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前，科研是副業。現在，教學是副業。為什麼我們的大學教學質量每況日下？ 因為一個老師的職稱只與他的科研成果有關。
騰訊文化 徐娉婷
據媒體報導，備受學生敬重的河南大學古代文學老師常萍，為本科生講了32年古代文學，任教期間不出書、不發論文、不申報職稱，只專注教學。直到2015年10月退休，仍是大學講師職稱。
雖然常萍在大學晉升之路上被邊緣化，卻廣受學生的讚譽和擁躉，學生贊她是「口碑教授」，她的課堂堂堂爆滿，有人驅車數百公裡只為聽她一節課。
近日，河南大學高規格特聘她為副教授並頒發證書，可謂是「遲到的認可」。然而，在很多大學，教學已經越來越被忽視，一個老師如果只是教學好的話會被逐步邊緣化，這是不爭的事實。
常萍在上課。
當科研成為主業，教學成為副業中的副業，誰來關心教學質量？
2014年，四川大學老師周鼎在網上發表的《自白書》被瘋狂轉發。他在文中寫道：
「一個相信講好一門課比寫好一篇論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
從前，科研是副業。現在，教學是副業。
為什麼我們的大學教學質量每況日下？ 因為一個老師的職稱只與他的科研成果有關。」
這些頗為感性的話語戳中了無數學生和老師的痛點。
高校有一個流行說法：「教學是公家田，科研才是自留地。」究其原因，職稱評定跟科研論文掛鈎，而與教學任務無關，所以教學連副業都算不上。
四川大學老師周鼎。
2014年4月，清華大學女講師方豔華根據「就職9年未評職稱必須離職」規定面臨「非升即走」，然而世界各地畢業生、共計50多封4萬餘字的請願書，希望學校將這位「因全身心投入課堂教學導致科研成果不足」的老師留在教學崗位。後來，方豔華轉崗為職員。
類似的還有上海交大普通講師晏才宏，2005年3月12日死於肺癌。他去世三天內，交大BBS上竟發表了學生千餘篇悼念文章，晏才宏的教學水平和師德廣受交大師生讚揚。有學生描述他上課的境界：一杯茶、一支粉筆，從不帶課本和教學參考書，知識早已爛熟於胸，例題信手拈來，講課條理清晰、自成體系。他的電路課被譽為「魔電」，幾乎場場爆滿，座無虛席。這樣一位深受學生喜愛的教師至死也沒評上副教授？主要原因是——他沒有論文。
好教師不受重視，受傷害最大的自然是學生。學生們經過千辛萬苦的高考、花高昂的學費進入大學，卻發現獲得的教育差強人意。很多課堂上老師們並沒有精心準備，似乎心不在焉，疲於應付。
那麼高校為何要「重科研、輕教學」?因為科研成果才被認為是學校的硬實力，是大學排名的重要指標，是校領導的重要政績，也是爭取財政撥款的重要來源。過去10多年來，我國的985、211院校，大都提出建設研究型大學的目標，在學校辦學者看來，要辦成研究型大學，必須增大研究生教育體量，必須重視學術研究，於是很多大學制訂的考核教師的指標，都強調學術研究指標，包括發表論文、申請課題、課題經費等，本科教學工作只是工作量的要求，而且，如果科研突出，有無這一工作量，都無傷大雅;反之，如果一名教師重視教學，在學術研究中投入精力不夠，發布論文數不多，哪怕他的教學再受學生歡迎，也很難在考核、評價尤其是職稱評審中獲得有利的結果。
根本原因在於，今天的高校實行行政主導，而非開放辦學，社會公眾的質疑，甚至學生們的抱怨，都無法影響高校的辦學戰略——高校辦學只對行政計劃的主導者負責。
要反對的不是論文，而是只重數量，不重質量
教育學者熊丙奇說，當前我國高校在評價教師時，有嚴重的「論文情結」，盛行「唯論文論」，但破除「論文情結」，不是「反論文」，而是回歸正常的學術評價，重視學術研究的真實價值。過分強調發表論文，與把論文貶到一無是處，都對我國高校的教育、學術發展不利。
就大學教師而言，學術和教學應該是相互促進的。如果對於教師的評價權完全交給學生，也容易走偏。網絡寫手和菜頭曾在微博帳上寫到：「上大學的時候，參加過兩次講座就再也不去了。讓學生high起來太容易了，臺上說一句「早就聽說我們XX大學的同學是最棒的！」下面鼓掌鼓瘋了。再說一句「食堂經理都該槍斃」下面手指都鼓斷了。看著一臉幸福，雙眼放光的同學們，有一種被傻X淹沒的感覺。如此容易被取悅，也就如此容易被愚弄。」只要再會講段些段子、抖些機靈，受到學生的歡迎，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學術對於大學的意義不容置疑。但是目前的學術評價標準只重數量，不重質量。有報告顯示，2006年，中國超過日本和英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科學和技術研究論文世界第二大產出國家。2007年我國就已在國際索引的工程類論文數量上取代美國，躍居全球第一。
有人專門做過統計，近10年來，儘管我國科技人員在國外期刊發表論文的增長速度位居世界第一，但絕大多數科研論文的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開外，中國人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分別居世界首位和第二位，但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
作為一個「論文製造大國」，產生的很多論文基本上是「垃圾」。且不說各種本科論文、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單大學教員這塊，由於評職稱導向就是科研。而科研的考核標準據說客觀公正，也可以說是簡單粗暴，只要簡單羅列你的論文、著作和項目就可以。
至於論文質量誰說了算，目前基本上裁判權交給了期刊編輯部。由於缺乏一個可靠的評價機構，滋生了巨大的地下論文市場。筆者一位大學任教的朋友說：「幾乎每個月都會收到各種論文代理的電話，問有沒有發表需求，甚至不用自己寫，他們會幫你。」
早在2007年，就有媒體曾估算我國買賣論文「產業」規模為1.8億元至5.4億元，2009年這一估算已近10億元。
國外：教學很重要，論文很重質
在歐美國家，不同定位的大學，對教師的要求是不同的。大學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以教學為主，那些只招本科生、學制為4年的學校，都是教學型的學院（teaching college）。有些綜合性大學，也以教學為主。這類學校也要求教授們發表著作，但通常量不會很多。另一類是研究型的大學（research university），對出版量的要求比教學型的學校要多。
評價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的指標，也主要是論文和出書，但他們對論文和出書的評價，強調的是論文本身的學術價值，是否發表、發表在什麼期刊，並不是第一位的指標。一個教師如果有一篇論文取得開創性成果，那麼，學校不會要求他要達到多少論文發表數量。
對於論文和著作的評價權由專業的評審委員會來決定，他們憑自己的專業素質和信譽做出決斷。這些教授都是公認的比較客觀、公正，由教師們民主投票選出來。這些教授都非常珍惜自己的聲譽，所以大都能秉公判斷，不敢徇私枉法。雖然學術價值判斷不是易事，容易產生分歧，但從總體上看，大多數學術水平高的教師不會吃虧。關鍵是，如果參評教師對職稱評定不滿意，還有一套專門的申訴與維權制度。
對於像常萍這樣的志在教學，無志於學術的老師，國外的大學能容得下嗎？答案是YES.
在美國大學中，除了終身職位（Tenure Faculty）以外，還有專門的lecture職位——也就是講師，可以把它理解為中國國企的「合同工」。沒有什麼晉升的壓力，只需要專注於自己工作——講課。只要能把課講好，不出什麼大的差錯，就可以安穩體面地做下去。
所以，無論是終身職位還是專門授課的講師，教學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塊，不是可有可無的。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從政之前，是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退出政壇以後，基辛格很想回到哈佛大學工作，但他提出一個要求：只進行學術研究，不給學生上課。不履行任課職責的教授，是哈佛所不能接受的。時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博克教授解釋道：「基辛格博士是個學識淵博的人，如果論私交，我和他的關係不壞。但我要的是教授，不是不上課的大人物。」
結語：
高校的教學質量下滑已經不是新鮮事，在科研學術為主導的指揮棒下，教師們都忙著發論文、做課題，沒有人再關心教學這塊「公家田」。如果教學不納入職業評價考量，學生和家長對於學校管理又沒有發言權，教學質量不下滑才是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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