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
7月11日，我正在清華園內的辦公室裡改寫一篇文章，突然接到北大的朋友給我發來的一條簡訊：季羨林先生溘然仙逝。聽到這一不幸的消息，我簡直難以置信，因為就在前一天，我還在電話中向樂黛雲教授提議，明年由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為季老百年華誕以及她本人八十大壽舉行一個慶祝座談會。當時，樂老師謙虛地說，給季老祝壽是應該的，給她本人祝壽就免了吧。可是，季老竟沒有等到那一天就離開了我們。毫無疑問，我們中國比較文學界又失去了一位可敬可愛的領路人，而我本人也失去了一位良師益友。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曾多次受到先生的諄諄教誨和提攜幫助。我現在正致力於進行將中國文化介紹到世界的工作就是在季先生的啟發和鼓勵下開始的，想到此，我怎能不感到難過呢？
悲傷之中，我不禁回想起許許多多的往事，仿佛過去的這一幕幕場景一一再現……
那是1985年10月，正值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在深圳舉行成立大會和首屆國際研討會。季羨林先生和我後來的博士生導師楊周翰先生以及一大批蜚聲海內外的國際著名學者出席了那次學術盛會。我正是在那次會議上進入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的，也正是在那次會議上我和季先生相識的。當時季先生給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的平易近人，絲毫沒有大學者的架子，他還給我留下了他在北大校園裡的住址，歡迎我前去做客。一年後，我考取了北京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專業博士生，師從楊周翰先生。在校讀書時雖然幾次有過前往季先生家中拜訪的念頭，但擔心他研究工作繁忙而不忍心前去打擾他。終於在幾個月後的一天，在比較文學研究所舉行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我見到了季先生。令我吃驚的是，先生竟然一下子認出了我，並說，「我早就聽說你到北大來了，以後我們可以經常見面了」。他說的倒是事實，我們後來確實曾多次在圖書館碰面，但每次，身著藍色中山裝的季先生都提著一書包書匆匆地走進或走出，我們也只是簡單地打個招呼，很少深談。
我1989年夏天畢業留校工作後，雖然好幾次和季先生一起出席學術會議，但是單獨交流的機會並不多。季先生卻一直關心著我在學術道路上的成長，每次見了我都問長問短，對我所取得的每一個小小的成績都給予鼓勵。他說，「楊先生不在了，你要學會挑起獨立從事學術研究的重擔，有什麼困難可以來找我。」但我知道，季先生儘管年邁，仍然筆耕不斷，所以碰到一些問題本想向他請教，或請他幫忙，但總是開不了口。
1990-1991年我在荷蘭從事博士後研究時，有幸結識了德國哥廷根大學的霍斯特•圖爾克教授，我記得季先生當年留學德國時就是在哥廷根大學學習的。於是就流露出希望前往季先生母校訪學的想法。圖爾克教授得知我的想法，回去後便給我發來邀請信，並安排我在該校德文系作了一次文學翻譯方面的演講。第二天，圖爾克親自陪我前往先生當年留學的東方學系，和系主任羅志豪教授共進了午餐。記得羅志豪教授十分自豪地告訴我，「我們這個學校曾出過兩個中國名人，一個是中國軍隊的前總司令朱德元帥，另一個就是當代東方研究權威季羨林。這應該是我們學校的驕傲。」在回荷蘭的路上，我一路步行到火車站，觀賞著這座德國東部小城的雅致嫻靜，心想，當年季先生就是在這裡度過了十年光景，從一個遠道而來的莘莘學子成長為一位蜚聲學界的東方學研究專家。我回國後把這一難忘的經歷告訴季先生時，季先生笑著說，哥廷根實在值得去，「我當年如果想很快拿個學位的話，選一個與中國有關的題目寫論文，短短幾年就可以完成學業。但是我還是選了專攻古印度語言這個難題。」先生的教誨此時已經銘記在我的心中，不時地激勵我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披荊斬棘，奮力前行。但畢竟，對於我們這些剛剛跨入學術殿堂的青年學子，最需要大師的提攜和引領，在這方面季先生堪稱楷模。這裡我僅舉兩件令我一生都難以忘懷的往事。
1994年春夏之交，在遴選博士生導師時，我在系裡申報了，但由於名額有限，未能上報學校。我感到很苦悶。一天我在校園裡茫然地散著步，正巧迎面碰到季先生。他就像猜透我的心事似的，問道，「王寧，你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是不是碰到什麼困難了？」我吞吞吐吐地把申請博導未獲通過的事情向他報告了，他馬上領會了我的意思，安慰我說，「別難過，我想你條件應該是夠了，可能確實是因為名額有限。不過，我始終認為，提拔年輕人，就不應該講究資歷和年齡，就是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嘛。這樣吧，我了解一下情況，替你在研究生院和學校做做工作。」我頓時感到由衷的安慰，心想即使當不成博導，自己的學術研究能得到季先生的肯定也就應該滿足了。後來，季先生確實為我盡了很大努力，他不僅給當時的校學位辦主任張麗霞老師打了電話，而且還給常務副校長王義遒教授寫了一封信，給了我強有力的推薦。雖然最後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如願以償，但我始終記得先生在關鍵時刻給予我的支持和幫助。
1998年，我在北京語言大學主持比較文學研究所的工作，但與季先生的交往少多了。一天，河北人民出版社副總編張晨光來我家找我，希望我參與該社擬編輯出版的一套「東學西漸」叢書的工作，並出任執行主編。我深感此課題的重要意義，但同時感到自己在這方面的先期成果不夠，難以勝任。沉思了片刻，我立即想到能否請季先生出山擔任主編，有老先生指路並把關，我心裡會踏實些。張晨光告訴我，出版社也有這個想法，並已經和季先生非正式地溝通過，季先生答應考慮。但現在季先生在做出最後決定之前希望我們能拿出一個具體的方案，因為他畢竟已年過八十，而且身體又不太好，不可能為具體的寫作而操勞。我明白他的意思，便接通了季老的電話。當時我知道，前往拜訪季老的人肯定很多，他的秘書一定會擋駕。結果果然季老的秘書李玉潔老師接了電話，說「你是誰啊？季先生身體不好，一般不會客，你有什麼事需要我轉告嗎？」我回答說，「請告訴季先生，我叫王寧，原來在北大英語系工作，現在在北京語言大學工作，有要事求他幫忙。」季先生馬上接過電話，「王寧，你好，我們很久沒見面了，你過來吧。」於是我們立即前往北大朗潤園13公寓季先生的住所。
幾年未見，先生雖然有些蒼老，但依然神採奕奕。當我們說明來意以及編輯叢書的計劃後，季先生問道，「我已經八十多歲了，不可能再花時間寫一本書了，恐怕連稿子都無法看了，主要工作還是靠你去做。」我點點頭，告訴他，我們除了需要他在總體構想和編寫原則上把關外，不會總打擾他的。他這下放心了，咳嗽了幾聲清了清嗓子，開始了他的忠告：「東學西漸這個題目很重要，應該是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者的一個重要課題。這個課題很難做，研究者需要閱讀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但我認為有必要花大力氣去做。這樣幾年後必然見出成效。我過去經常說，我們中國是一個文化大國，而且還是一個翻譯大國，我們翻譯了西方幾乎所有的重要文學作品和學術著作，應該說對西方很了解了。但是西方人對我們了解得怎樣呢？可以說許多人在這方面近乎無知。更有甚者，許多人根本不屑了解中國文化。因此我們第一步先把研究成果寫出來，給國內的讀者看。你英語好，而且在國外發表了不少論文，將來還可以把一些優秀的著作翻譯成英文到國外出版。」我深深地知道，這是季先生和我的導師楊周翰先生對我的殷切期望，同時也感到肩上的擔子沉重。我接下來又請他為叢書寫一個序。季先生停頓了片刻未作回答，我立即說，「我知道您身體不好，而且很忙，可不可以由我根據您今天的談話為您起草一個稿子請您過目？」季先生立即答道，「不，我這個主編不能光掛名不做事，再說我也不喜歡由別人代筆寫文章。我既然答應你擔任這個主編，我就自己寫這個序吧。你過一周來取。」
一個星期後，我如約再次來到季先生家，季先生拿著一個信封對我說，「我今天不能和你多談了，一會有客人來。這是我寫的序，你看行不行。」我打開信封，一排排整齊清秀的文字映入我的眼帘：先生不僅親筆擬了稿子，而且還親自抄寫得工工整整，幾乎沒有什麼改動。我不禁嘆道，真是大師的風範，治學如此嚴謹，對文字的推敲如此認真，我們作為後學，怎能不加倍努力呢？
我回去後認真地閱讀了先生親自撰寫的序，還是像過去那樣，先生在序的一開始就這樣寫道，「最近幾年來，我在許多文章中和發言中，都宣揚一個觀點：文化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之一。我是根據歷史事實和現實情況有感而發的，沒有絲毫的主觀成分。」接著，季先生強調了中國人在「拿來」國外的東西方面所做的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而西方人卻很少從中國汲取精神文化產品。有鑑於此，他提出了一個「文化送出」的主張，「中國不但能『拿來』，我們也能『送去』。歷史上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偉大的發明創造送到外國去，送給世界人民….但是，在今天的情況下，我們認為，既然西方人不肯來拿，我們只好送去了。」他認為，這正是我們合作編輯這套叢書的一個基本目的。按照這個原則，我們每一位作者都在大量積累原始資料的基礎上，強調了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以及中國文化在西方主要國家的傳播和接受。當我們把這套叢書的樣書給季先生送去時，先生十分高興，並鼓勵我繼續在這方面努力。
當時正處於世紀之交，國內學術界和出版界仍熱衷於大量地引進國外，特別是西方的文化學術思想，很少有人對文化送出感興趣。即使河北人民出版社獨具慧眼，申請了國家十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並由社裡撥出專款資助，使得這套叢書順利問世，但整套叢書的發行量並不很大，而且只印了一次就再也沒有重印。看來，先生的估計是對的，文化送出要比文化引進艱難得多！十年過去了，中國的綜合國力大大地增強了，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中，連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巨頭也不得不哀嘆，只有中國的參與才能挽救這場金融危機。而經濟的飛速發展必然導致中國文化真正走向世界。在這方面，我們多麼需要像季羨林先生這樣具有理論前瞻眼光的大師級學者為我們引路啊！只可惜，「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文化走出去的偉大戰略剛剛開始實施，我們的引路人季先生就離我們而去，我們怎能不倍感哀傷呢？但是令我們感到欣慰的是，今天的學術界和出版界的所有有識之士都認識到，在長期以來的中外文化交流中，確實存在著一種文化交流的「逆差」現象。為了從根本上扭轉這一局面，我們需要不遺餘力地通過直接用英文著述、翻譯的中介以及中外專家合作等手段將中國文化送出去。我想，這正是季先生等老一輩學者期待我們後學去做的事情，這也正是季羨林先生留給我們的重要遺產。如果我們的工作能初見成效的話，安臥在九泉之下的季羨林先生也會感到欣慰了。（作者為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