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詩在日本的「譯」與「不譯」

2020-12-09 重慶西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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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鵬

四川大學文學碩士

復旦大學文學博士

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因以日語為第一外語,對古代東亞國家的文化交流抱有興趣,近年來喜關注東亞漢籍的研究動態。業餘愛好書法、篆刻,偏好趙、董一路文人墨跡。

在文學翻譯中,詩的翻譯往往被認為是最難甚至是不可能的。這當然是由於詩歌在語言上的高度濃縮、詩意上的複雜多變等性質所決定的。然而長久以來,東亞漢字文化圈國家在學習、吸收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創造出了多種譯解漢文(主要是文言文)、漢詩(主要是中國古典詩歌)的方法,其中尤以日本的訓讀法最為著名,並且沿用至今。

一般認為訓讀法產生於八世紀,雖然早期存在著各家各派的差異,但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為一種統一的規範譯解方法。直到現在,日本的中學「國語」課上學習漢詩也仍然使用此法。這一方法只需在漢字原文上標註訓點符號,閱讀者根據規則按照符號的提示閱讀,即可直接將漢語原文讀為書面化的日語,方便快捷。這種快速翻譯漢文的方法主要解決兩方面問題:一是語序,這是漢語與日語最顯著的差異,即漢語動詞在前,賓語在後,而日語是賓語在前,動詞在後,中間用助詞連接,比如在「飲水」二字之間標註顛倒符號,就可直接讀為「水を飲む」;二就是給一些需要採用特殊讀法的漢字標註讀音。

嚴格來說,這種訓讀的方法可能並非現代意義上的翻譯,它由閱讀者面對他國語言,根據提示自行讀成本國語言,譯者的工作只是施加訓點符號,如無特別需要,讀者也不會將譯解後的本國語言寫出。似乎翻譯者作為中介的創造性在這裡是缺失的。而用這一方法訓讀中國詩文時,其實也並沒有將所有成分「譯」為日語。哪些「譯」,哪些「不譯」,便構成了只有在漢字文化圈才能見到的翻譯文化。

比如杜甫的《望嶽》一詩: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蕩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這首詩在日本也頗為有名,按照訓讀方法讀成日文便如下所示(漢字旁所注為讀音,一般不必全部注出):

稍加分析,便可發現此詩「譯」為日文的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在漢字下添加「送假名」或在字旁註出對應的日語固有詞的讀法,使人直接用日語理解其義,如「夫れ」「未だ」「胸」「眥」等詞。第二種也是通過日語固有詞來翻譯,但這個詞在日常書寫時並不使用詩中的漢字,為了保留漢詩的原貌,只注出其日語讀法,並不更改漢字。如詩中的「鍾」是「聚集」的意思,這個義項在日語裡對應的是「あつめ」一詞,寫作「集め」,為了不改變原文,就通過標註假名表示它等同於「あつめ」之意。同樣,「了らず」「割つ」「盪かして」「決けば」「會ず」沒有改為「終らず」「分つ」「動かして」「開けば」「必ず」等常用書寫方式,只是用注音的方式翻譯其意。第三種就是譯為日語語法,中國詩歌在字詞使用上具有很強的濃縮性,往往將「虛字」省略,極其簡潔,日文訓讀時則需要將這部分語義補出。比如「決眥入歸鳥」一句是說「如果睜大眼睛就能看到歸鳥」,但「如果」在原文中並沒有出現,訓讀則使用「ひらく」一詞的假定形「ひらけば」來補足其意。

然而除了這些在轉化為日文時必不可少的翻譯之外,還有許多詞並未被徹底翻譯,它們原模原樣地保留在訓讀後的譯文中。本來,漢字傳入日本後其讀音就有兩種方式,模擬當時漢語讀音的稱為「音讀」,比如「水」音讀為「すい」(sui);而取該漢字之義,將其讀作對應的日語固有詞的方式,稱為「訓讀」,如前文舉到的例子。在這首詩中,就有一半左右的詞採用了音讀的方式,除人名「杜甫」屬特殊情況之外,分別有:「望嶽」、「岱宗」、「齊魯」、「青」、「造化」、「神秀」、「陰陽」、「昏曉」、「層雲」、「歸鳥」、「絕頂」、「一覽」、「眾山」。這些詞在漢詩原文與翻譯後的日文中沒有任何變化,只需按照音讀的方法讀成日語化的語音即可。比如詩題「望嶽」,如果完全翻譯成日語,就需要將動賓結構顛倒,譯為「嶽を望む」。並且本詩的「嶽」特指泰山,不同於一般的山嶽,這在譯文中也無法體現。同樣的,「岱宗」、「齊魯」等詞的具體語義也沒有得到翻譯,施加訓讀者是不會對其作出注釋的。要麼讀者所閱讀的是本來帶有註解的杜詩注本,由注文告訴他這些詞的意義,要麼他就只有查閱其他書籍,否則他是很難通過訓讀譯文來完全理解詞意的。因此,全詩雖然已被轉化為日文,但這一部分內容又很難說得到了「翻譯」。

正是這種奇妙的「譯」與「不譯」混雜的訓讀法,深刻地影響了日本的文化。最直接的,就是這些「不譯」的漢語詞大量的直接引入到日語中,並且穩定下來。就以這首詩來說,「陰陽」「絶頂」「一覧」就是在現代日語中常用的詞彙。而且「絶頂」一詞還由「山的頂峰」這一本義引申出了「事物的最高狀態」之義,如「人気の絶頂」即形容人紅得發紫,這便是漢語詞在日本的發展。另一方面,漢語原文的字面意義又通過訓讀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忠實」的翻譯,中國詩人的遣詞用字、審美心理、風物景色都被儘可能地以原貌傳遞到了日本讀者的眼前,成為他們可以直接模仿的對象。讀書人只要熟練掌握了訓讀法,幾乎所有的漢文書籍都可以順利閱讀,無需專門譯寫成本國文字。「翻譯」的機制以最快速、最簡便的方式完成,悄無聲息卻又實用有效。

類似這樣的漢文譯解方法廣泛存在於東亞諸國,比如朝鮮半島、越南,長期作為閱讀漢文典籍的普遍方法,其原理也都是在原文上施加符號,使人能用本國語言直接讀懂漢文。於是,這一系列「譯」與「不譯」交替運用的翻譯方法,在使這些長期使用漢字的國家能不斷迅速接受中國文化的同時,還創造出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景象。既然漢文、漢詩可以直接譯解為本國文字,那麼反之,也就可以運用此法直接寫作漢文、漢詩了。近代以前,日本、朝鮮、越南的知識群體都要求具備用漢文寫作的能力,甚至是衡量其文化水平的重要標誌。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的知識人並不必會說漢語,通過學習本國譯解漢文的方法,就可以讀懂漢文、寫作漢文了。明清時期來到中國的朝天使、燕行使,各國之間互派的通信使,都是用在紙上筆談的方式與當地人交流。與中國文人還往往賦詩唱和,顯示各自的漢學修養,留下了大量的漢文文獻。晚清學者俞樾選取日本漢詩編成《東瀛詩選》,越南前領導人胡志明喜作漢詩,韓國至今仍然舉辦漢詩寫作比賽,也都是這種漢字文化的產物。

這樣看來,最初作為翻譯手段的訓讀法,最終竟達到了一種無須「翻譯」就可以溝通文明的效果。漢字實際上發揮著一種東亞通用文字的作用,使各國在漢字文化的大框架下緊緊聯繫起來。這固然反映出東亞各國超凡的創造性,能使本民族語言與漢字互為轉換,創造自己的文化。同時也更加證明了漢字的優越性與生機活力,不僅能記載中國的語言,還能夠持續千年以上地為其他民族所靈活運用,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只是,隨著二十世紀一百年中世界格局的深刻改變,各國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分道揚鑣,這道繁榮的漢字文化景象也變得分崩離析,只有現在仍被廣泛使用的日本訓讀法還算是碩果僅存了。

*** END ***

圖/網絡

本文曾刊載於《訊號》總第2期 ——《譯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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