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推送之《芙蓉草（趙桐珊）自傳》錄自《京劇談往錄》續編，作者趙桐珊，著名京劇旦角表演藝術家，以藝名芙蓉草聞名，趙桐珊在道白唱腔、表演風格、藝術創造等方面都深受王瑤卿的影響，演出頗有王氏風範，他會戲多、戲路廣、傳統戲、古裝戲、時裝戲、連臺本戲都能演。他精於旦行，青衣、花旦、刀馬旦樣樣行，且通其它各行，曾以「多才多藝、生旦淨醜無一不能」而紅遍漢口、福州等地，形成了他自身獨特的演出風格。
芙蓉草便裝照片
一、我的家庭
我原名同山，後改桐珊，1901年5月28日生於河北省武清縣的小長亭村。
父親趙萬春，是個木工，常背著斧鋸墨斗等工具，流動到各村做些散工。
母親王氏，曾在1890 年到北京當老媽子，在秦五九（名稚芬，為梅巧玲之婿．梅蘭芳的姑丈。他的戲是楊桂雲一路的花旦，為王蕙芳之師）家做了10 年，回家鄉後才生的我，那時她已44歲。
我有個叔父名萬和，是個沒有正業的獨身流浪漢。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就回來跟我父親鬧分家。我們家有二畝半地，但連祖墳也在內，是不能賣的；還有葬滿了墳的一塊地，更不能賣。這些地種粗糧還不夠吃的，另外還有半畝菜園子，有三間土房居住。叔父吵鬧一陣，分了錢去，不久即花盡， 回來又吵。我母親很慈祥i總是可憐他，我見過很多次都是母親給錢打發叔父走的。
我有個姐姐，是從姑母家抱來的；哥哥同海，也是抱叔伯家的。所以我父親在52歲時生了我，算是親生子了，十分喜愛。
母親生下我後，身體不好，奶水不足，只能向鄰居們討奶，當然要等她們把自己的孩子餵足了，有餘才給我吃一些，這樣就要一家家去問，所以母親說我是尋奶吃大的。有時我父親到較遠的楊村去做活，就能買些糕乾回來，這就是我的美食了。
鄉村常有廟臺戲，父親常帶我去看。我五六歲時就對廟臺戲十分喜愛，看戲回來就能摹仿戲中的動作，引得一家人大笑。
二、開始學戲
我念過三個月的私塾。9 歲那年（1909年 ) ，到北京來學戲。師父是同海哥哥原來的親哥哥、也是我的堂兄趙庭璽，是唱開鑼戲的梆子老生，住在煤市街大馬神廟頭條一號。我們雖然是師徒，但我管他叫大哥，所以同行中都叫我老兄弟的。
我到北京是夏天，光身子穿個肚兜，光著腳丫子走到北京的。手裡提了一雙母親做的新鞋，到了師父家門口才換上。那時北京街上滿是洋車（還是兩個鐵輪沒有膠皮的人力拉車時代，不常見汽車呢），我一見即認識，我曾在年畫上見過，所以有印象。
我頭天到師父家，坐在院子裡，聽裡面麻子紅（姓魏，梆子旦出身，但應的是醜工）在教女徒王福子學《忠孝牌》 。秦腔慢板第三句「想當年」，是個大腔，王福子學了好久還是不會。我在院子裡可聽會了，師父叫我試唱，我全唱對了，因此，他對我初步印象就很好。隨即開始學梆子青衣，練習蹺工，這時有名的崔靈芝，即是綁蹺唱青衣的。當時有四個以靈芝為藝名的梆子名角：崔靈芝、丁靈芝、李靈芝、任靈芝。靈芝是「瑞草」。還有還陽草——楊韻譜，曾掌管奎德社梆子坤班，加上我這個10 歲出臺的芙蓉草，總稱「梆子六草」。
我的開蒙戲《忠孝牌》，是《雙官誥》前面的情節，稱為《雙官誥》 「頭子」；接下來學《三疑計》《女起解》《玉堂春》《探寒窯》。這樣學了半年。1910年的新年（春節），我第一次出臺演於隆福寺的景福茶園(在東四牌樓隆福寺內)。過去茶園，飯莊、會館等處，凡能坐幾百人的均可演戲。至於茶園，平時就是人們閒時飲茶之處，大都是方桌長條凳，也有長條桌的。好多座位不是面對前臺，真是名副其實的「聽戲」，而不是看戲，因為扭著身，側著頭看戲實在費勁，當時還有一種風氣，如果誰認真看戲，人們還說他是外行呢。以後我到過天河茶園、西安園（即後來西安市場的地方）、人和園、金魚池的布篷（就是用布搭起的篷子）、朝陽門外菱角坑的小戲園、永定門外的四合號茶館、天橋的歌舞臺和燕舞臺（雖稱舞臺，仍是大戲棚），口袋胡同的鹹豐茶園（這個茶園較大．好角也常去，老譚就曾在這裡唱過）；其餘一些更小的地方都去演過。這樣唱了二年，才進入市區的大戲館，如華樂（即現在的大眾劇場）、慶樂、三慶園、廣德樓（現在前門區小劇場）、中和（那時舞臺衝西，現在改成衝東了）等。
三、進入三樂社科班
1913 年我加入三樂社梆子科班，這個科班是李際良（他是慈禧太后得寵的太監皮硝李的侄子）、薛固久（十二紅）、孫佩亭（十三紅）三人合辦的，所以稱為三樂。後來二紅退出了，才改名正樂社。我和尚小雲、荀慧生（當時藝名白牡丹）同科，有正樂三傑的稱號。青衣花衫偏重唱工的戲歸我，那時我嗓子較好。白牡丹是玩笑旦，尚小雲是唱二黃的正工青衣。演出的場所是在王廣福斜街的汾陽會館。唱了二年，一面唱一面學，梆子名家大玻璃翠、冰糖脆給我再開蒙學花旦。冰糖脆的蹺工特別好，社裡還有陳春喜教旦，楊玉林教小生，麻子紅也在其內。這時又有王貴山（五盞燈）教我二黃花旦戲，如《胭脂虎》 《烏龍院》《院花溪》 等。
1914 年年底，我到保定府．在貢院街的會館演出梆子本戲《萬花船》、《錯中錯》、《玉虎墜》《忠義俠》（即《周仁獻嫂》）。因我學過花旦，自己覺得在臺上比較會做戲了。一次我演《玉虎墜》中的馮傅氏，當演到繼母誣陷馮傅氏的丈夫殺人時，馮於左右兩難的情境下，長嘆了一聲，臺下不少人叫好，自己也覺得高興，知道了戲是要「做」的，不是靠死唱的。保定府這個班名重慶班，同臺的有李鐵山的花臉，演張飛和《玉虎墜》的馬武都極好；跟我差不多年齡的小十三旦（姓程，是上海有名鼓師王燮元的舅父，王的鼓學梳子和，曾佐梅蘭芳、黃桂秋），善於演摔打戲，如《紫霞宮》， 《紅梅閣》等。
芙蓉草之《坐樓殺惜》
四、由梆子轉皮黃
1915 年我15 歲，由保定動身到南方，是杭州邀角的頭兒胡三約去的，第一個碼頭就到了杭州，演於城站第一臺。我是隨時慧寶（孫菊仙一派的老生）同去的，但他有自帶的旦角朱如雲。我演我的梆子戲。為我操琴的是梆子胡琴名手魏發科（梅蘭芳大弟子魏蓮芳之父）。
班中角色很齊整，有七盞燈（毛韻坷，旦角）、老一盞燈（張雲青，這時也唱小生，取「盞燈」為藝名的很多陪我演過《忠義俠》 的周仁）。那時取「盞燈」為藝名的很多。那時。舞臺上還沒有電燈的時代，是不演夜戲的，如果白天戲演得過長過遲，天色已暗，則臺角有人捧兩支竹蔑紮成的火把，或點幾支燭臺，觀眾就在這樣煙霧繚亂、燭光暗淡的照明下看戲，可見是重聽不重看了。自有了煤油打氣的燈後，臺上就算大放光明了。所以藝人要取盞燈為名，由「一盞燈」而至「十三盞燈」, 似乎這樣的角色，就如燈光一樣的明亮。班中還有小楊月樓、常春恆（後演《狸貓換太子》 的陳琳而大紅》），鄭法樣（演孫悟空有名）、陳嘉麟（是清廷供奉陳金雀之孫，唱老生）、俞振庭（老生）。
我主要還唱梆子青衣花旦，這個戲班的老闆劉金瑞，是個老道，原來也是吃戲飯的。他排的戲碼不間你會不會，派了你的角色你就得唱， 這是當時的風氣。頭天見報，回家就「鑽鍋」, 幸虧我的梆子琴師魏發科，本是青衣出身，肚子很寬，他幫助我一出一出地對付過去，所以沒有被擠垮，相反使我多學了一些戲。
當時毛韻坷是生、旦、淨、醜、武生、時裝戲無一不唱的。我受他的影響很大，也就什麼都學，而且從梆子轉向皮黃。在杭州唱了半年，其間學《牧虎關》 於俞振庭，這齣花臉戲以後常常列為我的打炮戲；也向曹銀奎學皮黃老生，如《天水關》《文昭關》《瓊林宴》《空城計》 等，《空城計》也常列為我的打炮戲。
初秋七月，到寧波「環球」演出，有周維俊（初名蘭芳，唱旦，後改小生，是金仲仁之徒，有武工，能唱，可借死得早）的祖父同去，他唱皮黃旦角，也教了我一些戲。唱了一個多月，轉到鼓舞臺後，同臺有李春來的武生，他唱《花蝴蝶》, 上一張半桌子（即桌子上加一椅子），向下走「臺漫」，在扎頭懸空中拔刀，落地刀已在手，這是他的絕技。翻桌子是越低越難，因為距離短，空間也短，不利於轉身，何況他還在空中拔刀，就更難了。還有短打花臉李永利，他的《收關勝》，上四張桌子，走「雲裡翻」（這是筋鬥之祖），扎靠穿厚底靴，黑滿甩髮，在四張桌上腳先出去，面仰後倒翻約一個半，真帥，沒有不叫好的。他在《白水灘》 裡走的「裸子」一沾地即起來，內行稱它為「帶地蹦」又叫「疊襟」。《八蜡廟》 演費德功，臺上平放四張桌子，他從上臺口向下場門，起「虎跳漫子」，下地「跺泥」亮相，左手剛好接鏢。他演《嘉興府》 的鮑自安，在大家翻擋子時翻上，唯有他翻得高，而且落得慢，白髮鞍，一身盡白，像一隻大蝴媒，美觀極了。一個武花臉，當時能掙到四百多元包銀，真不容易。這時蓋叫天也同臺，他年紀尚輕，但武功已經成熟，演《四傑村》 走13 個「旋子」，所以有「小白旋風」之名。他演餘千，一身行頭都是黑色，落地無聲，快如一道黑影似的，內行都稱讚。
在寧波約唱了四個月，跟同臺的謝月亭學了些老生戲。
在杭州時認識了金、吳二位報界朋友，他們是寧波人。他們在自己編輯的《詹詹報》（這家報紙後來改為《寧波時事公報》）上，常有文章捧我，見面時又指出我一些缺點，使我得益不少。以後我喜歡向通文墨的朋友請教，使自己在表演角色和唱白上少出問題。
五、第一次到上海
已經冬天了，到上海新新舞臺（後改樓外樓，即現在南京路永安公司旁邊七層樓的原址），老闆是周詠棠（老四盞燈，唱梆子青衣）。同臺有武生何月山，他由天津來，也是初次到上海。他長靠、短打扮相都好，演《長坂坡》 ，鴿子翻身靠旗能撲到地毯，足見腰功之好；跺泥的腿功好到如鐵鑄一樣，紋絲不動，而且時間長，能要三五個滿堂好，才換亮相，再要一個好。短打幹淨邊式，能不歇氣連打三刻種，中間不夾三通鼓。這時他才20 歲，可說是紅極了。他嗓子較左，喜歡反串老旦《釣金龜》，後面總連著《三本鐵公雞》 同唱。由於年輕生活不檢點，紅了幾年，即漸漸體弱而吐血。與蓋叫天同臺時，新排《年羹堯》，蓋叫天打七節鞭；何月山找武術老師張雙鳳（不是伶界），請他說十一節鞭。鞭是比蓋的長了，粗了，但氣力不加，臺上仍遜於蓋，臺下捧場的也退了下來，叫好也不熱烈了。由杭州到上海亦舞臺演出後，革新戲《狸貓換太子》 排出時，他已不行了，死時才27 歲。當他出殯時，魂亭過福州路，人們圍得水洩不通，看著也有掉淚的，同聲惋惜，足見他很得人緣。這是後話。
這時主角林樹森、何月山和我，派出一臺戲即倒第四林的《跑城》 ，倒第三何的《釣龜》，我的《紡棉花》壓軸，何、林的《三本鐵公雞》大軸。到年下，客戶有按月包紅票的（為了這四出戲，人家連看不厭而長期訂座），足見其受人歡迎之熱烈，這次我唱了約二個月。
在年底之前，我一個人到南京南門內的釣魚臺戲院唱了個短期，是挑大梁（頭牌）。此時馮國璋在南京當督軍。我以一出《紡棉花》 大紅，我唱京韻大鼓《鴻雁捎書》 ，王昭君的「三寸的小金蓮怎把這牛皮靴子登」一句，滿城都學唱。後來1954 年我患氣喘，由瀋陽到南京休養，夫子廟茶葉鋪的一位老人．還認識我，跟我提起這一句鼓詞來。
這一年，我由保定到杭州，而寧波，而上海，而南京，我在學戲上的收穫，要勝於唱戲的走紅。一則是開闊了眼界，見了許多有能耐的同行；二則是把自己從梆子青衣的行當中跳出來，增加了各方面的技術，各門角色都重新開蒙，窺得了門徑：向王二奎（上海）、老穆春山（喜連成老闆葉春善的同學，是小榮椿科班出身，他唱李吉瑞派的武生，也在上海）和謝月亭等學了不少戲。
芙蓉草之蕭太后
六、從漢口再到上海
過新年（16歲）到漢口，在愛國花園掛頭牌，演出當時所謂「能派戲」，貼出的海報有「多才多藝，生旦淨醜，無一不能」等語，誇大到幾乎沒有邊了，但我仍以梆子青衣、花旦為主。同臺有李永利的武淨，那時他兒子萬春才5 歲。王福連的紅淨，董志揚的武生（藝名小揚猴，他父親董明是武生名教師，楊小樓也曾向他請教過），小桂和的花旦（與老王桂卿同學，為董德春之徒）。唱了四個月，仍以《紡棉花》 最紅，前面總有李永利的《嘉興府》。有一次前臺滿坑滿谷，無插足之地了，聽眾買了票由後門走到臺上來聽，臺上負重不起塌了，幸未造成大禍。
近端陽節，上海丹桂第一臺派魏樹科（魏蓮芳之叔，魏發科之弟）來約，但是漢口到期不放我去，只能不告而別，溜走了。船到九江靠岸，漢口老闆串通長江幫的惡勢力，扣住不讓我走。經上海方面的人疏通了洋商輪船的「大板」（如今船長之類），我才到達上海。丹桂第一臺在福州路致美樓京菜館原址（即現在的上海舊書店），由5月17日唱至年底，周信芳是前臺經理，自己掛頭牌，我為他挎刀，開始唱《女俠紅蝴蝶》 連臺本戲，排了七本。同臺的老生有王鴻壽（藝名三麻子，唱紅淨最有名，為南方老爺戲的先輩）、苗勝春（武生改老生，為汪笑儂之徒，《胡迪罵閻羅》、《瘋僧掃秦》、《焚綿山》等均有名，後兼演文武丑）、梁一鳴、高百歲，旦角是歐陽予倩（剛下海）、王芝芳，武生有李少棠（即小三麻子李吉來之父，本工武生，這時改了丑角）、張德俊（張雲溪之父）等。這時汪笑儂也短期搭在丹桂，《獻地圖》《馬前潑水》《刀劈三關》《將相和》（與馮志奎合演）都很紅。有一次唱《獻地圖》 ，信芳捧他一下，飾劉備，三老闆王鴻壽飾關羽，馮志奎飾張飛，何月山飾趙雲，曹甫臣（小丑趙四庚之父）飾曹操，角色最為齊整。
平時還是唱本戲：像《惡奴連環報》《三僧奇緣》等。那時我年輕，在臺上經驗還少。這種新本戲只是知道情節，卻沒有固定的本子，大都在臺上隨便扯，隨便對答，不但要有經驗，還要有臨場的急智，能扯得很遠很長，也能立即煞住，時間到了，下一本再續。我主演的《紅蝴蝶》是時裝戲，周信芳在這方面特別有經驗，有辦法，我得到他的幫助不少。我包銀是每月700元，在丹桂演至年底為止。
我17 歲那年，正月轉至貴仙茶園（在福州路貴州路口）, 即原群仙髦兒戲班的地址，這時由貴俊卿（安舒元之師，安的藝名為小俊卿）接辦。關於髦兒戲，是清末民初上海幼坤戲班的俗稱，「髦兒」二字江浙方言即毛丫頭之意，有人稱為帽兒戲，恐不對的。搭入這班的都是十來歲的女孩子，彩排演出，是雛形的戲班，一般演的是以生、旦為主比較簡單的戲。以後也發展到有生、旦、淨、醜、武生各行，能開武戲。貴俊卿唱正宗譚派，是票友出身，通熟俄文，文墨方面也有修養，演譚派戲《失空斬》 等，就很有書卷氣。同臺的有小生好角朱素雲，每演《取南郡》、《舌戰群儒》、《群英會》 等戲都很叫座。還有刀馬旦閻嵐秋、武丑楊四立（此人能耐好而且博學，像《忠孝全》 的安太，耍十八般武器，放洋槍，習洋操等，在臺上足鬧一氣，給小生在後臺扎靠，留出很長的時間；唱《盜魂鈴》 的豬八戒，翻三張桌子。據說譚鑫培在上海唱《盜魂鈴》，觀眾看慣了楊四立的，也要求老譚翻三張桌子，他年老翻不了，還挨了倒好呢）、戚豔冰（藝名老綠牡丹，即小綠牡丹黃玉麟之師）、金少山（這時他才二十餘歲，是很不得志之時，但見其演《取洛陽》 大帳的下場，衝裡一亮，氣概大，姿勢很美，我已十分佩服他，他是陪貴俊卿的）。我和俊卿曾唱過新戲《感德忘恩》（又名《人不如狗》）。這次在貴仙演了四個月，又到寧波四明茶園，和蓋叫天同臺，我以唱「能派」老戲為主。演《十三妹》使真刀真槍，需要眼明手快，我也跟上了。新戲《年羹堯》也是和蓋叫天合演的。在寧波唱過了夏天。
秋天到福州，與南方名武生張桂軒同臺（張有潔癖，一天要換數次襯衣和外衣，那時還有辮子，他怕辮子的油汙了衣服，所以仰著脖子走路，十分難看）。馬崑山領班，他的侄子馬連良剛出科，正在倒嗓期，也去了。這時福建對京戲很歡迎，營業也很興旺，單福州就有四個京班，而且都是以旦角掛頭牌，林顰卿、劉玉琴、馮子和及我。
我仍以能派、時裝、本戲三種交替著唱，新排本戲中有一出叫《箱屍案》 ，馬連良的小生，很能做戲，但嗓子稍差些。這次演了半年，在福州過的年。
《得意緣》（左起）程繼先飾盧昆傑、小翠花飾演狄雲鸞、芙蓉草飾郎霞玉
七、回到北京
我18歲那年春天，回到北京，這時馮國璋已在北京就任大總統了。在丹桂茶園（東安市場內，原來丹桂商場的舊址）演唱，同臺有侯喜瑞、白牡丹（荀慧生）、程豔秋、沈華軒（武生）、張文斌（小名二鎖、好醜角）、慈瑞全、陳子田（原是太監，唱老生）、一千紅（名王喜，是秦腔老生）等。我仍像外地一樣的戲路子，倒是連臺本戲特別受歡迎，這種所謂連臺，就是隨時隨處可止，明天再續下去，引得那些旗妝太太們天天要去看，以《雙鴛鴦》《紅蝴蝶》 為最紅。
這時梅蘭芳在吉祥唱老戲，不太紅，羅癭公給梅編了《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三出古裝戲，唱得大紅。丹桂那裡，張志譚總長喜歡看我的本戲，他拉了羅癭公來看，發現了在我前面唱第二三出老戲的程豔秋是個人才（他這時還沒有名氣，是榮蝶仙的徒弟，大約僅十三四歲）。張請程在東安市場小館子吃飯，羅癭公與豔秋是初次會面。自此羅常來聽程的戲。羅本是貧士，但人品極高，得到很多人的尊敬，他籌措了一筆錢，為程豔秋贖出師。主要是榮蝶仙很虐待徒弟，羅出於義債和愛憐人才之心，故有此義舉。
入秋，我到了張家口，頭天是《辛安釋》，二天《連環套》 ，三天《打嚴嵩》《杜十娘》（皮黃新排的戲），都滿座。老闆趙光鬥是個坐地虎惡霸，原在北京講明每天包銀30元無折扣，先使10 天。不想趙變卦了，說是聽白戲的多，又說該處山地多，上雲、下雨即不賣座，明明賣的是滿堂，卻要求對摺。當時說翻了，我答應退錢不唱了。於是回京借了錢派人送去，才算了事。
八、狠心的師父，仁厚的梅先生
我9歲拜師學藝、寫的是七年期限，早就應當出師了。在外地演戲，師父每月有成百上千的收入，不讓我提出出師，到18歲的深秋，已經超過二年多了。我從張家口回到家鄉，同父親來京跟師父(也就是一家的叔伯兄弟)商談，算是正式出師了。但身上只有穿的夾袍，其餘什麼也不給，多狠心的師父啊！師娘偷偷送了一小包替換小衣服。我9歲到北京，是一雙新鞋，一個兜肚，如今過了九年，出師時只穿上件長袍，想起來不禁為之苦笑。勞累夾氣，嗓子也沒有了。沒有行頭，不能夠搭班，精神上大為苦惱。出了師門，父親說，回去呆著再說。我不肯，父親又想把家裡的墳地典了，我也不接受，決意留在北京，還想創創事業，不衣錦不回鄉，等能夠自立了，迎接二老出來同住。父親也沒有辦法，嘆息了一聲，大家分手。
我住到西河沿路南的第一客棧，常去正乙祠票房(正乙祠是陳十二爺一派的人辦的)。提起陳彥衡(即陳十二爺)，無人不知的好票友，他深通文墨，詩詞書畫都有很高的造詣，學梅雨田的胡琴和老譚派的唱法，甚至譚的身段、表情也研究得細緻深入，後來為老譚臺上操琴很久，老譚死後，他簡直就是譚派正宗的地位。
不久，梁華亭來找我(我到丹桂演唱，原是他管的)，說他在大柵欄三慶園當老闆，班中原有的楊小樓、尚小雲、譚小培(當時稱為「三小」)到上海去了，班中沒有人，現約我和康喜壽、九陣風三人一同演出。當時我應允是應允了，但沒有行頭十分為難。這時忽然想起了梅蘭芳。當時梅應堂會最多，我有時也被邀唱一出，過去沒有交往，只是在堂會後臺一同扒臺簾看戲。梅喜歡看前場各行角色的戲，以廣知識，我也有此習慣。梅住在蘆草園，我就硬了頭皮去找他借行頭。因為不是借一次，而是要借一段時間呢，自己覺得難以啟齒，但是梅先生概然應允，可以說是「千金一諾」，當時就叫夥計大李，囑咐我要什麼，即備什麼，我的感激心情真是難以形容。以後我每天早晨去梅家取行頭、還行頭，大李也配合得很好。以後逐漸有了些積蓄，就用一百餘元買了十六件舊行頭。這是梅先生幫我渡過了難關。接著在鮮魚口天樂園跟孫菊仙、張佔福（武丑張黑）唱了一陣。
九、跟梅劇團去日本
1919年，我19歲，梅先生率劇團前往日本演出。我知道梅先生為人厚道，所以不談條件隨同去了。大約在端陽節前動的身，先到東京。同行的人是貫大元、高慶奎（老生）、姜妙香（小生）、姚玉芙和我，我實際上是變了「小能派」，我過去在外地演出，常是生、旦、淨、醜、老旦各行主角戲都演，這次在日本則是缺什麼來什麼，好在我能對付一下， 所以說是「小能派」 （應該說是「雜角」），王毓樓(梅的內兄）的武生，茹萊卿、高聯奎的胡琴。
下面說說找在日本的「小能派」表演：在東京帝國劇場演十二天，我演過《金山寺》 的小和尚，說蘇白；《遊園驚夢》 的老旦，演了兩場；《天女散花》 前飾仙女，後飾羅漢，演過兩場；《御碑亭》 前飾德祿，中間改報錄的，這齣戲最受歡迎，演過五場；還有《貴妃醉酒》 的宮女；貫大元演《空城計》 ，我是先旗牌而後老軍；二本《虹霓關》我的家將，進城時我也翻筋鬥，這戲梅演過二場。
在東京梅先生只演最後一出，前面也沒別的戲，由日本演員講印度故事，臺口點一支洋蠟。
後臺有浴室，演罷可洗澡，不像在國內，武生一身大汗還得捂著回去。
有一個特別規矩，也許是日本劇場的風俗：如果後臺發給一個小紙袋，內裝一枚有穿孔的五分小硬幣，則準知今天是賣滿堂了。東京12天得到10 次．其餘兩天空二三個座位，就不算滿堂。場內秩序極好，臺上在大換布景時，觀眾均出場自由活動，談話、吸菸、吃東西、逛逛花園等，到鈴聲響了再進入。當時感嘆得很，我從北京到上海，京滬線、滬杭線、福建，面還算廣，尚都是中國比較開化的城市，院子內總是人聲嘈雜，烏煙瘴氣，梆子班、小戲園更甚，演員總得用很大的嗓門和力氣．才能壓得安靜下去，曾經想過，何日才能改善？到今天社會主義時代，北京各戲院已達到這種程度，心情真是高興得很。
《天女散花》 裡貫大元飾文殊師利，是勾臉的活兒。姜妙香扮仙女，雖是他早年的本工，但也好久不妝旦了。高慶奎在《空城計》 裡飾司馬懿，《虹霓關》中飾辛文禮，劉鴻聲一派是生、淨兼演的。
在神戶唱三天，前面加一出貫大元的《空城計》或《文昭關》，高慶奎這時尚是硬裡子時代。我演了一出《鴻鸞禧》。
在大坂演了三天。我們初到日本時，上野、下野正是櫻花盛開季節，美麗極了，一片花海，我們遊賞得十分高興。那時梅26歲，姜30歲，姚玉芙24歲，高慶奎與姜同歲，貫大元23 歲，還都是小夥子嘛！
這次出國，大家都是藍袍黑褂，瓜皮小帽，一視同仁；惟有梅先生是呢帽（舊稱禮帽）西服，大方得很。
芙蓉草、孫慶仙之《烏龍院》
十、在北京安家
從日本回來，梅先生送了我1400元錢，我就在絨線胡同內石碑胡同的馬神廟租賃房子，置辦了家具，算是在北京有了家。於是把雙親接來同住，以盡孝心。在北京安家以後，演出則斷斷續續地進行。
夏天，梅先生培植的牽牛花，品種多，極繁茂，我每天清晨都去梅家看花， 日子長了便能分辨種類，並記下許多有關枝、本，花瓣、本色、合色（雜交變種）之類的知識。同時，去梅家看花的人很多，花叢晤談，也是一樂。
十一、和歐陽予倩合作
這年秋天，歐陽予倩約我去南通，參加了更俗劇場重陽節的開幕演出。這一時期除常與予倩合演外，也開始了我的教學生涯。這時我19 歲。
這時期，梅蘭芳、餘叔巖、郭仲衡、程豔秋、王蕙芳、蓋叫天、孫化成、袁寒雲、朱素雲等，都曾來南通演出。
予倩這段時間裡除演些老戲外，還編演了很多新戲，其中包括時裝戲、古裝戲、話劇和不少「紅樓」戲。予倩在《饅頭庵》中於鞦韆上大唱反二黃、導板、回龍、原板，邊唱邊舞，我唱寶玉，過去我這個「小能派」各行都演過。就是沒唱過小生。這次反串，在我演戲的領域裡，又增加了一行，以後又演過幾次。我對小生這一行，確是極感興趣的，這裡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抗戰後期，日軍侵入上海租界，言慧珠在天蟾舞臺唱《玉堂春》，海報貼的是俞振飛的小生。因為日軍戒嚴，振飛家住愚園路，過不來，臨時請我反串，我臨上場時忘了帶扇子，就借了何時希(票友，向張榮奎、瑞德寶、姜妙香學過小生)手中的扇子上臺一用。此扇上面有當時數十位小生的籤名。下場後，我主動提出也籤上名字，下面還注了兩行小字：「某年、月、日在天蟾舞臺反串玉堂春小生」。還有兩樁事可以一提：第一件事是馬連良先生去蘇州演出，缺小生，請我反串幫忙，約定為《四進士》 的田倫、《群英會》的周瑜、《御碑亭》 的柳生春和《回荊州》《黃鶴樓》 的周瑜等五出戲。演出很圓滿，我得的包銀不少，於是在蘇州桃花塢買了兩幢小樓房，立契是在上海洪長興羊肉館。第二件事是解放後我去東北戲校教學，有一次師生聯演，我演《黃鶴樓》的小生。以後由我帶隊到北京演出，最後一場，我又演了《黃鶴樓》 ，得到北京有關領導的重視，不久就脫離東北回到了北京。
予倩的「紅樓」戲編得不少，如《晴雯補裘》《寶蟾送酒》 《摔玉請罪》《黛玉葬花》《王熙鳳潑醋》《毒設相思局》《毒設相思局》 《三戲金鴛鴦》 等；其它戲有《人面桃花》《百花獻壽》《嫦娥下凡》。在《聊齋志異》中我演顛當。在《長生殿》 中予倩的楊玉環，我的梅妃。另外有時裝戲《情夭恨海》《不如歸》等，還有話劇《閻瑞生》 。
在南通不到二年，我自己覺得有些創造：一是耍綢，梅先生在《天女散花》中表演的是雙手耍綢，綢子常背在肩上，使天女更覺莊嚴美麗，氣象萬千；蓋叫天《劈山救母》中雙手耍有杆的綢子，以表示霞光萬道。我演的是單手耍，可左可右，可扔可接。後來稱這為「緩舞」。二是耍翅膀，用在「驚鴻舞」裡。在膀下插兩個翅膀。雙翅先用紗羅製作，因透風不好，後用絲綢製作，又嫌太輕壓不住；最後在翅下加些小鈴，舞起來就理想了。後來予倩在上海新舞臺演《長生殿》時也摹仿這些做法。三是風旗舞。《百花獻壽》中予倩飾花女，獻酒時舞盤，我飾封十八姨，耍二面風旗，代表車輛的車旗，下垂四根飄帶，帶端有鈴，舞時頗費膀力。四是彩球舞。《頭本長生殿》中與予倩對舞，球有銀絲盤繞，雖大而輕鬆飄蕩，兩人拋接很方便。此外，還有花盤舞、扇舞、紙帶舞等。
十二、在漢口與餘叔巖合作
這時期我曾隨南通更俗劇社全班去漢口。與漢口大舞臺的王蕙芳、郭仲衡、朱素雲等對調，即他們到南通更俗劇場演出。更俗劇社號稱全班，實是師生同去，我在漢口大舞臺，與餘叔巖同臺演出。
演出頭天，予倩演《人面桃花》 。原定八個劇目，演四個小時，那時漢口租界規定，戲院演劇過了時限，就要罰款500 兩銀子。我們雖然把《人面桃花》演完了，但因後半部草草了事，觀眾不滿意，後來又重演了一場以為補償。當時上海後臺的水牌上只寫當天的劇目，頭幾齣不寫演員名字，由底包自己去捉摸他該演什麼。過去有「三塊武戲」的說法，頭三出以武旦戲居後；中三出以短打武生戲居後；末三出以長靠武生或大武戲收場，也即是通稱的大軸戲。一般中後戲碼，在水牌上只註明演員的姓，不寫名，但註明演出時間的刻數(關於刻數，在清宮昇平署的戲單上，即以15 分鐘為一刻，民間後臺尤為通用), 「掐刻數」的準確與否，可以看出後臺總管的能耐。象這次演出《人面桃花》那祥的新戲大戲，況且租界又有時間限制，安排八個劇目，顯然時間是太長了。
在漢口，我也與叔巖配戲，象《珠簾寨》 的二皇娘，就是跟他學的，《打漁殺家》的蕭桂英，叔巖給我說得很細。這時我20歲，叔巖31歲，他已經是成名的老生了。
這時期我有幸看到了錢金福的許多好戲，如《鐵籠山》《蘆花蕩》《祥梅寺》 等。尤其是他的「黃巢發兵」一場，氣概堂皇，聲勢浩大，他演的落第狀元，身段美，與眾不同。我也欣賞了王長林《祥梅寺》小和尚的耍佛珠、飛佛珠絕技，以及他演的《時遷偷雞》等好戲。因為叔巖體弱有病，常休息，所以才多派這二位老先生演戲。
芙蓉草（左）、歐陽予倩之《嫦娥》
十三、離開南通回上海
1921年5月，我離開南通，準備回家結婚。路過上海時到亦舞臺（大新街惠中旅館舊址）看了王又辰、荀慧生、何月山（武生）等人演出的新戲《諸葛亮招親》 。老天蟾舞臺的管事發現了我，便硬把我留了下來。當時正排頭本《狸貓換太子》，常春恆的陳琳、劉小衡的寇承御，我一去就派了我的劉妃，這時劉玉琴從漢口回來，也加入了天蟾，他演李妃。
我給家裡去了個電報，說明原因，請求推遲婚禮，可是家中已諸事俱備，只缺新郎。因為婚禮的推遲，我家與女方家鬧了糾紛。11月我才回到北京，舉行了婚禮。婚假只有七天，假滿又趕回了上海。
到天蟾，頭天打炮戲是我和劉玉琴唱的《嫦娥下凡》。第二天《貴妃醉酒》，第三天《百花獻壽》。唱過四天，又排演新戲《炮打漣鎮》（即清朝名將僧格林沁攻打漣鎮、鮑超招親的故事）。後來轉為天天唱《狸貓換太子》 ，頭、二本均連演了幾個月，盛況不衰；第三本演到第18天的時候，我和天蟾訂的合同期滿，於是又續訂了合同。
老闆劉鳳樣知道我過去曾演過《紡棉花》，有一天突然貼出紅紙金字海報說我要上演《紡棉花》 。我不同意，因為過去唱時，有天津時調、京韻大鼓、梆子等北方曲藝，自來到上海以後一直用假嗓唱旦角，平嗓好久不用了，怕唱花臉、老旦等應付不下來，所以不願唱，想以《拾玉鐲》《能仁寺》 雙出代替。但前臺案目說：今天的觀眾，多是外地客商，大都為看《紡棉花》來的。老闆也再三央告，我只好答應下來。演出之前，我先跟臺下觀眾說明沒有嗓子，沒有弦子，有些北方戲曲不能唱，所以演出時僅唱了些《罵曹》等老生戲，學的都是陳十二爺的譚派，臺下還是很歡迎的。不久又演了一次。不想20年後，上海又掀起了一陣《紡棉花》 熱，改男旦、花旦為便裝俊扮上臺，鬧得舞臺上烏煙瘴氣。
在天蟾，我們從前排過《七擒孟獲》，時慧寶的孔明，小翠花的祝融夫人，馮子和的楊夫人，常春恆的馬岱，何月山的趙雲，蓋叫天的孟獲。這次我們又排演這齣戲，由潘月樵演孔明、趙鴻林演孟獲、我的楊夫人、劉小衡的祝融夫人，何月山、常春恆照舊不動。1922 年5 月，天蟾舞臺歸顧竹軒接管，許少卿接梅先生唱40天。這40天中，我們原班到杭州西湖邊上的鳳舞臺演出，也以《狸貓換太子》為主。40天後回天蟾，連續演《狸貓換太子》。演到第七本，一年的合同又滿了。唱來唱去，情節不免散漫、雜湊，演起來枯操無味，我已不感興趣，因此堅決離開天蟾。
十四、東北的兩年半
1923年夏天，我辭了上海天蟾舞臺，回北京看望雙親，然後和我的學生柯景立先送行頭到哈爾濱新舞臺演出。哈爾濱新舞臺的管事見何景立年輕好看，就先讓他演了幾場，唱得很紅。我又高又瘦，相貌不揚。不相信我是何景立的師父，並疑我是否能唱紅。
戲園在我們去之前先停鑼半月，裝修一新，以示鄭重。他們從煙臺邀來兩位女演員。該地的習慣是，大梁不邀男角，但配角和場面都得齊整。當時武生高雪樵也在那兒，他扮相、武功均好，只是嗓子差些。女演員包銀三百，破例給我一千多元。
我的住處跟後臺挨著，每次都是先在住處扮好了再上後臺，後臺的人，包括老闆在內，一見了我，都說眼前一亮，不相信這是我。
打炮戲頭天是《天女散花》，二天《貴妃醉酒》，三天《嫦娥奔月》，都是按梅派路子唱的。我過去看過梅先生原排，在日本又看過不少次他的演出。以後請教了些人，又好好地描摩，在上海也演出多次，取得了一些經驗，到東北以後把梅派戲作為打炮戲演出。頭場天女唱二黃慢板，用低調唱，平穩過去；二場「雲路」 ，末場「散花」，當地人從未見過，叫好之聲簡直要震坍屋頂，我就這樣建立起了聲譽。
第四天是二位女演員打炮，我倒第二唱《穆天王》 。以後我排《天河配》時，這二位坤角扮宮女，我們相處得不錯。這時同臺演出的有黃派文武老生馬德成。
這一期唱完，我們組成了三十餘人的小劇團，轉到華樂戲院演出。次年（1924年）到長春、奉天（今瀋陽）、大連、天津等地演出。在天津演出於河東的東天仙戲院，演唱不久，近中秋，直奉之戰起，市面亂得很，小劇團困在旅館裡，不能演出，也不給包銀，在這種情況下，吃、住成了大問題，我把行頭都當了，還是不能維持生活。到冬天，一同工作的夥伴們都散了，剩下我隻身一人，只得把所有的空衣箱搬到當鋪，當了七元錢．坐上膠皮車（即人力車），黯然消魂地離開了天津。此時北京的房子已退掉了，我只好和父母妻子回到了家鄉。歲暮，上海有人來，約我過年去南通演出並留下定錢。於是我到天津去，把行頭、空箱都贖了出來，於年底趕到了南通。
十五、再到南方
我25歲時第二次去南通，與以前情況大不相同。我這次純粹以演員的身份，於正月初一日出演於更俗劇場，原來的主辦者（財東）實業家張謇已去世了。
唱了一個月，又到松江、杭州和金山等地演出約一年。所演的戲和在東北等地差不多，新戲、老戲都演。每到一個地方，總能得到相當好的評價，但自己感到在藝術上似乎沒有什麼進展，只是在演技上，加深了一些體會，即現在所說的，加強了深度。
以後，又搭入上海閘北開封路的春華舞臺，同臺有周信芳、小楊月樓、杜文林、王靈珠、鄭法祥（南方的「美猴王」）等。《漢劉邦》是信芳、小楊月樓和我合演的。在春華演了三個月，轉入丹桂第一臺（即後來小廣寒的原址）。《卞梁圖》 是我與趙君玉合演的，唱了一個多月。
端陽前後，我應邀去漢口，此時愛國花園已改為老圃。漢口號稱熱城，所以白天無戲，夜戲7時開鑼，到11 時。在這裡我唱頭牌，但要唱雙出。星期一至星期五連演五天，星期六、日兩天不演戲，開放夜花園。演出營業很好，約演了兩個月，蔣介石北伐，營業大跌，我又回到上海。
我臨離開漢口時，王大爺（瑤卿）已帶幼卿，跟言菊朋到上海老共舞臺演八本《雁門關》。於是我託付結義的二哥苗勝春，代我盡力招待他們。此時我已有拜王瑤卿為師的意願。
芙蓉草宮裝
十六、半年的災難
秋天，在上海接到父死的噩耗，奔到家鄉去發喪。我在南通時，曾在育嬰堂抱領了一個孩子，他有眼病，我也被傳染了，加上喪父痛哭，眼病更為嚴重。葬父後回到北京，住在別人家裡，請郭仲衡醫治，但未能好轉（郭仲衡名權，是有名的老生票友，他原是眼科醫生），遂又回到鄉下。農村有個老婦說我是「箍眼」，也就是外障，她說可以用針挑治癒。我怕針而不肯，她假說可用麥穗尾掃一下，我就同意她試治。其實她是拿縫衣的針挑去眼翳，用做活兒的剪刀鉸去像鳥舌一樣的東西，兩眼都是這樣做的，倒也不覺疼痛。於是雙目就復明了，外表既不見什麼痕跡，視力也不受影響。我要感謝這位農婦意想不到地治好了我的眼病。記得梅先生說．他幼年因為體質差，稍微帶近視，眼皮下垂，迎風還要流淚，眼珠轉動也不靈。不想因為馴鴿而把眼睛練好；又因舞動長竹杆來指揮鴿子，把臂力也練大了。我的治好眼病與梅先生的練好眼睛似乎都是不可思議的事。
我眼病好了以後，立即回到上海，不料又被傷寒病所困，從10月到過年，鬧了三個月。那時我住在陸家觀音堂的房子裡。病中聽說演員劉漢臣、易三奎被天津軍閥褚玉璞槍斃了。劉漢臣是冤枉的，他是淨角劉坤榮的弟弟。我為什麼要提起他們，因為丑角劉文美，後改旦角，是我教的，他是劉漢臣的弟弟。後來劉坤榮的女兒劉韻蘭曾貼「小芙蓉草」藝名，即是劉文美所教，可說是我的再傳徒弟了。
十七、學藝深造
27 歲那年，我病好以後，和白玉昆（武生）、趙君玉到北京第一舞臺演出海派本戲。此時有機會多向王大爺請教，獲益良多。
我演時裝本戲《槍斃閻瑞生》，紅了兩個多月。白玉昆、趙君玉回上海，堅決邀我同行。我權衡輕重：上海有優厚的收入和很好的生活條件；北京有王大爺那樣迷人的藝術，對我有極大的誘感力。為了長久之計，我還是選擇了後者，留在北京王大爺身邊學戲。這年七月是閏月，梅先生唱了兩次《天河配》，每次各唱三天，這二個月我參加了演出，得了六天的包銀。《天河配》 是陳德霖老夫子給排的。頭場群歌群舞，七個人唱崑曲，用的是《思凡》 「火燒眉毛，且顧眼下」的曲子，走雲步下場。這個雲步，我原先學的是兩足一順走的，老夫子指出須走正反八字，方能不扭屁股，這是我演這齣戲的一個大收穫。
十八、由主角而至配角
28歲那年，有很多班子來約我，有約唱正戲的，也有約挎刀的。因為我挎刀的時候多，所以我自己的文武場面的夥計們，也就隨即散去。公方場面見我私房場面沒有了，就千方百計地要挾我，給我添了不少彆扭。
這年秋天，我曾搭了馬連良的春福社。冬天，應邀去濟南唱軍閥張宗昌的堂會，張不肯多給錢，再經層層的剝皮，到我們手裡，就沒有多少錢了。
十九、困苦中一件奇事
1928 年冬天，我與言菊朋到天津中原公司演出，這個戲院在五樓，下面全是商場。唱到年底，菊朋合同期滿回去了，我被留了下來。第二年（1929年）新春，又演了一個月。隨後在天津昇平、大羅天等戲院連續唱到九月。這年臘月二十三日，我的養子因患猩紅熱死去。我於大年除夕回京，家中沒讓我知道此事。王大爺到車站來接我，先住在馬神廟他的家中，免得我回家觸景生情，足見他老人家愛我的深情。我住了一宵，第二天元旦又趕到天津。
回到天津後因思念兒子，演唱也少了，漸漸地吃盡當光，不必說是行頭，就連日常衣服也都沒有了。無奈，我只好穿上唯一的一件長衫式的雨衣，到北京找王大爺，這時他也十分困難，但還是借給我5元錢。這錢他也是向學生借來的。
思來想去，還是無路可走，只能再回天津。我買的是下午的車票，買完車票的功夫車已快開了，我急急忙忙地進站，差不多我是最後一個人。忽然我被一件小東西拌住腳，仔細一看是皮夾。我站住了，四顧無人，這時我就如《拾玉鐲》中的孫玉蛟一樣，撿不撿？我若不撿，也會給別人撿去，不如我撿了，上車後讓失主來認領，但我又怕人家懷疑我是偷來的， 因為我衣衫檻縷，形容憔悴，是容易啟人之疑的。考慮結果，我還是撿了。上車後我一直拿在手中，隨時等人來認。直到出車站以後，我還是拿在手中，但始終不見有人來認領。我這才打開看，裡面有漢口票10元（在天津可兌3元），通用鈔票33元，也沒有名片和地址。當時社會上還不興把撿來的東西交給警察局，因為交給警察局，也許更糟糕，錢包他們留下，再給我加上一個盜竊的罪名。最後我只好留做自用了。後來我一直保存著這個皮夾，重放進去36元，可是我一直沒有找到這個無名的恩人。
當天，我即以26元贖回夾袍和馬褂，洗了個澡，晚上我來到中原公司的後臺。那時中原邀京角，一星期只唱四、五、六、日四天，這天正是荀慧生演到末天。他見了我分外親熱，因為何雅秋死了，他正缺個貼旦，便很誠懇地邀我回京合作，並且以幼年三樂科班同學時的感情來說服我。他還問我天津虧空多少，我說只缺數十元，荀當即給了我50 元，實際我欠人2000 元。
次日，我同荀回到北京，參加了慧生的班子並成為荀班「四大金剛」之一，即金仲仁、馬富祿、張春彥和我。荀每星期只唱二天，這時陳墨香為荀編劇，所以荀的新戲很多。這樣，我在慧生班中唱了兩年多。
芙蓉草之《十三妹》
二十、《雁門關》
30歲時(1930年)，王大爺把他的絕活《雁門關》傳給了我，並把他親筆抄的劇本也送給了找。這樣的厚愛，我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
那年，我正傍章遏雲演出。他要排《雁門關》老戲。其中蕭太后一角王大爺演出最合適。王大爺生於清光緒八年(1882年），那時正好四十多歲，演出蕭太后，神情和表白都很適中。我想請王大爺主演，我好得到一個觀摩的機會。不料王大爺叫管事趙世興來對我說，他決定不唱了，別給他留著了。如我不去學，諸如香就要去學，他不好拒絕，反而為難。於是我就向他學了這齣戲。長時期來我在舞臺上演出蕭太后一角博得了聲譽，這全靠恩師王大爺的栽培。後來我和黃桂秋、王玉善、李玉茹等也配過戲。此後，天津、青島、上海各地只要邀來京角，都來約我配演，盡「綠葉」的能事。
二十一、長留上海
36歲（1936年）開春，我隨章遏雲去上海黃金戲院演出，老生是高慶奎，這時高的嗓子已塌中，這是他最末一次演出．武生是他兒子高盛麟，我這中間因母親死去，回北京18天。
這年5月1日金廷蓀接辦黃金戲院(原來的老闆是黃金榮)，接來馬連良、張君秋等，把我留下，訂了長期合同，於是我一直在上海作為硬裡子貼旦，直到解放。
上海戲劇學校開辦，我曾義務教課。以後又當了中華戲劇學校的教務主任。
不管是北京的還是上海的旦角，無論男女，凡來向我虛心求教的，我無不樂於指點。張淑嫻、沈元豫（票友）二人得我傳授最多，但沈不大演出，無所表現，使我徒費心力。
七七事變之後，火車上的紅、黑帽子狐假虎威，處處與演員為難，他們任意毀壞行頭，撅翎子。演員常常挨打、受侮辱。例如他們要金少山喊「哇呀呀」，叫小翠花「走浪步」，叫姜妙香笑三聲，圍打程硯秋等。所以在一段時間裡伶界不再南來北往。我也憚於北行，失掉了再向王大爺學習的機會，只能靠通信相互問好，談些家務。1945年抗戰勝利了，交通仍未恢復，還是不能北去。
二十二、和鳴社
我47歲那年（1947年），曾心齋（向蘇少卿學過老生）、金少剛(陳道安、杭子和之徒)、何時希（向張榮奎，瑞得寶、姜妙香學過小生）三位票友辦起了和鳴社票房，業務十分興旺，社長是陳彥衡的學生慧海和尚。內外行都去那兒玩。打鼓的有杭子和、魏希雲，淨行有李克昌，醜行有苗勝春，武生有瑞德寶、楊瑞亭，胡琴有楊寶忠、趙濟羹，顧問是梅先生、蓋叫天、馬連良、黃桂秋等。我和姜妙香尤為熱心，每周必到，成為忠實的社員。票友中有名的有程君謀、蘇少卿、徐慕雲、孫鈞卿等，他們也是社員。
和鳴社大家都稱之為上海的春陽友會。春陽友會的創辦人樊棣生在和鳴社打鼓、彈月琴、吹嗩吶。
這個票房曾多次為上海梨園公會義演。我曾陪時希唱過兩次《嶽家莊》(我去嶽夫人)和一次《監酒令》(我去呂太后)。其它義演的戲有：姜妙香、張榮奎的《九龍山》 ，張榮奎的《獨木關》，我和時希的《能仁寺》，姜妙香和黃桂秋的《奇雙會》(我飾保童)，妙香和我在《探母》 中曾配過太后和宗保。李克昌也配過時希演的《轅門射戟》 裡的紀靈、《嶽家莊》裡的牛皋。時希唱《叫關》時，李克昌打鼓，我打大鑼，那天大軸是馬連良、袁世海的《除三害》。在這些演出裡，我還學會了一出《銀空山》，那是陳德霖老夫子的一出絕活。事實上老夫子還有幾齣好戲，如《雙思凡》，就是其中一出，在這齣戲裡他的左邊尼姑，一切身段都是反的，難度很大。此外這一時期我們還成立了練功房，發起人有瑞德寶、楊瑞亭、苗勝春、姜妙香和我，是時希主辦的。那是個大伏天，我們都勒頭、穿靴、扎大靠，認真地練。通過練功，把舊功也撿回來了。有次在黃金戲院，妙香和我演《穆柯寨》，腳步飛快，快槍、槍架子輕鬆利落，大家都稱讚我們一點也不老，這是練功所得的益處。
有幸的是在一次練功時，我遇見了朱蘭春女士(她後來成為我的後妻)。過去我曾欣賞過她的唱工和嗓子，後來她跟瑞德寶先生學《戰太平》 《定軍山》 《陽平關》 時，我出於愛才，和苗二爺給她配過下手，從而增進了感情，我倆終於結了婚。婚後她為我生下一男一女。
和鳴社票房設在上海牯嶺路的淨土庵，這和過去北京的元明寺票房、前幸寺票房以及太乙祠票房等相似，因為寺院閒房多。和鳴社有清唱、談話的二間廂樓，和練功的廳樓，條件是比較好的。可惜不到二年，就被國民黨軍隊霸佔，和鳴社也隨之解散了。
程硯秋、芙蓉草、孫甫亭之《大登殿》
二十三、演員生涯的最後幾年
1949 年，我與朱蘭春到蘇州演出。1950 年，與李玉茹到江西、長沙、漢口演出；1951 年與王玉蓉在上海演出。程硯秋在上海大舞臺重排《荒山淚》 時，我與李丹林在前場唱《樊江關》《得意緣》 等戲。這年冬，我應上海華東戲校之聘兼課教學。1952 年，該校解散，同年我調到東北戲校任教。冬時，因氣候不利，舊疾氣喘復發，我便回到南京休養。此前，梅蘭芳、程硯秋、馬連良、周信芳赴朝鮮慰問回國，在東北演出幾場，我帶病陪馬、周唱了《群英會》，我演周瑜。
1954年4 月，在我正要回東北的時候，周信芳從無錫打來長途電話，要求我陪他演《四進士》 裡的萬氏，於是又在無錫逗留了一周，唱了三場。回到東北時已經5月1日。這時東北行政區撤銷，東北戲校改為瀋陽分校。1955年9月份，瀋陽分校全部併入北京總校，於是我就結束了表演以及教學的生涯。
何時希 整理
（《京劇談往錄》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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