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先生《沽酌集》近日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沽酌集》收錄止庵先生文章五十四篇，既有對周氏兄弟、張愛玲、廢名、錢穆等現代作家及其作品的品評與考據；也有對日、法、俄等外國文學、歷史、藝術作品的賞讀；更有說「文心」的篇目，兼談作者買書、讀書、寫書、編書的心得。或是書人書事，或是借題發揮，舒展自然中見性情，內斂平淡中見積澱。
「沽」，買酒也；「酌」，飲酒也。以「沽酌集」為書名，是因為止庵先生覺得，買書、讀書，「就中意味，與沽酒自酌約略相近。若說不足與外人道未免誇張，總之是自得其樂。至於偶爾寫寫文章，到底還是餘緒，好比閒記酒帳而已」。
關於《沽酌集》——
這裡有一個「別處讀不到的止庵」
止庵先生是著名作家、學者，有《惜別》《畫見》《周作人傳》《神拳考》《樗下讀莊》《老子演義》《插花地冊子》等著作，並曾編訂周作人、張愛玲作品。在12月3日晚舉行的線上新書分享會上，止庵詳細談了《沽酌集》以及自己多年讀書、寫作的心得體會。
止庵表示，自己讀書寫作多年，迄今已經出了十幾本隨筆集，寫了七八百篇文章，這些文章「大多數是讀書所得」，「有點像讀書筆記」，但止庵不願意叫「書評」，「因為面對大量經典作品，我們其實說不出好壞或者不配去說」。當然也不是單純的有關書籍的介紹性文字，「因為那樣的文字不值得保存，沒有出書的價值」，「大體而言，這些文章都是因為讀書而起的感想，有的與書有關，有的只是借題發揮」。
《沽酌集》當然可以歸入止庵的這一類與讀書有關的隨筆中。但它又有自己的特點，裡面有一個「別處讀不到的止庵」。止庵說，自己原本讀書寫文章，主要集中在文學領域和先秦哲學、歷史領域，但《沽酌集》涉及的面比較寬，「既談藝術、思想，也談飲食、家居、旅行、服飾等等」。另外自己過去讀書、寫作，大部分都是經典名著，但這本《沽酌集》不同，「裡面涉及的書有大約一半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書，有些書甚至可以不讀，但為什麼還要寫？因為我對這些題目感興趣。比如一本有關歐洲洗浴文化史的書，書只是由頭，我想寫的是跟浴室有關的故事。另外諸如談時尚、箱包、靴鞋、內衣諸篇，都是如此。總的來說，如果不是因為讀這些書，我還真想不起來寫這些文章，所以書會促使你思考。而且有本書在那兒，你寫起來就像在和作者聊天、商量，比一個人在那兒自說自話舒服多了。」
止庵認為，聊天的方式是寫隨筆的最好方式，「隨筆歸根結底需要一种放松的態度，一種與人交談的態度。當然聊天不是閒聊，必須要有內容」。
關於寫作——
「讓文章的生命更長久一些」
止庵覺得， 文章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剛寫出就過時了的，這些文章沒必要收到書中，另一類是可以收到書中的。而書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出版後三五年就過時的，另一類是很多年不過時的，「不過時的書，例子很多，從詩經到先秦哲學，兩千多年了。近代、當代的書也有一些這樣的書，『五四』那一代人的書，現在依然可讀。」
概而言之，「時文」容易過時，「非時文」的生命則會長久一些。所以止庵認為，對於寫文章而言，才華、知識和修養都很重要，獨特的視角也很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要有一種意識，「那就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寫文章之前就要想一想，你寫的這篇文章究竟有沒有生命力」。止庵坦言，因為自己開始寫隨筆、傳記類文章時已是三十歲之後，所以想法已經「比較穩定」，而且當時自己還另有一份職業，始終處於業餘寫作狀態，「起先一周工作六天，只能在星期天寫文章。時間這麼少，我就沒必要寫那些馬上會過時的文章了，寫的時候總是希望文章的生命能長久一些，所以每寫文章都會儘量做充分的準備。」止庵說，自己寫的這些文章，總的來說可以冠以「小品文」的名目，「小品」自然不是「大品」「巨著」，「但我多年的志向是，寫的雖然是小品，但準備的時候卻要用寫『大品』的態度對待，也就是說，我寫的文章，要有小品的形式和態度，但卻要用寫論文的方式來準備。比如我寫的一篇關於法國作家羅伯·格利耶的文章，只有三千字，但我讀羅伯·格利耶卻讀了有二百萬字。寫文章就像用桶取井水，井一定要比桶大，你內心必須有一井水才能往外打一桶水。」
另一個方面，止庵認為對寫文章而言，作者的思考也特別重要，「寫一篇文章，你得首先把它給想透了，得把文章涉及的方方面面都盡全力去想到底」。經過自己深刻思考之後寫出來的文章，自然和傳播知識性的文章不一樣，止庵說，「很多人批評我不愛看網文，其實這是有原因的，網文總是道聽途說，用的二手、三手甚至四手材料，而且往往出錯，但好文章一定要用一手材料而且要深入思考。一篇文章，你要讓它不過時，怎麼著也得有一點是自己的獨特發現。」
對於語言，止庵也主張儘量不要用時髦的語言，「語言的發展，會不斷有舊的詞語消失，新的詞語誕生，但是這個過程會很漫長，需要時間的沉澱，如果用很時髦的語言，很可能不久就會被淘汰了。所以寫文章我還是覺得應該用相對恆定的語言。」
關於讀書——
「不從眾、不趨時、不受惑」
在《沽酌集》中，止庵收錄了一篇《關於自己》的長文，回顧了自己讀書和寫作的歷程，文中寫道：「從根本上講，我把閱讀視為對於真理和創造的一種認同過程。所以一再聲明，自己真正的興趣是讀書，偶爾記錄感想，不過是副產品罷了。」
多年讀書，止庵覺得，如何選書十分重要，「道理很簡單。比如我快62歲了，假如我能活到80歲，我還有18年時間讀書，一年讀50本的話，18年還能讀900本。數量有限，選什麼書讀當然重要了。」
那該怎麼選書？止庵覺得不能光追著新書來讀，而是要多選那些被時間淘洗後仍然活著的書來讀，「我自己有『三不讀』可以供大家參考：一，不從眾；二，不趨時，也就是不趕時髦；三，不受惑，也就是不要受別人的蠱惑。」在《話說兩種讀書態度》一文中，止庵進一步舉例：張愛玲在《燼餘錄》裡寫到日軍侵佔香港時，「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場現形記》。小時候看過而沒能領略它的好處，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擔心能夠不能夠容我看完。字印得極小，光線又不充足，但是，一個炸彈下來，還要眼睛做什麼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止庵說，「李伯元幾十年前寫的《官場現形記》，顯然與張愛玲那時的處境毫無關係。我覺得如此才得讀書真諦，讀來也才有意思，才能真正領略它的好處。——我們常說開卷有益， 這個益不能理解得太現實了。」
當然，止庵也認為，讀書很自由，沒有什麼書是非讀不可的，因此沒有必要硬逼著自己去讀自己不感興趣的書，「我對商業類的書、養生保健類的書以及農業、軍事科技類的書就實在不感興趣」。不過同時，止庵也反對在讀書上故步自封、畫地為牢，「應該讓自己的視野更寬廣一些」。
至於讀書的方法，止庵非常認同維吉尼亞·伍爾夫在《我們應該怎樣讀書？》中所表述的觀點，那就是讓自己在讀書時成為一個「普通讀者」，具體說來，即伍爾夫所言：「顯而易見，書是分門別類的——小說、傳記、詩歌等等——我們應該有所區別，從每一類別中選取該類別能夠給予我們的好東西。然而很少有人問書到底能為我們提供些什麼。通常情況下，我們總是以一種模糊和零散的心緒拿起一本書進行閱讀，想到的是小說的描寫是否逼真，詩歌的情感是否真實，傳記的內容是否一味擺好，歷史記載是否強化了我們的偏見，等等。如果我們在閱讀時能夠擺脫這些先入之成見，那麼就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不要去指使作者，而要進入作者的世界；儘量成為作者的夥伴和參謀。如果你一開始就退縮一旁，你是你，我是我；或者品頭論足，說三道四，你肯定無法從閱讀中獲得儘可能多的價值。相反，如果你能儘量地敞開心扉，從最初部分開始，那些詞語及其隱含之意就會把你帶入人類的另一個奇異洞天。深入這個洞天，了解這個洞天，接下來你就會發現作者正在給予或試圖給予你的東西是非常明確的、非常實在的。」對此止庵說：「伍爾夫所說擺脫成見，實為讀書的前提，否則看得再多，也毫無用處。一卷在手，我們所面對的不只是這本書，還有關於它的各種說法，諸如評價、解釋之類，這些東西擋在眼前，可能使人難以得窺真相。」敞開心扉去閱讀，然後獨立、深入地去思考，才是讀書所應該有的態度。
新時報記者錢歡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