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 2009-11-30 14:02:21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與可持續性和生態經濟學
上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 朱啟貴
2005年
摘要：本文首先考察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與可持續性和生態經濟學之間的關係；其次，討論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與生態經濟學研究之間的協調一致性。然後，研究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如何反映和實踐可持續性。本文認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應在生態經濟學範式中進行，必須考慮可持續性理論，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是實踐可持續研究的重要路徑。在方法和政策上，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建立了可持續性指標的準則。為了制定實踐可持續性的政策，制度建設是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綠色國民經濟核算 可持續性 生態經濟學
一、引言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研究始於20世紀70年代，當時人們主要關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縮寫為SNA)的缺陷及其產生的問題，以及解決缺陷和問題的方法。這項研究起源於「指標危機」 (indicator crisis)，它探究政策制定者所依賴的信號(尤其是產生於SNA的總量經濟指標這樣信號)有效性。人們對經濟指標的批判依據這樣的事實：經濟指標沒有正確地考慮像環境質量退化這樣重要的問題，因為它將環境質量退化作為經濟運行價值的增加來看待，而沒有意識到環境質量退化會對人類未來生存條件產生破壞。雖然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經歷了較長的歲月，也獲得了一些成果，如聯合國「綜合環境與經濟核算體系」( Th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縮寫為SEEA)(United Nations，2003)，但因它涉及到可持續性、生態經濟學的理論和實際問題，至今仍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因此，必須基於可持續性和生態經濟學研究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理論和方法。
本文首先考察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與可持續性和生態經濟學之間的關係，認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未來研究目的在於增強可持續性的可操作性。其次，討論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與生態經濟學研究之間的協調一致性。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與生態經濟學之間的直接聯繫是通過可持續性概念，所以，這一部分研究認為，如果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在生態經濟學範式中進行，那麼研究必須考慮可持續性理論。再次，研究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如何反映和實踐可持續性。研究認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是實踐可持續性的重要路徑。在方法和政策上，核算框架建立了可持續性指標的準則。由於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有助於政策制定過程發現可持續性付諸實踐的途徑，因此，制度是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的重要內容。最後，給出結論與啟示。
二、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與可持續性和生態經濟學的研究主題
可持續性概念雖然建立於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之前，但它得以提倡和傳播是在1980年《世界環境保護戰略》(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的頒布之時。1987年隨著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最終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 (WCED，1987)的發表，可持續性概念成為全球的共識。Costanza等人將可持續性定義為：「……人類經濟系統與其它規模較大、但通常變化較慢的生態系統之間的關係，即：(1)人類生活能無限地持續；(2)人類個體可以持續繁榮；(3)人類文化可以持續發展。但是，為了不破壞生物多樣性、複雜性，以及保護人類生物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的功能，人類活動的效應要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Costanza et aI，1991)。
生態經濟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它建立的時間不長。雖然在這一領域內的具有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生態學、物理學、化學、工程、數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等)對生態經濟學有不同的觀點，但生態經濟學可簡明地定義為研究生態系統與經濟活動之間相互作用。因此，它僅與科學目標和問題關聯，而且與政治和倫理問題關聯。它的主題包括今天我們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例如，毀林、物種減少、礦物燃料的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等。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可持續性和生態經濟學三者的研究主題不同：第一，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是一種分析框架、一種工具。第二，可持續性是一種概念。第三，生態經濟學可定義為一種範式。雖然它們發展於不同時期，並且最初沒有聯繫，但現在三個領域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密，而且生態經濟學和可持續性之間關係最顯著，可持續性是生態經濟學的重要概念。
雖然人們清楚地認識到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可持續性與生態經濟學三者之間的關係，但人們對三者之間關係的爭議較大。
目前，關於可持續性指標的爭論認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是一種可能的可持續性指標的基礎，但這可能只是理想化的情況，因為傳統國民經濟核算帳戶不能支持可持續性指標。可是，學者大體上贊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在反映可持續過程方面具有一些優點，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能更有效地反映可持續過程，從而成為可持續性指標的基礎。
就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本身來講，對它與生態經濟學之間關係的研究不但在過去非常重要，在未來更加如此。至今為止，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構建使用了具有新古典經濟學特徵的方法(特別在估價技術方面)，而沒有使用生態經濟學理論與方法。這種做法遭到了批判，因為這是試圖使用那些原來造成SNA缺陷的方法來改革SNA。因此，生態經濟學的理論、方法和思維必須納入政策制定之中。在現實中，由於生態經濟學沒有能有效而充分地應用，所以受到了人們的批評(Viedennan，1994)。因此，使用生態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發展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將有助於實踐可持續性。
三、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與生態經濟學
現行的SNA描述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通常為一年)內全部經濟活動。SNA中用於描述經濟活動的方式方法隨著時間和需求的變化而改變。現今使用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當初創立於戰爭時期。20世紀30年代期間，受到宏觀經濟學發展的影響，尤其是凱恩斯理論與方法的影響，所有的工業化國家加快對經濟統計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研究。由於戰爭期間的經濟危機，人們認識到必須調控經濟運行，所以政府對國民經濟的幹預與調控變得越來越頻繁。為了有效地幹預和調控國民經濟，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需要根據國民經濟核算帳戶來設計像國民生產與收入等這樣的指標體系。總體而言，經濟信息和國民經濟核算的發展與政府對國民經濟的幹預和調控的發展緊密連在一起。
(一)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目標
在環境政策中，政府的幹預和調控更加重要。為了科學調控環境與經濟的運行，我們必須考察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綠化」的方法。
如上所述，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起於20世紀70年代，當時關於可持續性的爭論主要集中在概念的定義而不是可持續性的實際運作上。SNA的缺陷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1)傳統的SNA僅重視流量，忽視環境與文化這樣的存量。關注環境問題的人們已經認識到存量非常重要，因為有些生態系統的存量響應外部衝擊。依次，這些存量影響自然生態系統與人類社會之間的活動。(2)忽視負面的外部因素。在經濟運行與發展的評估中，人們沒有考慮環境汙染和犯罪這樣的負面效應。(3)現行的SNA沒有考慮分配和不公問題。例如，在經濟運行分析中， SNA使用人均收入指標。(4) SNA僅注重產生貨幣變化的生產過程。那些不涉及貨幣交易的服務使用(如不付費的空氣和不付費的家務勞動)沒有作為經濟福利考慮。
由於這些缺陷，現行的SNA提供了不準確的信號，從而導致和鼓勵了人類經濟社會的不可持續發展，因此必須改革與發展SNA。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產生的使命就是要改正現行SNA的這些缺陷，以便於提供科學的信息，以糾正人類的不可持續發展行為。對於如何改革與發展現行的SNA，理論與實踐部門已經形成了兩種有代表性的觀點：一種觀點提倡在現行的SNA中加上或者減去與環境相關的要素(如環境遺產，環境耗減)；第二種觀點提倡改變SNA帳戶的結構以實現完全改變不完善的「政策信號」。雖然現在完全改變SNA帳戶的結構有些不現實，但這種觀點逐漸受到人們的重視，相信最終會實現，如建立適應可持續發展戰略需要的國民生存與發展核算體系(朱啟貴，2000)。近年來，國際組織、許多國家官方統計機構和統計理論界將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作為SNA改革與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力求考慮自然資源耗減與環境質量退化問題，以促使決策者努力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走可持續之路。
(二)國民經濟核算帳戶的「綠化」
雖然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發展不使用生態經濟學範式，但是，生態經濟學範式的發展和作為政策工具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兩者的原理很相近。這一部分要討論這些原理，同時提出在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未來研究中，帳戶的「綠化」為什麼應該在生態經濟學框架中進行。
首先討論的是起源於20世紀60年代末的「指標危機」。人們尤其對於SNA和其他與經濟實際相關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嚴肅的批評。這些批評逐步演化一些重要的議題，從而促使人類開始反思自身處理經濟問題的方式，以及看待自身社會與周圍自然環境關係的方式。矛盾凸顯出來，即按照傳統經濟指標，經濟獲得明顯進步時，環境汙染卻更加惡化。
其次，「指標危機」引起「價值危機」。經濟指標反映的情況和實際觀察到的情況之間存在的缺口不僅顯現了測量問題，而且也表明一些重要因素被忽視。當測算「進步」或「福利」時，這些問題也值得思考。因此，人們強調這些內容應該既獨立又相關地包括在進步指標之中。它可使我們以新的方式將經濟功能理解為整體生態和社會組織的一方面。在與其他系統、自然資源不斷相互作用，以及與某些種類稀缺物品和價值運動中，生物系統組成了人類生命。由於指標與價值危機，經濟學爭論逐步關心測算什麼而不是如何測算。這與經濟分析中的方法和目標混淆的爭論十分相關，這種爭論由鮑丁於1963年提出( Boulding，1963)，由那些關心經濟範式和經濟政策手段改革的生態經濟學家將爭論進一步深化。
再次，指標危機和價值危機使我們認識到經濟學範式中存在的問題。「指標危機」和「價值危機」聯合在一起引起了「範式危機」。人們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思考方法與表現形式非常關注「理財學」 (Chrematistics)（定義為政治經濟學的分支，它研究財產和財富的使用，目的在於使所有者的短期貨幣交換價值最大化）內容。那些注重這種經濟範式研究和改革的人們認為， 重新考察「居所經濟」 (Oikonomia)（它是指住戶管理，為的是在長期中增加住戶的所有成員的使用價值；如果我們擴展住戶的範圍，包括土地、資源、生物、制度、語言和歷史在內的更大範圍，那麼我們得到「社會經濟學」的定義）對經濟分析有益，它是經濟實踐的基礎。生態經濟學範式是在這裡開始發展的。正如Viederman (1994)指出的那樣：「生態經濟學原理認為，重視經濟學與生態學交叉(人類住戶和自然住戶)中的實際世界問題，是我們存在的理由……。生態經濟學由問題焦點、實用主義和可持續性來刻畫。在內容上，它採用綜合的、全球的和長期的觀點。生態經濟學也關心制度變化的過程，表現為對不確定性的容忍，以及願意探索我們現在還不知道答案的問題。雖然效率是傳統經濟學的政策目標，但生態經濟學關心的是人類愉悅的心境、安全和公共事務。」因此，通過考察人類與環境之間關係，生態經濟學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認識人類社會與經濟系統之間如何相互作用的新方法。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和生態經濟學逐步形成不僅可以互補，而且它們有一些共同的目標。實際上，人們已經認識到，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是生態經濟學的具體化，它以實際和政策語言描述生態經濟學如何推動實際的變化。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研究已經表明，現行SNA缺陷的修正過程違背了生態經濟學原理。因為它僅從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總量指標中增加或扣除環境要素，研究依靠的還是理財學的估價方法(即新古典理論的貨幣估價方法)。這裡，人們遵守的方法與追求的最終目標之間存在著矛盾。如果運用傳統的經濟範式構造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那麼風險在於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不但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東西，而且不能與新的經濟分析方法協調一致，也不能提高它的環境和社會價值。
至此可以得出結論，首先，「指標危機」導致對經濟研究範式的質疑，即「價值危機」。其次，確保使用政策指標產生的範式來改革政策指標本身。因此，為了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在運行指標和政策手段方面真正帶來新的東西，它的構建必須遵守生態經濟學原理。
(三)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與可持續性關係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是不是要與可持續性相關?我們認為必須在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中引入「可持續性」概念。可持續性概念通過可持續發展概念引入，這個詞彙隨著1980年《世界環境保護戰略》的發表而提出，並且廣泛傳播。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最終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的發表，可持續發展成為世人的共識。「可持續發展」兩個最廣泛使用的定義分別出自《我們共同的未來》和《保護地球：可持續生存戰略》(Caring for the Earth：A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Living) (IUCN，1991)。前者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在滿足當代人需求的同時，不損害人類後代滿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後者將可持續發展描述為「在生態系統的承受範圍內，提升人類的生活質量，並且可持續性作為不斷保持這種過程和狀態的特徵。」可持續性概念在政治上的意義不明確，甚至可看作「政治上的不可靠」(O´Riordan，1988)，因為它挑戰現狀。Viederman (1995)將可持續性描述為：「…未來的視角為我們提供了一張路線圖，有助於我們注重一系列指導我們行動的價值、倫理和道德準則，這些準則也指導作為個人和我們與之聯繫的制度結構----政府和非政府之間的關係。」
可持續性是生態經濟學的一個關鍵概念，因為它是新範式最終追求實現的目標。因此，在生態經濟學中制定政策工具，可持續性的重要性居於也必須然居於首位。
在建立可持續性與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的聯繫過程中，我們必須著重強調的是，對SNA的最初批判主要直接指向對經濟運行業績的核算結果。作為標準的核算技術，計算國民生產總值(GDP)不能讓我們以更可持續的方式正視社會的結構。調整的GDP也不能，因為這些調整(包括以貨幣單位計量的環境要素)建立在新古典估價方法之上。在生態經濟學中，我們感興趣的經濟運行將不僅僅集中在貨幣交換和價值上。那些探究SNA的學者重視與可持續性本身相關的運行狀況。
因此，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不僅有助於政策制定者將經濟發展面向可持續發展方向，而且有助於描述可持續經濟運行的方式。在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中，我們實際上正在試圖構造一個綜合的可持續性指標。因此，必須正視經濟運行方式的基本轉變，使得人們對經濟運行理解的演化與生態經濟學範式一致。
四、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與可持續性的實踐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這樣的推斷：由於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有助於改變經濟政策的不足，因此，它必然成為生態經濟學中構造可持續性指標的重要基礎。
然而，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要重視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也許使用新的生態經濟學原理，以新的方式能夠構造其他種類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雖然這樣做有優點，但是也有缺點。具體如下：
雖然人們對SNA有不少批判，但這種政策工具不可能棄之不用，因為它具有政治力，並在綜合反映經濟運行方面表現出了優越性。一種新的、相似的政策工具不可能替代未改革的SNA。
在制度上，現行SNA的構造具有生命力。這種政策工具的結構及其使用引起了整個方法論的構建，涉及也需要改革的制度，或者至少需要引起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倡導者的更加重視。
考察這些政治與制度的內容，我們也必須考察方法論內容。同理，由於生態經濟學鼓勵我們審視流行的經濟範式，以便於重新理解居所經濟分析的基礎，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要求我們回顧國民經濟核算的最初特徵。這樣做可以發現，國民經濟核算的結構在反映可持續過程方面可能很有用，因此，最終構造了「可持續性指標」。實際上，國民經濟核算滿足可持續性指標的某些準則。
（一）方法
國民經濟核算的結構能描述一個經濟體在一年中所發生的情況，它以貨幣單位記錄了經濟部門之間交易的貨物與服務流量，可用部門間矩陣來描述。國民經濟核算帳戶最終被用來計算諸如GDP這樣的宏觀經濟總量指標，政策制定者使用宏觀經濟總量指標描述和反映經濟的運行和結果，從而有助於在未來經濟發展模式中作出抉擇。
從前面的討論，我們了解到，20世紀70年代的指標危機很大程度上由與GDP這樣指標相關的問題產生的。現在，我們更具體地考察那些構成國民經濟核算帳戶並且用於計算總量經濟指標的表。組成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這些表的結構表明新古典經濟學對經濟發揮作用方式的理解。選擇一些經濟部門，忽略一些部門(非正式部門、未付酬部門等)，這些部門的組合是現行經濟分析類型的特徵。這些核算表的構建方法已經反映了一些問題，尤其是環境思想的缺乏。可是，從可持續過程的可能表現看，國民經濟核算帳戶結構的一些特徵很有意思。
在國民經濟核算中，人們搜集每年的數據，計算每年的總量指標。從可持續性觀點看，雖然這可能不是考察重要趨勢的合適的時間區間，但在一年以上時間的總體計劃中，仍然可以使用國民經濟核算帳戶提供的信息。國民經濟核算的重要特徵是它建立在新的信息經常搜集的基礎，人們應用並且保持這種特徵。
具有預測或先行能力的指標非常有利於管理者和決策者。國民經濟核算中產生的信息可用於建立模擬模型，以有助於政策制定過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和生態經濟模型的互補發展與使用不僅必要，而且可以有效地促進位定面向可持續性的政策。
當在關聯價值的關係中分析時，趨勢有重要意義。一些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項目已經關注這個特殊方面，將環境現狀和經濟發展與生態功能以及生態系統的可持續功能的一些臨界值特徵之間相互作用的狀態進行比較(Ekins and Simon，1998 )。
從可持續性觀點看，最重要的是，「經濟功能」的全面描述是國民經濟核算的重要特徵。經濟部門之間相互依存可以看成一個整體。研究可持續性和可持續過程的許多人認為，可持續性必須考慮很多方面，如社會、生態和經濟。可持續過程不僅包括各種部門，而且包括某一生態系統的具體生態過程，以及社區組織的社會幹預。使過程可持續是它實際上將各方面連接在一起，並且以特定的方式實現這種連接。當討論可持續過程時，我們需要考慮各種要素之間的依存關係，以實現可持續過程。因此，在描述可持續過程中，部門間矩陣的使用是非常有益的。
在可持續性指標爭論中，重要的是要指出指標框架發展的總體趨勢，而不是列出單個指標。因此，歐盟(Ohman，1999)建立壓力和狀態環境指標矩陣的目的在於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以及獲得對不可持續過程實際效應的認識。相類似，與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直接相關的是荷蘭的「包括環境帳戶的國民經濟核算矩陣」(National Accounting Matrice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Accounts，縮寫NAMEA)方法，該方法由一系列環境主題和相關的指標構造。人們對NAMEA感興趣是因為它不要計算像調整GDP這樣的總量指標。矩陣本身從總體上提供足夠的有關政策信息(Keuning and de Haan，1998)。與其相一致，許多關於可持續性的爭論突出了對分量信息的需要，而不依靠總量信息，尤其是以貨幣單位表現的信息(O´Connor，1998)。
近來的政策重視可持續性和可持續過程，將研究力量從完善可持續性概念轉移到如何解釋可持續過程的功能，以及如何表達這樣系統與過程的成功運行。筆者認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有助於這種努力。
(二)政治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是一種有力的政策工具，它產生的指標有影響力，因此被大量地使用。全世界各國政府、經濟學家和新聞媒體都使用這些指標，將這些指標作為測算各國經濟運行的手段，並進行國際比較。長期以來，聯合國統計局十分重視SNA發展與改革工作，以便於世界所有地方都使用SNA。如果傳統的SNA受到批評，那麼必須在總體上改革SNA，使它發生變化，以有益於每一個國民經濟核算帳戶的使用者。SNA改革進展所產生的影響一定會比設計用於制定政策的可持續性指標的單個方法要大。
在這一點上，重要的是使我們想起我們正在討論「理想」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它不僅可以構造可持續性指標，並且有助於實踐可持續性。當然，這些功能的發揮有待於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未來研究。至今，我們還沒有建立理想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現行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仍然是試驗性的，它本身還不能作為可持續性指標的基礎。實際上，在少數環境政策中應用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一般僅關注森林、石油和天然氣資源這樣的戰略資源，而不是使用與可持續管理相關的綜合的資源管理方法。
現行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政策涵義有兩種問題。第一種問題與當前爭論的「可持續性指標」的研究深度有關。在這個方面，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經常表現為「可持續性指標」。鑑於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的狀況，這是不成熟的。第二個問題是，當觀察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政策涵義時，或者更準確地說，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對制定環境政策的貢獻時，顯然，當前形成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並不特別有助於實踐可持續性。當把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看作可持續性的指標時，主要是強調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所研究的應該向前推進，但還沒有實現。如果不弄清楚這些情況，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和可持續性會有失去可信性的風險。
因此，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需要與人們對可持續性概念的新認識保持動態一致。在某些時期，如果它有助於實踐可持續性，那麼它也必須以政策為導向。研究方法的演進方向應該能將可持續性推向實際。如果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帳戶真正成為可持續性指標，那麼可持續性指標與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之間關係的爭論可能提高人們對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及其未來方向的興趣。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應用激化對環境價值的爭論，影響對經濟運行的評價。它自身有政策效應，而不單單是間接效應。因此，如果我們目的是在政策制定者熟悉的框架(核算跨部門的框架)中創造新的政策工具，那麼我們認為導源於使用這些工具的政策種類也將不同當前使用的種類。依次，從制度的觀點看，就是說政策制定過程也不同。在下面，我們要討論制度內容。
(三)制度
正如鮑丁強調的那樣，任何政策研究自身應該關心三方面事情：我們想得到什麼(目標)、我們怎麼得到(手段)、我們是誰，即相關的組織或者集團的性質是什麼。隨著公民意識的提高和民主制度的發展，「權力政府」(power state)的概念己經受到「福利政府」( welfare state)的挑戰，即政府應該提高居民的總體福利。政府機構在像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這樣政策工具的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這是因為政府機構要使用來自於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指標。然而，政府機構不是這些指標的唯一使用者，如果通過部分地修改了既定政策的種類來修改SNA，那麼面向產生於新核算帳戶的可持續性的環境政策的制定應該包括來自於更廣泛的人員參與。在執行面向可持續性的政策和帳戶構造中，這種參與會出現，並且這個參與有助於重新定義重要的經濟原則。
對「文化資本」感興趣的人們(Berkes and Folke，1994)以及Michael Jacobs稱為「制度環境經濟學」(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economics)(Jacobs，1994)中己經考察這些問題。 Berkes和Folke強調自然資本的重要性和生態經濟學中自然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關係。他們使用術語「文化資本」，以談論為人類社會提供處理自然環境方法的要素。他們強調：「包括在資源使用的管理和環境視角中的文化資本方面，例如制度，是社會發展與它的自然環境之間可持續關係的關鍵潛力。」(Berkes and Folke，1994)到目前為止，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資本上，而將文化或者社會資本排除在外。然而，可持續性的社會方面內容越來越重要，必須在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中包括社會方面內容。
制度環境經濟學應該對將社會方面引入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中作出大的貢獻。它和生態經濟學的主要原理十分相近，因為它拒絕加強新古典分析基礎的方法論個性。制度環境經濟學家認為，經濟行為是由文化決定的，社會中的制度(例如政府、規章和產權)無效。例如，制度環境經濟學研究人們是怎麼樣估價環境的。他們進行實證研究以觀察人們如何思考和處理不同的環境方面。這些種類的研究動機也試圖開發能夠反映人們如何思考與處理環境的社會制度，以便於公共決策更能反映民主的意願。
制度學家研究的是政治制度在環境實際決策中大體上怎樣作為、應該怎樣作為。由於這個原因，他們有助於識別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如何描述自然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的關係，如何在這些帳戶中反映和表現環境價值，以及如果實施可持續性，如何制定決策。
時至今日，在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上，可持續性的制度和社會方面內容研究努力不夠。然而，如果這些改革後的帳戶要與可持續性相關，那麼它們必須包括制度和社會方面。生態經濟學和制度環境經濟學為這種研究提供了適合的範式作為基礎。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認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是一種可能的且前景看好的實施可持續性的方法，這種研究在生態經濟學範式中進行。相應地，生態經濟學已經表現為思考和分析經濟動態功能的方式，它將有助於我們更好理解和實踐可持續性。它通過政策工具提供被具體化的重要原理，實際上人們已經認識和使用政策工具，例如綠色國民經濟核算。
可持續性、生態經濟學範式與國民經濟核算政策工具之間的互補和依存使得我們獲得一些結果。
第一，在可持續性實施過程中，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可持續性和生態經濟學的關係非常密切。正如本文所述，這三個「主題」雖然已經分別發展，但是它們之間相互聯繫。
第二，在構建有助於政策制定的「可持續性指標」中，我們已經傾向於將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帳戶看作指標的基礎。然而，正如本文強調的那樣，這造成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已有」的研究和「未來」研究之間的差異，因此，值得進一步對此加以考察。
第三，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未來研究應該從生態經濟學已經形成的理論中獲得更大的收益。然而，我們也承認，早期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主要在新古典環境經濟學中進行)已經建立的帳戶難以作為可持續性指標的基礎。
總之，進一步研究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具有重要的意義。如果我們尋求發展旨在有助於實踐可持續性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帳戶，那麼必需認識到這樣的研究必須在生態經濟學範式中繼續進行。我們也必須明確區分最近發展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帳戶與早期構造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帳戶。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地解釋和應用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帳戶，那麼會導致對可持續性概念的誤解。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理論與實踐都較落後，直至2005年2月，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才在10個省市啟動以環境核算和汙染經濟損失調查為內容的綠色GDP核算試點工作。顯然，我國在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理論研究、框架設計和制度建設等方面面臨著艱巨的任務。為了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加快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我們應該堅持科學性、理論性、前瞻性和適用性原則，以SEEA2003為指南，加快綠色國民核算理論與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設。在理論與方法上，運用生態經濟學原理，科學估價自然資源與環境的價值；建立綠色經濟核算帳戶體系和綠色經濟指標體系，如綠色增加值、綠色GDP、綠色國內生產淨值；修正傳統的經濟分析理論與方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監測預警系統。在政策與法規上，制定綠色統計、會計和審計的準則、制度和法規，為綠色國民核算理論與方法的應用創造良好的條件。在實踐上，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工作，加快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基礎工作建設，逐步積累經驗，不斷完善我國綠色國民核算理論、方法和制度，既服務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又可提升我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國際地位。
當前，我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應該做好以下工作：(1)加強綠色國民核算理論與方法的研究，提高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理論水平；(2)建立綠色國民核算帳戶編制與資料搜集制度，推動國民核算制度發展；(3)建立綠色會計和審計制度，完善綠色國民核算基礎；(4)建立健全綠色法律體系，為綠色國民核算保駕護航；(5)加強國民核算知識的教育和宣傳，提升社會認識和了解綠色國民核算知識的水平；(6)加強國際合作，學習別國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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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Viederman，S.(1995)，Knowledg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hat Do We Need to Know？，in T.Tryzna(ed.)， A Sustainable World： Defining and Mea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acramento：IUCN。
[12]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1987)，Our Common Fu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 United Nations (2003)。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2003。Series F，no.l，Rev.1.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4]朱啟貴：「世紀之交：國民經濟核算回顧與前瞻」，《統計研究》2000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