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消磨時間，在即將下映的《哪吒魔童降世》和《上海堡壘》中選擇了後者，未成想遭了不少白眼，外帶審美能力都被鄙視了。
最近幾年，中國類型片取得突破，除了《戰狼》、《紅海行動》為代表的軍事動作片，《流浪地球》也完成了《珊瑚島上的死光》之後40年的科幻傳承，從《魁拔》到《白蛇緣起》再到《哪吒魔童轉世》接過了萬氏兄弟中國美術片的衣缽。
但看電影這麼私人的事情卻正淹沒在社會化表達的漩渦裡。
以前爛片是有跡可尋的，比如《富春山居圖》，勝在明星組團，輸在敘事糟爛，不管是導演功力所限還是慘遭「三刀一斧」，反正它的爛是爛在明處的。
《上海堡壘》不一樣。
大多數爭論脫離了電影本身，幾乎沒有中間地帶，你只要翻翻豆瓣、微博、知乎和朋友圈，就會發現兩種情緒的極端對立。
反對派的立場有兩個出發點。
首先是與《流浪地球》的對比，但這種對比其實毫無意義，因為劉慈欣原著改編出來的是一個高概念硬科幻作品，如果民族自豪感爆表的話，你可以拿來與《蝴蝶效應》或《原始碼》做一番橫評，而《上海堡壘》對標的只是《獨立日》，也不排除導演或編劇是《星河戰隊》、《超級戰艦》、《洛杉磯之戰》的粉絲，這種電影並不樹立深奧哲理或任何宏大的宇宙觀，所有技術手段和細節設置都是刺激感官，討好大眾群體的。《上海堡壘》至少在完成度、故事性、特效水準等幾個方面做了自己該做的事。
其次，人的爭議比電影更大。
《上海堡壘》啟用了口碑兩極分化的流量明星，這是重蹈了《空天獵》的覆轍，2017年只比《戰狼2》晚兩個月上映的《空天獵》，故事架構及其所表達的精神內涵都可以看做是《戰狼2》的延續，「當兵後悔兩年，不當兵後悔一輩子」與「傷痕是男子漢的勳章」這類臺詞，在兩部電影的故事氛圍中並無二致，說出來的人不同，效果就不同而已。
這種情況在《上海堡壘》更加極端，僅有的好評盡歸舒淇，差評全由鹿晗承包，這種厚此薄彼的年代優越感，說明歷史總在重演，只是載體不同而已。
上世紀90年代，有些女星用「脫」的方式攢人氣，與今天鮮肉網紅的成功手段沒什麼不同，舒淇只是在《風雲雄霸天下》和《玻璃樽》之後把脫掉的衣服又穿了回來而已，有努力也有運氣的成分，沒穿回來的李麗珍說她不後悔，陳寶蓮乾脆了卻殘生。
拿舒淇取笑20年後的鮮肉，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好比當年蜷在昏暗的錄像廳裡擼著《玉女心經》，突然有人跑出來噴一句，「趙雅芝才是真女神」，有意義嗎？
馮提莫都開個人演唱會了，周杰倫的粉絲也要用IKUN的方式打榜顯示存在感，審美這東西有思維定勢，但不能昧於時代。
這場架吵到《上海堡壘》的導演和編劇都出來致歉了，舒淇和鹿晗同樣難辭其咎，電影本身的槽點反而無人關注了，作為晚生20年的電影，《上海堡壘》的故事走向未能跳出《獨立日》的框架，蕭規曹隨，只是樂此不疲的刷著老梗。
鹿晗的6000萬粉絲沒能撐起《上海堡壘》的票房，卻貢獻了一個頗有「營養」的觀點：中國電影需要真誠和善意，不需要嘲笑、反諷、抖機靈或膚淺的判斷。
這個觀點太牛了，在網上吐槽火力全開的時候，它跳出孤立的影評視角，創造了一個宏大命題，即中國電影是一項崇高而偉大的事業，從事這項事業的人也是不平凡的，所以刻薄的批評和指責不如真誠的捧場和鼓勵。
聽起來蠻有道理，這個觀點又被流量所放大，大量粉絲湧入影院，把心疼、痛哭流涕等情緒帶入到整個電影產業之中，這是網際網路時代的重要變化。
更是30年前中國電影追隨好萊塢明星制的必然結果。
彼時，著名導演謝飛大聲疾呼，「明星制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沒有明星制就沒有電影業」，作為田壯壯、婁燁等名導的老師，謝飛還有一個驚世駭俗的說法，「我們不應對演員過分苛求學歷、技巧，也應該注意他的氣質是否跟觀眾的崇拜心理協調，如果能夠協調，既便演員沒有高學歷、很好的演技也能夠走紅」。
這種把電影作品與明星的人格化捆綁，是行業飯圈化的根源，不是為故事也不是為演技走進影院的觀眾，對電影的傷害是不可逆的。
好萊塢的明星制有一套科學數據體系支撐，比如「明星魅力指數排行榜」，按照投資回報率、生涯規劃、敬業程度、配合宣發意願、演技和戲路等項目，每年一次給全球2000位明星打分，但最終只有200人上榜，這其實就是一個頭部群體溢價能力評估報告。
對於決定影片質量的鐵三角來說，正確排序還是編劇>導演>演員，你首先要有個故事，然後才談得到如何講好，最後是如何呈現出來。
美國編劇至少在創作中是居於主導地位的，他們通常會拿到影視作品分帳的5-8%，這還不算版權和行業協會或代理公司的收入。
2017年美國編劇工會（WGA）和電影電視劇製作人聯盟（AMPTP）嚴重對抗時，曾導致大量熱播美劇停更，最後達成的協議是編劇工資會以每年3%的幅度上漲，包括其他健康醫療和福利計劃等等。
CBS長壽劇集《犯罪心理》主角託馬斯·吉布森因為與編劇發生肢體衝突，立刻被劇組解僱，多年前他曾經推搡過製片人，也沒有惹下這麼大麻煩，他的粉絲髮起回歸請願活動都無濟於事。
但這次《上海堡壘》陷落，可能真不是高片酬的鍋。
好萊塢大片的片酬一般佔總成本的10-30%，《復聯4》達到60%是個例，有人根據出品方之一華視娛樂的招股書，推算出《上海堡壘》的總投資為3.6億元，再根據導演滕華濤主創片酬佔比10%的說法，估計鹿晗、舒淇等人合計拿走了3000-3600萬左右的酬勞，相比於現在的天價片酬，似乎還在合理範圍之內。
但我們是不是因此就要寬容殫精竭慮、籌備了6年的導演，是不是就要寬容寫出過不少網紅著作的編劇，是不是就要寬容只拿了上千萬片酬的流量明星？
我們可以寬容家人，寬容朋友，寬容同事，甚至寬容冒犯過我們的陌生人，但對於那些誕生以來就有著明確盈利指標並時刻盯緊我們錢包的商業產品，真的沒必要愛心泛濫。
馮小剛當年特別招黑的說過「先有垃圾觀眾、後有垃圾電影」，有人追問，「難道觀眾不是導演的上帝嗎？」馮大導演又發飆，「別扯淡了，觀眾是導演的對手，導演要想著我怎麼去徵服你，用視頻和誠意去打動觀眾。」
這個說法的悖論在於，如果導演「徵服「了觀眾，很可能也意味著他屈從了大眾欣賞水平，用多數人能理解的方式講述了一個故事，這究竟是誰牽就了誰，又是誰的勝利？
電影產業的運作方式已經完全改變了。
現實是，一部電影假使沒有取得足夠的商業成績，又沒有得到獎項的認可，任何人都無法說它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粉絲肆無忌憚的嬌縱愛豆是他們的自由，但號召觀眾如粉絲般濫情的意義在哪裡？叫好又叫座的願景背後，是通過汙染樣本的方式擾亂了國產電影的評價體系。
粉絲以為可以用購買力控制口碑；電影業樂於為流量繁榮埋單；院線本能的打開排片之門。
梁文道對這種寬容一直有強烈的擔憂：
我最怕聽到的一句話就是做大做強，這句話本身沒有問題，可是我們實在沒必要什麼事情都必須做大做強，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做對還能做久。
今時今日的國產電影，是粉絲花式打榜忽悠了影視業，還是製片人拿著半生不熟的IP坑了鮮肉，還真不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