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則遂（華中師範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教授）；陳晨（華中師範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講師）
1583年，耶穌會士利瑪竇與羅明堅在中國建立了天主教第一所教堂，拉開了近代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帷幕。對於傳教士而言，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是第一要務。從整個16至19世紀300年的歷史來看，傳教士是漢語學習與研究的主力軍，推動了中西思想交流。
利瑪竇《園容較義》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中國話：從讓人頭疼的「鳥語」到日臻全面的語音研究
學會漢語發音讓傳教士們頗為頭疼，他們認為漢語發音需要「鳥」的唇舌，在歐洲甚至產生了中國人需要隨身攜帶板子寫字交流的「傳說」。
為解決語音學習的問題，傳教士們採用了漢字拉丁字母注音方案。羅明堅與利瑪竇共同編寫的《葡漢辭典》就是採用拉丁字母拼讀漢字的最早嘗試。不過，這套系統有一大缺陷，即沒有標註漢語聲調和氣音狀況。後來，利瑪竇在郭居靜神父等人的幫助下，參照樂譜音階確定了漢字音調，選用了拉丁語中「－」「^」「ˋ」「ˊ」「ˇ」五種符號分別表示清平、濁平、上聲、去聲和入聲，同時選用C作為送氣音符號。這套更成熟的注音方案在《西字奇蹟》使用並得以推廣。金尼閣1626年所著《西儒耳目資》中的注音方案也得到傳教士們的認可和支持。
進入19世紀，隨著歐洲語言學的影響，西人在研究語音時已經具備了現代語言學的一些方法和思想，例如音位與音位變體觀念，即在區分語音時考慮其區分意義的社會功能，把處在互補關係中的相似音素用同一注音符號表示，增強符號的表音彈性。此外，他們對漢語中較為特殊的一些語音及其發音方式的研究也有所發展。例如，舌尖前元音與舌尖後元音的區分就是一個從無到有、逐步清晰的過程。語音分析的準確性在提高，認識在加深，漢語官話的音系架構也日趨完善。
可以說，這3個世紀中，傳教士們對漢語口語的評價從最初的抱怨連篇逐步走向科學理智。雖然可能難以擺脫對漢語口語的刻板印象，但是傳教士們仍在試圖以相對客觀的方式對語音進行描寫。隨著漢語研究的深入和語言學等學科的發展，西人的漢語拉丁字母注音方案日臻完善。這些語音文獻為漢語語音的歷時研究提供了素材，也為漢語研究的現代化提供了參考。
神秘的漢字：從「神的旨意」到詞源根字的探尋
和漢語口語的情況類似，西方人最初對漢字也抱有較為負面的評價。其主要原因是漢字不具有表音性，傳教士們需要記憶大量的字符才能初步具備漢語的讀寫能力。
雖然傳教士們在學習漢字上有諸多抱怨進而產生一些偏見，但不可否認，他們也把漢字的相關知識帶到了歐洲。曾德昭曾率先指出中國語言極其古老，可能是巴別塔72語言之一，更為接近上帝的思想。在解釋漢字的象徵義、構建世界觀時，一些傳教士融入了基督教的思想。18世紀的索隱派就是典型代表。以白晉、馬若瑟為代表的索隱派傳教士尤其對《易經》之類的典籍感興趣，他們對中國古代經典神秘意義的解讀和對漢字的分析相輔相成。在基本筆畫和字形的基礎上，他們對其他的漢字各個部分進行解構、分析、系聯，搭建出一套漢字的解讀方式。例如，馬若瑟曾在《中國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義痕跡》一文中多次提到有關「羊」的例子。「羔羊」（sheep）在基督教中一直被視為基督耶穌的象徵。馬若瑟在談到《詩經·大雅·生民》中周始祖后稷之母姜嫄之名時，就指出「姜」中的「羊」即為神之羔羊基督耶穌，「姜」字表耶穌由她孕育，而「嫄」字表其童貞之源。在分析「善」的異體字「譱」字時，馬若瑟認為它是「言羊」和「羊言」組合，可以解釋為談論羔羊（「言羊」）和羔羊說的話（「羊言」）都是好的。
索隱派的興起與18世紀歐洲詞源學的興盛和神秘主義傳統不無關係。在文藝復興晚期，歐洲人熱衷於探尋語言的起源，例如在歐洲語言中探尋最原始的詞根。對漢語則是通過對漢字字形解構式的分析與闡釋，以類詞源式的方法尋找漢字中傳達的基督教真理。這種釋義的方法是一種過度的解讀，是傳教士們構造和解讀世界時的心裡映射。他們的漢字研究與其說是語言學的探討，不如說是神學的論述。
索隱派也受到了西方人的抨擊，到19世紀後逐漸式微。不過，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推動下，詞源學發展勢頭不減，西方傳教士和學者對漢字意義的探索也並未就此終止，而是進入了音形義的新階段。衛匡國《中國文法》的出版，將漢字214部首介紹給西方人。受其影響，西方人認為這214個字如同西方語言學構詞法中的「詞根」，只要了解了這些「字根」的基本意義，就可以理解由其構成的複合字的意義。這樣的分析法，可以幫助記憶漢字，但並不能很好地解釋漢字。比如「線」字，由「絲」和「泉」構成，但在意義上卻難以像印歐語中那樣直接由「絲」和「泉」兩個字根疊加得以解釋。
西方人在學習的過程中也發現了這一問題，他們認識到複雜的漢字的確是由簡單的漢字或部件組合而成，但是漢字中最重要的表意的部件並不是部首。19世紀英國傳教士馬士曼的《中國言法》提出了漢字中根字（primitive）、構字部件（formatives）和派生字（derivatives）的觀點。他指出，部首僅是根字中的一個部分，同一字根派生出的新字與根字之間的關係是字音相近、部首不同。這一問題的發現，促進了19世紀中後期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對漢字音形義關係的積極探討。他們開始注意到構字部件的表音功能，從而進一步推導出語音相同相近漢字在意義上和語源上的關聯性。
19世紀正是西方歷史比較語言學盛行之時。歐洲人對詞源的研究以語音為起點，通過比較親屬語言之間意義相同且語音有對應關係的詞來確定同源成分，這也是由印歐語言字符的表音性所決定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對漢字從「形」到「音」的轉變與這一歷史背景有一定的關係。傳教士們逐漸走出了對漢字形體神秘解讀的執念，以更加科學客觀的態度分析結構漢字，從而發現真正的漢字要訣，進入了真正的語言學研究的視野。
漢語語法：從削足適履到求同存異
歐洲的語法研究起步較早，16世紀時傳統的拉丁語法已經相當成熟。相比之下，中國雖有《爾雅》《方言》《說文解字》《釋名》等漢語言研究的專著，但較側重於語義與音韻，對漢語詞法與句法的系統性研究較少。就連grammar一詞的對譯詞「文法」也是清末從日語中借來的。
早期傳教士的漢語語法研究都是以拉丁語法為依託。1652年，衛匡國完成了《中國文法》一書。他將漢語劃分出十大詞類，並在動詞部分對漢語主動語態和被動語態有所介紹。1703年萬濟國的《華語官話語法》，依舊沿襲拉丁語法，進行詞類劃分，並對其形態和範疇進行描寫。除此之外，對漢語的一些造句規則（主要是主動句型和被動句型）也進行了歸納說明。1728年，馬若瑟的《漢語札記》首次區分了漢語口語和書面語的語法規則，指出了漢語中「實字」與「虛字」的區別。不過馬若瑟並沒有依照拉丁語法構造漢語語法規則，而是從語言事實出發對漢語進行描寫，這樣的做法更符合漢語言的實際情況。
進入19世紀，隨著歐洲漢學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傳教士和專業學者投身於漢語的語法研究中。法國漢學家雷慕莎的《漢文啟蒙》在詞類劃分的基礎上，探討了一些句法規則，並指出漢語的語法不能用西方傳統的拉丁語法去生搬硬套。在傳教士方面，馬禮遜的《通用漢言之法》其系統性比之前的語法專著更強，但主要內容還是集中在詞法上，句法部分只歸納了九條規則，僅佔五頁篇幅。馬士曼的《中國言法》在漢語語法本體研究上，也是由八大詞類入手著重討論詞法，對句法的討論較為簡單，甚至有時句法與詞法的界限並不清晰，將許多構詞法放入了句法部分。艾約瑟的《中國官話語法》在前人基礎上有所進步。除詞法外，他對漢語句法規則的考察也頗為詳細，這是此前西方人研究中所少見的。
整體看來，16至19世紀西方人所構築的漢語語法體系自始至終都有著「拉丁化」的烙印。不過，隨著認識的加深，他們也敏銳地認識到了中西語言差異。例如萬濟國提出「詞無定類」的思想，後被《馬氏文通》所吸收。馬若瑟則是脫離了拉丁語法研究的範式。漢語中的虛詞、語序等問題也逐漸進入到研究視野中。漢語語法的研究開始從「削足適履」式的套用慢慢走向「求同存異」式的共進。
《光明日報》（ 2019年01月12日 11版）
[責編：王麗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