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藏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的《葡漢辭典》稿本，前後有相當數量的散頁，是來華耶穌會早期關於語言學、神學和科學的漢語筆記。散頁中的《賓主問答辭義》是用「羅明堅注音系統」寫成的傳教士與中國士人對話錄，是西方漢語學習史上第一篇漢語對話教材。本文試從手稿整理、文獻描述、羅馬字注音系統、語言學習教材等方面，對該文本進行基本的梳理，將其置於明末傳教大背景下對其語言學價值進行考察，為進一步深入研究《葡漢辭典》提供有益參考。
關鍵詞：羅明堅 《賓主問答辭義》 羅馬字注音 漢語學習
引言
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作為開啟天主教來華傳教史的首位耶穌會傳教士，其在漢學方面的貢獻近些年來也逐漸為學界所認可和討論。羅明堅最重要的一部漢學研究成果，就是世界上首部歐漢雙語辭典——《葡漢辭典》（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1583—1588），關於《葡漢辭典》的相關研究也在深入展開，尤其是楊福綿在《葡漢辭典》語音學方面的創見，姚小平、王銘宇對其詞彙問題的探討等，使其在中國傳統音韻學、漢語史等方面的獨特價值凸顯出來。
不過，學界對辭典的關注基本還停留在辭典正文上，對於附在辭典前後的散頁材料並未給予相應的重視，只有張西平對這部分文獻進行過系統梳理，朱浩浩進一步探討了散頁中提到的兩種西方天文儀器。通觀這部手稿文獻，辭典正文共124頁，而散頁文獻卻有65頁之多，幾乎是辭典的一半。說明散頁雖不及辭典內容系統，卻也有不小的分量，其中涉及一系列西人漢語學習的最早期材料，尤其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散頁開頭是一篇全部由羅馬字母注音的對話體材料，是散頁最值得探討的部分。不僅由於它是辭典所呈現的注音系統最直接生動的注音實踐，幫助我們還原了傳教士初來華時語言學習的主要方式，它的價值更體現在，它成為其後耶穌會一系列主客問答對話體文本的肇始之作，比如擁有眾多手抄版本的耶穌會文獻《拜客問答》便與其一脈相承。
一、羅明堅《賓主問答辭義》手稿概況
眾所周知，《葡漢辭典》手稿是由義大利漢學家德禮賢（Pasquale D』Elia, 1890—1963）於1934年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ARSI）首次發現的，而《賓主問答辭義》正是附在辭典正文之前的散頁部分，共9頁，從第003到第007頁（見圖1、圖2）。全文沒有一個漢字，只有羅馬字母注音，是目前可知的第一份漢語注音會話體文獻。文獻上所寫的標題為「Pinciù ven tà ssì gnì」，德禮賢將其對應的漢字詞轉寫為「平常問答詞意」，楊福綿根據羅明堅草創之漢語語音系統做出更正，將題目漢字確定為「賓主問答辭義」。
圖1 第003頁
圖2 第0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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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稿寫作背景及羅明堅的漢語學習
耶穌會遠東視察員範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對中國的傳教政策是「入境而問俗」，並「首重熟悉華語」，第一位來華耶穌會士羅明堅就被要求修習漢語。1580年前後，方濟各會士對華傳教失敗，在很大程度上就敗在對中文的一竅不通。但範禮安的策略在當時也並非為所有人理解，除羅明堅外，最早在澳門傳教的幾位葡萄牙耶穌會士對此都持反對意見，甚至語露嘲諷：「為什麼浪費時間學習中文，並從事這件毫無希望的事情？」羅明堅卻用自己的學習熱情回答了這些反對的聲音，「他每天都用好多個小時學習中文……堅持為進入中國做準備」。
事實證明羅明堅的付出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1565年，當耶穌會士培萊思（Francois Perez, 1520—1583）陪同果阿總督與廣東地方官員會面時，培萊思本可以有機會向當地官員提出傳教的請求，「但一了解到耶穌會士不能說中文，便很遺憾地表示無法授予許可」；1580年4月，羅明堅第一次隨商船登陸廣州，他只是同官僚們「說了幾句中文」，便馬上贏得了好感，海道即允許羅明堅住在岸上而非葡商的駁船上；1581年10月，羅明堅再次赴廣東求見，當海道得知他懂中文，並可以即刻讀出寫在紙上的漢語句子時，「海道對他的表現非常滿意，並在葡萄牙人面前表揚了羅明堅；因此他和同伴可以在城內寺廟中下榻」。這讓羅明堅及其同伴切身認識到：想要打開中國的大門，學習中國的語言並不是錦上添花的事，而是勢在必行的一項工作內容。
隨著漢語學習的深入，無論是羅明堅還是隨後抵華的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通過漢語與廣東等地官員、文人士大夫的交遊中，漸漸開始把語言當作一塊敲門磚，更將其看作是中國上層社會對傳教士認可的最佳也是最便捷的方式。「神父們還總把一些精通漢語的優秀讀書人請到家中，夜以繼日地向他們刻苦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為此神父們還購買了大量中文書籍，不遺餘力地研讀。見此情景，中國人都認為，神父們的學識在其本國已為人敬重，而還要來中國學習人文科學，只憑這一點，他們就是相當傑出的人物了。」這樣，神父們越發覺得學好語言和文化，是他們傳教事業的最好助力。
傳教士羅明堅
他們發現了漢語口語和書面語之間的巨大差異，「想要進入中國，想要被中國當局和中國人接受，並且不被視作野蠻、粗俗或不懂漢字的愚笨之人，就必須掌握他們的漢字和語言，並且不是隨便某一種語言，而是那種本地人也得從嬰孩開始、花費極大精力來學習的優美而精緻的語言」。在還沒有能力用漢字進行寫作的階段，他們只好退而求其次——盡力地學好官話口語，而這也是傳教士學習漢語的第一個階段。
三、《賓主問答辭義》注音研究
學習官話口語，第一步就是讀準漢語發音，本質上說，就是傳教士要建立一套完全不同於歐洲語言的全新發音習慣。所以耶穌會士開始編詞典、注字音，這是歐洲人第一次將自己的語言文字運用到漢語學習中，也促成了歷史上首個漢語注音方案的形成。懂得正音方法，還必須要有針對性強的口語材料，才能使口語訓練實用、有效。如果說《葡漢辭典》是傳教士自學漢語的第一個正音系統，那麼《賓主問答辭義》就是最早期的一份發音練習語料。
提到羅馬字漢字注音的源流，學者們普遍把關注點放在《西字奇蹟》（1605）與《西儒耳目資》（1625）這兩部耶穌會最重要的語音材料上。利瑪竇、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制訂的這兩部較為完善的早期漢語注音方案，本意都是給西方傳教士提供語言幫助，出發點現實而實用，而這一創造在後來的中國乃至世界上所產生的巨大深遠影響，是當初的他們無法設想的。任何完善的體系化成果必然發端於不夠完善的初期嘗試，且不論早年西人遊記中偶爾出現的中國人名、地名的羅馬字譯註，真正用羅馬字注音的起始正是《葡漢辭典》與《賓主問答辭義》，它們確為漢語羅馬字拼音方案之濫觴。
1. 注音方案比較
「在羅馬字漢語拼音的寫法上，金尼閣本著『述而不作』的精神，只是對利瑪竇等人的方案作了一些非原則性的修改，其中主要是簡化的拼法。」羅常培先生對比過利、金音系，考察了關於聲、韻、調的分類，發現彼此間大同小異，有十分之八是相同的；楊福綿先生也系統分析過《辭典》與《西字奇蹟》之間的拼音系統，總結出了《辭典》的音韻特點，認為《辭典》中的聲韻拼法尚未定型，甚至有些拼法雜亂，容易混淆，而利氏在《西字奇蹟》中將其統一規範，「不過就拼音資料整體來說，已可使我們歸納出一個大致的官話音韻系統」；另外，日本學者古屋昭弘將《問答》中的標音按照十六攝與《西儒耳目資》中的聲韻一一對照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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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可知，《問答》中的標音方案大體與《辭典》一致，無送氣音、無聲調符號，有鼻化記號，但聲母韻母的拼法也常常不一致，兩者只有一些少數的聲韻差別和書寫習慣不同。當然，《問答》的文本容量有限，以上特點的總結也是在有限的樣本數量上進行的。
四、作為官話對話體教材的考察
美國語言學家霍凱特（Charles Francis Hockett, 1916—2000）認為：「傳教士，他不得不學習某種陌生的語言……學習它不僅是為了處理日常事務，而且也是為了更好地傳教和翻譯聖經。」1583年，新任兩廣總督郭應聘在香山縣貼滿告示，表明澳門的神父和外國人所引發的不良事端，「都要歸罪於那些住在澳門、為他們當翻譯的中國人，正是他們教唆這些外國人胡作非為。尤其是有人告發這些翻譯勸說外國僧人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讓他們在本省廣州申請土地修建寓所和教堂，讓外國人進入中國腹地，對國家的安全非常有害」；通告還告誡這些翻譯「如不立即停止上述活動，將嚴懲不貸」。所以不管是傳教士的漢語教師，還是他們的通事，在當年都做著一件吃力不討好甚至非常危險的差事。傳教士只好發揮自己較強的語言學習能力，不止要做好一個學生，還要充當新來傳教士的漢語老師。《問答》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催生出來的，並且羅明堅很可能藉由此篇最初的注音方案進行漢語教學，那麼，《問答》就成為一篇互教互學的早期漢語學習教材雛形。
一般來說，二語習得中聽、說、讀、寫四項語言技能，聽、說往往是最先被掌握的兩項，尤其相對於歐洲人掌握漢字的困難程度來說，漢語口語是相對容易的。那麼，儘快練習發音與日常用語，自然成為傳教士的首要語言任務，一篇全羅馬字母標註的對話體文章是最合適的選擇。並且它切合學習者的實際生活，滿足學習者的傳教需要，在難度上也與新來傳教士的漢語水平相接近，並能在學習之後立即在語言環境中實踐使用，學習者也能夠在交際中檢驗所學，用中學，學中用，可謂全浸入式漢語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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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說來，《問答》的漢語教學方式不同於中國傳統私塾死記硬背的模式，它兼顧了內容主題的段落化，日常用語的生動趣味化以及對歐洲文明與天主教義的科普化呈現。就當時來說，「學生教學生」，相比毫無教學經驗的「老師教學生」來說，一個最明顯的優勢就是，傳教士懂得什麼樣的教學內容才是他們的繼任者最需要的。又由於傳教者之間身份相同、學習目標一致，就更容易在這種互教互學中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批耶穌會傳教士普遍意識到中文「口語與書面語的差異相當大，沒有一本書是以語體文寫的，即便是有人用接近語體文的文字寫東西，也難登大雅之堂，不被重視」。但他們並沒像歐洲早期那些從未到過中國的漢學家一樣只局限於紙上談兵，耶穌會士可以在與中國士大夫交遊中口頭傳教，甚至與異教徒論辯，利瑪竇就曾在南京與中國學者、僧侶們就宗教哲學問題展開討論，這番引經據典支持論點的功夫對漢語聽說能力的要求是相當高的。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儘管對於口頭傳教和社交往來有需求，不過傳教士的漢語學習從未只關注口語、不重視漢字，反而是「語文同步」的。羅明堅剛到澳門時，就已經開始學寫漢字了，他請來的第一位漢語老師是一位畫家，「當那位畫家為神父解釋某個漢字的意思時，往往要在紙上畫出該字所代表的形象」；當羅明堅在肇慶代表澳門主教拜見新任總督陳瑞時，就告訴他「自己在澳門已學習了中國的語言和文字」；在肇慶傳教初創期間，「神父們還總把一些精通漢語的優秀讀書人請到家中，夜以繼日地向他們刻苦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為此神父們還購買了大量中文書籍，不遺餘力地研讀」。以羅明堅、利瑪竇為代表的首批來華教士，不但希望儘早看懂儒家典籍，更希望儘快有能力用漢字書寫天主教教義，使得福音可以更快地傳播到當時他們尚無法深入的中國內地。1584年，羅明堅寫給耶穌會總會長阿桂委瓦（P. Claudio Acquaviva）的信中說：「現在我已校正了我的《新編天主實錄》，是用中文撰寫的，用了四年功夫，會呈獻給中國官吏批閱，他們會予我褒獎，要我趕快印刷，越快越好；視察員與其他神父都審察了一番，認為沒有問題，也要我快去印刷。」
當他們意識到書面閱讀與寫作能力在中國傳教中至關重要的作用後，傳教士們的口語學習材料便很快從《問答》這種過渡形式，完善成為之後《拜客問答》那類以漢字為主、拼音為輔的對話體口語教材模式。這其實也應引起今日對外漢語教學領域的注意，拼音教學始終要服務於文字教學，拼音體系只是輔助，「先語後文」甚至「只語不文」的教學方法是應該摒棄的。
結語
楊福綿先生在關於《葡漢辭典》的討論中簡要提到了《賓主問答辭義》，確認這篇對話乃羅明堅親筆所書，且羅馬字系統大致與《辭典》中的相同，僅此一句未加分析。通過上文的初步探討，我們可以發現，《問答》與《辭典》的語音系統同屬漢語羅馬字母草創期的成果，是現代漢語拼音方案的鼻祖。《辭典》注音系統中不完善的標註方式，《問答》中同樣也有，不過兩者在聲韻調方面仍有一些細節上的區別。
而正因為《問答》與《辭典》之間緊密的聯繫，《問答》才可以被視作《辭典》標音系統的首次「實戰演習」。《辭典》與《問答》的關係，正好似至今下落不明的《漢葡辭典》與《西字奇蹟》之間的關係：一部是帶有音韻辭典性質的「字彙表」，一部是將「字彙表」應用於口語表達的注音語料。而《問答》除了注音之外，更兼具了最初西人學習漢語官話的會話體教材性質，是同類型中現今可見的第一篇語言文獻，開創了其後教內問答體例官話學習教材的先河。若想說清百年來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的歷史，那就必須對漢語學習材料做深入的研究，而展開教材研究的基礎便是做好重要文本的梳理。
本文為節選，全文載《國際漢學》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