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的「品格」論：以約翰·密爾為中心
作者簡介：盛文沁，江蘇金壇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思想史、當代西方政治理論。本文原載於《學海》期刊2014年第1期。
「品格」是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思想的重要概念，是對當時英國社會轉型的回應：在經濟上，做一個品格良好的人就是擁有道德信用；在道德上，品格觀念反映了善惡鬥爭，自由主義者擔心商業會使人墮落。在政治上，則反映了新興的資產階級對土地貴族階層之揮霍放縱的憤恨。他們在一種「品格」觀念相互鬥爭的偽裝下提出政治挑戰。而提升工人階級的素養，讓他們養成良好的品格則是為了避免民主的暴政。約翰·密爾在諸多著作中深刻探討了品格的形成、扭曲、重塑及其條件，將品格培養作為個人自由、政治發展、道德進步的目標。然而，這種品格理想源於自由主義者將資本主義市場在內的一切社會經濟生活理想化，從而樂觀地認為，個人自由所體現的人類能動性可以最大程度地發展。其觀念內容建立在早期資本主義企業家、商人、店主和工匠的社會經驗基礎之上，但卻日益與19世紀後期的現實不符。
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英國經歷了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即從基於縱向人身依附和庇護關係的貴族秩序轉向基於私有產權和政治自由的工業社會，自由主義思想逐漸成為英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傳統觀點將自由主義視為佔有性個人主義，追求個人權利和自我利益。這也成為一般理解19世紀英國政治文化的出發點。然而，不少思想史學者逐漸形成一種學術共識：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者的經濟、政治權利之訴求背後有明確的道德目標，這主要體現在一種「品格」（character）話語上，它在當時的政治論辯中非常突出。
「品格」在於一種通過意志力超越感官、動物本能和激情的能力。各種傳統的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美德都以這個關鍵概念為中心。在通俗層面，品格話語的最著名宣傳家是塞繆爾·斯邁爾斯。在一系列著作，包括《自助》、《品格》、《節儉》、《責任》中，他總結了諸如克制、勤勉、節儉、審慎、誠實、獨立等諸種品格，試圖以諸多發明家、探險家、工業家的故事來說明是這些品格造就了英國的繁榮偉大。當時諸多嚴肅深刻的社會思想家也非常重視品格。如赫伯特·斯賓塞強調：「政治家所持的高於其他目的的目的是培育品格。」T.H.格林在《政治義務的原則》中說：「一個人要想改善他人的狀況，所能做的就是消除良好品格之形成的障礙，或提供有利於良好品格之形成的條件。」甚至在西季威克對功利主義目標的含糊表述中也提出，「讓人們處理自己的事務可能使他們獲得更多智慧和品格。」到19世紀末，一些政治經濟學家，如鮑桑葵、阿爾弗萊德·馬歇爾都關注品格在近代工業社會中的角色。馬歇爾認為，使得經濟學不只是「財富研究」，而「部分是人的研究」和經濟學家責任的就是要探究「欲望是否有助於建立一個強大正確的品格」。當時，社會主義者同樣將他們偏好的經濟制度之合理性建立在它們能提供一種「更高的品格類型」之上。費邊社成員討論「政府的目的是發展品格」。可以說，品格在19世紀中後期英國的政治思潮，特別是有關政府作用的論戰中是非常突出的觀念。例如，在1832年選舉權改革論戰中，「利益」、「制衡」話語是核心。到了1867年，議會內外關於第二次改革法案的討論則圍繞品格展開。
這種對品格的強調其實交織著新興資產階級在經濟、道德和政治上的多重目標。在經濟上，商業成敗與道德之間的關係深入人心。城市中產階級的經濟活動都是在變動環境中的個人奮鬥，沒有經濟安全網。因此，做一個品格良好的人就是擁有道德信用，保證潛在的生意。在道德上，品格觀念反映了善惡鬥爭，自由主義者擔心商業會使人墮落。在政治上，品格觀反映了新興的資產階級對土地貴族階層之揮霍放縱的憤恨，他們是「這個國家中道德敗壞的巨大力量。」資產階級則在一種「品格」觀念相互鬥爭的偽裝下提出政治挑戰，而不是暴露赤裸裸的階級衝突。提升工人階級的素養，讓他們養成良好的品格則暴露了中產階級的焦慮。在議會改革逐步深入、大眾民主趨勢不可阻擋的情況下，自由主義者認為，如果不想導致破壞性的無政府狀態，有必要將大眾的政治優勢與他們的道德改善聯繫起來，其途徑就是通過制度和社會網絡，強化工人階級的道德實踐。如是，自由主義乃是一場「改善道德，消除階級緊張的運動」。
在約翰·密爾（舊譯穆勒、彌爾）這位「比其他任何思想家都更多地代表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的大師那裡，品格概念在其關於商業文明、自由、代議制政府、女性的附屬地位等諸多涉及社會改革的論述中反覆出現；更重要的是在方法論層面，密爾在探索所謂「精神科學」（moral sciences）之邏輯時明確宣稱：「品格形成的規律是對人性進行科學研究的首要目標。」他還提議建構「性格學」（Ethology），或「品格科學」(Science of Character)。本文即從密爾的品格觀入手，探究19世紀自由主義的道德面相，一窺彼時自由主義與英國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以期呈現這一思潮的歷史原狀和豐富性。
在19世紀的英國，有兩種對品格的解釋方式：評價性與描述性解釋。一方面，它據說意指「心理和道德品質，將一種個體或種族視為一種同質的整體；個體性影響人或民族的心理或道德構成。」這一定義指向一種個體的穩定的性情，但沒有包含好或者其他的判斷。但當它指「強烈發展或呈現的道德品質」時，就是此術語的評價性使用。密爾用character指稱品格時，有時是描述性概念，無褒貶之義，也可譯為性格。但有時用作褒義，指好的道德品質。「品格」的兩種解釋並存，與道德（moral）術語本身可以在兩種不同的意義上使用有關：在更包容和中立的意義上，罪惡與美德都可定義為道德品質，而在更狹隘的規範的意義上，無疑品格用來指擁有特定的，極有價值的道德品質。
早在19世紀30年代，青年密爾就思考過商業文明與品格的關係。商業文明的發展，儘管使財富與知識智慧在大眾中擴散，推動了人類的合作能力，但卻使人專注於賺錢，且讓「個人迷失在群體中，變得無能為力，個性變得鬆懈怠慢和軟弱無力。」因此，他提出要設計「用來鼓舞個人品格的國家教育制度和政體形式。」在1843年出版的其首部著作《邏輯學體系》一書，尤其是最後部分「精神科學的邏輯」中，密爾從哲學方法論的高度闡述了他的品格觀。首先，他認為行為依據品格，「假定了某一個個體心靈的動機以及個體的性格和性情，我們就可以有把握地推出他會採取的行為方式；如果我們完全了解此人，了解所有對他產生影響的誘因，就能以預測任何物理事件那樣的確定性來預言他的行為。」換言之，判斷品格可以把握人之行為的可能結果。
其次，密爾不像他父親詹姆斯·密爾那樣是環境決定論者。詹姆斯贊同羅伯特·歐文的觀點，主張一個人的品格必然由他人塑造，而非自我塑造，即「人是他所處的環境的產物。」因此，詹姆斯非常重視兒童時期的社會化作用，他在對長子約翰·密爾的早期教育中身體力行，重視理性與知識教育，把兒子培養成「思考的機器」。約翰·密爾在成年後卻力圖從父親那強悍的品格形成論中掙脫出來，他的修正觀點是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改變其品格的力量。「他的性格由他的環境（其中包括他特殊的身體組織）形成，但是他自己以某種特殊方式鑄造它的願望，也是環境中的一個，而且絕不是最沒有影響力的一個。」他確認這種有能力塑造我們自己品格的感受，就是意志。
進而，密爾稱「品格形成的規律是對人性進行科學研究的首要目標。」他還提議建構「性格學」，或「品格科學」之學科，即「決定由物理和精神環境依照普遍規律所產生的品格類型……包括民族或集體品格，以及個人品格的形成。」密爾指出，精確地揭示品格形成的規律既徒勞也不需要，重要的是其實踐價值：研究人類一些稟性的起源，這些稟性作為事實，是人們有興趣促成、避免或僅僅需要理解的；知道什麼樣的，或可能有什麼樣的環境組合可以促進或避免這些稟性產生。他還提出了「政治性格學（political ethology）或關於民族品格（national character）的學說」，即「決定一類人民或一個時代品格類型之原因的理論。」他宣稱：「民族品格法則是社會學法則中最重要的。」因為民族品格是影響社會狀態和制約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品格，即人們的情感、觀點和習慣，儘管主要是先於它們的社會狀態的產物，然而品格也是形成其後社會狀態的原因，是所有法律和習俗這樣的人工社會環境一道被塑造時所依賴的力量。」
奇怪的是，在《邏輯學體系》之後，密爾並未對品格科學進行理論深化。他的密友，以及首位傳記作者亞歷山大·貝恩說，在《邏輯學體系》之後，密爾「的下一本書……是關於《邏輯學體系》中描述的新科學的，即ethology，在很長時期內他都懷有這一計劃；將其看作是社會學的基礎和基石……實際上，從未付諸實施；他似乎不久就放棄了。」不止貝恩一人這樣想。一些當代研究者也認為他沒有建構「性格學」。的確如此，但密爾終其一生都相當深刻地探討了品格的形成問題。他寫了四本書，儘管主題迥異，但都關心品格如何形成，或更精確來說，如何變形、如何重塑的條件。其《自傳》和《女性的屈從地位》探討品格的變形扭曲以及重塑，《論自由》研究了影響生動活潑之個性形成的條件，《代議制政府》則思考了政治在品格塑造中的作用。
密爾的《自傳》結構很奇怪，前五章敘述早年生活，第六章敘述從1830年至1838年的青年時代，第七章和末章概括了後三十年的生活。後半生敘述得如此之短，蓋因密爾作傳乃是有感於當時英國人特別關注教育和改良教育，遂決定「紀錄下一些具有不尋常的和頗具特色的教育情況」。
詹姆斯·密爾篤信在正確的環境下，可以培養良好的品格；在惡劣的環境下，品格則會變形扭曲，甚至滑向犯罪。這位果決強硬的父親決定小心謹慎地構建一個良好的環境，來塑造其長子的品格。而何謂好的或壞的環境，則由他判定。詹姆斯不讓年幼的密爾與其他孩童一起玩樂，防止他們對其產生不良影響；也不讓兒子玩遊戲，或做其它浪費時間的娛樂活動。如他的朋友羅巴克回憶初見19歲的密爾時的印象：他「就是最嚴格和特別的教育的產物。他全副裝備。……在孩童和少年時代，他沒有玩伴。」
密爾自小接受的教育課程非常嚴格，三歲學希臘文，八歲學拉丁文。儘管後來他說自己接受的不是「填鴨」教育，並從中獲益良多，但從小到大他一直都擔心父親的責難。在其《自傳》的最終版那被刪掉的一段話（在妻子哈瑞特·泰勒的堅持下）中，他寫道：「我那種不是愛的教育，而是恐懼的教育。……在孩童時代，一直受到強力意志的控制……從而養成了一種把我作為道德主體的責任推給我父親的習慣，除了他的聲音，我的良知從未與自己對話。」
在功利主義教育下，父親將密爾培養成社會分析家和改革者。他最初也曾喜歡過這個被塑造的角色，但在20歲經歷「精神危機」後，這臺「理性的機器」開始反抗。1826年秋，密爾突然感到，如果生活的所有目標，他所嚮往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變都實現的話，他也不會覺得快樂幸福。他認為，父親那種功利主義的分析習慣強化了原因與結果、方法和目的之間的聯想，卻削弱了情感，只能得到物質和感官的快樂。密爾精神愁悶的源泉就是「哲學必然性」，「我覺得自己已由科學證明是一個受過去環境支配的無能為力的奴隸；好像我的個性和所有其他人的個性都由我們控制不了的力量造成。……我懂得雖然我們的個性是環境的產物，但我們願望對環境的形成也能起重大作用。」幸運的是，密爾偶然讀到馬蒙特爾的《回憶錄》，被情感打動。「通過它會產生全部有價值的品性和全部取得幸福的能力。」從此，密爾開始重塑自己的品格。結果是，「我的生活的信念與以往所持有的完全不同，……不把快樂當作生活目標，而把快樂以外的目的作為生活的目標。」「第一次把個人的內心修養當作人類幸福的首要的條件之一。」「感情的培養成為我的倫理和哲學信念的重點。」
密爾的《自傳》是一個性格學故事。他以自身為例，揭露了一個人被部分扭曲的品格是如何重塑和發展的。更重要的是，一個最初由環境塑造，不受人自身控制的品格如何能夠根據自己的意願重塑。就此而言，他比同時代的多數女性幸運得多。
密爾晚年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女性的屈從地位》涉及人類之一半群體的品性之扭曲和重塑。從幼年起，女孩就被教導要柔順、自我犧牲，總之就是根據男性的意願來塑造女性的心智品格，讓她們成為「順從的奴隸」。密爾不斷將女性的地位與奴隸相比，後者還比前者幸運：「其他一切奴隸的主人為了保持奴隸順從，靠的是畏懼，婦女的主人……動用了教育的全部力量以達到他們的目的。所有婦女從最年輕的歲月起就被灌輸一種信念：即，他們最理想的性格是與男人的截然相反，沒有自己的意志，不是靠自我克制來管束，只有屈服和順從於旁人的控制。」塑造這樣的外部環境，限制女性的視野，為的是將她們的選擇引導到為人妻為人母的道路上，「如果吸引男人這個目標未成為婦女的教育和性格培養的最領頭的明星，那真是咄咄怪事。」
由此，密爾指出，一般認為是女性「天性」（nature）的東西實際上完全是人造（artificial）的，是教育或錯誤教育的產物。在批評女性的「真正」或「天然」品性的傳統觀點時，他強調性格學的作用。「這就是心理學的最重要部分的分析性研究，環境影響性格的規律。……任何人即使想肯定作為道德的和理性的存在的兩性之間有差別，他必須掌握關於性格養成的規律的最深淵知識，迄今尚無人具備這種知識。」而男人並不了解女人，他們站在更優越的地位上，則更加不能與女性真誠相見。「男人可獲得的有關女性的知識，即使是關於她們的過去和現在而不涉及她們將來如何，也不幸不完整，表面的。直到婦女本身說出她們要說的一切以前，將永遠如此。」
進而，密爾還敏銳地看到男女不平等不僅傷害女性，對男性也無益處，會腐蝕他們的品格。「人類中存在的一切自私自利、自我崇拜、不公正的自我偏愛，根源在於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關係的現行制度，並從中得到主要的營養。」可見，密爾的兩性觀點也以品格為核心：不公平的兩性制度扭曲男性與女性的品格；要改善他們的品格，兩性關係和道德培養的模式必須改變。「只有當社會關係中最基本的關係置於平等的公正規則之下，只有當人類用平等的權益和平等的教養學習，培育他們最強烈的同情心時，人類道德的新生才能真正地開始。」為此，他開了兩個藥方：一是男女之間必須籤訂基於平等的婚姻契約；二是給予女性普選權，向女性開放公職。如此，女性的品格才會重塑並發展。這不僅對女性，而且對人類都有益。既可以使人類的思想與行動能力的總量增加；而且，女性的意見對於人類大多數的信念與情操有更多益處，因為女性的文雅大度、克己會軟化尚武和暴力傾向。
19世紀的「家庭天使」——婦女活動被限於家庭之內
當我們把目光轉向密爾的名著《論自由》，就會發現，在這部著作中，他闡述了最有利於品格之充分發展的條件。《論自由》被公認是闡述個人自由不受侵犯原則的經典：密爾區分了只關涉自己和關涉他人的行為，劃分出社會幹涉個人的界限。長期以來，學術界將他的自由觀歸於「免於任何外在阻礙」的消極自由。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起，有些學者指出，由於密爾區分了「高級」快樂與「低級」快樂，實際上導致《論自由》還包含了另一種邏輯上不同的自由觀，即他偏好「高級」觀念與「高級的」生活方式，從而對其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不那麼寬容，其自由概念不限於消極自由，而是包含特定的道德要求。雖然這類觀點遭到其他學者反駁，說偏好某種生活方式並不意味著不寬容。但是，密爾本人確實承認，免於他人幹涉的「一條極其簡單的原則」是服務於「完美真理」，即「品格的多種類型對個人對社會具有重要意義，在人性向無數的和衝突的方向發展上給以完全自由，具有重要意義。」這種對品格的支持構成了密爾倡導自由的核心。
在《論自由》第二章論證思想和言論自由時，密爾明確宣稱，思想自由除了有利於糾正錯誤、辨明真理，實現真理的完整性之外，還有利於培養獨立、勇敢的公民。思想言論不自由，社會的不寬容將導致知識界萬馬齊喑，「為知識方面這種平靜所付出的代價卻是犧牲掉人類心靈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而害怕異端之稱的人，「他們的整個精神發展被限制了，他們的理性弄得佝僂了。」
託克維爾幫助密爾認識到民主社會的趨勢是大眾趨同並日漸庸俗，個人受到社會輿論的控制壓迫。由於擔心趨同，密爾不喜歡斯邁爾斯那種通俗的品格觀孵化的「自我克制」美德，而是希望張揚個人品格，以打破習俗和輿論的束縛。因此，在《論自由》一書中，密爾所闡述的品格包含三個含義：自由或自主；獨特性或多樣化；進步或改善。密爾反覆強調人獨立施展自己的意願和能力，「一個人，其欲望和衝動是他自己的……就稱為具有一個性格。一個人，其欲望和衝動不是他自己的，就沒有性格，正如一架蒸汽機之沒有性格。」人要發展自治，不能因循習俗，「人類的官能如覺知力、判斷力、辨別感、智力活動、甚至道德取捨等等，只有在進行選擇中才會得到運用。」進而，品格的多樣性就意味著，他們應該具有各種各樣的環境來自主地發展其才能。在多樣性之下，他又明確將兩種基本品格類型對立起來，即「怠惰和遲鈍」的與「積極而富有活力」的品格。他對當時民眾的怠惰品格感到憂慮，「社會已經相當戰勝個性了，現在威脅著人性的危險並不是個人的衝動和擇取失於過多，而是失於不足。」由此可見，他推崇「富有精力」的品格，憎惡「怠惰與遲鈍」、「無精神無感覺」的品格，說它們只適合其他物種，如「人猿」、「羊」；或適合機器，如「蒸汽機」。換言之，在密爾那裡，自由與一種特定的品格類型相聯繫，若沒有這種品格，個人自由就會退化為純粹的肉慾放縱。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實際上，這篇論文正好屬於那種維多利亞時期的道德言論，優先考慮『品格』。密爾的首要目的是，相對於僅僅是環境產物的品格，顯示『自治』品格的優越性，顯示『積極而富有活力』的品格相對於『怠惰和遲鈍』的品格是優越的，後者與柔順屈從的基督教倫理相聯繫。」
維多利亞時期獨立和積極的中等階級生活
諸多學者公認，19世紀英國政治論戰的核心，乃是政治在塑造公民品格中的作用問題。彼時，受過教育的階層普遍認為，「如果不能伴有人民必備的品質和習慣，僅有憲政或者立法改革是不夠的。」而在密爾的著作中，品格「是對全部政治制度的主要檢驗。」
密爾認為，所謂好政府的檢驗標準之一就是促進人民的美德和智慧所能達到的程度；另一標準則是政府機構「將現有道德的、智力的和積極的價值」加以發展的程度。他堅持政府應有積極目的，「發展對他的人類屬性有重要意義的才能，即，他的理性和道德存在。」代議制政府之為最理想的政府形式，不僅在於：它實現了每個人自己維護其權利與利益，且通過個人能力的發展和多樣增進普遍繁榮。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對人的性格的影響問題，……優越於其他政府形式。」以對人的品格之影響來評價政府形式之優劣，乃是「以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為轉移的」，即，「為了人類的普遍利益，在兩種普通的性格類型（types of character）中以哪一種佔優勢為好。」是「積極的」、「與邪惡作鬥爭的」、「適應環境的」品格，還是「消極的」、「忍受邪惡的」、「使環境適應自己的」的品格？他認為，消極被動的品格會導致懶惰、嫉妒和放縱，而且為專制獨裁統治所喜；而積極自助的品格則促使人奮鬥進取，是多數人統治所喜。
政治制度的目標是培育好的品格類型。於是密爾反覆強調「普通公民參加公共職務所得到的道德方面的教育」。因此，在思考代議制政府的各種具體問題時，密爾都是緊緊圍繞對民眾的道德教育培養展開。
如在選舉權問題上，密爾積極要求擴大選舉權。「政治權利的擁有與行使，是對人民的思想進行道德與理智訓練的一種主要手段。」如果一個人沒有選舉權，也無望獲得它，就會永遠不滿，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反之，一個從事日常工作的體力勞動者只有通過政治討論，才能走出狹隘的小圈子，學會同情其同胞，自覺成為社會的一員。但他也建議要設置選舉資格，他不承認「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對他人行使權力的要求」，因為「選舉所賦予的權力並不只針對他自己，也是針對他人的權力。」換言之，選舉權被當作是給予一種責任感和政治成熟的表現，是一種對人的素質的檢驗。
投票不僅是權利，「嚴格說是個責任問題；他有責任按照他對公共利益的最好的和出自良心的意見投票。」據此，密爾就選舉措施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如複數投票和公開投票。密爾堅決反對選舉權上的財產資格限制，他堅持的複數投票，是在保證所有人都有投票權的情況下，給予受教育程度更高者的選舉權以更高的分量。複數投票對於受教育階層，「將會是最好類型的教育。將會在他們的頭腦中打開一扇讓光線射入的天窗，將會使他們在關於政治權利與責任的問題上，以一種全新的方式進行思考。」這一態度在密爾對公開投票的維護中更為突出。儘管支持無記名投票的人認為那樣可以保證投票人獨立，按照自己的偏好行為，不受他人意見的高壓或誘導；但在密爾看來，與19世紀初期不同，五六十年代的問題是投票人自己的自私。無記名投票「煽起和滋長他為自己的利益、享樂或任性而利用公共職能的傾向。」而在公眾的眼皮底下公開投票並接受公眾批評監督，才能保證選民考慮公眾的利益，而非個人利益。
除了反覆論證公民的品格培養是政體的首要目標之外，密爾也試圖從比較政治角度論證民族品格對制度變革的制約作用。19世紀的思想家在比較各國政治命運時，主要使用「民族品格」概念。密爾尤為突出。他指出，實行代議制度，除了人民的意願、能力和文明狀態差異外，民族品格是否適應實行代議制度也是限制條件之一。具體言之，在文明程度相同的社會中，民族品格是制約政治發展的前提。這是密爾長期比較英法政治後得出的結論。他認為法國的民族品格，是人民不重視習俗的作用，沒有意識到這是實現自由的條件；容易受抽象原則支配；沒有培養起對憲政的忠誠感情；更沒有理解何謂自由，想要統治他人勝過不願被他人統治，關注平等超過自由。相反，英國民族品格的特點是妥協，重視明確的事實而非抽象原則，對憲政忠誠。「正是密爾一生研究法國和法國人，以及他從研究中得出的關於法國人和他所謂的『英國民族品格』的結論，決定性地形成了他這一概念（民族品格）及其重要性的觀點。」
文明程度低的社會更無法實行代議制，因為其民族品格不適宜代議制，集中表現為三點：一是缺乏服從的習慣，二是消極被動的品格，三是根深蒂固的地方觀念。也正是通過強調民族品格對政治制度的制約作用，密爾贊成英國對文明程度落後的國家進行殖民統治。他將英國視為「引帶政府的政府」，「作為逐步訓練人民走路的一種手段」，通過強調未開化社會中的民族品格缺陷，強調這種缺陷必須通過一個必要的專制階段才能克服，他將英帝國殖民事業合法化、道德化。
密爾認為必須用專制來克服「未開化民族」民族品格的缺陷
密爾修正了「環境塑造品格」的哲學必然性理論，認為人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重塑品格。但他沒有徹底否定決定論，這就為他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動力：「政治方案不斷受到挑戰，理由是它們製造了迷失的個人所無法抵制的誘惑，從而扭曲了那些必將主宰他們未來行為的習慣，它們會削弱品格。」
密爾探討了品格扭曲的根源和重塑的條件，來證明自由、兩性平等，以及代議制度的合理性。品格也是他將自主與道德進步相聯的關鍵性中介概念。若無品格培養，個人自由會墮落為低級快樂。然而，這就令密爾所持的個人主義信仰常常發生動搖。實際上，由於密爾區分了高級快樂和低級快樂，認為詩歌優於兒戲、蘇格拉底式的不滿優於豬一般的快樂，他對「個性」、「多面性」、「人類在最豐富的多樣性中發展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的擁護其實都暗含了一種他所偏愛的「積極而富有活力」的品格。例如，當對「性這種動物本能」進行譴責時，「有失體面地沉溺於動物本能」對他而言不是人類尊嚴和自由的一部分。這表明密爾對自主所作的道德化解釋非常狹隘，他對個人表達和生活方式的設想也失之偏頗。換言之，品格理想內含一種對人的假設，即貝拉米所說的，「倫理自由主義世界及其最獨特的居民——自主的個人。」以今人眼光視之，許多人是否能夠，或應該符合這些理想值得懷疑。比如，在現代超大型、超複雜的社會中，人的自主性非常有限。伯林就曾指出，密爾的自由理論沒有考慮到「非理性」問題。若不得不強迫一個人去發展品格，這類行為就有成為強制性的危險。
如本文「引言」所述，以品格為前提展開論證，其實反映了彼時自由主義者在經濟、道德與政治上的多重目標：打破土地貴族的特權壁壘，讓機會向新興製造業地區的中產階級和勤勉奮進的個人開放。品格論也反映了中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焦慮，他們能否實踐中產階級美德？這一觀點有強大的勸導力量，利用了改革支持者們也贊同的心理學假設。它也吻合了英國19世紀前四十年經濟發展的事實，工人階級的勤勉與自助對於繁榮起了關鍵作用。而從英國19世紀中後期的社會現實看，這種「自主之個人」的品格理想源於自由主義者將資本主義市場在內的一切社會經濟生活理想化了，從而樂觀地認為，個人自由所體現的人類能動性可以最大程度地發展。其觀念內容建立在早期資本主義企業家、商人、店主和工匠的社會經驗基礎之上：趨於上升的專業人士和企業家崇尚相互競爭和個人主義，很大部分原因是他們當中許多人依靠自我奮鬥崛起。因此，他們設想個人的社會地位和成功依賴於他的能力與努力。這成為許多自由主義者極力推行品格教育的理由。從而，「他們所提倡的那些社會改革總是指向道德目的：節制、性慾適度以及增加個人的努力與合作。」
然而，小型資本家之間的理想化市場關係，和自立而負責的公民組成的社會越來越不符合現實。將視野拉長，我們看到，到19世紀後期，「企業已經發展得不再是斯賓塞和密爾所憧憬的由所有者兼管理者運營的小規模私人合夥制了。由專業經理人管理的股份公司成為典範。……使得從手工業者發跡為工業巨頭的老式企業家成為不合時宜的人物。」他們代表的品格理想越來越不現實。自由主義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社會結構在多大程度上是個人的品格力量推動的？貧富差距的加大更衝擊了自由主義的個人奮鬥之基石，苦難和不幸越來越是社會機制問題，而非個人品格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密爾等人推崇的以品格為中心的自由主義乃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他們的理想實際是建立在一些未被闡明的現實和假設之上的。隨著社會複雜性的增加，品格理想如何陷入危機；個人主義的和倫理導向的自由主義如何向更集體主義的和社會性的自由主義轉變，則是另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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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孫曉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