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與世界、自我與他人的關係，也迫使我們重新梳理生活與工作。我們打破過去按照文體分類的方式，選擇「世界——自我——附近」三組關鍵詞，將來自世界各地的文章組織起來，便是這本《單讀 25 · 爭奪記憶》。
2021 年的到來是一記響亮的耳光，打醒那些過早歡呼、諂媚、幸災樂禍的人。今天，我們摘選出書中部分段落，這些彼時彼刻彼處的記錄，仿佛又回到此時此刻此處。
《單讀 25 · 爭奪記憶》
吳琦 主編
單讀丨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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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奪記憶
超過七十天裡，你身邊只有妻子。而後你在休斯敦市中心，身邊有六萬人。你們陪著喬治·弗洛伊德的家人從探索綠色公園走到市政廳。儘管你有潔癖，還極其害怕生病，你還是繼續遊行。你的家族就是為此才來到美國，為了你可以行使這些權利。雖然你怒火中燒，但你看到身邊的人都把怒火變成了光亮。無處不見光。而在某一個瞬間，所有充滿了嘈雜聲的瞬間行為，化為了一場遊行，朝著永恆打開了（珍妮·奧德爾可能會這麼說吧）。現在是 2020 年。1 月底武漢封城的消息，日本媒體報導得也不少，但那次疫情對當時的很多日本人來說宛如隔岸觀火，東京藥妝店門口堆著盒裝口罩，還打折。不過即便如此，有一些朋友還是感到不安。2 月上旬，我和五十多歲的日本朋友吃飯聊天，他批評我們的政府竟然還「放任」中國遊客在日本自由行，他很擔心這會引起病毒的擴散，也謙虛地表現出他對中國的牴觸。我跟他說，「也許吧，這說明我們政府的措施有問題」，然後繼續吃炸醬麵。那天我們約的是在皇居附近的一家川味餐館，口碑非常好，吧檯後面清一色的男服務生，聽口音應該是四川人。和我一起吃麵的這位朋友是個「吃貨」，這家餐館也是他介紹的，我們排了十分鐘的隊才入店。對很多日本人來說，中國和中國菜是分開的，對前者的看法並不影響菜的味道。封鎖的頭幾個月裡，我覺得我很容易就能做到不去想這種缺失；關於新冠的科學研究如此撲朔迷離，這樣也更安全。但現在有些時候，我發現自己在仔細記錄一切隨意的接觸——和朋友、家人，有時是同事——恰當的接觸（我們都同意沒人會懷念不當接觸）——我想著所有這些被迫暫停的交流，感到很難過。手搭在你的背上，你們一起穿過門廊。朋友側身擁抱，就像在說一切都好，你也很好！騎自行車路過的陌生人與你舉手擊掌——嘿，為什麼不呢？別人給了你一個出其不意的擁抱，而他們沒意識到自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直到他們從你的生活裡消失，然後重新出現。這是一個像是對感情或善意投降的擁抱。有兩三個人，他們不是你的伴侶，但摸你的頭卻不會讓你感到冒犯，他們能親吻你的太陽穴。大多數的碰觸都停止了，即便不是全部。我怎麼可能像不關注棒球那樣不在意這件事呢。我在醫院裡，一個眼科診所。這個診所是多年前由傳教士建造的，又因慈善家和宗教狂熱分子的捐贈而維繫下來。這裡非常實惠，不太容易找到。我是一個失業的大二學生，我不得不找到它。這裡充滿了同樣有經濟壓力的人。為了眼科檢查，我被做了散瞳，所以大張著雙眼感覺十分痛苦。我記得我的朋友張開雙臂，沒有問任何問題，讓我把頭搭在她的腿上休息。這個記憶今天湧上心頭，讓我意識到，在那個時刻我們是無比親近的朋友，比我們長大成人、殊途陌路後更親近；當時我們所有的就只是嘈雜的診所裡的一個長凳。兩名邊防士兵坐在柏油路面上支起的一張小桌子旁。他們有摺疊椅。還有一間看上去像是臨時搭建的小木屋。沒有路障或者其他任何東西。一切看來都很隨意。那個邊境警衛氣喘籲籲地來到車窗旁，命令我們靠邊停車。這個汗流浹背的傢伙穿著他那皺巴巴的制服，在這裡已經待得煩透了，他代表著一條並非正式存在的邊境線，即將向我們揭示真相。 他看到我們似乎很驚訝，告訴我們邊境已經關閉了。我們告訴他，我們在他的國家擁有一座房子——因此我們相信我們能夠越過邊境。他不知道那個地方。他索要一些能證明我們所有權的證據。我打開後備廂，在一個袋子裡翻了半天，找出了法律文件，我希望這些就足夠讓他滿意了。我的一個朋友，也是在我們要去的那個國家的鄰居，告訴我應該帶上它。這很幸運，因為如果沒有它的話，我們顯然會被趕回去。即使有了它，似乎還是有些疑問。警衛看了看文件，然後拿給他的同事，他仍然坐在他們擺在柏油路上的桌子邊，抽著煙，可能只是為了打發時間。兩個警衛交談時，我們緊張地等待著，因為他們離得太遠，我們聽不清他們在說什麼，而且我們也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他穿的制服看上去太熱了，戴著一頂很大的制服帽子，屁股上沉沉地掛著一把槍。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我記不清自己聽過多少次這樣的陳述：「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但我們並不都在同一條船上。即使承認大多數人（如果不是所有人的話）都面臨著一定的困難，每個人的困境也都並不相同，因個人的處境、資源和應對方法而異。我是個獨居的單身女子，要解決寂寞和孤獨的問題。跟我隔了幾個街區的已婚朋友們，則因為跟年幼的孩子關在一起，需要艱難地應付幽閉恐懼症以及缺乏隱私的挑戰。聲稱我能完全理解他們那種難處未免可笑。同理，我也覺得他們說理解我的處境是在屈尊俯就。但是我們在這裡，像人們所說那樣，與其餘近 80 億人坐到了「同一條船上」，試著共同渡過新冠疫情的難關。疫情使我質疑自己對共情的理解，質疑我在人際和創作兩方面上與人共情的方式。如果所有我與他人建立共情的嘗試都被瓊·狄迪恩所說的「無法消除的『我』」過濾了（事實似乎也是如此），那麼，每次我把他人的聲音挪用到自己故事裡的時候，我的聲音都會滲進去這一點也就並不奇怪了。我 96 歲的祖母，我在這世上還活著的最後一位祖輩，在馬來西亞因年老去世。我們是一個大家庭，許多人都被困在海外，無法飛回去參加葬禮。在馬來西亞，一次只能允許五個人同時出現在屋子裡，瞻仰祖母的遺容。那天下午，我們有機會在 Zoom 上和她告別。祖母躺在棺材裡，一臺 iPhone 對準她的臉，這樣她就成為了 Zoom 會議的參與者。我們尷尬地、難為情地說著再見， 然後退出了會議室。我們在 Zoom 網站上，舉辦了超過一天半的葬禮相關活動。一名身穿棕色僧袍的僧侶搖響鈴鐺，引領著禱告者。我站在電腦前，別人鞠躬時我也鞠躬，別人下跪時我也下跪。棺材被放在一輛白色的麵包車裡。當貨車沿著街道行駛時，我的親戚們跟在後面。一個堂兄鑽進一輛車，把他的手機放在儀錶盤上，這樣我們就能看著他開車去墓葬地點。天空很藍。葬禮後，我的親戚們傳閱他們拍的雲朵的照片。我們辨認出那是兩隻鳳凰飛過天空。新聞說國慶期間有六點幾億人出遊。不知中間有沒有被重複計算的，比如一個人去兩個景點，會不會算兩個人頭？但無論如何，新發地之後反而給北京乃至全國帶來一種事事可控的信心。又或者也不是信心，只是人性僥倖的天性使然。大街上戴口罩的人越來越少。看外國疫情再度肆虐的新聞，大部分人都有點事不關己的樣子。還有些留學生沒回國，或者上不成學。我不認識開跨國公司的人，不知他們對疫情怎麼看。網上還是隨時能海淘到想要的產品，說明在我們不了解的地方，各種大小交易仍然高效有序地進行著。這種遙遠的想像給人帶來安慰。在三裡屯太古裡看到許多年輕人吃飯，泡吧，在露臺抽菸，故宮無數人預約打卡蘇東坡和紫禁城六百年，國慶在香山香爐峰看到一堆人照相，這一切都讓人滿意。至少比看到空蕩陰森的北京南站要高興得多。這大概也是疫情帶來的後遺症：我似乎更喜歡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