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理想國imaginist公眾號 ID: lixiangguo2013
高華（1954.05~2011.12.26）
1、 談鄒讜《中國革命再闡釋》
此書由何高潮翻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何高潮曾研究農村革命問題，80年代在武漢學習，後去國外讀書。
80年代中後期鄒讜在北京大學做客座教授多年，北大當時是全國高校政治學教師的進修基地，把鄒讜先生的看法很快傳播了開來，這就是他使用的「全能主義」的概念。其實 「全能主義」概念和極權主義概念在英文是一樣的，只是鄒讜考慮到當時大陸的語境而使用了「全能主義」，從而拉開了一個口子，使這個原先禁忌的問題可以談了。「集權主義」的概念在改革開放後偶爾出現，「社會主義集權主義」在80年代用過。在鄒讜說了此概念之後，中國學者就運用此概念談 「國家與社會」。1990年代初，「市民社會」概念復甦，大凡重要理論或概念的出現都與時局變化有關。「市民社會」概念進入中國時分成兩塊討論區，一塊為鄧正來主辦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另一塊為《天津社會科學》。鄒讜是國民黨元老鄒魯的兒子，居正的孫女居蜜曾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東亞部的負責人。謝持的孫子謝幼田對「西山會議派」有研究，寫了《謝持年譜》，是研究「西山會議派」必看之書。中國革命的解釋原來是有巨大覆蓋面的解釋，鄒讜的新解釋與此是有交匯的，原來的解釋是共產國際、列寧（《民族與殖民地提綱初稿》）給的。共產國際和蘇聯對中共的幫忙，其中之一是在關鍵性的理論問題上，為中共提供了理論的基本框架和論說體系。20年代共產國際有中國問題研究機構，列寧吸取了專家的意見，比如印度的羅易。1937年以後，毛的幾篇文章建構了他本人對中國革命的解釋框架，毛澤東在此前基礎上發展，他的解釋大致能說明問題，所以說中共傳統的解釋覆蓋面很大。孫中山和蔣中正的解釋與毛澤東的解釋有共通之處。孫中山的重點在滿漢對立，滿人對漢人長期欺壓，對中國文化壓制，使中國的立國精神喪失，這與唐君毅和牟宗三有了交匯。新儒家不是在象牙塔裡做學問的，他們感時而發，唐君毅有強烈的歷史文化精神，1978年病逝後安葬在臺北，他說臺灣是中華文化最後的乾淨地。孫、蔣說中國是「次殖民地國家」，與「半殖民地國家」差不多。1927年以前國共的理論分界是很模糊的，中共方面左翼主題並不突出。1927年以前為「國民革命」，與以後的「工農革命」有重大區別。1927年後中共階級意識出現了，1935年後「中國」概念也突出了。中國第一個民族主義政黨為國民黨，中共在毛澤東掌權後開始中國化，毛澤東對中共的精神氣質有重大改變，此前中共的國際色彩很重。近代的主題是建立民族獨立國家，背景乃東西洋對中國全面的侵略，如果沒有他們打進來，則中國處在改朝換代的循環中，東西方列強的入侵促使中國變化。毛澤東和蔣介石對歷史的解釋都有有效性和局限性。中國傳統文化崩潰（特別是1905年廢除科舉後），毛對此不太在意，新儒家注意到了，可以參看唐君毅的文章。中國舊制度自我更新慢了，研究20世紀中國第一個十年很有意思。那是大幅改革時期，中國在發生巨變，全方位的改革。清政府想改革，但又為何失敗了？革命往往產生於改革時，改革是危險的，不改是安全的。鄒讜的新敘述之「新」在於突出了外部因素對20世紀中國革命的影響問題。國共都淡化了這個問題。對國民革命和工農革命以及後來的人民革命，外部因素起的作用太大了。
鄒讜（1918-1999）
蘇聯對中國的影響
蘇聯為20世紀中國的政治集團提供了強有力的治國新模式，國共都吸取了。中共吸取列寧主義上、下端，上端是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下端是黨治、黨軍。國民黨只要階級調和，孫中山認為階級鬥爭是社會病態的反映。日本沒有提供整體性東西，而蘇聯提供了很多。蘇聯對中國的影響是持續的，從20年代到70年代。大陸敘述肯定了蘇聯對中國的幫助：（1）蘇聯在大革命時期對中國的幫助。（2）抗戰初期蘇聯對中共的幫助。但是30年代中期前，蘇聯對中共的支持一般不提，因為當時在黨內是留蘇派掌權。（3）40年代後期對中共的幫助。（4）建國後對中國的幫助。60年代對蘇敘述開始大變（1960—1970），對於蘇聯的幫助一般只提列寧，史達林對中國的幫助一筆代過。敘述有矛盾之處，一方面指責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焚屍揚灰」，另一方面又批評史達林對中國的霸權主義。1956年蘇共二十大對中國國內政局的發展有持續性影響，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對毛澤東晚年的政策和人事安排有重大的影響，1957年把批評史達林大國主義的知識分子打成反蘇、反共分子。毛澤東自己可以批評史達林，但不允許群眾對史達林有任何批評。陸定一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他跟在毛澤東後面批評史達林，結果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史達林分子。1960—1970年的敘述突出了史達林的大國主義和史達林對王明的支持。史達林和中共的交往及毛澤東和史達林的交往別人是不能插手的，毛與斯討價還價，表面看起來毛更高明，但中國還是吃了史達林許多悶虧。中國在外蒙古問題上對史達林有批評。1924年中蘇籤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可見北洋政府是有原則的，中國領土在北洋政府時期至少在法理上是完整的，失去領土是以後的事。1949年後中國制度架構一半來自蘇聯。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蘇聯發來唁電稱毛澤東為「同志」。1969年中蘇關係惡化到極點，但雙方還是互稱同志，這是很矛盾的。（歷史應該清晰地去描繪，但這很難，很多事錯綜複雜。）1979年後北京大學出現了「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專業（後轉型為國際政治專業），很多學科隨時代而變遷。由於各方的檔案不開放，研究處於瀕死的狀態。1985年前中蘇關係也不好，看不到蘇聯的材料。90年代情況變了，蘇聯解體，檔案開放了。但普京上臺後要重振蘇聯時代的大國雄風，檔案又不開放了。鄒讜強調外部因素對中共的影響是正確的。他有生之年雖然沒有看到蘇聯解密後的材料，但他的論斷很準確。
毛澤東與史達林，1949年
日本對中國的影響
中國近代化向日本學習，其中就包括清末新政。19世紀末中國開始向日本派大量留學生。社會主義思潮向中國的傳播也是通過日本。日本侵華破壞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對此國民黨提得很多。鄒讜強調偶然事件對歷史的重大影響，這也是對的。他認為日本的入侵救了紅軍。紅軍會師陝北不算長徵的勝利，對於前景大家心裡都沒有底。情況很危急，共產國際來了指示，要求建立統一戰線，毛打出抗日旗號，這樣才名正言順。到1936年下半年，情況大為好轉，又發生了「雙十二」事變，國民黨軍停止「剿共」，紅軍才算勝利。日本對國民黨、共產黨正反兩面的作用太大。蔣中正將精銳的部隊全部用在淞滬一戰，70萬人損失殆盡。而毛澤東則是繞到敵人後方去，發動群眾。毛蔣的思維不同。蔣中正認為自己是大國元首，要有責任和義務。鄒讜的缺點在於他對知識分子和中國革命的關係體會不深，他的人文感覺稍有欠缺，這是一個不小的缺陷。國民革命、共產革命和知識分子有重大關係。參加革命的是兩類人：知識分子和農民。毛澤東稱是共產黨的農民打敗了國民黨的知識分子。為什麼知識分子打不過農民？因為國民黨將領的拼勁不大。（看書要看他的優點，但也要看其不足。）鄒讜對延安時期的敘述有偏差。他認為，在毛澤東、劉少奇領導下，溫和理性的黨內鬥爭模式建立起來了：（1）鬥爭大會開得少；（2）失敗者不被處死。如果說理性是對革命和人性的精密分析，鄒讜的這個觀點能夠成立，但「溫和」肯定不能成立。鄒讜說鬥爭大會開得少是錯的。在延安時期鬥爭大會是很常見的。研究「鬥爭大會」是個很好的博士論文題目，這是受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啟發。鬥爭大會的模式在江西時期開始建立，在延安時期經常開。鄒讜說失敗者不被處死是對的，但問題是這種模式也不是毛澤東一手建立的，1921年後黨內鬥爭失敗者都不會被殺死。蘇聯有這個殺死失敗者的情況。毛澤東吸取了江西時期的經驗，他主政後，一般不處死黨內鬥爭失敗者，但會長期監禁他們。
關於美國對中國的影響
（1）精神、思想上的影響。三民主義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美國價值觀，林肯的東西影響力更大。（2）在文化、教育、宗教方面，培養了一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學習短而快，回來幹革命、做生意。中國沒有產生「留日派」，但有「留蘇派」、「留美派」，留美生橫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領域，尤以自然科學為重。1949年後有從美國回來的知識分子，從事軍工業。而臺灣一直受美國影響。（3）美國在某種程度上也幹預中國政治，但與日本、俄國是不一樣的。日本從甲午戰爭至1945年一直幹預中國的政治（比如支持孫中山，幫助康梁，支持制約蔣介石的力量，北洋時代政府更迭的背後都有日本的影子）。美國為階段性的幹預。1927年後國民政府有親美色彩。美國的幹預主要在抗戰後，特別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後。在1941年後支持國民黨民主派，對蔣介石獨裁進行制約。美國既支持蔣，又對蔣的專制有抵制。美對國共關係也強力幹預。1949年美國對臺灣有巨大影響，美國從戰略出發必須支持蔣介石。1949年後美國在大陸的影響被全面掃蕩。美國的影響只存在於表面，在制度架構上沒有在中國留下任何東西。今天台灣制度架構中已融入了美國因素，比美國更自由，是一人一票選最高領導人。鄒讜的貢獻在於分析了19世紀中國革命發生的原因和後遺症的問題。19世紀西方進入後，中國社會崩解（軍事、政治、精神上全面崩解），導致了要求重組社會的新力量出現，北洋是新舊捆綁的過渡性政權。國共乃重組社會的重大力量。
馬歇爾、宋美齡、蔣介石，1946年
20世紀重組社會的方式
新社會力量要重建國家，方式乃是社會革命。國共社會革命綱領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要求。（十分弔詭，大家在享受著北洋的自由，但又要打倒它。）（1）追求國家獨立、領土完整。蘇聯無民族概念、無地域概念。（馬克思：工人無祖國，祖國乃地主資產階級國家。）國民黨罵他們，因為國民黨有民族主義色彩。（2）都提出社會公正問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談到社會公正。以上三點是國共都具備的社會革命綱領，順應時代要求。革命不是幾個人就能策動的，革命不是想不想的問題，關鍵是有革命的條件了（西洋和東洋對中國的侵害，中國人的痛感）。蔣介石認為中共革命背後有莫斯科的黑手，其實這是不對的，不是幾個人就能煽動起革命的。20世紀中國革命有深刻的背景，基於反抗壓迫的革命是合理的。慈禧太后和北洋政府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國共革命要解決這個問題，但有很大的後遺症。國民党進行的是有限革命，國民黨的革命是政治層面上的革命，政權一到手則革命就告一段落。國民黨的革命後遺症小，因為革命是有限的，未進入精神革命領域。共產党進行的是無限革命，革命的後遺症大。國民黨是同鄉、同學、利害關係和信仰關係的結合。1928年後蔣介石開始建構國民黨的理論，但馬馬虎虎，搞「黨義」的被人稱為是賣狗皮膏藥。國民黨黨部的工資收入低，大家都削尖腦袋往政府部門跑。國民黨的性格太中國了，只是鍍了一層西洋的外衣。大家都稱兄道弟，而共產黨是不來這一套的，叫一聲「同志」，就把所有親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的傳統倫理聯繫切斷，只認共同信仰的人是親人。中共的全面革命要求進入社會、生活、個人、精神價值觀的層次。「文革」是「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現在看來革命不能進入最後領域，人為的大力推動到最後層面是有問題的，限制了社會、個人自由。馬克思說要建立自由人的自由聯合體。中共建立了巨大的、無所不在的國家，國家完全控制一切空間、資源。列寧稱此為「兵營式的社會主義」。
國民黨理論來源（2006年10月23日）
國民黨理論來源有三：（1）中國傳統文化；（2）蘇俄一黨專政的黨治國家概念；（3）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以上三點對國民黨以後的行為有巨大影響。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內和社會要求國民黨結束訓政，進入憲政。1936年通過《五五憲草》。1950年國民黨去臺灣後方實現對社會的全面滲透，1987年蔣經國去世前才發生變化。國共是對近代中國問題的回應。國民黨是中國第一個對社會中下層的人士產生影響的黨，代表近代工商業階級的興起。國共都追求民族獨立和社會改造，但路徑不一樣。中共重點面向社會底層，主張激進快速的社會改造。1927年不是這樣，當時中共階級特徵不是很明顯，1927年國共分家後才凸現階級特徵。國民黨則重視中間階層。1927年後國民黨放棄對社會底層大規模的社會改造活動。江寧曾為國民黨縣一級改革的模範縣，但改革不激進。1934—1937年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社會恢復工作是一個研究課題，當時的「恢復」是階級調和，而非現在宣傳的「反攻倒算」。這是江西一名博士建立在大量資料的基礎上所做研究得出的看法。
2、 談許倬雲《從歷史看組織》（2006年10月30日）
80年代開始「中共組織史」的寫作（李銳的建議），各級黨委組織部門有專門的常設機構負責此事。有中央卷和地方卷，價值很高，中組部收集得最全。研究近代史要會用這套材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圖書館收藏得非常多，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收得也不少。
許倬雲乃大師級學者，國內知道他的名字是80年代中期，最先是美國華文的《知識分子》雜誌介紹的。雜誌裡選了一些一流華人學者的文章，許倬雲在上面發表文章談軸心時代，他把中外歷史打通，將中外歷史作比較研究。確實，談中國史應該放在世界歷史大背景下談，過去國內是將兩者完全分隔開來研究的。許倬雲先生看書多，感悟強。他將人和組織結合起來談， 他說，一個傑出人物需要有幾個重要的條件：（1）知識，這可以通過學習得到；（2）見識，這也可以在經驗中培養，要胸襟開闊；（3）膽識，這個不太容易，碰到問題要當即立斷，與人的性格有關。前提是要具備前兩者，而且還要有使命感。目光遠大（毛澤東肯定有，鄧小平也有，曾國藩也有）；毅果斷（堅強的意志力，認定了就非常執著，紅八軍軍團長周昆在中途放棄，就是意志力薄弱）；胸襟開闊，這是成大器者所必需的；公忠體國；能開一代之風氣；能帶動一批人成為自己的追隨者。（1）來自蘇聯，列寧主義黨提供了組織制度。一元化、同心圓結構適應中國人組織意識的嚴重缺失。50年代後中國人對組織的依賴，高度計劃經濟下，每個人都有組織。組織控制了一切資源，個人離開就不能生存。除此之外，還有人的心理需求的一面，因為人要有歸宿感。1949年，毛澤東就提出要將全國人民安排到各個組織中。中國革命之「新」在於有了現代組織。（2）中國的傳統（20年代片斷性而非全面地進入黨）。（3）毛澤東的獨創（總學委、「文革小組」等），現在還沒有文章專門來談這個問題。列寧主義黨可以領導軍隊。博古二十幾歲領導軍隊，得到李德和周恩來的輔助。博古在黨內有權威，博古會斷，周恩來謀多，周會綜合各個人的觀點，取中庸的方法。中共跳出歷代農民起義造反的傳統，就在於有「黨」的組織。毛澤東一身兼黨、軍兩職。地方首長兼軍區政委。60年代初後，社會潮流尚軍，以軍為榮。建國後周恩來掌政務院，政務院有黨組幹事會，周恩來是黨組書記，政務院各部都聽周的，包括公安部在內。按不成文規則，公安部應歸一號人物控制，所以毛澤東對周主管公安部很生氣。1953年毛澤東作出重大改革，公安部的一切直接送給毛，抄送周。丞相是外朝，權力太大時皇帝就要依靠內朝了。研究近代史必須了解一些古代史。中央書記處是黨最重要的機構，而非國務院。中共中央書記處管意識形態和幹部的任免和升遷。劉少奇組織政治局會議，落實在書記處。周恩來的國務院是業務部門，要聽書記處的。彭真在1956—1966年的權力很大。黨管業務，這也是學蘇聯。1956—1966年北京市委有大學部、工交部等。政府每個機構都由黨委管。組織與制度（經過一個階段就要重新調整）：（1）因事設置。（2）因人設置（只是給你一個位置），張聞天為政治局委員，但他在東北時受政治局委員高崗的節制。許倬雲的結論：（1）制度由人來建，制度中有人。（2）組織也會老化、渙散。組織內部會因各種變量轉變而產生張力，要借力轉力，開創新局面。笨人狂妄、自私，誤用張力走向失敗。
3、 對唐德剛其書的看法
唐德剛的研究方法基本是傳統的，也就是不太運用西洋框架，而是根據若干史料，以中國人和中國知識分子的是非觀、價值觀（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已融入一些西洋自由民主的元素），結合他個人的感悟，發表看法。由於唐德剛生於戰亂的20世紀中國，又長期居住美國，在美期間曾為顧維鈞、李宗仁、張學良等民國要人撰寫回憶錄，和胡適也有較多的接觸，故對歷史幃幕後的政治、社會等各種複雜因素有具體的體察，加之他和臺灣知識界、政界的一些人物有密切的聯繫，二十多年來又經常遊走於海峽兩岸，故而對歷史的看法有比較開闊的視野，同時滲透他個人強烈的主觀感受。
一般而言，他在史實陳述方面著墨不是很多，重點在議論，而這就是他作品的精彩之處。他的文筆非常流暢，但也有一些戲謔之氣。唐德剛不能算是學院派，一是他的作品嚴謹性欠缺，二是他沒進入美國主流漢學界，只是在一般大學教書。儘管如此，我以為他仍可稱為傑出的史學家，雖然唐的考據功夫不強，有些作品在具體時間、地點、數字上有錯誤。餘英時、許倬雲、杜維明、張灝、林毓生等肯定是學院派，唐不是，但他在大陸和港臺的讀者一定比前幾位多。唐自有其地位，學院派中有些食洋不化的年輕後生難望其項背，這就是他具有史學家最重要的特點：史識，即洞察歷史的眼光。唐德剛的強項不在史料。例如： 他總結毛的三十年，能一字點破天機，就用一個詞就概括之：zhuan政。這起碼是1949—1979年社會治理的最重要的特徵。為什麼他沒用「追求理想的三十年」？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因為在他看來，那不是這三十年最重要的特徵。而「專政」是一個客觀詞，任你怎麼想都可以，留了一個空間給讀者。另有一點我也很欣賞，唐是「民眾本位論」者，這點也不是很多史學研究者能做到的，許多史學研究者是「國家、民族、領袖三位一體論者」。唐的作品不少，我以為唐的代表作有三本：《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以及他談新中國前三十年的著作。
4、談魏斐德的作品（2006年11月20日）
魏有《歷史與意志》、《洪業》、《中國特工》、《上海警察》等著作。魏斐德是「上海學」最早的推手和代表性學者。地方史研究是現在的熱點，上海影響太大，對上海歷史的研究成為國際漢學界的趨向。我剛從德國回來，發現德國《德意志報》每天都有上海的新聞。通過研究地方而回答大問題，不能拘泥於一個地方，不能「一村一理論」，沒有那麼多理論。魏斐德不提上海理論，一切從實際出發，在他書中沒有「上海理論」。史家可運用一些當時的文學性作品作為研究資料，比如對上海的研究，就可以看《良友畫報》、30年代左翼文化作品（左翼的吶喊）。30年代上海乃全國出版中心，各種出版物很多。
魏斐德《上海警察》是名著，看這本書要注意控制、權力、人性、國家、社會的意識等，學歷史到最後要融會貫通。中國現在的警察制度是向日本學習的，民國警察部門級別不高，這值得思考。國民黨對社會控制不強，但1949—1980年臺灣控制就嚴了。我去維也納開會，發現維也納街上沒有警察，有人認為像共產主義社會，這個城市犯罪率很低。第二大城市薩爾茨堡也沒有警察。魏斐德說1927—1937年上海警察是有組織的犯罪，香港警察70年代之前一直如此，這在第三世界是普遍的情況，可能是必經之路。現在警察除了維持治安的功能，還有服務大眾的功能。臺灣的警察社會管理能力較強，也是兼顧社會治理和服務公眾的功能。我去派出所辦暫住登記，一警官馬上上來請座，還送上一杯水，牆上的標語寫著「做人民的褓姆」。大陸的警察也在轉型，現在已增加了服務功能。「公安」一詞由孫科提出，此前稱警察。廣州現代化從20年代開始。公安和警察有區別，警察乃強力符號，公安則比它更寬泛，有社會管理協調能力。（1）中共軍事先行。領導根據地的力量以軍隊為主導，有軍隊才有地方蘇維埃。（2）中共與國民黨的區別在於動員民眾參加革命，所以建立各種群眾組織，由基層黨來承 擔公安的功能，以群眾路線為導向，蘇聯革命不是這樣。1931年7月中華蘇維埃政權成立後，開始建制，成立了國家政治保衛局。此前由一方面軍中的政治部來負責這方面的工作，由毛澤東統領。保衛局的成立，標誌著將蘇聯鬥爭管理模式移入中國，其任務是肅清內部反革命，包括軍隊、社會底層、幹部，它是公開的機關，是一個強勢的部門。到延安後，改為陝甘寧保安處，再成立中央社會部（主管特工業務，對敵，反特）。三頭並進：中央社會部、地方社會部、軍隊社會部（鋤奸部）。根據地還有公安局。1949年在此基礎上建公安部，1949年後主要功能既對內，也對外，協助政府處理民事問題（「馬錫五調解法」）。此組織的來源為：（1）本土革命經驗、（2）30年代蘇聯模式的引入，兩者融合，難解難分。也有中共自己的特色，毛強調保衛部門必須在黨委的絕對領導下，康生系統不能進入軍隊系統。1949年後，公安部有段時間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後來由毛澤東管，只是名義上隸屬於國務院。軍隊和警察這兩把刀由毛澤東控制，「文革」後期華國鋒負責公安部，此前還有羅瑞卿、謝富治，他們都是毛澤東非常信賴的人。「文革」前有公安軍，是現在武警的前身。「文革」前公安軍人數在二十萬以上，負責保衛邊防線和內衛等。今天的邊防線，和平地帶由武警負責，敏感危險地帶由解放軍負責。公安部有邊防總局，管理邊防武警（80年代修地方史時有「公安志」，「公安志」查閱有限制）。
5、談魏斐德的《間諜王》（2006年12月4日）
《間諜王》一書的序是劉東所寫，寫得不錯，提煉出了魏斐德此書的主旨。特工在中國歷史上有，在世界上也有，在中華革命黨時期沒有這種組織，大革命時期也沒有。中共為了保護自己而先於國民黨有這種組織。1926年，周恩來派陳賡、顧順章、李士群等去蘇聯遠東學習「格伯烏」方面的東西，此時國共尚未徹底決裂，說明周恩來高瞻遠矚、未雨綢繆，蘇聯在這方面的經驗非常豐富。
國民黨1927年後才開始建此組織，蔣中正面對的問題很複雜：（1）中共造反，南方農村廣泛開展土地革命，對國民黨有威脅，中共背後有蘇聯支持；（2）蔣中正以正統自居，要建立以他為中心的現代國家，各地軍閥成為阻礙；（3）1927年後，日本侵佔中國的野心暴露，幹涉蔣中正的北伐，蔣中正要面對這個問題；（4）國民黨派系太多，這是歷史留下來的問題，蔣中正要針對黨內離異力量。總之，他要實現他本人及國民黨對中國的廣泛控制，這是他建立這類組織的根本目的。這個組織在1949年前的發展靠戴笠、徐恩曾等。1949年後，有人認為如果戴笠活著，蔣中正不會那麼快失敗。國民黨在臺灣的特工掌控者為蔣經國，他是特工系統的核心負責人。白色恐怖與他有密切關係，他同時又是臺灣現代化推手。在蘇聯則是安德羅波夫，同時他還是蘇聯80年代改革的推手，也是主張蘇聯入侵阿富汗和捷克的強硬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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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 朝向那
沉醉之路 不安之路
在中共那裡，特工組織的思想動力是馬克思主義，為無產階級的解放等等，意識形態的解釋特別重要。在國民黨那裡則是蔣式愛國主義，特別在外族入侵時，愛國主義可以超越黨派，金錢是次要的。而且國民黨特工組織營造大家庭氣氛，家長是戴笠，領袖是蔣中正。此組織是不流動的，所謂「生為領袖人，死為領袖鬼」，有自己特殊的倫理。1949年去臺灣後，每年4月1日是國民黨紀念戴笠的日子。在這個組織中子承父業。在臺灣的兩蔣時代，國民黨強化了意識形態敘述，「領袖、主義、國家」三位一體是他們的精神力量。中統、軍統是國民黨的兩個特務組織，蔣中正成立調查統計局，這個詞兒，有意思，表面上看就是搞調查研究，比較能迷惑人。1943年後，中共也全面對國內的社會組織、社會名流進行調查統計。30年代中統用的口號是「中華民族復興」（「新生活運動」），活動範圍在知識界。1936年「中華文化本位宣言」的發起者中不少是中統外圍組織的成員，他們比較認同國民黨的政策。中統的活動集中於知識圈，不幹髒活，很文雅，髒活由軍統來幹。許多知識分子被中統的溫情拉下水。中統頭目是陳立夫、徐恩曾。中統也有雜誌，邀學者文人寫稿。陳立夫名聲沒有戴笠那麼壞。陳立夫乃反共高手，他手下有大特務張衝，在上海打擊中共很兇，但又支持國共合作。《現代史料》是中統特務雜誌，乃中共變節人員主辦，寫的東西有真有假。30年代是國民黨特務的黃金時代。中統、軍統重視利用中共變節人員。1931年後對中共的方式發生變化，從一味屠殺到動員自首。「九一八」事變後南京政府認為自己是合法政府，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國民黨若再殺中共人員會受到國人的指責。他們認為中共是受了蘇俄的影響，是可以「迷途知返」的，於是國民黨對中共採取自首政策，只要認同三民主義，就可以不殺，送進反省院，不勞動，寫寫「三民主義」讀後感。中國女革命家殺身成仁的多，而男性自首的多。寫讀書報告的一部分人乃是應付國民黨而不出賣組織，只有少數人做了國民黨的鷹犬。寫了認同三民主義的讀書報告但不出賣組織的人，還可以留在黨內，出賣了組織的人則是叛徒。對不自首、情節不是特別嚴重的則送去軍人監獄，如陶鑄。對堅決不自首的則殺，這是為了打擊中共的士氣，如瞿秋白，因為他是一個時期的中共負責人。向忠發誠心向國民黨自首，但蔣中正還是殺了他。萬亞光寫過《國共鬥爭親歷記》，此書基本真實，有重要史料價值，在香港可以買到。80年代作者回國內，受到楊尚昆、鄧穎超的熱情接待。他長期當國民黨特務組織圖書室主任（瞻園為中統最初工作處），護送中統材料去重慶，後來又護送材料去臺北，但不對大陸學者開放。他還編過徐恩曾寫的回憶資料《我和共黨鬥爭的經歷》，中國大陸和臺灣，以及美國都有。似乎上海圖書館也有。該書一直沒有出版，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有一本。戴笠為了凝聚團體的人心，制定了軍統局局歌。30年代蘇聯每個行業都有歌，除了「格伯烏」外。從國家和民族角度看，戴笠系統做了兩件好事：（1）在孤島領導鋤奸（不是所有軍閥都是漢奸，比如吳佩孚、段祺瑞嚴守民族大義，不做日本人的漢奸）；（2）收集、判別日軍情報，知道了珍珠港事件和德國要對蘇聯進攻的消息，提前告知了美國。英美特工組織的界限清楚（除麥卡錫主義盛行的年代以外），特工組織不能干預民間，界限模糊的情況主要在後起國家。應該有一個界限化的過程。史達林完全界限不清，毛澤東在革命時代也嘗試明晰界限：（1）軍隊不能受康生系統的幹涉，（2）對黨內人士不能採取特工活動。這是毛澤東吸取蘇聯教訓，界線化和區隔是很重要的。
6、談史華慈的《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2006年12月11日）
史華慈寫過《尋求富強》，也寫過《中國古代的思想世界》，他關心中國，還寫時評。史華慈最初想做猶太教傳教士，他有思想家的特點，他用平常的史料，又能釋出新意，說明他的敏銳。他的史料來自中國、日本。但是，他對中共相當意識形態化的史料照單全收，因為他同情中共運動。日本的史料相對客觀。日本對中共做了深入研究。史華慈不用國民黨的材料，他不相信國民黨的史料。其實應該作具體分析，不應該帶有偏見。
他也引用李昂的《紅色舞臺》一書，此書可能南京大學民國史中心有，二十多年前我看過。書的內容反映大革命時期和30年代初期的情況，50年代很流行，作者是朱其華，寫有《大革命的回憶》，後離開中共，被中共視為託派，40年代被胡宗南殺了，具體情況如何，到今天也不甚清楚。史華慈該書首次使用「毛主義」的概念。毛澤東主義最早由中統提出，其實1935年國民黨中統就提過「毛澤東主義」，稱中共革命是披著馬列外衣的「流寇」進行的「農民造反運動」（見《中國共產黨之透視》）。中共打下了中國後，史華慈在該書首用「毛主義」的概念，這個詞才被注意了，也流傳開來了。毛主義在不在馬克思主義的範圍內？我們看是否馬列的，標準是：有沒有階級鬥爭，有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對私有制的看法（消滅私有制）。從以上標準看，毛澤東的思想基本在馬列主義的範圍內。毛澤東從來說自己是馬列主義者，即使在「文革」時，也是如此。當然毛也吸取了馬列之外的東西，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傳統思想。史華慈這本書成書於冷戰的開始，當時西方普遍認為中共乃蘇聯「黑手」下的一部分，毛澤東是史達林的代理人。而史華慈則看到中蘇的差異，他認為毛澤東是另一個狄托，乃是「異教徒」。這顯示出了史華慈的遠見。此書有一部分隨著時間過去而過去，現在人們更關心的是中蘇的相似性、毛澤東和史達林的相同性問題（這是90年代開始新的研究動向）。現在看，中蘇的相同性遠超出差異性。史華慈不知道富田事變的性質，照單全收了毛澤東1936年與斯諾的談話，且史華慈認為AB團是存在的。他認為他的基本觀點大致成立。我們現在的世界有不確定性，史華慈乃優雅的知識分子，他怎麼可能理解20世紀複雜的共產主義運動？有的東西不是檔案就能反映的。斯諾在60年代到中國，受到了高規格的接待，但他看到的中國並不是真實的中國情況。他寫了《大洋彼岸》一書，有許多不實之處。史華慈的這本書主要談四個問題，中心是中共運動的內部關係：（1）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蘇聯的關係；（2）馬列主義與中國的馬列主義思想的關係；（3）思想起了什麼作用（共產主義背後的思想背景）。本書後附的是他的《德性統治》一文，就是談共產主義運動背後的思想。史華慈針對恐怖政治背後的道德和思想的追求，談了他的看法。他對「文革」有深入剖析。史華慈有兩點論：既不完全是權力鬥爭，也不完全是思想鬥爭。他的看法有道理。共產主義運動不完全是意識形態追求，也不是沒有思想的權力追求。意識形態與革命運動的關係是大問題，實際上既有意識形態，也有權力和政治運作問題。史華慈對人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認識，不那麼自負，這是很了不起的。還有就是史華慈知性的追求，他無固定的方法論。我一再說，不是學了方法論就能成為歷史學家的。關鍵在於要有關切和預設。「可能是這樣」即預設，也可稱之為猜想。猜想要有史料基礎，已經有了大概看法即預設，預設會不斷修正的。史華慈還有跨文化研究的優勢，他對蘇俄的政治和思想史有深入的了解，而中國20世紀政治的母本是蘇聯。他有相當的思想性，他的作品有濃厚的人文色彩。歷史乃研究人與社會、環境的關係。如果沒有人，政治史就枯燥乏味。千萬要注意對人的關切，人非常複雜，有不確定性。歷史學中要有人文精神底蘊。史華慈的政治史研究強調了三個關鍵要素的關係：（1）意識（人都有思想），（2）處境，（3）行動。政治史就是討論這三者的關係。上述三點是政治史三要素，優秀的政治史作品一定要有此三要素。史華慈是思想史與政治史的融匯。這是他傑出的地方。史華慈提出了德性統治這個大問題。恐怖統治背後肯定有思想背景和理想，但能否稱「德性統治」？複雜的東西怎麼能用那麼簡單的詞來概括？這個問題值得研究。精神分析學在20世紀初年興起，在社會科學各方面滲透，關心心理、精神對重大事件的影響，但不要將其絕對化。它有一定可解釋性，但不應過分泛化。
7、討論張鳴的《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2006年12月25日）
張鳴是近來大家關注的學者，他作品中有思想性，即使是隨筆，他所說的東西都有深厚的學術支援。他的書寫乃率性而為，他完全了解中國最基本的情況。他關心晚清以來的歷史。張鳴與黃宗智、杜贊奇有區別：（1）他最先研究義和團，研究底層民眾；（2）他深入下去調查湖南、貴州、廣西的基層社會；（3）他的草根性很重。
20世紀後國家權力下移，國共和地方派都重視農村，農村結構大大改變，中共起了最大的作用。建國後國家權力下移的目的之一在於國家工業化，農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中國用農產品向蘇聯換武器。為此建立了城鄉二元體制，農民完全被固定在土地上達三十多年，今天國家對農村有支援，特別是從2007年開始免除農村中小學學費。控制是為了動員，張鳴講了鄉村近代以來社會變遷的過程。張鳴有些哀婉，對鄉村文化的失衡有很深的感傷，蕭功秦寫過《冀豫日記》，也有這種感傷，但不及張鳴強烈，蕭功秦認為鄉紳文化的破壞導致現在山西農村的衰敗，源頭在於50年代的暴力土改。謝泳寫過20年代閻錫山在山西開展防疫工作的文章。他的作品雖然短小，但很不錯，他很重視發掘民間史料。張靜也是研究農村問題的著名女學者，讀張靜的書與張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她曾寫過《階級政治和單位政治》，非常學理化。傑出的學者，兩種敘述模式都能輕鬆駕馭，首先應知道規範，但任何理論都有其局限性，千萬別成了理論拜物教。歷史的書寫是高度自由，歷史是：（1）過去發生的事實，（2）史學家對過去歷史的重建。讓我們去感知、認識。史學家要有思想性，要有能力去看懂材料，檔案不是唯一的。要了解社會的眾生態，比如日記、隨筆很重要，日記乃重要的材料，比如《吳宓日記》。歷史書寫當然有主觀性，所以歷史學非科學，觀察角度不同則呈現出不同的東西。青年人第一步要熟悉學術規範，鄧正來主編的《中國社會輯刊》最早提出學術規範的問題，背景在於80年代中國史學的復甦，但有些凌亂，許多人在空疏談論，沒有規範。90年代學人的頭腦冷下來了，回到學術中去。1959—1980年不強調學術規範，只是為偉大領袖的著述做註解。1956年，由於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新建設》開始講規範，當時歷史類重頭文章刊在《歷史研究》、《光明日報》和《新建設》上。
8、談湯森的《中國政治》的幾個重要觀點（2006年12月30日）
2.歷史和歷史學家在中國政治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為過去和現在的歷史有關聯，只有從歷史中才可以理解今天和過去的區別的意義。為什麼外面的觀察總是錯？就是因為不了解這個時代從歷史中繼承下來的智慧，而在這領域內的政治學家卻相對較少。3.革命的基本特點是什麼？反體制的批判性和分裂性，所以鄧的改革不是革命。4.中國革命是否衰落的一個標誌，是看軍隊在中國政治過程中的作用之強弱。他認為政治鬥爭的激烈，就使得理想主義者或野心家毫不猶豫地突破遊戲「規則」，使用軍隊。
集權主義模式。他在這裡說的是50年代美國西海岸學者的範式，裡面有些論述不完全錯，書中把「極權主義」翻譯成「集權主義」是不對的。極權主義是指希特勒等人的暴政，不能通過審核，只能將其譯為「集權主義」。湯森認為該模式有四個基本特徵：一個官方意識形態，一個單一的大眾政黨，一個獨斷領導，控制論傳媒，對經濟的控制。「發展中國家模式」。有一個動員系統和新列寧主義的大眾政黨，實行激進的或集權主義的一黨體制；他提出中國現行體制的起源有四：（1）中國政治傳統；（2）革命的背景；（3）蘇聯共產主義（這是研究中共必須考察的）；（4）中國在1949年前的歷史（更應該看1949年以前國共互動的歷史，要搞清脈絡，這是歷史的延續性）。湯森的書有其重要價值，比較客觀。所羅門寫過《文化革命與新政治文化》，已經翻譯出來，但沒有通過審核。白魯恂和所羅門是研究中國政治的專家。施拉姆對毛澤東有同情。麥克法誇爾則不同，他寫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但中國沒有出版。有關軍隊是現代化的推動者和先鋒隊，此說在西方學者那兒已是共識，在部分第三世界國家是成立的。50年代中國軍隊對政治影響不大， 1953—1959年全面學蘇軍，注重軍隊現代化，從農民軍隊變成了強大的軍隊。1959年後毛澤東將軍隊引入國內政治。林彪治軍十年，軍隊現代化進展不大，而且在往過去傳統回歸，例如搞「騾馬化」。但林立果《571紀要》中有軍隊現代化的影子，有由軍隊主導現代化的色彩。湯森對中國資料掌握得比較差。他為本書材料不足作辯解，他說，因為一個被內部戰爭和革命搞得支離破碎的社會，獲取材料是極其困難的—這不完全對。他的研究長處在於用了政治學作為學術支援，對中國的政治有真知灼見。他對中國歷史只是概念性的描述。裴宜理是政治學中的歷史學家，要了解當下社會從歷史中繼承的智慧。政治學家要有歷史的資源，而歷史學家要有政治學概念，如「政治社會化」的概念。毛主義、毛思想的政治社會化，是通過哪種方式灌輸乃至社會化的？顯然，50—60年代政治社會化成功了。歷史研究要借用社會科學的若干概念。運用政治學等概念能打開一個新天地。歷史研究要會吸取社會科學的其他概念。另外，注釋有兩種：（1）資料引用性（包括觀點的引用），（2）解釋性注釋（西方學者用得多，中國學者用得少，對前人作品提出有依據的分析和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