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法律服務行業需要一場供給側改革
2020-10-18 律新社法律服務行業自身的模式創新、組織創新、服務創新、業態創新與產品更新，滿足不了商業社會的高速發展和消費者的更多精細化需求，市場的優質法律服務需求與行業不平衡不充分服務供給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大。 01
國家與宏觀經濟層面的供給側改革同樣適用於法律服務行業。
律師的本質仍是法律專業人士，律所的本質仍是專業性服務機構，他們終要用法律創造價值。疫情之後，繁華落去；法律服務行業需要一場供給側改革，讓律師回歸專業、律所回歸業務。
供給側改革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從近些年中國律師事務所發展模式中，「直營、加盟、合併」的商業模式層出不窮，不斷被驗證，也不斷挑戰著法律人的商業視界與盈利神經。如何打好法律服務行業供給側改革這張王牌，讓其回歸專業服務的本質，推進法律服務行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疫情之後律師轉型、律所升級的關鍵一步。
02
本世紀的前二十年，中國的法律人們或是切題商業模式的轉型與創新，或是瘋狂跑馬圈地的合縱與連橫，或是下沉市場的開拓與細分，或是深度融合的跨界與兼業，都似乎在傾力尋找撬開這古老行業的金鑰匙。不管是自主顛覆上的花開百樣，還是守正出奇中的精彩蝶變，法律服務行業非規則下的「多維巨變」正在悄然間顛覆著我們的傳統認知，無形中重塑著一個全新的生態環境。
4月1日，廣東省第5萬名律師誕生。廣東率先成為我國突破5萬律師數量的省份，律師人數佔全國46萬律師總數的11%。隨著各省市律師2019年行業數據報告的發布，我們相信中國律師數量將在2020年進入「50萬時代」。而回到1979年，律師行業恢復的時候，全中國的律師才212人。十年前的2009年中國律師人數也不過16.67萬人，2014年達到27.1萬，2019年底46萬。司法部預計2022年律師人數將達到62萬人。短短十年，行業人數暴漲20萬，增幅達到120%。
但縱觀此時的法律行業：有效供給不足、結構調整滯後、隊伍虛大不強，產品創新欠缺。坦率地講，如此龐大的「量」並非一個「絕對利好」，人員良莠不齊，魚龍混雜，這也成為近年來法律服務行業低價競爭、惡性循環的一個客觀根源。不在創新中尋得新生，必在停滯中步步沒落。因此，要談創新、言變革，行業供給側改革的首要立足點務必是用心解決「量」上的煩惱，要從「量」向「質」升華，我們要提供足夠多、足夠好的服務和產品。
03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 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若干意見》公布，「消費升級」一時間成為各大媒體解讀行業經濟和現狀的話題，緊接著反思開始出現，是「消費升級」還是「消費降級」，變成了一場辯論會，「消費分級」概念開始出現。
法律服務行業正進行新一輪的「消費分級」，新興客戶群體的法律消費習慣與消費方式不斷轉變。多數律所業務品質不高、運營效率低下、盈利能力薄弱、品牌辨識度低，低端法律服務市場需求趨於飽和階段。
法律服務行業自身的模式創新、組織創新、服務創新、業態創新與產品更新，滿足不了商業社會的高速發展和消費者的更多精細化需求，市場的優質法律服務需求與行業不平衡不充分服務供給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大。
面對消費升級和多元化需求，伴隨新興客戶群體的崛起，要推進法律服務產品結構的改革和調整，不斷適應新興客戶群體的消費習慣與消費方式。用法律服務的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減少法律服務的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優化產品結構、提高行業質量。減去落後產能，實現效益加法。
04
做好法律服務行業的供給側改革，就要從理念、人才、業務、質量、管理、供給方式等全生產要素構成的各個方面、各個角度，進行一系列創新創造，把行業發展的掣肘和桎梏最大限度地擺脫和解放出來，激發和釋放發展活力。
做好法律服務行業的供給側改革，就要大膽從模式、制度、運維、業態與人才進行全面創新。模式上有限引進行業外資本，推動行業產業化；制度上建立新型激勵機制，引導內部資源優化；技術上有效利用新一代網際網路科技，支持業務數位化與智能化；業態上尋找新型法律服務模式，挖掘市場的深度與廣度；人才上啟用專職運營人和職業經理人，實現管理專業化。
風起雲湧磅礴勢，勇立潮頭正當時。近年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先後審議通過《關於深化律師制度改革的意見》、《關於推行法律顧問制度和公職律師公司律師改革的意見》、《關於涉外法律服務行業的意見》。這些意見的出臺對法律服務行業改革和發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注入了強大動力，繪就了行業發展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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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Jessica | 版面編輯：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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