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的歙縣會館，位於宣武門外大街，京官王茂蔭（號子懷，1798—1865）曾寓居於此。王氏官居御史，以敢於言事聲名鵲起，後升任戶部右侍郎。其時，權臣肅順掌權，對素負清名的王茂蔭相當忌憚，遂設法派人拉籠。對此，王茂蔭一時亦頗為心動，相約於某日前往拜謁。到了約定的那天，居間說合者早早到來，坐在會館外室等著與他同去。王氏也讓人準備了車馬，自己則穿衣戴帽而出。當時，會館大廳東邊放著一面大鏡子，王茂蔭途經此處，不禁上上下下仔細打量了自己一番，只見他拈鬚自語道：「焉有堂堂王子懷，而為權臣屈節者乎！」說罷，馬上返歸內寢，推託自己生病，打發走了那位說客……
上述這一情節出自民國時人徐珂所編的《清稗類鈔》。《清稗類鈔》一書廣搜博採掌故遺聞，諸多內容頗為生動，但其故事來源卻通常難以追溯。不過，該則「王茂蔭不阿肅順」的故事，亦見於寓京徽州史家許承堯編纂的《歙事閒譚》。許氏為王茂蔭女婿汪宗沂之弟子，曾在北京詳細調查過歙縣會館的史跡。據說，在晚清民國，僑寓京師的歙人凡是提及王茂蔭，總會指著會館內的那面鏡子，將上述故事娓娓道來。
揆諸史實，鹹豐初年，滿洲權臣肅順深受皇帝信賴，他一反「重滿輕漢」之祖宗舊規，殫思竭慮地羅致漢族士大夫，故而此一故事恐非空穴來風的虛構之作。不過，透過這一故事人們看到更為重要的一點則在於——撇開歷史人物的是非功過不論，人之處世行事，功名利祿之誘惑，利害得失之權衡，身後聲名之定評，有時都只在須臾一念之間。只有當事者攬鏡自視，才最能窺見個人內心深處的隱秘；而作為歷史看客，傳世文獻所提供給我們這些旁觀者的資料實在是相當有限。
歙縣縣城的王茂蔭塑像王茂蔭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的一位中國人。此人系徽州府歙縣人，1853年出任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他上疏反對鑄造大錢，認為低值銅幣必然會導致物價上漲，但此一建議未被皇帝採納。翌年4月，王茂蔭再度上疏議論鈔法，請求將已發行的不兌換鈔幣改為可兌換的鈔幣，並規定最高的發行額，以有利於商業的發展和經濟之運行，結果卻被鹹豐皇帝斥責為受商人指使，不關心國事。
稍後，馬克思從駐北京俄國使館的調查報告中獲知王茂蔭的主張，遂將之視作貨幣理論和歷史的「新材料」，在《資本論》卷1註腳中論及：
清朝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摺，主張暗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他受到嚴厲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審議報告最後說：「臣等詳閱所奏……所論專利商而不便於國。」因《資本論》的提及，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80多年來，王茂蔭的貨幣思想一直受到學界的關注，郭沫若、吳晗等著名學者都對此發表過見解。不過，以往人們據以立論的文獻，最成系統的資料是《王侍郎奏議》之類的官樣文章，極少私密性的資料，以至於我們對於廟堂之外王茂蔭的生活世界所知甚少。有鑑於此，本文利用新發現的《霽月軒往來信件》，研究鹹豐兵燹時期這位徽州京官的日常生活，希望透過該批信稿，更多地揭示王氏的家世背景及其社會交遊，並藉以從一些側面理解其「貨幣思想」之淵源所自。
抄本《霽月軒往來信件》書影王茂蔭私人信稿簡介抄本《霽月軒往來信件》1冊，是1855—1859年間王茂蔭的相關信稿。該抄本屬於徽州文書中的「信底」。所謂信底，也就是將個人寄出之信或彼此來往信函抄謄成冊所形成的稿本或抄本。
在傳統時代，人們手謄信底有著各種不同的目的。大致說來，商人出自商業經營上的需要，如此作為，主要是為了備忘，以便在需要時翻閱、參考及查對帳目。而文人則藉此積累個人資料，為日後整理成文，編寫家訓、遺言乃至形成文集準備素材。作為鹹同年間的著名官僚，《霽月軒往來信件》中的一些文字曾廣為流傳。
由於有些信函是作為家訓、遺言的形式呈現，因此，不排除作者在撰寫和抄謄時就已有所考慮。在流芳百世的自我期許或心理暗示下，行文時往往會正襟危坐、道貌岸然，或在謄抄定稿後又加潤飾。不過，從《霽月軒往來信件》所收諸函來看，其中有不少涉及家世閨閫隱秘，應屬於較為原始的「信底」。
另外，該冊抄本的名稱，與王茂蔭當時寓京的地點有關。推測王茂蔭可能一度寓居北京西山的臥佛寺，而「霽月軒」則是臥佛寺中的一個院落，所以《霽月軒往來信件》應是1855—1859年間王茂蔭寓居臥佛寺霽月軒期間的來往書信。
太平天國時期京官王茂蔭的日常生活《霽月軒往來信件》一書收入的82通信，為王茂蔭及其兄弟、兒子等人與親朋好友的書信往來，其中涉及的內容極為豐富，除了國事及家庭瑣事之外，更多的書信則反映了鹹豐年間王茂蔭及其家人在北京日常生活的一些側面，以下分別論述。
代人捐官明清政府為了解決財政問題，推行捐納制度，出賣各種與做官有關的資格。《霽月軒往來信件》中最多的書信，便是有關捐官的內容。
例如抄本中的第5封信，是千秋關督守、滿洲人阿麟保的來信，他說自己的兒子寶印想要加捐通判一職，並指定要分發到山東省候補，希望王茂蔭的弟弟王茂靄為他專主捐辦，代墊銀兩，並保證一旦獲得執照，即將如數分季歸還。在清代，報捐者本人如果沒有足夠的報捐資金，會向山西票號或北京其他的金融機構（如錢莊、銀號等）借貸。不過，對於阿麟保的請求，王茂藹非常客氣地回覆說：自己每年置辦貨物寄往北京，賣出後將白銀寄回徽州家中。但因最近幾年南北交通不暢，生意寥落，家中沒有貨物送往北京，而北京也沒有銀兩寄回到徽州，故而阿麟保所希望的通融銀兩、代捐官職之請求，實在是無從措手。另外，當時北京的銀價漲落不定，江南與北京又相隔數千裡，書信往來動輒需要數十天，聲氣無從隨時互通，故而更是難以處置。由上述二信的內容來看，王茂藹每年都通過長途販運，將家鄉的茶葉、文房四寶等土特產運往北京，出售後再兌銀回家。另外，從當時北京代辦捐納的基本情況來看，代辦機構和個人通常還會為捐納者代墊銀兩，所以阿麟保才會提出上述的請求。從這一點上看，作為京官王茂蔭的弟弟，王茂藹的確是個職業性的為人代辦報捐的商人。只是因為他可能手頭銀兩的確有限，所以拒絕了阿麟保的請求。當然，更大的可能則是因為對方是位滿人，為之做這樁買賣會有一定的風險。
有關捐官事宜，《霽月軒往來信件》收錄的第13封信，是1857年王茂蔭從北京寫給自己的親戚汪爾昌的，信中提及當時所捐各官的利弊、候補捐官競爭之激烈，並開明捐官的價碼。他諄諄告誡說，一旦準備出來做官，宦海沉浮往往身不由己，必須自我拿捏。關於汪爾昌的捐官，《霽月軒往來信件》的第29函，是汪氏於1858年寄往北京寫給王茂蔭的，信中提及自己已湊足1500兩，並打算通過盛澤鎮王永義綢布店向北京匯兌。對此，王茂蔭從北京的回信（第30函）中，除了談及捐官的具體情形之外，還指出：只要手頭有銀兩，就不必擔心匯兌不到北京。這顯然說明——在19世紀50年代，即使是在戰亂期間，徽州與北京之間的匯兌仍然頗為暢通。
關於捐納與匯兌，第21函是1857年鮑恩祺寫給王茂蔭長子王銘詔的信函。信中提及王茂蔭曾為鮑恩祺的朋友捐辦實職，辦妥後，由績溪信客寄上624兩。其中的600兩，是辦理捐納實際花費的銀錢，而24兩則是每月一分、共計四個月的利息。可見，王茂蔭及其家人通過墊資代人捐官，也獲得了相關的收益。此後的第22函，應是王銘詔寄給一位叫「雲友」的長輩之信函，其中提及已收到績溪信客帶來的銀兩，稍後會寄信通知遠在北京的王茂蔭。這些都說明，王茂蔭在京師為人代捐官職，而其在歙縣的家中則收取捐官者的銀兩。
除了同鄉友人的捐官外，王茂蔭的至親中也不乏捐官者。第36函是王茂蔭寫給大女婿洪承基的信函。在信中，王茂蔭首先表態說，自己不贊成洪承基捐官。他認為，做官有兩種境界，一種是做為國為民的好官，另一種則只為個人私利而做官。在他看來，做官就要為國為民，不應當只為個人私利。說完這些大道理，王茂蔭接著具體分析了洪承基的實際情況。他認為，洪氏當時尚未有子嗣，肯定要帶家眷前來北京，做京官顯然相當不利，而若捐納外官則亦有很大問題。當時，去「平安省分」（亦即沒有戰事的那些省份）候補者人滿為患，若想得到官缺，需要等待很長時間。在這種情況下，每年在省會的吃用以及相關應酬，都要由自己家中貼補、賠累。而若去「軍務省分」，差使官缺雖然較易獲得，但卻相當危險，有時會讓人進退維谷，弄不好則會丟了小命，或是被朝廷問罪。當時，洪承基在外地擁有店業，在家鄉則置有田產，是典型的徽商之家。有鑑於此，王茂蔭認為，大女婿系殷實之家，與那些「債裡生債裡死」的官場投機者不同，完全不必要通過捐官冒險營生。
除了大女婿之外，王茂蔭的表弟洪亮採也有捐納的意願。《霽月軒往來信件》第37函，是他從北京寫給洪亮採的信函。該信附件中提及這位表弟所託的捐監，當時，洪亮採等人通過萬豐店匯往京師50兩，對此，王茂蔭說明了費用的詳細開支。這一例子亦說明，捐納的費用，也是通過北京和江南兩地之匯兌得以轉輸。
在《霽月軒往來信件》中，不僅有專門的捐官價碼清單，而且在各個信函中，也時常可見這方面的討論。由此可見，王茂蔭對於捐納以及相關的銀錢比價，有著極為清晰的了解。
《霽月軒往來信件》中討論捐納的信函訴訟請託中國是個人情社會，而在重視鄉情族誼的徽州，王茂蔭作為二品京官，免不了受人之託，為親朋好友辦事。
以王茂蔭的至親為例，他的家族——歙縣杞梓裡王氏，與同縣三陽坑洪氏世代互通婚姻。與王家相似，洪氏亦為徽商世家，在蘇北通州、泰州一帶從商者為數相當不少。《霽月軒往來信件》中提及的兩樁訴訟案件，即與此一背景有關。
其中之一是「洪怡盛茶店案」。洪怡盛茶店開設於泰州，是三陽坑洪氏祖傳的店業，一向由該家族中的長、次二房合開。1835年，二房共同立有合同，議定輪流分別經營，每房以十年為期。鹹豐年間，二房經理人洪在中病故，店業由在中之子繼承。長房方面獲知，洪在中在外頗多虧空，此一多達萬餘兩的虧空，即便是將洪怡盛茶店的全部資產作為抵押，也仍然有很大的缺口。有鑑於此，長房方面深感不安，唯恐在中之子會將店業用以抵債，自己方面則血本無歸。在此背景下，他們只能苦思應對良策。由於長房之洪本淮是王茂蔭的表弟，他希望王氏出面為之做主。經過商議，洪本淮方面提出的說辭是：洪怡盛茶店為洪家的祖業，長房在其中有一半的股份。此前，洪本淮在泰州以東的姜堰鎮另開一爿小店，因資金緊缺，本錢一時無法周轉，已於1852年將洪怡盛茶葉店所持股份的一半，典押給了表兄王茂蔭。在這種情況下，產權關係便增加了第三方，希望藉此迫使二房方面在抵債時能有所顧忌。在這一過程中，王茂蔭通過家人，多次寫信給蘇北的地方官，反覆強調自己在此一訴訟中的利害關係，以期得到必要的照顧，保護表弟洪本淮的相關權益。
除了「洪怡盛茶店案」外，王茂蔭家人還插手蘇北的另一樁商業糾紛。19世紀20年代初，王茂蔭的親戚洪承銘，曾在姜堰鎮購得洪大元布店的產權，後因故與他人發生糾紛。《霽月軒往來信件》中就有兩封信，是王茂蔭的弟弟寫給一位在當地做官的親戚。在信中，他很巧妙地抬出京官王茂蔭，說因其遠居北京，鞭長莫及，所以只能求助於這位地方官員，這當然也是暗中施壓的一種手段。另外，他還寫信給洪承銘，悄悄告訴他自己已託人打通關節，只是此一訴訟請託，切莫對外聲張。
綜上所述，洪氏家人在蘇北發生經濟糾紛時，作為至親的王茂蔭，曾直接或間接地介入，除了自認店業股份之外，還請當地官員想方設法為自己的親戚撐腰助威。
1868年江蘇通州（今南通）洪立大茶莊合同（局部）。合同中的「洪本燿」，即王茂陰的表弟洪亮採。借貸與存款王茂蔭出身於徽商世家，因代人捐官，與許多人都有銀錢交涉。《霽月軒往來信件》中，就有一些反映他與親朋好友彼此之間的債務。如很久以前，家在浙江衢州開有典當鋪的吳槱山，曾向王茂蔭借錢，並立有借據。吳槱山死後，王茂蔭還向其子追索債務。此份借據，迄今尚存於王氏後人手中。
另外，1864年2月2日，王茂蔭將白銀300兩存於吳珥彤錢莊，該項存款定、活兩便，月利率為八釐。吳珥彤生於1815年，其高祖吳永評於乾隆年間進京經營茶業，後開設了多家茶莊，併兼營錢莊。王茂蔭的300兩銀子，便是存入吳氏在北京的錢莊。
由此可見，王茂蔭在京期間，曾將手頭的閒錢，或是借與他人，或是存於錢莊，此類活動都有相當的利息收益，這與當時活躍於全國各地的徽商之常見做法並無二致。類似的活動以及相關舉措，都從一些側面加深了其人對於商業環境的了解。這些，顯然也有助於我們理解19世紀中葉王茂蔭的貨幣主張。
王茂蔭的家世背景、日常生活與其貨幣主張19世紀中葉的幣制改革，是以發行紙幣和大面額鑄幣為其主要內容。作為主管中央財政的官員，王茂蔭的貨幣主張頗為引人注目。對此，相關的探討為數不少。在我看來，其中以歷史學家吳晗的觀點最值得重視。吳晗認為：「王茂蔭生長在徽商的社會裡，又長期家居，他的生活和思想意識深受徽商的影響，在政治上自然而然成為商人階級的代言人，特別是以開錢莊典鋪為主的徽商的代言人，衛護他們的利益，在討論官票寶鈔和大錢的時候，處處為商人特別是開錢莊、典鋪的徽商說話。」不過，吳晗仍是以《王侍郎奏議》為中心展開討論，他的這一分析是基於個人作為歷史學家的敏銳判斷，並無更多直接的史料佐證，因此也受到不少學者的批評，後者認為這只是他個人的一種「聯想」。當然，即使是批評者所利用的史料，也仍然都是《王侍郎奏議》之類的官樣文章。
近十數年來，隨著民間文獻的大批發掘，有關王茂蔭的新史料亦層出疊現。在這方面，《霽月軒往來信件》應是最成系統的一種新文獻。由此，我們可以更為細緻地了解王茂蔭的生存環境及其日常生活實態，從而更好地認識其貨幣主張之時代及地域背景。
王茂蔭與華北的徽州茶商1798年，王茂蔭出生於安徽歙縣杞梓裡村，其祖父王槐康、父親王應矩都是徽州茶商。從現有的文獻追溯，至遲自19世紀晚期的乾隆時代，王槐康就與族人一起在北京一帶經商，並在通州創設了森盛茶莊。
明清時代，徽商無業不居，無遠弗屆，他們經營的重點區域雖然是在「無徽不成鎮」的長江中下遊，但在華北也有不少商人活躍其間。早在明隆慶年間，在北京的歙縣人就成千上萬。據粗略統計，及至清乾隆時代，在北京的茶行有7家，從事銀行業而又列名歙縣會館捐款冊子的有17人，茶商各字號共166家，銀樓6家，小茶店數千。在北京永定門外五裡多的石榴莊，還建有歙縣義莊。這一專門處置旅外人士屍骸的慈善組織，大約興建於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與北京歙縣會館的創設年代差相同時。鹹豐年間，王茂蔭長年寓居歙縣會館，他與活躍在北京的諸多徽商有著相當密切的聯繫。例如，與王茂蔭家族有著姻親關係的歙縣磻溪方氏，家族中就有不少人也在華北從事茶葉貿易。根據抄本《雜輯》的記載，清代徽商方氏所開的廣信茶行，在北京順治門外花兒市擁有的房產竟多達五六百間，分設茶鋪三十餘班，可見規模相當不小。書中還提到北京的大小部員，都與廣信行經理方子青過從甚密。由此不難想見，在北京的徽州官、商之間有著頗為良好的互動。另外，歙縣磻溪方氏家族中的方汝鑄，與王茂蔭的表弟洪本耀有姻戚關係。此人在太平天國以前就在江蘇南通一帶做茶商，及至鹹同兵燹之後，則前往北京從事茶葉貿易。可見，王茂蔭的家族及其姻親，與圍繞著北京為中心的華北各地茶商，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
法國人眼中的晚清北京徽州茶號，原照片藏巴黎吉美博物館。王茂蔭雖然髻齡就學，但他在科場上卻並非一帆風順。直到1830年，王茂蔭北上潞河，準備棄儒經商。適逢翌年北闈恩科取士，他以監生的資格應京兆試，不意中舉。次年會試，又高中進士，並備官戶部。由此經歷可見，王茂蔭之步入官場，實際上頗為偶然。在此之前，他已做好了從商的準備，因此，其人應掌握了基本的經商知識。在北通州，他曾參與森盛茶莊的經營，從這個意義上說，王茂蔭就是一位徽商出身的中央級官僚。此後，為官仕宦期間，其家族在華北的茶葉貿易仍未停歇，他與活躍在北京的徽商仍然有著頻繁的互動，這促使他對於19世紀的商業運作以及商人之疾苦，有著深刻的認識。
日常生活與王茂蔭的貨幣主張從《王侍郎奏議》一書來看，王茂蔭寫過不少要求保護商人的奏摺。對於維護徽商的利益，他更是不遺餘力。這些，當然與其徽商家庭的背景密切相關。而從《霽月軒來往信件》來看，王茂蔭的社會交往活動頗為頻繁。其中，代人捐官、借貸、訴訟請託以及其他的人情往來，有不少都與經濟利益息息相關。借貸自然是個人的經濟活動，訴訟請託亦涉及相關家族的商業利益，而捐官在清代，則早已作為一種重要的營生。
在清代，山西票號專門為人代辦捐納，早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了。據《都門紀略》記載，寶興、同豐銀號在北京西河沿東果子巷北口東路南，就是專門負責代捐的商號。19世紀50年代，清政府為了籌集軍餉，大開捐納之門，不少山西票號藉此居間攬辦。當時，代辦報捐在山西票號的日常業務中佔有極大的比重。根據規定，捐買官銜的銀兩，在各省是交給布政使司，而在北京則交與戶部等衙門。不過，各地捐納者為了加快進度，往往委託在京親友直接向戶部交納捐項。在這種背景下，王茂蔭及其家人為親朋好友代辦捐納，顯然是近水樓臺先得月。
根據旅日學者伍躍教授的研究，在代辦報捐時，商人要向報捐者收取大約10%的手續費，這一費用相當可觀。由此推測，王茂蔭及其家人為親朋好友代辦報捐，顯然不可能完全是義務的行為。其實，即使是各種人情往來，在富有商業傳統的徽州，為他人辦事，無論彼此關係如何，通常也同時是一種營生。在王茂蔭後裔收藏的資料中，有《道光二十一年新定常捐銀數單》《酌定章程》和同治二年（1863年）的《大捐印結銀數單》，都是與捐納有關的參考資料。這些，與《霽月軒來往信件》中的相關內容可以比照而觀。此類資料成為家傳之秘，應當都與王茂蔭及其家人為人居間捐官的活動密切有關。
根據伍躍的研究，在清代，報捐手續中的所有環節都可以代辦。代辦者會向報捐者提供各類建議。例如，捐納何種官職最好，為了得到某一官職首先捐納何種「虛銜」最好，為了儘快得到實官實職捐納何種「花樣」（參加銓選時的優先權）最好，如何避開被分發到不願意去的地方（例如邊遠省份等）。從《霽月軒來往信件》來看，王茂蔭本人就經常為人捐官，他熟悉其中的所有環節，故而對於各類弊端亦了如指掌，常常為欲行捐納者釋疑解惑。從前述信函來看，特別是捐納中常常要涉及彼此之間的匯兌，而這與王茂蔭提出的貨幣主張密切相關。
1854年徽州茶商的會票根據中國經濟史的研究，18世紀末葉的乾隆晚期，隨著商品交易量的擴大，金融信貸迅速擴張，具體的一個表現是錢莊業務已經突破單純兌換銀錢的範圍，而逐漸發展成為存放款信貸、往來客戶融通款項的機構。作為信用票據的錢票、會票，開始在不同地區間交換和流通，具有貨幣替代物的職能。與山西票號相似，徽州的匯兌事業亦極為發達。三十多年前，安徽休寧渭橋鄉曾發現徽商謝氏收藏的康熙年間會票23張，這說明早在17世紀晚期，徽商之間辦理匯兌已頗為常見。另外，根據我對兩淮鹽業的研究，在18世紀後期，漢口與揚州之間也有著極為頻繁的匯兌。這些都表明：當時的一些商鋪已附帶辦理匯兌業務，而商用會票滿足了彼此之間金融信貸的需求。對於此類由來已久的匯兌業務，王茂蔭顯然極為熟悉，在《霽月軒來往信件》前引的信函中，有不少相關的記載。從中可見，他和家人就經常利用會票從事與捐納相關的業務，清償彼此之間的債務。
事實上，華北徽商與南方的諸多匯兌，商號一向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一直到20世紀前期，身處北京的著名學者胡適，與其家鄉績溪的匯兌，也時常是以胡開文墨莊為其中介。因此，出自徽商家庭的人，往往對此類的運作極為諳熟。由此看來，王茂蔭提出的貨幣主張，顯然與他的家世背景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
從實際功能來看，會票是異地兌現的憑證，但有的可以流通支付，這也就相當於鈔票的角色。所以從性質上看，在傳統時代兩者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鹹豐年間，中國的鑄錢銅材嚴重匱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銀荒」和「銅荒」。為了擺脫困境，清朝官員曾陸續提出過各種方案。鹹豐元年（1851年），王茂蔭上《條議鈔法折》，他首先回顧了錢幣發行的歷史，認為：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歷代的經國大計，不外乎鑄造大錢或是發行鈔幣。二者的利弊大致相同，但兩害相權取其輕，以發行鈔幣較為合適。他建議發行由民間銀號出資、政府負兌現責任的絲織鈔幣，以解決當時的財政困難。此一奏摺後來雖被議駁，但從其中所提出的十條建議來看，王茂蔭對鈔法的推行，有著極為細密的通盤考慮，遠遠超出了前人的見識，這顯然與他所具備的豐富商業知識儲備密切相關。鹹豐三年（1853年），王茂蔭出任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此後，他先後提出了自己的貨幣主張。
概括說來，王茂蔭貨幣思想的要點在於：一是保障紙幣的流通和發行，「以實運虛」，也就是用有價值的金屬貨幣來保障紙幣的流通，通過紙幣與金屬貨幣之間的相互兌換，來增強紙幣的信譽。二是對紙幣的流通和發行，需要有宏觀上的控制，以免引起貨幣貶值。三是主張在推行這一改革的過程中，應以商人（特別是從事錢莊、票號經營的金融商人）作為紙幣發行的中介，給商人以一定的報酬，以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其中，尤其是「以實運虛」，是王茂蔭貨幣思想的核心。針對當時發行的戶部官票和大清寶鈔的貶值現象，他反覆強調——虛、實之間可以相互兌換，只有這樣才能提高紙幣的信用程度，制止通貨膨脹的繼續惡化。這一主張，實際上與同時代徽商西賈常見的匯兌並無二致。
也正因為如此，鹹豐皇帝認定王茂蔭「為商人指使，不關心於國是」。為此，他被「嚴旨切責，尋調兵部」。
1853年戶部官票（見佚名輯《鹹豐朝行用官票》，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收藏）揆諸史實，王茂蔭與徽商的關係極為密切。同為歙縣同鄉的鮑康，在其所編的《大錢圖錄》中，對王茂蔭的奏疏有一段評論。鮑康將當時財政的混亂全都歸罪於王茂蔭一人，但他實際上並沒有讀過王氏的奏稿原文，只是聽說王茂蔭主張允許商人兌換手頭的鈔票。這段記載之後還有一個注文稱：1853年，歙縣茶商拿著官票在北京重文門納稅，稅務部門竟拒絕接收，由此引發諸多商人的懷疑和恐慌，從而使得官票、寶鈔的信譽喪失殆盡，在各地皆難以流通。對照鹹豐皇帝的上諭，所謂「專為商人指使」，可能亦與茶商的重文門納稅事件有關。值得注意的是，《大錢圖錄》的上述評論中，既提到官方的「寶鈔」，又提及民間的「私票」。他說，當時因政府發行的寶鈔過多，北京市場陷入恐慌，商賈皆視鈔法為畏途，職官兵丁所得者大半都是鈔票，都想儘快花出去，這引發了許多爭端。「以國家一千元之寶鈔，不過抵民間五百元之私票」。這裡提到的民間私票，當然也就包括會票。關於民間的私票，王茂蔭曾指出：「向來鈔法，唐、宋之飛錢、交子、會子，皆有實以運之。」這裡提到的「以實運虛」，也是王茂蔭一向的觀點。不過，以往的研究者大多糾結於紙幣的相關問題，而沒有對明清之際新興的匯兌事業更為關注。而在實際上，王茂蔭提出的貨幣主張之最核心的問題——可兌換的紙幣模式，這與當時蓬勃發展的會票，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結語鹹豐幣制改革，是在空前「錢荒」的新形勢下所實施的一次貨幣改革，其中，王茂蔭的角色舉足輕重。正是因為這一點，他的貨幣思想格外引人矚目。
王茂蔭出生於徽商世家，他的祖、父輩以及兄弟親戚中的許多人，都在華北經商，家庭的耳濡目染、長期的商業實踐，以及親朋好友的交際往來，促使他對中國社會有著較為深刻的認識。在這種背景下，他是以當時商業運作的習慣性思維，希望藉助民間早已存在的商業網絡，借鑑當時新興的商業會票之信貸方式，提出解決19世紀中葉貨幣危機的方案。應當指出的是，在當時，並不是所有人都認識到匯兌活動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意義。一直到19世紀60年代初，因戰時交通阻塞，清政府不得已允許京餉、協餉交商匯兌，但仍有一些官僚對交由商人匯兌的做法提出非議和激烈反對，這種情況先後發生過多次。從這一點上看，王茂蔭的貨幣主張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重要的時代意義。不過，由於太平天國時期的清政府已財源枯竭，政府發行紙幣和大面額鑄幣的目的是為了填補財政虧空，向老百姓轉嫁財政危機，特別是發行不能兌現的強制流通紙幣，根本無力建立發行紙幣和大面額鑄幣的信用，這與王茂蔭的主張背道而馳，從而註定了其人的主張未被重視及採納。
安徽歙縣王茂蔭故居［本文原載2016年9月9日《文匯學人》，題為《日常生活與貨幣思想》，系作者於2016年5月30日在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召開的「 Chinese local history and beyond」會議上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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