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一隻花蛤
文/姚斌
在距《理性樂觀派》發表後的2015年，馬特·裡德利又發表了《自下而上》。《理性樂觀派》以一系列生動的歷史故事告訴我們人類繁榮發展的秘密。而《自下而上》直言，世間萬物不是從上而下經領袖、神靈設計得來的，而是自下而上地演化和湧現出來的。這兩本書中有許多相似論點和案例，但各有各的指向。這就使得兩本書相得益彰，相互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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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副標題是「萬物進化簡史」。裡德利認為，一部萬物進化的歷史，可以涵蓋道德、經濟、科學、技術、文化、政府，因為它們都遵循著相同的演化邏輯。裡德利在這裡宣揚了開放性社會的重要性。尤其重要的是，思想市場需要儘可能的開放，這樣才能從群體的思維中繁衍出真知灼見。
所謂的「演變」就是「漸次展開」，即「增量式漸進變化」，與「突變」相對。演變是自發的，並且不可抵擋，它表明從簡單起點開始的累積變化。通常沒有指定目標，對何處結束也持開放態度的變化。這是生物體中通過自然選擇機制逐代修正的基因與遺傳。演變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它是理解人類世界和自然世界如何變化的最佳途徑。人類制度、人類製品和習慣的變化都是漸進的、必然的、不可阻擋的。它遵循從一個階段進入下一個階段的敘述方式，慢慢推進而非大步跳躍；有自己自發的勢頭，不為外部所推動；沒有什麼目標，也沒有具體的終點；基本上靠試錯產生，而試錯是自然選擇的一種形式。但是，演變並不僅僅局限於遺傳系統，它還能解釋幾乎所有人類文化改變方式：從道德到技術，從金錢到宗教。人類文化的發展是漸進的、增量的、無預定方向的、自然發生的，並受種種競爭理念自然選擇的推動。
裡德利無限推崇盧克萊修。盧克萊修是羅馬共和國末期的詩人和哲學家，以哲理長詩《物性論》著稱於世。盧克萊修對於創世論來說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人物。因為他蔑視一切形式的迷信，不相信靈魂不朽。他堅持理性主義、物質主義、自然主義、人文主義和自由精神。他主張明確的無神論，甚至可以說是最直接的達爾文主義。因此，在很長時間裡盧克萊修一直遭到打壓，並被視為異端。隨著尼古拉斯·哥白尼、伽利略·伽利雷、巴魯赫·斯賓諾莎、艾薩克·牛頓對盧克萊修的響應，他們從自上而下的思考方式，逐漸走進自下而上的世界。這才使得盧克萊修大放光彩，因為自然解釋終於取代了超自然解釋。
查爾斯·達爾文通過長期細緻的觀察和歸納，發展出一套驚人的理論：生物在互相競爭中分化繁殖，足以累積產生形式與功能相適應的複雜器官，比如眼睛，無須任何人事先在思想上理解其原理。哲學史上最具顛覆性的概念由此誕生。達爾文解釋的美妙之處在於，自然選擇能召喚起比任何設計師都更強大的力量。它無法預知未來，但對過去的信息能運用得出神入化。這就是達爾文思想的精髓所在，美麗而複雜的生物竟然無須任何人知道怎麼製造，就能製造出來。這與技術的誕生是一樣的。製造一臺完美的機器，真的不一定非得知道怎麼製造它不可。就比如製造一支簡單的鉛筆，無數人為之付出了心血。可從開採石墨的礦工、伐木工人，到裝配線工人再到管理人員，還有那些種植咖啡供大家飲用的農民，沒有一個人知道怎麼從無到有地製造一支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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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繁榮的自然出現與自然選擇相似，同樣是沒有人規劃，也沒有人預料，不是因為人類的政策，而是通過非常類似演變的選擇性進步形式，從人的互動中不屈不撓地發展出來的。
當今世界，一個普通人一年的收入，按實際價值計算，是1800年的10~20倍。經濟學史學家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稱之為「大豐盛」。她說，這是「經濟史的基本事實或主要發現」。事實上，麥克洛斯基還說，自1950年來，在中國香港這樣的地方，生活水平說不定提高了100倍。富人固然越來越富有，但「數百萬人有了暖氣採暖、汽車、天花疫苗接種、室內水管、廉價旅遊、婦女權利、更低的兒童死亡率、充足的營養、更高的個頭、翻了一倍的預期壽命、報紙、選票、上學的機會和尊重」。全球不平等正在迅速緩解，因為貧窮國家民眾的致富速度比富裕國家更快。修正了通貨膨脹之後，1960年，全世界有65%的人每天僅靠1.25美元過活，而今天僅為21%。
亞當·斯密創造了「無形之手」的概念。這個說法最初出現在斯密的天文學講座，接著出現在《道德情操論》裡，再接著才出現在《國富論》中。在斯密對市場的解釋裡，他認為，無論是道德還是市場，兩者都是從個人行為中自發產生的現象，而非來自蓄意的設計。這個觀點與達爾文的那個「危險的思想」有著同工異曲之妙。達爾文的危險想法是從生物學中徹底拿掉故意設計的概念，用一種「從原始簡單形態中構建有序複雜性」（理察·道金斯的話）的機製取而代之。
亞當·斯密認為，商品和服務自願制化的交換，帶來勞動的分工，人們可以專注於自己擅長的事情。反過來，這又促成了交易各方交換收益的提升，因為每個人都做著最大發揮自己擅長的事情，對自己所選擇的任務有了學習實踐時間甚至進行機械化的機會。人們利用自己的手法和知識，不斷加以改進，這是任何專家、統治者都做不到的。於是，貿易帶來的收益鼓勵更多的專業化，更多的專業化鼓勵更多的貿易，就形成了良性循環。生產者的專業程度越強，消費越是多樣化：人們從自給自足變成了生產更少的東西，消費更多的東西。最後，專業化必然激勵創新，這也是思想交流以及和所推動的合作過程。事實上，大多數創新都來自對現有概念的重組。
人們交換得越多，勞動分工得越細，就越是為彼此工作。人們越是為彼此工作，生活水平就越高，勞動分工帶來的結果是陌生人之間建立了龐大的協作網絡。自由市場鼓勵創新的機制，它是瘋狂、自私的個人主義的對立面，但它是市場大眾合作的體系。如果一個人要和對手在生產上展開競爭，就必須與客戶、供應商和同事合作。商業需要信任，也孕育了信任。「無形之手」並非烏託邦。在這個過程中，不勝任的企業被合格的企業淘汰，中庸企業被優秀企業淘汰，優秀企業被卓越企業淘汰。
自由貿易有著更好的經濟成績和人道主義表現。以瑞典為例，瑞典走向富裕並不靠實行社會民主的大政府。19世紀60年代，它從封建經濟裡走出來，強烈奉行亞當·斯密式的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國家迅速發展，並在接下來的50年裡，孵化出大批偉大的企業，包括沃爾沃和愛立信。到20世紀70年代，瑞典政府大擴張，導致貨幣貶值、停滯、發展緩慢，並於1992年全面爆發經濟危機。此後，瑞典在世界經濟排名表的相對位置迅速下降。到21世紀初，它減稅，實行教育私有化，開放私營醫療行業，進而重新實現發展。當然，主張自由貿易比政府規劃能帶來更多的繁榮，但並不等於主張廢除所有的政府。政府在維持和平、強制規劃、幫助有需要者等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研究顯示，繁榮無須任何上層指引，就有機地發展起來。也無須邀請，勞動分工自然從社會中產生。它逐漸演變，受我們天然交換意願的刺激，用斯密的話來說，「互動有無、物物交換、彼此交易的傾向」，自然而然地出現在人類身上。指揮之手是無形的：每個人「只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他管理產業的方式，是為了使生產實現最大的價值，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這樣一來，和其他許多情況一樣，他受到一隻無形之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達到的目的」。
資本無法解釋大範圍的生活水平提高。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指出，按實際計算，過去200年間，英國的平均收入從每天大約3美元提高到100美元。光是資本的積累實現不了這樣的成就，這就是為什麼她包括裡德利拒絕用「資本主義」來形容自由市場，因為這個詞充滿了誤導。兩者從根本來講，就是不同的東西。英國的成功歸功於採用了斯密的藥方。而斯密式經濟是一個普通人之間進行交換和專業分工的過程，這是一種自然產生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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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奇怪的是，就連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羅伯特·馬爾薩斯、約翰·穆勒，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正站在「人類有史以來最壯觀的經濟發展的門檻上」。一個世紀後，約瑟夫·熊彼特這樣說：「就在他們眼前，無限的可能性成為了現實。可是除了侷促而步履蹣跚的經濟體和越來越難弄到每天所需的麵包，他們什麼也沒看見。」裡德利認為，這是因為他們的世界觀以收益遞減概念為主。在他們那個時代，斯密的勞動分工、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只能對民眾的生活起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收益遞減很快就會出現。
二戰後，一次又一次，出現的都是相反的收益遞增。收益非但未曾遞減，反而因為機械化和廉價能源的應用不斷提升。工人的生產率非但沒有進入平臺期，反而不斷地上漲。鋼材生產得越多，價格就越便宜。手機越來越便宜，我們用的也就越多。在一個擁有70億人口的世界裡，饑荒變得越來越沒有什麼人聽說過，可在人口是20億的時候，饑荒幾乎是常客。就連李嘉圖看跌的小麥產量，到20世紀下半葉，在英國被耕種了數千年的土地上，也因為化肥、農藥和作物育種的出現，開始加速增長。到21世紀初期，工業化把較高的生產水平擴展到了近乎全球的每一個角落，狠狠地打了悲觀論調的臉。數百年來積貧積弱的中國重新煥發了活力，把十多億人口造就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在工業經濟體中，崗位數量和工人所得的報酬比重，都在穩定上漲。
面對發生收益遞減的地方，經濟學家們提出了均衡的概念：一旦信息易得，經濟系統就會趨向於完全競爭的穩定狀態。但是，約瑟夫·熊彼特持續關注創新，堅持沒有均衡狀態，只有動態變化的連續展開。1909年，熊彼特寫出了《經濟發展理論》一書，強調企業家的角色是關鍵。大多數商業家遠非靠剝削工人寄生，而是創新家，靠著把事情做得更好或更廉價來制勝對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必然會帶來消費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多數所謂的強盜資本家，靠的是對商品減價而非抬價來發展發財致富的。創新是自由企業的主要後果，和創新比起來，從交易中所得的收益、靠專業分工實現的效率、通過實踐獲得的進步都變得黯然失色。
1942年，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把「創造性破壞」視為經濟進步的關鍵，認為創造性破壞是「資本主義的基本事實」。隨著新企業和新技術的湧現，舊有的必然衰亡。「創造性破壞的大風常年不斷」。或者，用納西姆·塔勒布的說法，整個經濟要實現反脆弱，個別的企業必須是脆弱的。餐飲業是穩健而成功的，這是因為個別餐館脆弱而短命。塔勒布希望，社會要充分尊重失敗的企業家，就像尊重為國陣亡的將士那樣。
熊彼特在推理中明確提及了生物學，將經濟變化成為「產業衝突」的過程。他認為，經濟體就像生態系統，生存鬥爭使得企業和產品互相競爭，有所改變，他還認為，沒有願意承擔風險的企業家，這種經濟演變不會發生。企業家尼克·哈諾爾和經濟學家埃裡克·拜因霍克（著有《財富的起源》）擴展了熊彼特的演變視角。他們認為，市場的運作跟生態系統一樣，不是因為它效率高，而是因為它有效果，能解決消費者或生物體所面臨的問題。商業的美妙之處在於，一旦它運轉起來，就會獎勵那些解決了他人問題的人。「最好把(市場)理解成一個演變系統，(市場)就像自然界的演變一樣，不斷地針對問題創造，嘗試新的解決辦法。有些解決辦法更『適應』適者生存而得到傳播。不適者滅亡。」
這種觀點的另一個推論是，沒有完美的市場、均衡狀態和中間狀態這種東西。有趣的是，生態學家已經逐漸得出了和經濟學家一樣的結論。近年來，他們對生態系統的認識開始從均衡狀態轉入更為動態的觀點。他們不光體會到氣候的變化方式，甚至還意識到森林也處在不斷地變化狀態中，在一個特定的位置，一種樹木接替另一種樹木興起，沒有穩定狀態的「高潮」，只有不斷變化。
20世紀50年代，羅伯特·索洛梳理出了創新的貢獻：他計算了資本和勞動力的貢獻，推斷出生活水平的其餘變化必然是來自技術變革。技術變革是收益遞增的主要源頭。這就難怪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把造就了過去兩個世紀大豐盛的制度稱為「創新主義」而非「資本主義」了。關鍵的新要素不再是有資本可用，而是出現了受過市場檢驗、以消費者為導向的創新。她把工業革命的原因歸結為生產的分散化，在對新思路的檢驗上：普通人能夠作出貢獻，選擇自己喜歡的產品和服務，推動持續的創新。而要讓工業革命順利出現，試錯必須變得受人尊敬。窮人的富裕來自市場造就的創新，這對窮人絕非壞事。
創新是自然產生的。20世紀90年代，保羅·羅默提出了內生增長理論。他認為，技術進步不僅是發展的副產品，也是公司能夠有意識進行的投資。有了合適的體制，你就可以著手進行創新，收穫它帶給你的獎勵，與此同時，你還可以和世界分享它，整個方式就跟你設計、製造了一臺機器差不多。創新是千百萬人交流思想所得的結果。每當人們可以自由交換的時候，它就會神秘出現。
經濟演變是突變和選擇的過程就跟生物演變一樣，它們存在一種更為接近的類似之處。正如裡德利在《理性樂觀派》中所提出的，在經濟演變中，交換扮演著跟性在生物演變中等同的關鍵角色。沒有性，自然選擇就無法形成一股累積的力量；發生在不同譜系的突變無法結合到一起，生存鬥爭必須二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