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時代，日本歷史實現了近代化轉型，向世界展示了好學進取的民族形象、審慎教養的文明精神、唯美如詩的典禮儀式，如何真正理解明治時代精神，是一個並不過時的話題。
福澤諭吉（1835～1901年），明治維新時期最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大學的創立者。福澤諭吉始終認為，一個民族的轉型，首先是人心的改變，其次是制度的改革，最後才是器物層面的變化。他的《文明論概略》，強調文明是一個整體，西方世界堅船利炮背後的制度文明，更是需要日本學習的，脫亞入歐，日本民族要從根本上擁抱西方。
超越器物、進入制度、從根本上擁抱西方，這一理想與中華民族「中體西用」的思想是有本質區別的。明治維新150周年時，有研究者到日本遊覽，發現日本人對紀念明治維新的熱情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高，因為都是過去的事情了。但150年之後，紀念明治維新對我們的意義仍然正處「現在時」，那種落實到每一個細節的好學進取、自我節制的審慎教養，以及寄寓於典禮儀式中的宗教情懷，都是需要我們反觀自身進行學習的。
■ 富士山，日本景泰藍藝術家Ando Jubei繪，約1900～1910年。
明治一詞，來源於《易經·說卦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日本歷史上，明治時代的到來並不是偶然的，它源自當時日本社會對外和對內兩方面的矛盾與迷惘，以及其中蘊含的各種可能性。
對外，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修·佩裡（Matthew Perry，1794～1858年）率領艦隊登陸江戶（今東京）海岸的浦賀，要求打破日本200多年的鎖國，進行貿易，即著名的「黑船開國」事件。當時，由於德川幕府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禁止外國傳教士、商人與平民進入日本，人們的視野很封閉，不知艦船為何物。所以，當佩裡率領的艦隊出現在岸邊漁民的眼中時，他們感到很恐怖，以為是「海上著火」了，其實，那是艦船煙囪裡冒出來的蒸汽——從「黑船開國」事件始，日本與美英等西方列強陸續籤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進一步激化了國內的矛盾。
■ 日本版畫中描繪的佩裡，1854年左右。在佩裡率領黑船登陸的地方，日本人豎立了一座紀念碑，上有伊藤博文的親筆手書：「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伯理上陸紀念碑」。
面對「列強」的「步步進逼」，西南部長州（今山口縣）、薩摩（今鹿兒島）、土佐（今高知縣）、肥前（今佐賀縣和長崎縣）等接受海外影響較早、接受近代科學比較積極、與幕府矛盾較深的強藩，湧現出西鄉隆盛（1828～1877年）、木戶孝允（1833～1877年）、大久保利通（1830～1878年）等一些主張倒幕的革新人物，他們通過武力政變，廢除幕府，於1861年1月3日頒布《王政復古大號令》，一切權力重歸天皇，廢藩置縣，推行明治維新。
如今，在佩裡當年登陸的地方，有一塊巨大的黑色紀念碑，上面有伊藤博文書寫的「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伯理上陸紀念碑」，把佩裡登陸當作「開國」事件予以紀念。
事實上，經過與日本的談判後，在提交美國政府的報告中，佩裡預言了日本的未來：「在實用技術方面，日本人非常靈巧，一旦掌握了西洋文明的技術和知識，將來日本將成為我們在工業發展上的強勁對手。」
值得一提的是，德川家康對日本的影響與改變並沒有就此停止。作為武士階層中的精英，他繼承的傳統世界裡忠心耿耿的武士，依然在日本民眾的精神上產生著「看不見的影響」：強調對自己情緒的控制，並認為能夠自我控制，是一個人內心強大的表現。
■ 大政奉還圖，邨田丹陵繪。1867年，幕府將軍德川慶喜主動把政權交還天皇，持續260多年的德川幕府統治結束，近代日本歷史拉開序幕。
在日俄戰爭之前的明治維新，追求的是獨立，而不是對外擴張。
明治初期，西方列強在亞洲各國獲取殖民地，中國爆發鴉片戰爭，日本與英美等國籤訂了不平等條約，民族獨立受到威脅，面臨著變成殖民地的危險。伊藤博文（1841～1909年）與時任內閣總理大臣的大隈重信（1838～1922年）都提出過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建議。
■ 伊藤博文（1841～1909年），明治維新元老。結束巖倉使團之行後，伊藤博文參照俾斯麥領導下的德國君主立憲制，親自頒布了《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維新成功後，負責處理外交事務。
與此同時，發現西方的長處，引進技術為我所用的選擇，在一些同樣面臨著被殖民威脅的亞洲國家身上出現了不同的反應模式。中國人認為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向西方購買了戰艦；日本認為僅僅購買軍艦是不夠的，還要購買建造軍艦的能力。那麼，建造軍艦的能力如何獲得呢？僅靠書本、僅靠購買機器，是無法真正掌握技術的，「好的東西一定要親身實踐」，於是對西方文明的「直接體驗」與學習提上日程。
這種背景下，為修改不平等條約、全面開展明治維新改革，1871年12月23日，由巖倉具視、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等48人組成的巖倉使團（另外還包括50多名隨行的留學生）在橫濱搭乘美國商船「亞美利加」號，經太平洋，向美國駛去，開啟體驗理解西方文明之旅，所到之處遍及美國、英國、德國、荷蘭、瑞士、丹麥等12個國家，歷時一年零十個月。
■ 巖倉使團成員，從左至右依次為：木戶孝允、山口尚芳、巖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巖倉使團一行，最終折服於西方文明：「彼邦數百年來收穫蓄積之文明成果，粲然奪目，始驚，次醉，終狂。」
遺憾的是，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日本試圖修改條約的願望都破滅了，每個國家都要保護自己的利益，外交本就是一個利益之爭的場所。木戶孝允在日記中沮喪地寫道：「彼之所欲者盡與之，我之所欲者一未能得，此間苦心竟成遺憾，唯有飲泣而已。」——實力不平等的時候，期待平等就是奢談。
另一方面，修改條約的失敗，促使使團成員自此把精力放在對西方文明的考察上面。時任美國總統格蘭特（1822～1885年）告訴使團成員，「條約的不平等只是表面現象，只有日本成為和西方一樣的文明國家，實行一樣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西方才可能將日本真正視為平等國家」。一路上，他們目睹了議會法院、新興工廠、港口礦山、兵營要塞、學校報社、福利設施和名勝古蹟等事物，並有書記官每天記錄，最後，他們被西方文明所折服：「彼邦數百年來收穫蓄積之文明成果，粲然奪目，始驚，次醉，終狂。」
巖倉使團一行，對日本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教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回國後，使團成員成為明治維新的核心力量：大久保利通開啟了以政府主導發展的體制，確立了日本近、現代化的基本格局；伊藤博文參照俾斯麥領導下的德國君主立憲制，親自頒布了《大日本帝國憲法》；木戶孝允致力於教育改革；津田梅子成為女子教育的先驅；中江兆民成為自由民權運動領袖……
巖倉使團不遺餘力將西方文明介紹給國內的民眾。尤其是對於明治時期的人們，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是他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為便於傳播、吸收西方的知識，翻譯工作非常用心，福澤諭吉等人創作了很多新詞，「哲學」「理想」「本能」這些概念都是在那個時候誕生的。
■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日本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俗稱《明治憲法》。
將西方文明用心轉換成自己使用的語言，是明治式改革唯獨在日本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印度面對殖民丟棄了自己國家的語言，如今，對很多印度人來說，英語是他們的主要語言；但在日本，西方文化翻譯成日語，誰都能看得懂，不但促進了日本人對自己文化的深入了解，也增進了對外國文化的了解。
不得不承認，日本是一個非常善於學習的民族，古代時期，向中華民族學習；近代，轉而向西方學習。這種學習不是一種簡單的模仿和複製，而是在真才實學中努力尋找、確立自我的過程，這個過程並不容易，取得的成果與付出的代價在今天依然對我們有借鑑意義。
■ 從東京到橫濱的高輪蒸汽火車，Utagawa Yoshitora繪，1871年。事實上，修建東京到橫濱的鐵路1870年宣布，1872年夏天才建成運行，是當時「文明和啟蒙的一大標誌」。畫家可能是參考當時美國和歐洲的相關插畫，根據想像提前畫出來的。
江戶幕府末期，京都等地就已經出現了西洋知識的傳授；明治時期，充分利用江戶時代已有的基礎，大興教育。明治二年（1869年），京都六十四區都建立起小學。根據保存下來的一份課程表，當時的課程是國史（孟子）和西洋事情（外國文化、制度）同時設置。明治五年（1872年），政府頒布新的教育制度——「學制」，明示如下理念：學問乃立身建業之本，務使鄉中無不學之戶，家中無不學之人……
教育的普及進展迅速，1872年日本中小學生的就學率達到了67.1%，處於當時世界的先進水平，當時人們的「好學精神真是了不起」。令人很難想像的是，建校資金大部分來自當地農民的捐獻，如今，日本還有著很多明治時期建立的小學，有著上百年的歷史。
「學制」打破了江戶時代身份等級制度造成的隔閡，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一方面，隨著學制的公布，從京都開始的近代教育遍及全國，過去的私塾變成小學校；另一方面，人才的自由流通，為明治維新聚集了一批真正擁有真才實學的人。這兩個方面帶來的改變都與「人」有關，而個體的改變，才是一場改革走向成功的核心要義。
■ 明治皇后正在教育孩子們閱讀。明治維新中期，大力改革社會風俗與公德，通過政府立法、媒體輿論與學校教育這三大途徑，非常紮實地在常識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套社會風俗與公德禮儀。
今天為人們一致稱頌的日本人的遵紀守法、文明有序、謙恭有禮等美好形象，並不是天生就有的，明治維新前，社會上也有很多的封建陋習惡俗，遑論所謂的社會公德。明治維新中期，一個花大力改革的方面就是社會風俗與公德，通過政府立法、媒體輿論與學校教育這三大途徑，從上到下、從切實可行到消極底線，非常紮實地在常識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套社會風俗與公德禮儀。
就教育方面來說，《西國立志篇》（1870年）《泰西·勸善訓蒙》（1872年）、《童蒙教草》（1872年）《修身論》（1872年～1874年）《小學教諭·民家童蒙解》（1874年）等教材的翻譯使社會陋習惡俗的改造和公德的建立，有了切實的參考，並從孩子的教育就開始。1870年《西國立志篇》出版後，據說銷量達上萬冊，成為當時青年的必讀書，教育青少年樹立獨立自主的精神。
不過這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期間出現了「忠君愛國」「皇民」「皇國」的復古，武士思想和軍國主義的隱患，時隱時現。最後的解決方式也比較富有日本特色——「和漢洋融合」：傳統儒家道德、日本古訓和西方近代文化同時出現在小學的修身課程中，既有傳統儒家的天皇·皇后陛下、仁義忠誠、孝行禮儀，也有進取自信、正直儉約、自立自營、博愛衛生等公德科目。
值得注意的是，對復古與改革這種複雜的社會與歷史矛盾，「融合」的解決方式並不能真正消除潛在的衝突，結果是，通過教育，日本公民的公德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和提高，成為日本民族一種特質的同時，極端膨脹的民族國家意識導致極端國家主義的產生和失控，成為後來日本走上軍國主義和侵略戰爭之路的催化劑。
■ 剖腹自殺源於這樣一種信念：就是可以把自己的心拿出來，以證清白。但這是非常艱難的，正如夏目漱石所說：煩惱的火焰熾烈，甘露之法雨遲遲難遇；慾海的波濤險惡，抵達彼岸須待何日？
明治維新帶來的社會變革是整體而全面的，小說、繪畫、音樂、戲劇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轉型與變化。追尋這些轉型和變化的蹤跡，會發現明治維新與個體之間複雜而真實的關係。
明治維新以前的江戶幕府時代，「自由、獨立與自我」均不被讚許，個人只能作為多重而複雜的人身依附關係中的一環而存在，常常既是某一人的主人，又是另一人的僕人。而在個人生活中「分相應」（合乎封建家庭中的身份生活）才合乎道德，因此單個人的「言行自由得不到保護」。明治維新後，在自由與獨立的時代精神中，人們勇敢追尋自我，並在與現實的搏擊中，經歷自我實現的喜悅與自我破滅的迷茫。
可以這樣認為，當向西方學習轉向個體的層面時，由於缺少西方體制背後的宗教根基，個體的自我不但一定轉向「自利」，而且必定以犧牲他人的方式而「自利」，釀成悲劇。夏目漱石的《心》便是再現這一悲劇的代表作。
夏目漱石出生於明治維新前一年，不但人生經歷與明治維新密切相關，而且成長過程也成為明治維新的見證：夏目熱愛漢學，曾在著名漢學學者三島毅（1830～1919年）創建的漢學私塾二松學舍學習漢學。但在時代潮流的裹挾下，大學時，夏目選擇了東京大學英國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後從事英語教學工作。1900年，為提供教學法，被供職學校選中前往英國留學兩年，有機會對西方文化進行近距離的感受和觀察，發現有些事情並不像國內極力推崇的那樣。目睹時代的巨變，夏目漱石把他的惶恐與迷惑、感受與思索都投射到文學創作上，揭開了明治維新光芒背後的醜陋與敗落。
■ 夏目漱石，攝於1912年9月13日明治天皇國喪。夏目漱石出生於明治維新前一年，不但人生經歷與明治維新密切相關，而且成長過程也成為明治維新的見證。
小說《心》中，「先生」和「K」受明治時代自由與獨立精神的影響，不安於傳統家庭為自己設置的既定身份，相反，他們認為自我不受約束的伸張是富有上進心的表現，擁有這種精神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在這種觀念的指引下，K罔顧自己醫家養子的身份，欺騙養父母，用家中寄來供他在東京學醫的錢學習自己更喜歡的哲學，被發現後，更使他有機會掙脫人情的束縛，與生家和養家徹底斷絕關係……先生贊同K的這一切，直到他發現K打算放棄學業、與自己也愛慕的房東靜小姐結合時，「自私心爆發起來」，把K逼入死地。
在對「自由與獨立」的追尋中成為「迷羊」，把「自利」當作「個人主義」，成為飽受明治精神影響之人的宿命。
夏目漱石思索過解決這一矛盾的出路：去天則私。這一概念包括倫理、人際關係、人與世界的關係，以及文學創作等層面，去除私慾、順其自然是核心。因胃潰瘍早逝，夏目漱石對這一問題的思索沒能進行到底，但他在書信和日記中留下的一些線索，可以為人們理解「去天則私」提供一些註腳：
煩惱的火焰熾烈，甘露之法雨遲遲難遇；慾海的波濤險惡，抵達彼岸須待何日？（1890年給正岡子規的信）
也許我生來愚蠢的原因吧，在我看來，世上所有的人都令人生厭。（1914年給津田青楓的信）
夏目漱石是絕望的，人是一個局限，一個有限、卑微而渺小的局限，怎能去天則私呢？日本武士剖腹，是因為他們相信，可以把自己的心掏出來以證清白。然而，誰真正見證過這種清白呢？
一戰、侵華、二戰……1946年元旦，天皇走下神壇，成為一個普通的人，發表《人間宣言》，表示：「維繫朕與國民之紐帶，為相互信賴與仲愛，非以野史神話為憑，亦非植根於天皇即神及日本民族優於異族而命定統治世界之虛偽觀念。」
■ 欲望的集合之：嚮往國外的旅行，月岡芳年繪。月岡芳年（1839～1892年），幕府末期至明治前期浮世繪畫師，《欲望的集合》是他的一個系列作品，表現了明治時期人們對西方世界的矛盾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