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收到了鄭魯南女士主編、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書和一個世界》第1集，內容是70位翻譯家談翻譯國外名著的經驗和甘苦，其中有不少是我的師長、同事和朋友，因此讀起來分外親切，感同身受。
翻譯界老前輩嚴復有言，「譯事三難：信、達、雅」。信就是忠實地譯出原文的意思，需要精通中文和外文，做到這一點已屬不易，更不用說文字暢達和要有文採了，所以翻譯家們對譯作都要反覆推敲、精益求精。楊絳先生的譯作《吉爾·布拉斯》，在大修大改後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56年出了第一版，即使如此，她還在1962年進行了修訂，數十年之後她還「恨不能再加修改」，可見譯文的修改永無止境。
譯作看起來是一本書，其實在成書之前，譯者要做大量的準備工作，尤其從前沒有電腦，手工抄寫和修改更是費力。羅新璋校讀15卷《傅雷譯文集》，就花4年時間手抄了傅雷的全部譯文275萬字中的255萬字，「有20萬字譯文沒抄，那是因為我買到的法文書行距太窄，寫不進去字，但也做了筆記」。至於譯作定稿之前要有一遍兩遍甚至多遍的草稿，就更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我曾經為不用朝九晚五地坐班而慶幸。久而久之才體會到幹翻譯這一行，從早到晚都在動腦筋，晚上寫作到半夜是家常便飯，甚至連大年初一都在忙碌，基本上放棄了正常的休息和娛樂，實際工作時間比上班要多得多。正因為如此，許多翻譯家都珍惜時間、生活樸素，不追求物質上的享受。我在外文所科研處工作的時候，有一來訪者穿著極為普通，我以為他是清潔工，不料他自報家門說「我是傅惟慈」，我吃了一驚，他可是通曉多國語言的翻譯大家啊！
譯者與原著作者之間往往有一種緣分，因而願意以畢生的精力去翻譯文學巨著。許多翻譯家都有鍾愛的作家，例如傅雷譯巴爾扎克，草嬰譯託爾斯泰，葉廷芳譯卡夫卡，徐和瑾譯普魯斯特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翻譯左拉作品的畢修勺。法國作家左拉於1902年去世，畢修勺正好在1902年出生。他18歲時赴法國勤工儉學，迷上了左拉的小說，立下了終生翻譯左拉作品的宏願。回國後在任教和辦學的同時，他從1927年出版第一部譯作《左拉短篇小說集》開始，陸續翻譯了左拉的幾乎全部長篇小說，在歷經坎坷後於1992年去世。
大凡有名望的翻譯家，必然是畢生潛心譯作，甚至工作到最後一息。先師羅大岡先生年逾古稀，還在翻譯羅曼·羅蘭的小說《母與子》（三卷本）。他每天用一部梯子爬到小閣樓上去翻譯，聽到夫人敲樓梯才下來吃飯，費時多年終于堅持譯完並出版。北大許淵衝教授已近百歲高齡，還在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當年我與艾珉女士一起開會和參加活動，後來聽說她身體欠佳，多次手術，見面也越來越少。看了她的《淺談〈巴爾扎克全集〉的翻譯》，才知道她為出版多達30卷1200萬字的《巴爾扎克全集》，從1983年立項到1999年首版，前後花費了16年心血，可謂甘苦備嘗。羅念生先生堅持翻譯《伊利亞特》，彌留之際還囑託王煥生繼續譯完全詩。復旦大學徐和瑾教授決心獨自翻譯普魯斯特的七卷本《追憶似水年華》，我曾勸他不要為此「送了老命」，但他依然勇往直前，終於鞠躬盡瘁，在出版四卷後「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大多數翻譯家儘管工作十分辛勞，但由於心無旁騖，卻往往得享高壽。書中的譯者有30多位已經去世，最長壽的是楊絳先生，105歲，其他人去世時也多在耄耋之年。健在者約有40位，最年長的是許淵衝教授，99歲。筆者今年76歲，相比之下尚屬後輩，可以算是「年輕人」了。
艾珉女士認為「要吃透原著，僅僅懂法文是遠遠不夠的，還得有深厚廣泛的知識積累，至少應諳熟歐洲的歷史文化和風土人情」。誠哉斯言！翻譯是一種再創作，不能只按字面意思拿著字典翻譯，而是要在熟練掌握中外文的基礎上創新。羅新璋先生以中國章回小說的形式翻譯法國中世紀名著《特利斯當與伊瑟》，我的研究生同學施康強模仿明清話本的文體翻譯巴爾扎克的《都蘭趣話》，就是很成功的範例。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6月11日第1945期 作者：吳嶽添
歡迎關注中國社會科學網微信公眾號 cssn_cn，獲取更多學術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