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關係思想史重要人物譜系中，比如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格勞秀斯、休謨、盧梭、康德等，修昔底德可能居於最突出的位置，其《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國古典學界一般簡稱之為《戰爭志》，以下本組筆談論文均循此例）通篇都在講城邦間的戰爭與和平，當然可視作國際關係研究之作，不過卻未必是我們所熟知的「國際關係理論」式作品，學科化、抽象理論化作品是現代社會科學產物。為了更加貼近理解修昔底德，我們需要更廣闊地了解這部書的傳承脈絡與前後思想關聯。
修昔底德《戰爭志》遠非哲學家沉思之作，亦非百年、千年之後依賴史料整理而成的史著，而是一部近距離觀察的「現場」作品，他的觀察與寫作貫穿了戰爭的始終。那麼，他這一抵近觀察之作目的何在？修昔底德自述，一者使人通曉過去，二者有助於明斷未來（修昔底德，１：２２。採用國際古典學界通行的簡潔注釋體例，指《戰爭志》第１卷第２２章，以下仿此）。「通曉過去」好理解，陳述歷史他最權威，後世莫不經由他來了解這場戰爭；但「明斷未來」具體指什麼呢？誰需要明斷未來？是一般讀者、專業學者，還是類同修昔底德的政治家與將軍？明斷什麼未來，世界戰爭與和平，帝國興衰，還是任何身處國際政治競爭中的國家的生死存亡？
我們可以參看離得最近的古代人是如何閱讀《戰爭志》的。古希臘最有名的讀者有兩位，一是哲學家兼史家的色諾芬（公元前４３０—前３５４年），二是偉大的演說家德摩斯提尼（公元前３８４—前３２２年）；前者直接續寫了修昔底德未及完成的戰爭最後八年（參見色諾芬著，徐松巖譯：《希臘史》第１、２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８８頁），後者據聞拜服於修昔底德的文風與修辭，遂動手抄錄《戰爭志》八遍。色諾芬注重於書中的政治與軍事的實踐教育，這一點與他自己的《居魯士的教育》《長徵記》相印證，同時色諾芬本人也是一位頗具才幹的將軍，這也與修昔底德類同。那麼，德摩斯提尼注重於修辭又是哪一方向上的閱讀呢？其實殊途同歸。首先，修昔底德書中所有演講辭莫不是政治家或將軍的講辭，並且是政治或軍事行動中的一環；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所學修辭將首要用於政治事務，演講是希臘式的政治行動，就此而言，古代修辭學教育是一種政治教育。
當流傳到古羅馬時，《戰爭志》作為史書享有至高聲譽，堪稱史筆範本，古羅馬第一位偉大的史家薩拉斯特（Ｓａｌｌｕｓｔ，公元前８６—前３４年）就是修昔底德的傑出模仿者，其身份亦是軍政人物，是凱撒的左膀右臂。塔西佗（５５—１２０年）則在羅馬史家中被認為最能與修昔底德「媲美」，以講述自己時代的政治史而著名，如《歷史》尤其是《編年史》，簡潔精闢最接近修昔底德，同時也是羅馬軍政人物。
總結以上傳承可以說，古代最重要的讀者正是追隨於修昔底德的寫作旨趣，以行動者身份在現實政治與戰爭中理解《戰爭志》的。
這一古典式閱讀方向一直延續到文藝復興時期。修昔底德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處境固然遠不如古希臘羅馬，《戰爭志》首個拉丁文全譯本遲至１４５２年［完成於古典學者洛倫佐·瓦拉（１４０７—１４５７年）］才出現。圭恰迪尼（１４８３—１５４０年）偏向塔西佗而明確排斥修昔底德，馬基雅維利在其歷史評閱名作《論李維》中只有一處引用修昔底德（中譯本，馮克利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６４頁），但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仍留有古代餘緒，依然如同古人一樣，在政治史與修辭學意義上閱讀修昔底德，最熱烈的讀者在威尼斯，這個小共和國更加青睞希臘城邦而不是羅馬帝國，他們的熱情甚至持續到１７世紀，深深感染了來訪的霍布斯。
2近代早期的霍布斯「新政治科學」：學科化理解的開篇
在霍布斯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到《戰爭志》閱讀的第一次學科化轉向。早年的霍布斯是一位古典學者，英譯完成《戰爭志》，目的在於教育他的學生、德文郡貴族政治新秀威廉·卡文迪許。在譯本「致讀者」中，霍布斯極力講明這部書的閱讀方式———修昔底德是一位「最為政治的史家」，其寫作旨趣不在於強行說教，而在於引導讀者「走入」政治與戰爭現場，通過觀察與聆聽，嘗試像書中軍政人物那樣來判斷與決策，從而獲得教益［霍布斯：《伯羅奔尼撒戰爭》，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ｘｘｉ～ｘｘｉｖ頁］。此時的霍布斯依然遵循著古典讀法，旨在教育將來的政治行動者。
但是，霍布斯最終發生了轉向，集中表現在他的傳世名著《利維坦》。在《利維坦》中，霍布斯認為，在國家產生之前，人們所處的「自然狀態」是一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對死亡尤其是暴死的恐懼迫使人們運用理性尋求和平，從而締結契約，建立國家，國家對內提供秩序，對外保障安全；這個利維坦國家既不需要什麼教育，也不需要任何公民將來成長為政治家去執掌它，與之立約的人只需要服從。
進一步來看，作為理論前提的自然狀態或戰爭狀態又是如何產生的呢？霍布斯說，這根源於人的自然本性，為了利益而競爭，出於恐懼而尋求安全，以及追求榮譽。追溯思想來源，恐懼、利益與榮譽這三種原因的說法出自修昔底德的《戰爭志》，具體來說是出自書中雅典使節在斯巴達盟邦會議上的發言；並非巧合的是，雅典人與霍布斯持此三種原因論的目的都在辯護合法性，雅典人為帝國而辯，霍布斯為利維坦國家而辯。但是，霍布斯有重要的發揮。雅典人旨在辯護獨一無二的帝國，霍布斯則「移植」來推論普遍戰爭狀態，以辯護所有現代國家；修昔底德呈現雅典人的帝國辯護，以作為現實政治與戰爭中的一個環節，霍布斯則以之為政治與戰爭的全部現實。霍布斯的理論結果是顛倒了現實——國家產生之前世界是不是戰爭狀態我們無從驗證，但現代國家產生之後，世界倒真真切切是處於彼此威脅的戰爭狀態了。霍布斯的理論是為和平而建立國家，現實結果卻是國家建立後，規模空前、高度組織化的人類自相殘殺真實開始了。《利維坦》之作已不再承載古典寫作的教育旨趣，霍布斯自陳是要開創「新政治科學」，仿效歐幾裡德幾何學的推理，從基礎概念即人的自然本性出發，依賴強大的邏輯力量，論證現代國家的合理性。
通過近代第一位重要的修昔底德學者霍布斯的轉向，政治與戰爭的真正現實不再被完整把握，政治現實主義這一個片斷被單獨倚重，以作為合法性辯護的最犀利武器，這一新的學科化理論的目的不再是教導現實的政治行動者。
修昔底德在現代學科中的至高榮譽首先來自 １９ 世紀德國史學。蘭克（１７９５—１８８６年）就自擬為修昔底德的現代繼承人，對嚴格講求證據探究現實的科學精神推崇備至。開創德國經濟史學派的羅雪爾（１８１７—１８９４年）則自稱是經濟學領域的修昔底德，高度讚賞修昔底德的歷史方法，尤其是他作為「歷史藝術家」（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ｔｉｓｔ），能在材料與細節基礎上進一步穿透到歷史的深處，揭示現實背後的深刻原因。其他著名學者如梅耶（１８５５—１９３０年）、布克哈特（１８１８—１８９７年）等亦是對修昔底德推崇備至。與此同時，修昔底德的影響力也擴展到了哲學、政治學尤其是２０世紀的國際關係學科。
國際關係學科的創立，以倡導科學研究「現實」開篇，因而政治現實主義以及修昔底德也就與之相伴至今。如果採取霍夫曼的講法，那麼現代國際關係學科的創立開始於卡爾（Ｅ．Ｈ．Ｃａｒｒ，１８９２—１９８２年），確立於摩根索（Ｈａｎｓ 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１９０４—１９８０年），同樣雷蒙·阿隆（Ｒａｙｍｏｎｄ Ａｒｏｎ，１９０５—１９８３年）亦有重大的理論貢獻，只可惜因其思想深刻反倒流傳不廣［斯坦利·霍夫曼：「一門美國社會科學：國際關係」《代達羅斯》（Ｄａｅｄａｌｕｓ）第１０６卷第３期（１９７７年夏季號），第４１～６０頁］。在國際關係學科創立初期，修昔底德與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有何思想關聯呢（國內有學者在這方面做過很好的探討，可參考陳玉聃：《〈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與現實主義理論》，《國際政治科學》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８４～１１４頁）？
頗令人意外，卡爾幾乎沒有直接引證修昔底德，倒是在其《２０年危機》一書中稱馬基雅維利為「第一位重要的政治現實主義者」（中譯本，秦亞青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２頁），但卡爾在問題意識上無疑是修昔底德式的。《２０年危機》的寫作旨趣是現實的，一戰結束之後巴黎和會上的戰後安排是一場「完全的失敗」，在卡爾看來，這一實際政治的失敗宣告了此前由宮廷政治與職業外交官聯手打造的舊式外交在理論上破產，他急切呼籲要對國際政治展開「嚴肅而系統的」科學研究，從而探究當前國際危機更為深刻的原因（同上，「第一版序言」）。難得一見的是，作為現實主義者的卡爾在書中會反思「現實主義的限度」（同上，第８５～９０頁），這非常有修昔底德的味道。可以說，卡爾是修昔底德在２０世紀國際關係學科領域的第一次響亮的回聲。
雷蒙·阿隆也許算得上國際關係學科內最深刻的修昔底德現代讀者，曾著有專文「修昔底德與歷史敘事」［《政治與歷史》（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紐約：自由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０～４６頁］，更充分的展現則是在其《和平與戰爭》（１９６６年；中譯本，朱孔彥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一書中。雷蒙·阿隆充分展現了他對於創立國際關係學科的巨大野心與卓越能力。最值得注意的是，雷蒙·阿隆雖是採用現代學科的普遍論述方式，卻又全力避免削足適履，不因科學理論形式的簡潔要求而犧牲現實的本相，比如他拒絕以「國家利益」這樣的抽象概念來概括種種本質不同的國家目標，而是要如其所是地呈現現實的多樣與複雜；又如在道德問題上，他是現實的，但拒絕馬基雅維利式的非道德，而尋求一種道德的審慎來避免極端現實主義與極端理想主義。可以說，雷蒙·阿隆這一切都非常類同於修昔底德，只可惜這方面的思想特點並未影響到學界更大的範圍。
國際關係學科最後建成於摩根索。相比之下，摩根索比卡爾更為完備，而又比雷蒙·阿隆簡明，其奠基性著作《國家間政治》（１９４８年；中譯本，徐昕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在國際關係學界的影響力經久不衰。摩根索核心原則首要的一條就是強調政治根植於人的自然本性，其源頭當然可追溯到《戰爭志》（修昔底德，１：２２；３：８２，８４）。其次，認為政治即追求統治或者說權力，這樣的命題最早就出現於《戰爭志》（修昔底德，１：７６，５：１０５，６：８２），也正因此種淵源關係，修昔底德一直被認作是政治現實主義的開創者。但是，更加深入的研究會發現，政治即追求權力這一現實主義信條，承襲的是修昔底德筆下的雅典人，正是雅典人宣稱說，追求對他人的統治是出於人的自然本性；而對於雅典人，修昔底德本人保持著一種密切觀察與深刻反思的態度。
從思想史意義上說，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承襲的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版本，修昔底德則可稱作是對政治現實主義展開反思研究的先驅之一，他的史書中出現了最豐富而深刻的現實主義之論，但他卻未必就是這些現實主義信條的代言人，這一點相當普遍地為現代政治現實主義者們所混淆。
摩根索的經典現實主義秉持著修昔底德所呈現的政治思想的某一個方向，在此基礎上他完成了國際關係研究的學科化與理論化。但是，正如雷蒙·阿隆一樣，摩根索尚未走到科學理論的最極端抽象處，他仍然保留了「現實」的複雜性。
新現實主義或說結構現實主義興起於上一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作為代表人物的華爾茲、吉爾平等學者最為高調地追認修昔底德為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之父，同時追求徹底「科學化」的理論。
新現實主義理論的立論最為倚重《戰爭志》開篇關於戰爭爆發真正原因的提法，亦即「雅典人變得非常強大，以及由此導致斯巴達人產生的恐懼，使得戰爭必然爆發了」（修昔底德，１：２３）。理論家們由此引出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的權力「結構」［華爾茲：《人、國家與戰爭》，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中譯本，倪世雄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社１９９１年版，第 １３７ 頁。吉 爾 平：「霸 權 戰 爭 的 理 論」，《跨學科歷史學期刊》第１８卷第４期（１９８８年春季號），第５９１～６１３頁；「政治現實主義傳統的豐富性」《國際組織》第３８卷第２期（１９８４年春季號），第２８７～３０４頁］，並以此推導出其他現實主義命題。這一理論大獲成功，形式上特別簡潔，特別顯得科學化。在新一代學者看來，摩根索的理論構建還是太龐雜，一部《國家間政治》想要盡納豐富的歷史經驗與廣博的前人理論，如此「累贅」就顯得是一種科學理論的「尚未完成」形態。現在新現實主義只重點抽取一個方面，即作為「第三意象」的「國際無政府狀態」，在此前提下引申推論出「自助」原則、權力政治、霸權戰爭、均勢機制等命題。
從邏輯上講，新現實主義很有它合理之處，是對經典現實主義的進一步推演。既然國家都是同樣理性且以權力為目標，那麼彼此就是同質的，差別只是各自實際權力的大或小［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倫敦：阿狄森·韋斯利出版公司１９７９年版；中譯本，信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２８～１２９頁］。無政府狀態之下，由這樣同質的行為體所構成的國際社會，必然就是一個由相對權力大小關係構成的一個超然結構，這一外在權力結構而非國家內部某一特性，將決定著國家對外行為。總體來看，新現實主義理論邏輯一貫，而形式更簡潔、更科學化，這是它比經典現實主義優越的方面。
但是，新現實主義卻最無力解釋豐富多樣的經驗現實，原因正是它過於科學化，把具體經驗的方面都抽象掉了。比如，關於戰爭原因的提法，這對於修昔底德是一個基於政治與戰爭實際條件的戰略判斷，這個「真正原因」可以論述斯巴達與雅典，卻未必能解釋斯巴達與阿耳戈斯（Ａｒｇｏｓ）——半島內部相距更近且陸戰實力最為相當的兩個強邦，反而籤訂有長期和平條約並且遵照執行——之間的關係，但「國際無政府狀態」這個抽象概念卻要忽略一切具體時空，每一個城邦或國家作為行動單元，各自具體特點將不被看作是最為本質重要的方面，比如政治體制、意識形態、歷史、宗教等，國際關係研究也就無需什麼政治經驗與戰略判斷，只需要數理計算相對權力關係了。
許多學者通過回歸修昔底德，對新現實主義提出了若干批評［勞裡·詹森－巴格比：「修昔底德在國際關係學科中的使用與濫用」《國際組織》第４８卷第１期（１９９４年春季號），第１３１～１５３頁；大衛·韋爾奇：「為何國際關係理論家們應當停止閱讀修昔底德」《國際研究評論》第２９卷第３期（２００３年７月號），第３０１～３１９頁；大衛·貝德福德、湯姆·沃克曼：「對修昔底德式悲劇的悲劇性閱讀」，《國際研究評論》第２７卷第１期（２００１年１月號），第５１～６７頁］。公允而論，新現實主義的本意並非解讀修昔底德，「欺師滅祖」之罪顯然是強加於它的，不同時代的理論有它新的發展使命，不然的話，墨守成規重複過去又有何用？但是，就新現實主義與現實的關聯而論，尤其就它是否更好地把握了現實而論，這些批評頗有參考意義。
一般來說，自然科學理論越是科學，就越是有利於實踐，但社會科學的情形卻未必是這樣。如前文所言，政治現實主義從霍布斯開始，重點就不在於揭示政治現實，而在於藉助科學邏輯的力量論證某種合法性。比之早期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更為注重科學理論本身，形式最為簡潔，邏輯也稱得上更為嚴密，解釋世界是它的最強項，但「改造世界」則非其所長，至少在現實主義理論傳統當中，新現實主義最少討論具體國際政治問題。考慮到這一點，早期現實主義理論家如摩根索尤其是雷蒙·阿隆，不因為理論的抽象科學化需要而犧牲政治現實的多面與複雜，止步於「半理論化」，就很有其道理了。
但是，作為政治現實主義，首要目的難道不應是「現實」嗎？充分而完整地把握現實，難道不是更重要的任務嗎？
無論前後如何傳承流變，修昔底德最能把握政治與戰爭之「現實」，這一點卻是公認的。自近代霍布斯以來，政治現實主義最為看重的究其實是雅典人的政治哲學。雅典人當然值得重視，他們是古希臘人當中最具有政治經驗的人，但他們講出的東西就是政治的真相嗎？或問，政治現實主義就是政治的全部嗎？誠如《戰爭志》所示，與雅典相抗衡的斯巴達是另一種政治，同樣是很現實的政治，並且這一政治贏得了戰爭的最後勝利，失敗的是雅典及其帝國政治哲學，這一基本事實我們不能不給予足夠的重視。事實上，修昔底德並未直接贊同過雅典政治現實主義，他在更完整地觀察與沉思，雅典帝國的政治現實主義很犀利、很深刻，卻是有問題的，以雅典人方式理解政治並不完全可靠。修昔底德超越於雅典人。
那麼，一種甚至超越於雅典人的現實政治視野應該是什麼樣的呢？這個問題很難回答，需要開放性的討論。政治現實主義幾乎沒有例外地把理性作為第一行動原則，但修昔底德觀察到，即便是最為理性地踐行政治現實主義的雅典人，他們實際表現卻是一再偏離所謂的理性原則——在前十年戰爭中，雅典人一直充滿宗教疑懼，三番五次要在提洛島上舉行宗教潔禮；雅典人最違背理性原則的則是發動西西里遠徵，然而遠徵前夕全城卻又突發瀆神事件而陷入恐慌，隨之黨爭爆發並致使遠徵失敗；雅典人追求帝國甚至不是理性使然，更大原因是衝動與野心，甚至是對萬世不朽的渴望。
有研究者提出，修昔底德對政治現實主義的超越，是保持一種政治審慎，從而現實地而非極端現實主義地處理問題，並稱此為「古典政治理性主義」，這不無參考意義［彼得·阿瑞茲杜夫：「修昔底德對現實主義的現實批判」《政制》第３０卷第２期（１９９７年冬季號），第２３１～２６５頁；史蒂芬·福德：「國際現實主義與政治科學：修昔底德、馬基雅維利與新現實主義」《國際研究季刊》第３９卷第２期（１９９５年６月號），第１４１～１６０頁；更大範圍的參考，如列奧·施特勞斯：《城邦與人》第３章「論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人與雅典人的戰爭》」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３９～２４１頁；克利福德·奧爾文：《修昔底德筆下的人性》，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中譯本，戴智恆譯，北京：華夏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修昔底德對雅典政治現實主義更完整的觀察與反思，還包括特別給出這一理論在現實中如何被用作外交修辭之用。如《戰爭志》所述，講出政治現實主義最主要內容的雅典人旨在辯護雅典（修昔底德，１：７２～７８，５：８４～１１６，６：８２～８７），並且是去道德化的政治修辭，以使類同僭主統治的雅典帝國正當化。必須看到的是，政治現實主義這一修辭功能一直沿續了下來，比如新現實主義可以為霸權與擴張開脫道義譴責，這種辯護甚至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理察·阿什利：「新現實主義的貧困」，《國際組織》第３８卷第２期（１９８４年春季號），第２２５～２８６頁；阿蘭·吉爾伯特：「全球政治一定會限制民主嗎？」《政治理論》第２０卷第１期（１９９２年２月號），第８～３７頁］。
修昔底德的「現實」態度，還表現在他寫作《戰爭志》的最後目的指向現實，它直接就是實踐課，旨在培養將走向現實行動的政治家與將軍。這樣的著述目的，現代學院派很不熟悉，也可能很感到意外。事實上，在修昔底德閱讀史上，就有這麼一支不絕如縷的「實踐派」。在古典傳統中，實踐讀法是理所當然的，只是到了現代世界才顯得稀少。現代世界如果要找這樣的「實踐派」讀者，比如二戰期間的英國首相邱吉爾，既為軍政要人，又以親歷者撰有戰爭史，事實上他對此有充分的自覺，《第二次世界大戰》「序言」就充滿了修昔底德的味道，另據聞他至少有三次收到作為禮物的《戰爭志》，贈送者包括時任英國軍需大臣、旋即出任首相的勞合·喬治。還有學者以基辛格比之修昔底 德，也 很 有 道 理 ［唐 納 德 · 卡 根：「基 辛 格 與 修 昔 底 德」，蒂莫西·伯恩斯（編）：《重回理性》，紐約：列剋星敦圖書公司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１３～４１９頁］。
也許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高級軍官學校比如美國海軍戰爭學院，該校上一個世紀７０年代實行課程改革時強調引入修昔底德，特別看重《戰爭志》文本的「複雜甚至是模糊」，認為正是由於修昔底德的寫作不直接宣布明確結論，只提供所有重要的事實方面，供讀者自己去討論與思考，因此最有利於培養高級軍官的戰略判斷能力。直到今天，該學院的課程表依然重點列有修昔底德，所討論的議題包括「戰爭前十年斯巴達及其盟邦的政策與戰略彼此協調如何？」「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哪一位將軍最接近中國軍事學家孫子的理想水平？」課程最後討論主題「中國的挑戰」之下設有２１個子議題，其中前５個全部帶有「修昔底德」關鍵詞（ｈｔｔｐｓ：／／ｕｓｎｗｃ．ｅｄｕ／，「Ｃｏｕｒｓｅｗｏｒｋ：Ｗｈａｔ ｔｏ Ｅｘｐｅｃｔ」，２０１９—０８—２０）。我們相信，在實踐性地閱讀修昔底德方面，這所學院不會只是個案。
或許我們可以總結說，修昔底德的「現實」既包括儘可能貼近現實地去觀察和理解政治與戰爭，也包括以這一觀察和理解去引導教誨政治行動者們。就此而言，或許不得不說現代國際關係學科及其理論是對修昔底德的某種程度上的偏離，固然學科化與理論化自有其必要性，但如果說，現實政治與戰爭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完整呈現且深刻理解這一現實，並期望有助於實際駕馭這一現實，那麼，現代學科與理論至少還要作若干補充，在現有國際關係學科體系下，這一補充最可能來自歷史與戰略方面的研究。（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