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09年7月11日，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去世。本刊藉此舊文，以表悼念。
對季羨林先生而言，胡適先生既是「有知遇之恩的恩師」，也是足可引為知己的良友。但自61年前一別，兩人再未相見。等到季先生終於可以跨過海峽造訪臺灣，與胡先生已是天人之隔。胡、季之間，可見人文傳統之賡續，卻也有政治隔閡之痛切。
如今二位先生將在一個沒有隔閡的地方相聚。就在季先生辭世當天，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開幕，鄭重宣告：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血同緣、書同文、語同聲，亙古未變。其實，當年季先生跨海謁墓，便已足見族血脈之融通。
當下兩岸都面臨如何維護中華文明傳承的命題。二位先生既逝，香火誰人來續？季羨林先生以望九之年，站在長他20歲的胡適先生墓前，表達一個後輩的理解與敬意。今日本刊借季先生悼胡先生之意，向季先生表達敬意。
我現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他雖已長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後一次見到這個笑容，卻已是50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的紀念日。此時，解放軍已經包圍了北平城，然而城內人心並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學生也並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們的內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還有點狐疑，都在期望著迎接解放軍。適逢北大校慶大喜的日子，許多教授都滿面春風，聚集在沙灘孑民堂中，舉行慶典。記得作為校長的適之先生，作了簡短的講話，滿面含笑，只有喜慶的內容，沒有愁苦的調子。正在這個時候，城外忽然響起了隆隆的炮聲。大家相互開玩笑說：「解放軍給北大放禮炮哩！」簡短的儀式完畢後，適之先生就辭別了大家，登上飛機，飛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後主的幾句詞：「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唱別離歌，垂淚對宮娥。」我想改寫一下，描繪當時適之先生的情景：「最是倉皇辭校日，城外禮炮聲隆隆，含笑辭友朋。」我哪裡知道，我們這一次會面竟是最後一次。如果我當時意識到這一點的話，這是含笑不起來的。
從此以後，我同適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揚鑣，「世事兩茫茫」了。聽說，他離開北平後，曾從南京派來一架專機，點名接走幾位老朋友，他親自在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回以後，機艙門開。他滿懷希望地同老友會面。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據說——只是據說，他當時大哭一場，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適之先生在南京也沒有能呆多久，「百萬雄師過大江」以後，他也逃往臺灣。後來又到美國去住了幾年，並不得志，往日的輝煌猶如春夢一場，它不復存在。後來又回到臺灣，最初也不為當局所禮重。往日「總統候選人」的迷夢，也只留下了一個話柄，日子過得並不順心。後來，不知怎樣一來，他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長，算是得到了應有的禮遇，過了幾年舒適稱心的日子。適之先生畢竟是一書生，一直迷戀於《水經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時又得以從容繼續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說是差強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壽，猝死於宴席之間。死後哀榮備至。中央研究院為他建立了紀念館，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內，並建立了胡適陵園，遺骨埋葬在院內的陵園。今天我們參拜的就是這個規模宏偉極為壯觀的陵園。
我現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後，悲從中來，心內思潮洶湧，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杜甫有詩：「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我現在是「焉知五十載，躬親掃陵墓」。此時，我的心情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經到望九之年，距離適之先生所呆的黃泉或者天堂樂園，只差幾步之遙了。回憶自己80多年的坎坷又順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了。
積80年之經驗，我認為，一個人生在世間，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才能、勤奮、機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別的人先不說了，只談我自己。關於才能一項，再自謙也不能說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並不是什麼天才，這一點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談到勤奮，我自認還能差強人意，用不著有什麼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點放在第三項上：機遇。如果我一生還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話，主要是靠機遇。機遇的內涵是十分複雜的，我只談其中恩師一項。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根據老師這三項任務，老師對學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語言中，只有漢文把「恩」與「師」緊密地嵌在一起，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名詞。這只能解釋為中國人最懂得報師恩，為其他民族所望塵莫及的。
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機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對我有教導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師，我不一定都聽過他們的課，但是，只讀他們的書也是一種教導。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讀過陳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經發表的著作，旁聽過他的「佛經翻譯文學」，從而種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種子。在當了或濫竽了一年國文教員之後，由於一個天上掉下來的機遇，我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正在我入學後的第二個學期，瓦爾德施米特先生調到哥廷根大學任印度學的講座教授。當我在教務處前看到他開基礎梵文的通告時，我喜極欲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難道這不是天賜的機遇嗎？最初兩個學期，選修梵文的只有我一個外國學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誤，而且備課充分，講解細緻，威儀儼然，一絲不苟。幾乎是我一個學生壟斷課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見。二戰爆發，瓦爾德施米特先生被徵從軍。已經退休的原印度講座教授西克，雖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講臺，教的依然是我一個中國學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訴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絕招全傳授給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傳》，還有他費了20年的時間才解讀了的吐火羅文，在吐火羅文研究領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權威。我並非天才，六七種外語早已塞滿了我那渺小的腦袋瓜，我並不想再塞進吐火羅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訴我的是他的決定，一點徵求意見的意思都沒有。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謹遵命。現在回憶起來，冬天大雪之後，在研究所上過課，天已近黃昏，積雪白皚皚地擁滿十裡長街。雪厚路滑，天空陰暗，地閃雪光，路上闃靜無人，我攙扶著老爺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沒有見過自己的祖父，現在我真覺得，我身邊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為了學術，不惜衰朽殘年，不顧自己的健康，想把衣缽傳給我這個異國青年。此時我心中思緒翻騰，感激與溫暖並在，擔心與愛憐奔湧。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戰期間，我被困德國，一呆就是十年。二戰結束後，聽說寅恪先生正在英國就醫，我連忙給他寫了一封致敬信，並附上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集刊上用德文寫成的論文，向他匯報我十年學習的成績。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問我願不願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為全國最高學府，名揚全球；但是，門檻一向極高，等閒難得進入。現在竟有一個天賜的機遇落到我頭上來，我焉有不願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薦給了當時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學術界有極高的聲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領導立即接受。於是我這個三十多歲的毛頭小夥子，在國內學術界尚無籍籍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北大的大門。唐代中了進士，就「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我雖然沒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為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心中有點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嗎？
在此後的三年內，我在適之先生和錫予(湯用彤)先生領導下學習和工作，度過了一段畢生難忘的歲月。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輩分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裡的狹窄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作為系主任，我要向校長請示匯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麼人都是笑容滿面，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從來沒見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面的機會。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後輩，在他面前，絕沒有什麼侷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適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決不老氣橫秋，而是活潑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難忘。有一次召開教授會，楊振聲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貴的古畫，為了想讓大家共同欣賞，他把畫帶到了會上，打開鋪在一張極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嘖嘖稱讚。這時適之先生忽然站了起來，走到桌前，把畫卷了起來，做納入袖中狀，引得滿堂大笑，喜氣洋洋。
這時候，印度總理尼赫魯派印度著名學者師覺月博士來北大任訪問教授，還派來了十幾位印度男女學生來北大留學，這也算是中印兩國間的一件大事。適之先生委託我照管印度老少學者。他多次會見他們，並設宴為他們接風。師覺月作第一次演講時，適之先生親自出席，並用英文致歡迎詞，講中印歷史上的友好關係，介紹師覺月的學術成就，可見他對此事之重視。
適之先生在美國留學時，忙於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哲學與文化的學習，忙於鑽研中國古代先秦的典籍，對印度文化以及佛教還沒有進行過系統深入的研究。據說後來由於想寫完《中國哲學史》，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開始認真研究中國佛教禪宗以及中印文化關係。我自己在德國留學時，忙於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以及佛典拼命，沒有餘裕來從事中印文化關係史的研究。回國以後，迫於沒有書籍資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開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寫過兩篇比較像樣的學術論文：一篇是《浮屠與佛》，一篇是《列子與佛典》。第一篇講的問題正是適之先生同陳援庵先生爭吵到面紅耳赤的問題。我根據吐火羅文解決了這個問題。兩老我都不敢得罪，只採取了一個騎牆的態度。我想，適之先生不會不讀到這一篇論文的。我只到清華園讀給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聽。蒙他首肯，介紹給地位極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第二篇文章，寫成後我拿給了適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生經》一證，確鑿之至！」可見他是連夜看完的。他承認了我的結論，對我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這一次，我來到臺灣，前幾天，在大會上聽到主席李亦園院士的講話，中間他講到，適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在下午飲茶的時候，他經常同年輕的研究人員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說，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我乍聽之下，百感交集。適之先生這樣說一定同上面兩篇文章有關，也可能同我們分手後十幾年中我寫的一些文章有關。這說明，適之先生一直到晚年還關注著我的學術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嗎？
在政治方面，眾所周知，適之先生是不贊成共產主義的。但是，我們不應忘記，他同樣也反對三民主義。我認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國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就是美國。這同他的個人經歷和哲學信念有關。他們實驗主義者不主張什麼「終極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義」都與「終極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對。他同共產黨並沒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說，他一輩子沒有寫過批判共產主義的文章，而反對國民黨的文章則是寫過的。我可以講兩件我親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學生動不動就示威遊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飢餓反迫害」等等，背後都有中共地下黨在指揮發動，這一點是人所共知的，適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國民黨的憲兵和警察逮捕了學生，他都乘坐他那輛當時北平還極少見的汽車，奔走於各大衙門之間，逼迫國民黨當局非釋放學生不行。他還親筆給南京駐北平的要人寫信，為了同樣的目的。據說這些信至今猶存。我個人覺得，這已經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適之先生，一個學生走進來對他說：昨夜延安廣播電臺曾對他專線廣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後，將任命他為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他聽了以後，含笑對那個學生說：「人家信任我嗎？」談話到此為止。這個學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沒有拍案而起，怒髮衝冠，態度依然親切和藹。小中見大，這些小事都是能夠發人深思的。
適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面是學術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傯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這個怪圈確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那麼，我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呢？我覺得，不管適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畢竟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我也舉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圖書館開評議會，會議開始時，適之先生匆匆趕到，首先聲明，還有一個重要會議，他要早退席，會議開著開著就走了題，有人忽然談到《水經注》。一聽到《水經注》，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一直到散會，他也沒有退席，而且興致極高，大有挑燈夜戰之勢。從這樣一個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見大嗎？
我在上面談到了適之先生的許多德行，現在籠統稱之為「優點」。我認為，其中最令我欽佩，最使我感動的卻是他畢生獎掖後進。「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他正是這樣一個人。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講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師」；另一方面卻又有老虎拜貓為師學藝，貓留下了爬樹一招沒教給老虎，倖免為徒弟吃掉的民間故事。二者顯然是有點矛盾的。適之先生對青年人一向鼓勵提挈。40年代，他在美國哈佛大學遇到當時還是青年的學者周一良和楊聯升等，對他們的天才和成就大為讚賞。後來周一良回到中國，傾向進步，參加革命，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楊聯升留在美國，在二三十年的長時間內，同適之先生通信論學，互相唱和。在學術成就上也是碩果纍纍，名揚海外。周的天才與功力，只能說是高於楊，雖然在學術上也有所表現，但是，格於形勢，不免令人有未盡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難道我們能無動於衷嗎？
我同適之先生在孑民堂慶祝會上分別，從此雲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沒有能見面，也沒有能互通音信。我現在談一談我的情況和大陸方面的情況。我同絕大多數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和教師一樣，懷著絕對虔誠的心情，嚮往光明，嚮往進步。覺得自己真正站起來了，大有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點忘乎所以了。我從一個最初喊什麼人萬歲都有點忸怩的低級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飛馳前進；再加上天縱睿智，虔誠無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運動中。常言道：「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覺自愿，絕無半點勉強。對自己則認真進行思想改造。原來以為自己這個知識分子，雖有缺點，並無罪惡；但是，經不住社會上根紅苗壯階層的人士天天時時在你耳邊聒噪：「你們知識分子身軀髒，思想臭！」西方人說：「謊言說上一千遍就成為真理。」此話就應在我們身上，積久而成為一種「原罪」感，怎樣改造也沒有用，只有心甘情願地居於「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兩縵渚崖之間，不辨牛馬」。然而涅槃難望，苦海無邊，而自己卻仍然是膜拜不息。通過無數次的運動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關進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開肉綻，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誠之心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了。改革開放以後，自己腦袋裡才裂開了一點縫，「覺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離開魯迅在《過客》一文講到的長滿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遠了。
至於適之先生，他離開北大後的情況，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總起來說，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我無法清楚的。到了1954年，從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起，批判之火終於燒到了適之先生身上。這是一場缺席批判。適之遠在重洋之外，坐山觀虎鬥。即使被鬥的是他自己，反正傷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樂得怡然觀戰。他的名字仿佛已經成一個稻草人，渾身是箭，一個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陸上眾家豪傑，個個義形於色，爭先恐後，萬箭齊發，適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動。我幻想，這一定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景觀。在浪費了許多紙張和筆墨、時間和精力之餘，終成為「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亂鬨鬨一場鬧劇。
適之先生於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經過了古稀，在中國歷代學術史上，這已可以算是高齡了，但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似乎還應該活得更長一點。中國古稱「仁者壽」，但適之先生只能說是「仁者不壽」。當時在大陸上「左」風猶狂，一般人大概認為胡適已經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了。這樣一個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驚小怪！所以報刊雜誌上沒有一點反應。我自己當然是被蒙在鼓裡，毫無所知。十幾二十年以後，我腦袋裡開始透進點光的時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寫了一篇短文《為胡適說幾句話》，我連「先生」二字都沒有勇氣加上，可是還有人勸我以不發表為宜。文章終於發表了，反應還差強人意，至少沒有人來追查我，我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最近幾年來，改革開放之風吹綠了中華大地，知識分子的心態有了明顯的轉變，身上的枷鎖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潑在身上的汙泥濁水逐漸清除了，再也用不著天天夾著尾巴過日子了。這種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積極性，願意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奮起直追，出版了幾部《胡適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強，準備出版一部超過兩千萬字的《胡適全集》。我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主編這一非常重要的職位，出版社竟垂青於我。我本不是胡適研究專家，我誠惶誠恐，力辭不敢應允。但是出版社卻說，現在北大曾經同適之先生共過事而過從又比較頻繁的人，只剩下我一個人了。鐵證如山，我只能「仰」(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報知遇之恩於萬一。我寫了一篇長達17000字的總序，副標題是：還胡適以本來面目。意思也不過是想撥亂反正，以正視聽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學林往事》中寫一篇關於適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應允而且從臺灣回來後抱病寫完。這一篇文章的副標題是：畢竟一書生。原因是，前一個副標題說得太滿，我哪裡有能力還適之先生以本來面目呢？後一個副標題是說我對適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我在上面談了一些瑣事和非瑣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貴的記憶。我可真是萬萬沒有想到，到瞭望九之年，居然還能來到寶島，這是以前連想都沒敢想的事。到了臺北以後，才發現，50年前在北平結識的老朋友，比如梁實秋、袁同禮、傅斯年、毛子水、姚從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訪舊全為鬼，驚呼熱中腸」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規律，是人力所無法抗禦的。
我現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聯翩，上下五十年，縱橫數千裡，往事如雲如煙，又歷歷如在目前。中國古代有俞伯牙在鍾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許多在摯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這個舊理，我應當把我那新出齊了的《文集》搬到適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匯報我畢生科學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時雖思緒混亂，但神智還是清楚的，我沒有這樣做。我環顧陵園，只見石階整潔，盤旋而上，陵墓極雄偉，上覆巨石，墓志銘為毛子水親筆書寫，墓後石牆上嵌有「德藝雙隆」四個大字，連同墓志銘，都金光閃閃，炫人雙目。我站在那裡，驀抬頭，適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顯現在眼前，50年依稀縮為一剎那，歷史仿佛沒有移動。但是，一定神兒，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齡，歷史畢竟是動了，可我一點也沒有頹唐之感。我現在大有「老驥伏櫪，志在萬裡」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還會有機會，重來寶島，再一次站在適之先生的墓前。
1999年5月2日寫畢
後記：
文章寫完了。但是對開頭處所寫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慶祝建校五十周年一事，腦袋裡終究還有點疑惑。我對自己的記憶能力是頗有一點自信的，但是說它是「鐵證如山」，我還沒有這個膽量。怎麼辦呢？查書。我的日記在「文革」中被抄家時丟了幾本，無巧不成書，丟的日記中正巧有1948年的。於是又託高鴻查胡適日記，沒能查到。但是，從當時報紙上的記載中得知胡適於12月15日已離開北平，到了南京，並於17日在南京舉行北大校慶五十周年慶祝典禮，發言時「泣不成聲」云云。可見我的回憶是錯了。又一個「怎麼辦呢」？一是改寫，二是保留不變。經過考慮，我採用了後者。原因何在呢？我認為，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是一個現實，我腦筋裡的回憶也是一個現實，一個存在形式不同的現實。既然我有這樣一段回憶，必然是因為我認為，如果適之先生當時在北平，一定會有我回憶的那種情況，因此我才決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動。但那畢竟不是事實，所以寫了這一段「後記」以正視聽。
1999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