能恝置，此雖亦是一種苦，目下卻尚不忍即捨去也。」[20]說來周氏此種心緒，實已蘊含後來倡導的「道義之事功化」之端倪，而這就落實於愈發對湯爾和表示理解與敬佩上。
周作人1940年3月9日日記：「下午訪爾叟問病。」18日，「上午往候爾叟病。」此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已經改組為「華北政務委員會」，湯爾和任「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5月1日，「七時往湯宅聚會，來者宇野、加藤、奧田、吳、錢、文、龐、鮑、方、梁共十一人，九時返。」以後湯爾和病勢逐漸嚴重，周作人前往湯宅及醫院探視，偶獲一見。至9月9日，「上午九時同信子往附屬醫院看劉予生，未見；往看爾叟。」乃是二人見的最後一面。11月8日，「晚得教部電話云爾叟病故。」9日，「上午九時往湯宅致吊。又往文院，午返。下午入浴，撰一聯以挽爾叟云：一生多立經國事功，不圖華鬘忽萎，回首前塵成大夢；此出只為救民苦難，豈意檀度中斷，傷心輕打賸微言。晚子餘來，即託其覓人代寫送去。」1941年4月，時已接任「教育總署督辦」的周作人與另外五位東亞文化協議會評議員赴日，於14日「五時往學士會館赴爾叟追憶會，稍致詞，九時後回寓」。席間鹽谷溫作《挽湯爾和先生》一詩：「軒歧方術固難窮，博學能文譽望隆。大道道人參化育，上醫醫國建勳功。含杯共賞西湖月，揮扇同吟北海風。一夜長星痛零落，幽明何隔兩心通。」[21]當晚「鹽谷、宇田邀飲上野之湖心亭，辭未去，擬和鹽谷詩報之，至次晨始成七律一首」。此詩迄未見，內容或亦與湯氏有關。一年多後，他還在為湯爾和之子幼松（湯器）著《湯爾和先生》一書所作序中說：「我對於湯先生覺得特別有所感服，則以湯先生乃是醫家也。……湯先生一生中治學與為政相半，其參與政事的期間差不多也仍是醫師的態度，所謂視民如傷，力圖救護。」周作人對湯爾和的認識與評價自是其一己之見，但無可否認，在周作人的一生中，湯爾和是極少數對他產生重大影響，使之願意追隨其後的人之一。
[附記]周作人1962年10月7日日記云：「上午左笑虹來訪，以《文史資料》四冊見借，屬寫文章，允考慮，此一部分回憶錄所無，擬補寫之，亦無不可。」10月12日，「寫小文，起手未了。」10月15日，「寫小文曰《文人督辦到反動老作家》已成，凡十三紙，計約八千言。」10月18日，「下午往街寄左笑鴻信，附稿一篇。」1963年1月3日，「下午寫小文記東亞文化協議會事，未畢，而文頗奇。」1月4日，「關於東亞文協文了，約五千言。」1月9日，「託豐一寄……彭子岡稿一件。」同年8月19日，周作人致信鮑耀明，有云：「我曾替『文史資料委員會』寫過一篇『從文人督辦到反動老作家』，講我在北平的經過始末，或者不久可以印出來（收在《文史資料選輯》中），說明這一段落。」九月四日信中復云：「給《文史資料》寫的文章，沒有留稿，寄出也就算了，反正給的稿費已經收到，只有待它出版，看來也不會得很拖延的。」然而兩篇文章面世，已在周氏身後多年。《「東亞文化協議會」為何物？》與《文人督辦到反動老作家》分別於1999年和2007年刊載於《文史資料選輯》，但該種雜誌影響早已今非昔比，所載周氏文章也就不大被人留意，不僅各種論著很少提及，鍾叔河編《周作人散文全集》亦未收錄。不過正如周氏所云，二文實為《知堂回想錄》之補遺，有些內容此前語焉不詳，有些則系首次談到，對於我們了解他在1937年至1945年的想法與行事，不無助益。
注釋：
[1]周作人：《「東亞文化協議會」為何物？》，《文史資料選輯》，1999年6月總第135輯。
[2]《前會長故湯爾和先生追悼錄》，東京：出版者不詳，1941年，第10頁。
[3] 張菊香、張鐵榮：《周作人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0頁。
[4] 周作人：《周作人的一封信》，《新文學史料》1987年5月第2期。
[5] 南京市檔案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第1464頁。
[6] 《審訊汪偽漢奸筆錄》，第1467頁。
[7] 《審訊汪偽漢奸筆錄》，第1488頁。
[8] 陳濤：《致魯迅研究室的信》，《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1月第1期。
[9] 陳濤：《致魯迅研究室的信》。
[10] 周作人：《國文談》，《華光》，1939年12月第1卷第6期。
[11] 陳濤：《致魯迅研究室的信》。
[12] 彭程譯：《日本館藏涉周作人檔案六則》，《新文學史料》2017年11月第4期。
[13] 周作人：《文人督辦到反動老作家》，《文史資料選輯》2007年1月總第151輯。
[14] 張菊香、張鐵榮：《周作人年譜》，第568頁。
[15] 《審訊汪偽漢奸筆錄》第1437頁。
[16] 《審訊汪偽漢奸筆錄》第1442頁。
[17] 《審訊汪偽漢奸筆錄》第1480頁。
[18] 《審訊汪偽漢奸筆錄》第1488頁。
[19] 沈尹默：《和知堂五首》，《魯迅風》，1939年5月20日第14期。
[20] 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詩》，《雜誌》，1944年10月第14卷第1期。
[21] 《前會長故湯爾和先生追悼錄》，第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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