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紙風行三十年的《萬曆十五年》，在大陸一發行便引起轟動。黃仁宇，也成了「普通讀者心目中影響最大、名聲最盛的歷史學家，甚至都不用加「之一」二字」。
但是它的「現象級爆發」背後，卻隱藏著許多坎坷。
一開始，誰也沒想到這本書能夠成為暢銷書，包括黃仁宇自己。
011976年，五十八歲的紐約州立大學教授、華裔歷史學者黃仁宇用英文完成了一本書，取名為《無關緊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這本翻譯成中文時名為《萬曆十五年》的書後來被評論為一部充滿激情、才華橫溢的作品，作者試圖從中國歷史上這看起來無關緊要的年頭出發，解釋一個重大問題：中國在歷史上何以落後於西方。
黃仁宇四十八歲才入行歷史學界，個人作品不多，已近六十花甲的他急需出版一本有分量的作品來證明自己的學術水平。因此這本書是他調動一生的經驗和思考，精心果力全力以赴的作品，寄出書稿的時候，他充滿信心。他認為這是一顆重磅炸彈，將在世界史學界引發一場巨大震動。
然而他收穫的，卻是美國多家出版社一次又一次地退稿。
禍不單行，就在這本書屢遭退稿的過程中，1979年，黃仁宇以六十一歲的「高齡」，被所在的紐約州立大學辭退。他在回憶錄《黃河青山》中說：
一封1979年4月10日由校長考夫曼博士（Stanley Coffman）署名給我的信如下：「你的教職將於1980年8月31日終止。你的教職之所以終止，是由於人事縮編所致。」
這是一個突然的打擊，黃仁宇完全意想不到，因為到1979年春季為止，他已在紐約州立大學連續任教十年，已經獲得了「終身」教職。
黃仁宇在回憶錄中說：「我被解聘了。這是侮辱，也是羞恥。」
相對羞恥，更為難以承受的是經濟問題。他的生活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就在被解聘前不久，因為在歐美出版無望，黃仁宇乾脆自己動手把這部書稿譯成中文，定名為《萬曆十五年》，託人帶到國內碰碰運氣，看看有沒有出版的機會。
這本書在中華書局幾經討論和反覆，終於在三年後，也就是1982年付梓出版。有意思的是，也許是因為作者的籍籍無名，書的封面上竟然沒有出現黃仁宇的名字，只有題字者廖沫沙的名字。
接到樣書後，已經六十四歲的黃仁宇心情非常激動。雖然他也指出：「封面上……沒有作者黃仁宇的名字，在設計上似欠完善。」但是接下來，他還是在信中一再對中華書局表示感激。他說：「大歷史觀容作者盡懷縱論今古中外，非常感謝，應向執事諸先生致敬意。」
02一開始，誰也沒想到這本書能夠成為暢銷書，包括黃仁宇自己。
為了證實他的激動心情，黃仁宇在這本書剛剛出版時表示，雖然他經濟上處於困窘之中，但「不受金錢報酬」。因為 「國內作家多年積壓書稿亦望付梓，《萬》書與之爭取優先出版機會，故暫不收稿費及版稅」。
後來中華書局向黃仁宇贈送了200冊書，以充稿費。
然而這本為了「統戰海外知識分子」的書上市後，市場反響居然非常好，第一次印刷2.5萬冊，很快就銷售一空，在讀書界引起很大轟動。後來三聯書店拿過這本書的版權，將它作為「黃仁宇作品系列」中的一種出版。
雖然沒有做任何營銷，但是《萬曆十五年》還是迅速成為大陸最暢銷的歷史著作，迄今銷售已經數百萬冊，成為現象級出版物。嗅覺敏銳的臺灣出版商立刻推出臺灣版，同樣引發巨大轟動。
從此，黃仁宇的作品在海峽兩岸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幾乎每本都受到熱烈追捧。在20世紀最後十餘年間，黃仁宇成了中國海峽兩岸普通讀者心目中影響最大、名聲最盛的歷史學家，甚至都不用加「之一」二字。
而《萬曆十五年》的英文版也在屢屢碰壁之後，在他被大學解聘後的第二年，終於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黃仁宇的期待一定程度上得到實現，這本風格獨特的書立刻引起了評論界的關注。
如今，這本書已經一紙風行三十年，坊間甚至有「不讀萬曆十五年，讀遍詩書也妄然」「生平不讀十五年，就稱明粉也枉然」的戲語。《萬曆十五年》已經成為了一種流行閱讀的符號性讀物。
03為什麼這樣一部最初不被看好的作品，後來在中國大獲成功呢？
首先這與時代背景密切相關。
1949年後，大陸史學界對歷史形成一系列固定的近乎公式化的解釋，比如五階段論、農民起義是歷史前進動力論等。歷史學界越來越呈現一種僵化、沉悶、壓抑的局面。
而《萬曆十五年》的出現，如同在沉悶的房子裡打開了一扇窗戶，讓剛從「文革」中走過來的中國文化界呼吸到了外面世界的新鮮空氣。人們不約而同地驚嘆：「原來歷史可以這樣寫。」
其次，這本書的暢銷更與黃仁宇獨特的敘事策略有關。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本書的開頭：
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幹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縱是氣候有點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間時疫流行，旱情延及山東，南直隸卻又因降雨過多而患水，入秋之後山西又有地震，但這種小災小患，以我國幅員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釀成大災，也就無關宏旨。總之，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這段敘述文學感很強，在平淡不驚中透出一股深沉廣闊，是一個不遜於許多文學名著的開篇。
黃仁宇選擇了明朝萬曆十五年，這樣一個平淡的、沒有什麼突發事件的一年，選擇了六個人物，用七篇文章來展示大明帝國，並分析它的內在機理。這六個人物是萬曆皇帝朱翊鈞、首輔大學士張居正、後繼首輔申時行、清官楷模海瑞、大將軍戚繼光、名士思想家李贄。
事實上《萬曆十五年》的敘事結構就是以一個個人物為中心，明代萬曆年間的歷史被組接為一個個故事性敘事，作者把一樁樁歷史事件圍繞著一個個歷史人物，敘述得娓娓動聽。
因此，這本書成功的要點之一在於，作者能嫻熟地使用文學化的手法，達到史學的目的。
作者以文學性的寫法，傳達的卻是史識：他以1587年極為平常的一天為起筆，講述了一個宛如傳奇的歷史事件，一次訛傳的「午朝大典」，帶出萬曆皇帝這十五年所一一經歷過的繁瑣而令人窒息的典章制度，描寫了整個朝廷就是一個主要由文人管理的機構，這個機構刻板地按照祖宗不變的法則運轉著，是那麼的疲憊與乏味。
04為什麼黃仁宇能獨闢蹊徑，寫出這樣符合讀者口味的作品呢？這與黃仁宇的個人特質有關。
黃仁宇的人生是頗有點傳奇色彩的。黃仁宇是湖南人，少年早慧，十四歲就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十八歲考入南開大學理學院機電工程系，不出意外的話，他本來應該成為一名工程師，在機電工程領域大展所長。
戰後他負笈美國，憑在美國陸軍指揮參謀學院所修的學分，獲密西根大學錄取，以三十四歲的「高齡」從大學三年級讀起，先讀新聞，後轉到歷史，1954年獲學士學位， 1957年獲碩士學位，1964年獲博士學位。
因此，黃仁宇是一個典型的「半路出家」的歷史學者。在成為歷史學家之前，黃仁宇做過兩年的工科大學生，十多年的軍人，求學期間為了謀生，更是從事過多種職業，比如電梯服務員、收貨員、洗碗工等。他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時，已經四十六歲，而且還是「老光棍」。直到四十八歲，他才獲得穩定的社會身份，有能力結婚成家。
這樣的經歷，在當代歷史學術界可謂絕無僅有。「半路出家」，一方面使黃仁宇的學術訓練可能不夠嚴格、規範，另一方面，卻也使他沒有被學術界學術產品的「流水線規則」所馴化，保持了強烈的個性。更重要的是，「半路出家」使黃仁宇終生保持了對歷史發自生命深處的草根式興趣。
「半路出家」的黃仁宇的所有思考與寫作，都與自己的生命經驗息息相關，他的研究不只是為了解決學術問題，更是為了解決個人生命中的困惑。「我所以成為歷史學家，是因為自己顛沛流離，一切源於中國的動蕩不安。」「對我來說，歷史學不只是行業技藝而已。……我開始接觸這一行業和技藝，是因為動蕩不安的生活造成心靈苦惱。」
黃仁宇本是一個個性強烈的人，為人有橫絕一世的氣魄，敢於冒險和嘗試，要不然也無法解釋他人生道路上這幾個劇烈的轉彎。因此，從事歷史研究後，他一心要解答困擾他自己的最大問題，也是困擾那一代中國人的最大問題，即中國與西方為何不同，中國如何才能完成現代化。
05正是「半路出家」而又「野心勃勃」，導致了黃仁宇的毀與譽。
黃仁宇的作品當然不是沒有問題，有些地方存在很嚴重的硬傷。但是，他的洞察力、悟性、歸納能力、綜合能力、「通感」能力是罕見的。他強烈的問題意識和勇氣，他將學術成果通俗化的本領，無人能出其右。
除此之外，即使以學術圈內的嚴格標準去衡量，黃仁宇也是頗有一點學術分量的。他的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他獲得基金支持的專著《十六世紀明代中國的財政與稅收》，都是被認可的有相當水準的學術著作。
學界泰鬥費正清和李約瑟都對他很欣賞，特別邀請他參與《劍橋中國史》、《中國科學技術史》和《明代名人傳》這些重頭學術著作的撰寫。這都是響噹噹的學術履歷。
如果他沒有寫這麼多通俗和半通俗的面對普通讀者的歷史著作，如果沒有在普通讀者中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他可能不會受到學術界如此強烈的批評。
因此，黃仁宇雖然收穫了普通讀者的無數鮮花和掌聲，在學術界卻是孤家寡人。「但在另一方面，即他的個人創作方面卻顯得很不幸運。無論是史學界和漢學界，他都沒有多少可以平行、平等、平和地進行交流的同志，他應該是處在獨學而無友的狀態；他在一所並不出名的大學教著一門並不重要的課程；他所進行的一些學術嘗試，也經常得不到多少有力的響應。」
本文摘自《歷史的局外人 : 在文學與歷史之間遊蕩》，東方出版社2018年9月，經出版社授權轉載。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