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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是一個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年份。在這一年，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範圍內的流行，不僅導致很多人失去了生命，還使得世界進入了罕見的「大封鎖」狀態，全球經濟活動也陷入前所未有的衰退之中。正如《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疫情暴露出全球治理的無政府狀態。法國和英國在隔離檢疫規則上爭論不休；美國則繼續為貿易戰磨刀霍霍。儘管在疫情期間有一些合作的例子——比如美聯儲貸款給他國央行——但美國並不願意擔當領導世界的角色……世界各地的民意正在拋棄全球化。」
正是在疫情期間，英國正式脫歐、「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反種族歧視運動的發展、美國新一輪總統大選……這都給世界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其實，新冠病毒並沒有對人類的生存構成威脅，和歷史上發生過的傳染病相比，它是微不足道的。但奇怪的是，其對人類思想的衝擊猶如滔天巨浪，並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從此人們不再珍惜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民族主義和反全球化思潮不可阻擋，許多人的心態似乎回到了十九世紀，而二十世紀仿佛從未出現過。
眾所周知，十九世紀是現代民族國家急劇擴張的時代，將民族國家的利益視作至高無上，這將人類推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帶來的災難導致懷疑現代性思潮的流行，對抗馬克思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興起，其結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二十世紀的人類迎來了全球化發展的巨大危機，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沉重地失去了幾千萬人口，並飽受極權主義統治之苦，在對此進行反思的過程中，人們才重新審視了第一輪全球化、現代性、民族國家、民主價值等問題，吸取了極權社會興起的教訓，反省了市場經濟的成功和所帶來的問題，重新建構和完善了現代價值體系，這就有了第二次全球化。
然而，經歷了三十年太平盛世，經濟和科技有了驚人的發展之時，歷史似乎又在重演。面對第二輪全球化造成的問題，特別是面對這個動蕩不安的世界，既有的社會與政治哲學、治理與整合的經驗都失效了。作為「自由主義聖地」的美國，也退回到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的時代，民族主義與保護主義思潮日益流行，其標誌就是川普（Donald J.Trump）上臺及其「美國優先」政策的提出。
而這些事件背後更深層次的危機是：事實本身的公共性正在瓦解。借用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說法，目前「幾乎所有權威的信息來源都遭到質疑，並受到可疑的、來路不明的事實的挑戰」，「民主制度面臨全面困境的直接產物是，無法就最基本的事實達成一致，美國、英國及世界各國無不如此」。這表明第二次全球化的價值基礎正在動搖。沒有共同價值的全球經濟共同體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即便知道民族主義至上會帶來不斷的衝突甚至戰爭，後果將是文明的倒退，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在思想上還是退回到了十九世紀。
這就給我們帶來一個疑問：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如果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需要回顧二十世紀的另外兩件大事。一是二十世紀科學革命，特別是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出現。幾個世紀以來，人們見證了顛覆性的科學革命相繼發生，從哥白尼革命、牛頓力學再到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大家一度樂觀地相信，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還會有新的科學革命，但事實上並沒有。換言之，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即是現代科學的最終基礎，但對於為什麼這兩大理論是現代科學的基石，哲學家還知之甚少。二十世紀的科學哲學家——從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波普爾（Karl Popper）到庫恩（Thomas Samuel Kuhn），他們對於科學革命的解釋最後都被證明是錯誤的。可以說，二十世紀對「什麼是現代科學」的哲學探索都以失敗告終。人們沒有意識到，這一失敗與第二輪全球化中思想和價值基礎遭受挫折是一對孿生兄弟。
可以說，科學與政治社會領域面臨的問題都非常艱巨：在政治社會領域，如果我們不了解第二輪全球化的價值基礎是什麼，不清楚其背後的社會運行機制，那麼我們如何才能避免民族主義的互相衝突並最終帶來文明的倒退呢？在科學技術領域，如果我們不能在宏觀上理解什麼是科學、知道科學為什麼是真實的，後果只會是科學主義再一次興起和科學烏託邦思潮的泛濫，科學最終成為一種新的宗教。
今天，即便新興技術在各個領域快速普及和應用，我們卻依舊缺乏對科學的宏觀理解。我曾以生命科學的進展為例說明過這一點：今天，基因工程和合成生物學新進展所引發的巨變正在發生、無可阻擋，但是人對生命的宏觀理解，都遠遠跟不上對生物細節知識的了解和操縱。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技術主宰了整個科學，人類開始盲目自信可以扮演「造物主」的角色。谷歌（Google）的首席未來學家庫茲韋爾（Ray Kurzweil）甚至預言說人類在2045年將實現永生。然而這是真實的嗎？如果不是，這種大幻覺為什麼會流行？
或許有人會說：從歷史上看，人總是在沒有完全理解一種技術之前就開始操控、應用它，並在其上寄託虛假的信念——從蒸汽機、電力到原子能均是如此；我們不應對一些不實的科學想像大驚小怪。但是，以往科學的發展只是理論落後一步，思想和理性總是力圖去把握技術，科學真實性的基礎從未動搖過。今日則不同，網際網路、人工智慧和生命科技的發展已經遠遠超越了這個時代的思想，科學研究者已經很難在整體上去把握其方向，甚至不能將其與幻想和迷信加以區別。更為致命的是，很多人放棄了思考。
二十世紀，宗教正在一步步退出公共生活；本來，思考科學技術的基礎並將其與現代社會價值系統整合，是哲學的任務，但今日的哲學家被困在語言分析的牢籠裡，無法理解社會問題，也不懂現代科技。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一種說法：人類的求知慾是無限的，其也將毀滅於自己的求知慾。其實，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因為求知慾分兩種：一是宏觀的和哲學的，二是微觀的和細節的。我認為，只有人類對科學和現代社會的宏觀和哲學的把握能力消失，沒有靈魂的科學技術才會對人類構成傷害，甚至導致現代社會的毀滅。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哲學的困境居然是二十世紀哲學革命的結果。為了分析當前思想危機的根源，我還要提及同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與科學革命並行不悖的另一件大事，這就是哲學革命。眾所周知，人類通過語言（即符號系統）把握世界，人類在上千年的時間裡使用語言（符號）討論哲學、真理和歷史，但我們一直不知道：什麼是符號？為什麼人可以使用符號？討論符號有怎樣的價值？這就相當於魚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水裡，不可能認識到水給其帶來了怎樣的限制，而人類之所以知道自己和魚的生活有什麼差別，是因為人可以站在水的外面看魚。正因如此，可以用如下比喻來表達二十世紀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正如一直生活在水裡的魚可以躍出水面觀看自己生存的世界，哲學家發現了世界和語言同構，認識到自己是用符號把握世界的，形上學是語言誤用帶來的錯覺。
在這個意義上，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是人類思想的一場偉大解放，它是與二十世紀科學革命同等重要的革命。但是與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建立不同，這卻成為一場禁錮人思想的革命。以邏輯經驗論的興起為標誌，哲學對科學的認識變成亞里斯多德式的，也就是以邏輯三段論作為研究世界的方法，用其推出新知；此外，其在徹底取消形上學的同時，還將人文和道德排除在哲學之外。
諷刺性的是：在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這位公認的天才作為哲學革命代表的背後，是哲學被閹割，其創造性被束縛在牢籠之中。正如卡爾納普所主張的，哲學家的唯一工作變成了語言分析，一方面，將無意義的形上學的句子分揀出來；另一方面，剩餘的有意義的句子被分成兩類：一是可由邏輯和語法確定真假的句子，二是對世界進行描述的、具有經驗意義的句子，前者交給數學家、邏輯學家、語言學家分析，後者則交給科學家。這樣一來，人類似乎就可以找出語言是如何把握對象的，從而勾勒出思想運作的大結構。這確實是一種很精彩的哲學想像，但結果卻是人文精神的衰落和「人」的萎縮。人的理想也隨著哲學的死亡成為被嘲笑的對象。
或許有人會質疑道：怎麼能將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與科學革命、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相提並論呢？前兩者對應二十世紀人類生活的政治秩序和物質世界的巨變，後者則是哲學終於認識到自己是什麼，從而取消了它所背負的重擔。事實上，正是哲學的死亡導致了今日人文價值無力回應政治和科技問題。我要強調的是：對現代性、民族主義的反思和力圖理解科學革命的科學哲學同時產生，卻又同時失敗。但很少有人去思考為什麼兩者都失敗了，這是偶然的巧合嗎？
我要提出的觀點是：表面上，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人類退回十九世紀的思想狀態，更深層的原因是作為第二輪全球化基礎的各種信念不堪一擊，它們是建立在沙土上的。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面對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與科學革命，我們必須改進現代社會的思想基礎，即將人類對現代性、科學和生命意義之認識，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而這一努力之所以無功而返，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是哲學被困在語言分析的牢籠中，沒有真正理解符號真實和經驗真實的關係。
將上述分析加以綜合，可以得到一個結論：現代性的基礎是人類在傳統社會中形成的真實心靈。今日各種思想困境背後都存在著一個共同的本質，這就是真實心靈的喪失。它是現代性展開不可避免的結果。人類在政治社會、科學和哲學領域遭遇的困境看似並無關聯。但三者背後其實有著共同的本質：真實性的喪失，而真實性哲學相當於一個回到原點的探索，目的是重新尋回這個遺失的真實性。
什麼是真實的心靈？什麼是真實性？這是今日思想界最為困惑但又毫無意識的問題。為了便於分析，我先將「真實性」定義為主體對「對象」的一種最基本的感覺和判斷，它規定了主體對這一對象的態度是忽略還是注意。這種最基本的感覺和判斷，是進一步評價對象、規定自己和對象關係的前提。真實性是人類生存的條件，也是其在科學、政治社會和哲學領域進行探索的認識論基石。
長久以來，人一直是三種真實性的載體，傳統社會的真實性也包含著三個層次：第一，每個人時時刻刻面對外部世界，可區分對象是否真實並對其做出判斷和反應，我稱之為事實（包括通過廣義的技術感受到）的真實性；第二，主體每天面對自己，自己作為一個行動和價值的載體，存在著行動意義和價值的真實感，我稱之為價值的真實性；第三，人是面對死亡的存在，在意識到死亡不可避免時，主體會面對生命終極意義之拷問，會做出回答，並伴隨有相應的思考和行動，我稱之為終極關懷的真實性。
在傳統社會，上述三個層次的真實性是互相整合的，構成了人的真實心靈，它是傳統文化的基石。現代性起源於終極關懷（希伯來信仰）和認知理性的二元分裂，從此互相整合的三種真實性開始分離，並在各自的展開中發展出對自身的理解。這是真實性的大解放，但是人們不知道，這三種真實性是互相維繫的。只有在現代社會早期，三種互相分離的真實性仍然存在聯繫，即人還具有真實的心靈。但是，隨著三種真實性互相維繫機制的消失，其長程後果只能是三種真實性分別形成不同的認識論。這三種認識論因缺乏互相維繫的機制，其中每一個都會在發展中趨於畸變，其結果是真實心靈的解體。這就是自十九世紀到今日思想危機愈演愈烈之根源。
早在十九世紀末，尼採（Friedrich W. Nietzsche）就提出了「上帝已死」，隨著二十世紀道德相對主義日益興起，道德被等同於追求利益，這意味著終極關懷開始退出社會和價值公共性的喪失。在政治社會領域，真實性喪失伴隨著事實、價值和終極關懷的分離。價值公共性的消失必定導致其真實性的解體，這時，如何安頓個人生命的終極意義？這正是民族主義不斷膨脹的思想原因。
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雖使得人們接受了國家主權必須基於人權，民族主義不是至高無上的，但卻一直沒有解決「第二輪全球化的價值基礎是什麼」這一根本問題。事實上，在一個由沒有道德、信仰的人組成的契約社會，民族認同（主義）必然具有高於現代普世價值的意義，民族至高無上的主張在社會衝突中再一次興起是不可避免的。這些都是人類文明正面臨著的巨大挑戰。
當終極關懷和價值真實性不再存在時，科技和經濟的不斷發展便成為人類唯一的目標。但是科學技術所依賴的事實真實性就能一直存在下去嗎？道德與信仰缺失的社會是否可能容納科技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換言之，由於現代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其它兩種層次的真實性都喪失掉了，只剩下事實的真實性。二十世紀以來，事實的真實性進一步蛻變為與主體無關的客觀真實。然而，事實的真實性真能支撐起人類開放的心靈嗎？
進入二十一世紀，網際網路時代的到來和虛擬真實（virtual realit）的擴張，使得客觀真實也處於瓦解之中，我們極有可能要生活在一個真假不分的世界中。福山提出的「後事實」時代的來臨，不正證明了這一點嗎？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一方面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便捷的資訊獲取管道，但另一方面社交網絡上也充斥著各種虛假資訊，真假資訊的邊界日益模糊。一個真假不分的世界也必然是混沌和動蕩的。基於事實真實性的批判理性再也不能成為開放社會的基礎。
下面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當今世界在真實性判斷上的混亂，首先是科學領域符號真實和經驗真實的混淆。2019年4月，全球多位科學家同時公布了黑洞的照片，這張照片是由二百多名科研人員歷時十餘年，從四大洲八個觀測點「捕獲」的視覺證據，證實了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廣義相對論對黑洞存在的預見。發現黑洞無疑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在此，我要分析的不是這一發現的真實性，而是黑洞的照片究竟意味著什麼？
根據以往的經驗，照片上拍到的東西都是經驗真實。這張照片無疑是科學界向大眾展示黑洞存在的證據。但我要問的是：這張照片真的如通常照片那樣證明了未知對象的存在嗎？即它是真實的嗎？事實上，黑洞是一個時空奇異點（spacetime singularity），它是符號真實（數學真實）而不是經驗真實。所謂黑洞照片「捕獲」的僅僅是黑洞邊緣的光環。我們在看黑洞照片時，混淆了數學真實和經驗真實。或許科學家在拿出照片時是知道這一點的。問題的關鍵在於：社會大眾對這種混淆毫無感覺。
黑洞的真實性僅存在於數學符號的層面。1916年，德國天文學家卡爾·史瓦西（Karl Schwarzschild）通過計算得到了愛因斯坦引力場方程的一個解，這個解表明，如果將大量物質集中於空間一點，其周圍會產生奇異的現象，即在質點周圍存在一個界面——「視界」。一旦進入這個界面，即使光也無法逃脫。這種「不可思議的天體」被美國物理學家約翰·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命名為「黑洞」。可以說，「黑洞」在經驗上是沒有意義的，但我們卻將其想像為在經驗上是存在的。為了更好地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再看另一個命題：上帝是否存在。
根據二十世紀語言哲學，符號的真實性必須來自於經驗，否則便無意義。這種意識已經深入人文、社會和宗教領域。數學是一種符號系統，自然語言是另一種符號系統，如果我們把上述例子換成自然語言的例子，人們很容易意識到混淆符號和經驗是不妥的。眾所周知，根據《聖經》，上帝是存在的。而在很多哲學家看來，上帝只是自然語言的一個符號，在閱讀自然語言文本時，必須嚴格區分純符號和代表經驗對象的符號。前者不是真實的，後者才是真實的。
而我卻要追問：為什麼在科學領域，我們認為純符號（數學真實）和代表經驗對象的符號（科學真實）可以混淆，並拿出黑洞的照片向大眾展示，而在人文社科領域，在自然語言表達的對象中，純符號和代表經驗對象的符號卻要區別開來呢？黑洞作為數學真實是存在的，為什麼同樣作為符號的上帝不存在呢？這裡我無意探討宗教的問題，而是想借這個例子來說明：這種二十世紀人們習以為常的思維模式正是造成今日各種思想困境的根源。
人類正陷於嚴重的精神分裂，一些人推崇科學，數學符號在他們心中成為新的上帝，認為人類極可能生活在高級文明創造的虛擬世界中；而在另一些人心中，宗教信仰無疑是真實的，它不僅不受理性的約束，甚至是反理性的，各種極端主義思潮在此觀念的支配下興起。今日如何認識符號和經驗的關係？在什麼情況下，符號可以嵌入經驗世界？在什麼情況下不能？沒有一個哲學家可以做出回答，但這都需要嚴格的哲學分析。
另一個例子是所謂「用數據說話」。近年來，大數據和真相差不多劃上了等號，人們相信數和數學能幫助我們在混亂中看清形勢，在不確定中劃出一個確定的界限。但大數據真的能使我們更深刻地洞察世界嗎？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大數據發揮了奇怪的作用。有時，那些即時更新的、看似精確的數據並沒能幫助人們看清疫情的走勢，反而可能會扭曲事實。
美國天普大學數學系教授保羅斯（John A. Paulos）指出，表面上精密的疫情數據其實包含著大量的不確定性：一是基本資料的不確定，如死亡率和感染率，到底有多少人是因為疫情而死亡？考慮存在大量未經檢測就接受治療的人，以及可能感染但沒有症狀的人，如何證實實際感染人數？二是醫療機構和媒體報導這些數據的方式可能帶來的歪曲，比如某日某地新增病例數一夜增加了十倍，這可能僅僅是因為之前病毒檢測數量不足，一旦擴大病毒測試範圍，自然會帶來「病例數」的成倍增長。在這個意義上，數字的精確性更多存在於純數學領域內。
這些統計數字最終帶來的是社會日益加重的撕裂和恐懼；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大數據互相之間並不自洽。這一切表明：不同的大數據背後隱藏著不同文化、制度和傳染病互動的不同模式。新冠肺炎疫情對人類社會造成的真正影響不是人命損失，而是作為一種催化劑導致不同社會觀念的巨變。而這一點是當今所有大數據分析都難以看到的。
上述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當真和假、經驗和符號之間的界線日益模糊時，我們還能判斷理論出了什麼問題嗎？還能對那些不斷異化、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計劃和構想做出合理的修正嗎？如果說在人文和歷史中根本不存在真實性，那歷史的教訓還有什麼意義呢？二十世紀，人們一度相信歷史是有規律的，結果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導致極權主義興起。二十一世紀，人們否定了歷史的規律，但卻詭異地發現過去的歷史正在重複。
我認為：真實心靈的解體是當今世界林林總總社會和思想危機的總根源。在現代社會剛形成、現代科學剛興起的時候，人類是有真實心靈的，這才有近幾百年科技的日新月異。「真實的心靈」，是真實性在人類心靈世界的投影。今天，我們有一個繁華的物質文明，但反觀人類的心靈，從來沒有像今日這般脆弱、害怕死亡、懦弱和怯於反抗。因此，當前人類的前途是暗淡的，我們將面臨一個沒有文明的高科技世界。在這個世界裡，科技的發展也是沒有方向的。
當代人類的科技已經足以支撐我們到火星上去生活——只要我們有勇氣。但我們有這樣的勇氣嗎？我們有包涵這樣技術的心靈嗎？沒有！我認為，如果沒有這樣的心靈，不僅慘痛的歷史教訓會被漠視，歷史上一再出現的災難會重演，甚至我們的科學技術成就在一百年後也會被遺忘。所以，今天人文學者要做的事情，是重建屬於人類真實而宏大的心靈，這個心靈可以與我們的技術相匹配，而這絕對不會是從技術本身、或從科學專業研究之中就能產生出來的。
今天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問題：我們如何才能建立一個人類有尊嚴的社會？其實，只有存在有尊嚴的人生，才會存在一個有尊嚴的社會。一個人只有具備真實的心靈，才能有尊嚴地生活；因此文化和社會重建的核心，是重建現代的真實心靈。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傳統社會的真實心靈是不可能恢復的。在現代社會，如何使人具有終極關懷的真實性，並使其和價值的真實性及事實的真實性互相維繫，使人再一次成為三種真實性的載體，這是時代向哲學家提出的問題，我稱之為「真實性哲學」的探討。
「真實性哲學」一詞是我提出的。我之所以將真實性和哲學研究相提並論，是想從更高的層次來把握什麼是今天哲學研究的方向。其實只要從西方哲學史中走出來，分析各文明的價值系統，哲學研究就會從起源於古希臘文明的「愛智」（philosophia）走出來，轉向對其隱藏在深處的本質（即真實性）的探討。因為不同文明都有自己的終極關懷和道德價值，以及和終極關懷、價值有所整合的事實的真實性。也就是說，不同文明的真實心靈是不一樣的，古希臘「愛智」對理性和真實的追求，只是真實心靈的一種類型。正因如此，我們必須先分析傳統社會真實心靈的結構，以及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真實心靈的解體；在此基礎上才能討論真實心靈是否同現代性矛盾，以及現代真實心靈的重建。
為了達成這一目標，我認為真實性哲學的論述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從歷史的角度，分析為什麼隨著現代社會的建立，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結構的形成，真實心靈會一步步地瓦解？事實上，現代性作為終極關懷（希伯來信仰）和認知理性的二元分裂，本身就意味著三種真實性互相維繫機制的消失。今天我們一談真實性，往往是指事實（客觀實在）的真實性，而忽略了真實性更為複雜的內涵。比如，事實、價值和終極關懷這三種真實性有著內在的統一性，其支撐著傳統社會的真實心靈。一旦這種統一性或應有的內在聯繫不復存在，就會發生最可怕的事情：真實心靈的逐步解體。
事實上，當真實性被等同於客觀實在、而價值和終極關懷的真實性瓦解時，事實（客觀實在）的真實性也難以持久，人類最終會生活在一個真假不分的世界中。對於這一命運，人類真的無能為力嗎？這要求我們通過歷史研究揭示真實心靈解體的邏輯。我認為：即使歷史研究發現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正如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科幻小說《基地》中所描繪的，文明可以倒退、科技可以被遺忘、現代人可能會生活在思想的黑暗中，但真實心靈的歷史研究也應該使我們縮短那個「漫長的黑暗期」。如何縮短呢？我認為最關鍵的就是吸取真實心靈喪失的歷史教訓。
第二，在方法論層面上，討論現代社會真實心靈的重建是否可能。我發現：科學真實的基礎是普遍可重複受控實驗的自洽擴張，即我們可以根據受控實驗的結果，增加控制變量集，在此基礎上做新的受控實驗，並且這一新的受控實驗也是普遍可重複的。而數學恰好是普遍可重複受控實驗的自洽擴張結構的符號表達。因為數學真實和科學真實同構，故可以建立橫跨數學真實和科學真實之拱橋，從而導致科學真實的擴張。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每次科學革命都伴隨著數學的大發展。
據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結論：真實性存在著不同領域，如科學（普遍可重複）真實、社會（對部分人可重複）真實和個人（對個人可重複）真實；不同的領域不一定相交，真實性標準並不相同，而且每個領域的真實性都有經驗和符號兩個層次。實現不同真實性領域和層次的整合，就是去建立它們之間的拱橋。一旦一座座拱橋得以建立，我們就能找到終極關懷的真實性、價值的真實性和事實的真實性之互相維繫的結構。如果這一分析正確，在現代社會重建真實心靈是可能的。
第三，從不同層面論證二十一世紀真實心靈應該是什麼樣的。無論科學的真實性、社會的真實性，還是個人的真實性，自由意志的存在是一切符號真實性的前提，而符號真實存在於真實性的各個領域，故個人自由是元價值，道德和一切其他價值均由個人自由推出。儘管隨著現代性的興起，傳統社會的終極關懷不可避免地消失，但從真實性的整體結構來看，和傳統的終極關懷等價的追求並不是虛妄的，只是哲學家從來不曾探討過真實性的整體結構，不知道它們的存在。在此意義上，現代意義上的終極關懷可以重構，多元的現代終極關懷應該可以和價值的真實性及事實的真實性整合，以構成現代人的真實心靈，從而為二十一世紀人類在科學、政治社會和哲學領域的探索奠定新的基石。
註：本文原刊於《二十一世紀》（創刊三十周年論叢），為《真實性哲學（歷史篇）》（待出版）一書的序言。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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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 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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