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越南當局大規模驅趕華僑，歸僑數量又一次出現高潮
新中國成立初期星村移民
1977年,越南當局大規模驅趕華僑,歸僑數量又一次出現高潮。1978年5月至1979年6月,越南又遣返大批難僑,武夷華僑農場又安置了三批越南難僑共391戶1765人。從武夷華僑農場移民出去的歸僑、僑眷等以去香港、澳門為多,去香港600多人,去澳門500多人。出國則以發達國家為主,共有363人從農場出國,其中1979年至1996年出國282人,具體為:美國103人、加拿大76人、英國63人、愛爾蘭3人、法國2人、德國2人、義大利1人、澳大利亞10人、西班牙1人、新加坡7人、奧地利1人、日本4人、韓國1人、丹麥2人、瑞典2人、泰國1人、菲律賓3人。1997-2005年出國的有81人,具體如下:美國46人、加拿大13人、英國4人、德國1人、義大利5人、奧地利1人、日本2人、韓國1人、瑞典2人、泰國3人、菲律賓4人。早先的印尼、緬甸等國的歸僑陸續出國。現在的武夷華僑農場成員基本上都是後來的越南歸僑。2006年尚在農場的歸僑共有811人,其中越南歸僑728人,緬甸歸僑32人,印尼歸僑48人,新加坡歸僑1人,馬來西亞歸僑2人。
與歸僑移居武夷華僑農場相比,知青的加入對當地人生活的影響更為直接。1964年9月28日,福州市203名高初中畢業生響應黨的號召,滿懷豪情壯志,奔赴崇安,其中60名知識青年來到星村公社創辦前蘭青年農場,年後,迎來了第二、三批福州知識青年,239名年輕人組成了一個團結戰鬥的革命大集體。由於種種原因,1969年5月農場解散,這些人被分散到星村公社各生產隊去插隊。
批批的知青在星村鎮的各個村子落腳下來,與當地村民朝夕相處起勞動一起生活。他們為星村鎮僻遠的村落帶來了城市文明,帶來了知識對這裡長久以來形成的小農經濟和陳舊的傳統觀念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對星村鎮農民素質的提高和經濟多樣化發展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改革開放後星村鎮移民
改革開放後尤其是最近幾年星村鎮人口往沿海城市遷移日益增加,其中很大的一個原因是星村鎮地理條件對經濟發展的限制,正如《雍正崇安縣誌》所云:「四鄉之田依山者多,平地者少,民所耕之田與所居之處,相隔十數裡。
星村偏僻落後的村落在現代社會失去了對年輕人的吸引力。許多村子的青壯年勞動力紛紛到沿海發達地區打工,人口不斷遷出使星村鎮經濟也受到了很大的制約。如渡洲橋畲族村共有村民230人,目前留在村裡的僅60多人,且基本是老人、婦女和兒童,對大多數年輕人而言,他們的祖輩們直賴以生存的農耕生活正在離他們遠去。
綜上所述,星村鎮移民漢末至宋代,以北方漢人遷入為主,元、明、清前期遷入遷出並存,清末至民國時期,以遷出為主,解放初期星村鎮移民以遷人為主,改革開放後星村鎮移民以遷出為主。星村鎮移民有三個特點:一是從世家大姓聚族而居向雜姓聚居轉變;二是從較偏僻的地方向交通較方便的地方遷移;三是從戰亂之地向和平之地遷移。移民貫穿武夷山歷史的始終,星村鎮移民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閩北地區移民歷史的縮影,既是當時的政治、經濟等社會歷史條件所決定的,又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社會的變遷。
古代移民與武夷山入仕風氣
武夷山星村鎮的耕地多分布於山澗溪流及中低山坡,耕作條件較差,山高路陡,交通不便,科舉及第是很多家族興旺的主要途徑,很多當地移民冀以讀書入仕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宋代是星村鎮歷史上科舉最繁榮的時期,星村鎮在宋代中進士人數為「建平裡12名、節和裡11名、將村裡4名、周村裡2名」①
宋代星村鎮進土數量最多,主要是因有大量文化素質較高的移民遷人不僅是星村鎮,宋代整個崇安縣中進士人數也非常多。從《福建省志·人物誌》所列舉的崇安進士數可知,宋代崇安進士共有163名,其中北宋64名南宋99名。宋代崇安縣共分19裡,其中五夫裡最多,達24名,吳屯裡20名,黃村裡19名。
武夷山在宋代出現了很多世家大族,如五夫裡的柳氏家族、吳屯裡的翁氏家族、黃村裡的詹氏家族、豐陽裡的江氏家族。這些世家大族在宋代科舉中碩果纍纍,如五夫裡柳氏的柳永(柳變)、柳三接、柳三復三兄弟同中進士;黃村裡在宋代中了19名進士,詹氏佔其中的18名,詹葵更是高中狀元星村鎮在宋代也建了一些書院,如縣誌中記載:「宋:文肅書院,在節和裡澄滸山下。」②星村鎮的建平裡的吳氏家族聚族而居,人才興旺,建平裡中進士者有7名姓吳;而節和裡則是虞、應、蔡各三名,其餘為雜姓。可見建平裡、節和裡有較大家族的定居。而長平裡在宋代仍然很蕭條,宋代隸屬於長平裡的黎源一帶並沒有像建平裡和節和裡等地那樣得到中原世家大族移民的青睞。周村裡也人丁稀少,從宋代星村鎮所中進士的分布來看,當時世家大族在星村的分布並不均衡。在宋代也基本上以外來移民的遷入為主,宋代閩北的人才分布往往與當地移民素質有著密切的關係。當時進入閩北移民往往聚族而居,由於閩北較少戰亂,這種局面能夠長期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