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維新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它的發生反映了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進步趨勢，也對中國近代社會的變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自19世紀中葉以後，隨著民族危機的日益深重與民族的覺醒，中西文化開始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交匯融合，傳統社會由此逐步走向解體。在古代與近代社會交替之際，多種社會思潮集結性地湧現，激蕩起伏，諸說雜陳，爭持消漲，近代思想解放的浪潮也在此期間湧上了巔峰。其中，在19世紀末興起的戊戌思潮，以傳播資產階級學說，抨擊封建專制，探索救國真理為標誌，以衝擊封建主義文化思想體系為基本流向，與19世紀中葉以來逐漸形成的愛國進步思潮匯合在一起，構成了近代中國社會思想解放的主潮流。
一
戊戌思潮是在晚清經世致用思想的基礎上演變和發展而來的。明末清初，中國封建社會已經走到了盡頭，社會經濟衰敗，政治腐朽，統治階級面臨著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的現實威脅。以林則徐、龔自珍、魏源、賀長齡等一批地主階級有識之士為代表的經世派，繼承了傳統儒學的基本精神，否定並批判了理學脫離實際的弊病。他們關心民瘼，面向實際，重視經濟，務實求是。在思想上主張「經世致用」，政治上主張改革時政，除弊興利。魏源是繼承和發展儒家經世思想的突出代表。他關心國計民生，提出統治階級要鞏固其統治，就必須重視經濟與生產，「以足食足兵為治天下之具」。他反對「口心性，躬禮義，動言萬物一體，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可，國計邊防之不問」。他指出，官吏不重視生產，不重視發展經濟，則「上不足制國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蘇民困」。顧炎武認為，理學「內釋而外吾儒之學」，偏離了孔孟之道，主張「務本原之學」。王夫之也提出：「盡廢古今虛渺之說而返之實」。龔自珍公開向儒學獨尊提出挑戰，但是，他不反對讀經，而是反對「不通乎當世之務，不知經史施於今日」（註：龔自珍：《對策》。）。研究經史的目的，是為了現實的需要，這是經世派當時的基本治學態度。林則徐曾經致力於研究經史，後來又開始研究「夷務」，他「崇實行而不事虛名」，反映了他的求實作風。清初進步思想家倡導「經世致用」，提出學術要面向現實，探討與國計民生相關的實學，以求達到挽救社會危機的目的。龔自珍把《周易》中「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理論作為他變法的理論依據。其變革的主張，雖然沒能超出維護封建統治的範圍，但他的變革思想在清初思想界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梁啓超後來評價龔自珍說：「自珍性跌宕，不檢細行，頗似法之盧梭……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註：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在傳統經學的基礎上，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資產階級維新派正是繼承了地主階級改革派為改變社會現狀，救亡圖存，向西方學習的先進思想，摒棄了他們的歷史循環論主張和「器變道不變」的變易觀，通過繼承和改造，使今文經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放異彩。梁啓超說：「數維新思想之萌櫱，其因緣不得不遠溯龔魏」。（註：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卷七。）
19世紀60—80年代產生的早期維新思想是戊戌思潮的又一重要思想淵源。以第二次鴉片戰爭為契機，中國半殖民地化逐漸加深。太平天國起義的爆發，使封建社會的階級矛盾更加尖銳。為了維護統治，一部分地主階級改革派發起了以「自強」、「求富」為內容的洋務運動。但是，洋務派遵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封建教條，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地位不能改變，接受西學只限於對西方器械、技藝的學習，他們只想用西方武器和技術來裝備清朝統治的舊機器，凡事「皆務其增新，而未嘗一言變舊」。（註：嚴復：《上今皇帝萬言書》，《戊戌變法》（叢刊）第二冊，第319頁。 ）早期維新思想家還繼承了鴉片戰爭時期啟蒙思想家龔自珍、魏源等人的批判思想，對清朝統治的種種弊端進行了大膽的揭露和鞭撻。他們認為，要「求富」、「自強」，必須進行政治上的改革。鄭觀應指出：中國只學習西方的船炮技藝，是「遺其體而效其用，所以事多ｈàｎ①格，難臻富強。」（註：鄭觀應：《南遊日記》，第67頁。）他認為「欲張國勢莫要於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於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於設議院……。苟欲安內攘外，君國、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設議院始矣。」（註：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卷一，第9頁。）早期維新派還提出了許多變官制， 更律例，變科舉，興學政等改革弊政的措施。由於當時中國資本主義經濟還很幼弱，資產階級剛剛誕生，早期維新思想家對西方議會制度的認識還不夠全面深刻。他們當時有關維新變法的思想言論多是因事感而發，並未形成思想體系。他們雖然提出了政治上「君民共主」和經濟上「以商為本」，表達了要求參加國家政權管理和獨立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意識與願望，但並沒有形成系統全面的維新變法理論。後來的戊戌思想家接受並繼承了早期維新派的思想主張，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戊戌思想體系。在梁啓超的《西學書目表》附卷中，早期維新派的著作佔有相當大的比重，這可以說明這些書籍作為啟蒙讀物在戊戌人物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近代西方科學文化的輸入和傳播是戊戌思潮的又一思想源泉。縱觀近代中國社會，幾乎所有的社會思潮都受到了西方文化不同程度的影響。1840年以後，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失敗，西方傳教士成批湧入中國，他們在充當帝國主義特種部隊，對中國人民進行宗教愚弄和奴化教育的同時，也給中國帶來了新聞、出版、教育、科技、醫學、軍事等種種近代文明。他們向中國介紹了大量的西方科學知識及各種社會學說，構成了一個蔚為壯觀的「西學」體系，使中國的傳統教育制度、政治體制、社會風格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
維新派多數以教會譯書作為學習西學的最早媒介。他們在接觸、了解西方的過程中，發現西方有「長」可師，中國有短鬚補。面對中國傳統社會經歷的前所未有的危機，他們強烈希望國富民強，渴望採納西方成功的經驗，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當時林樂知編譯的《中東戰紀本末》、《列國歲計政要》、《文學興國錄》、《七國新學備要》以及李提摩太譯著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等書，受到維新派人士的推崇，它們對戊戌思潮的興起，起到了示範、刺激、傳輸與推動的作用。當時「西學大興，人人爭言其書，習其法，欲用以變俗」。
1895年甲午戰爭中，天朝大國敗給了一個「蕞爾島夷」日本，隨著《馬關條約》的籤訂，各帝國主義國家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列強先後迫使清政府籤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之後，根據這些不平等條約，強佔租界地，劃分勢力範圍。列強在租界地不僅設立了正式的殖民機構，而且還擁有自己的海軍、陸軍根據地。甲午戰前，英美法等國在上海等9個城市，分別劃定租界14處，共同租界1處。甲午戰後10年，英、美、法、日、俄等國除在原有城市擴大租界外，還在重慶、杭州、長沙等地劃定新租界。這樣，各國在華租界增加到34處，共同租界2處。 甲午戰前，列強在中國設商埠34處，甲午戰後10年，增加到50處。（註：《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41—45頁。）遼闊的中國領土，絕大部分成了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綿長的海岸，竟無一處可以作自己的軍港。面對這種怵目驚心的圖景，一批有識之士在震驚之餘，痛感中國傳統政治制度落後，認識到必須尋求新的出路。變法圖強、救亡圖存成了民族矛盾急劇上升形勢下中華民族最緊迫的要求。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便開始有了初步的發展。據資料統計，1895年到1900年創辦的資本萬元以上的企業共有104家，資本總額估計為2300 萬元。這6年興辦的廠礦數相當於甲午戰前20年的總和， 其資本總額已超過了官辦或官督商辦的企業，佔據了我國工業的主要地位。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推動了戊戌思潮的興起。
1895年，在西方軍事、經濟的侵略壓迫和文化滲透的衝擊下，中國傳統社會所面臨的危機進一步深化。甲午戰敗使中國人再次覺醒：洋務運動客觀上引進了西方的先進技術，但技術工藝製造只是西學之皮毛，真正富國強兵之路在於制度變革。沒有先進的社會政治制度作保障，即使是先進的科學技術也是不可能發揮應有作用的。奕ｘīｎ②曾說，人人有自強之心，人人有自強之言，迄今而仍無自強之實。中國人開始明白，縱使船堅炮利，兵器精良，也挽救不了一個行將腐朽的社會政治制度。因此，變革社會，改革政治，學習西學之根本成為甲午戰後中國有識之士的共同呼聲。以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為契機， 萌動於60—80年代的愛國思潮迅速湧起，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的流程中掀起了一道新的波瀾。
二
戊戌思潮作為一次愛國救亡、變法維新的社會思潮席捲了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以年輕的知識分子為主體，戊戌志士們從愛國的立場出發，大膽衝破知識分子不得幹政的禁令，勇敢地登上了政治舞臺。他們辦報紙，寫文章，創立學會，開辦學堂，宣傳鼓動，奔走呼號，掀起了「公車上書」、「保國」運動、「百日維新」等一次次愛國救亡運動。戊戌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康、梁、嚴、譚之外，唐才常、楊銳、林旭、楊深秀、劉光弟等也都站在時代潮流的前沿，他們的言論，反映了戊戌思潮的基本走向。
康有為，生於廣東南海「世以理學傳家」（註：梁啓超：《南海
先生傳》，《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9頁。）的官僚地主家庭。幼年隨其祖父學習四書五經，後來師從於廣東理學家朱次琦，1879年結識編修張鼎華，「盡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及各種新書，道鹹同三朝掌故」，（註：《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叢刊，第4冊，第114頁。）開闊了眼界。康有為生活的年代，正當清王朝統治處於風雨飄搖之際，作為一名有強烈愛國思想的知識分子，為了救亡圖存，發起和領導了資產階級維新變法運動，他在七次上書和幾十道奏摺以及當時的著作中全面系統地提出了他的變法維新的思想。
1888年，康有為第二次到北京應鄉試，極感時事多艱，他發憤上書萬言，「極言時危，請及時變法」。這是他第一次上書，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張，強調只要「變成法」，「十年之內，富強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屬地而雪恥不難矣」。（註：《戊戌變法》叢刊，第2冊，第129頁。）這是康有為第一次比較系統地發表其維新變法思想，反映了新興的資產階級關心時政的要求。
甲午戰敗以後，1895年4月， 清政府與日本政府籤訂了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此時，康有為正在北京參加會試。得訊後，非常激憤，他與弟子梁啓超等聯合各省在京會試的舉人聯名上書，反對賣國條約，這是第二次上書，即歷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上書提出了「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這次上書雖未能上達，但對於當時的一切愛國人士尤其是知識分子產生了重要的啟蒙作用，在全社會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成為戊戌思潮發韌的起點。
不久，他又將「公車上書」中有關變法部分以個人名義單獨上書，提出「富國、舉民、教士、練兵」之策，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保護民族工商業。光緒帝看到這次上書後，表示讚許。之後，他又上第四書，正式提出了「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在不改變清朝統治的條件下，實行君主立憲制度，這次上書由於頑固派的阻遞，未能上呈。
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康有為聽到消息後，再度進京上書，指出：「外國蔑視，海內離心，職憂憤迫切，謬陳大計及時變法，……如再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坐失事機，則外患內訌，間不容髮……」（註：《戊戌變法》叢刊，第2冊，第188—189頁。）他提出了「採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的三點具體計劃，希望光緒帝能「下發憤之詔」，「一意維新」。但由於頑固派的阻撓，光緒帝未能及時看到這個上書。
1898年1月，康有為奉命上第六書，即《應詔統籌全書折》。在這次上書中，康全面闡述了變法的建議和主張，強調依靠光緒帝的權力來推行新政，走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他指出：「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註：《戊戌變法》叢刊，第2冊，第197頁。）並提出設立制度局的主張，認為制度局是實行變法的重要步驟。不久，他又最後一次上書，提出「中國變法，莫如法俄，以君權變法，莫如採法彼得。」（註：《戊戌變法》叢刊，第2冊，第203頁。）
康有為在連續給清帝上書的同時，1891年寫成《新學偽經考》。康在此書中攻擊「新學」，指斥「偽經」，是為了推翻古文經學的「述而不作」，打擊頑固派的「恪守祖訓」，衝破阻礙變法維新的守舊思想，引導知識分子去懷疑古代的經典，從而動搖了封建專制主義的理論基礎。繼《新學偽經考》之後，康在學生陳千秋、梁啓超等人的協助下，又撰著了《孔子改制考》，於1897年在上海刊行。康有為汲取了今文經學「變易」的哲學思想，糅合了「三統」、「三世」學說，指出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他運用歷史進化論的觀點，指出「據亂、昇平、太平」三世有序不亂地向前發展，強調中國由據亂世進入昇平世的必然性。
1898年，在戊戌維新的高潮中，康有為為了給光緒帝提供施政藍圖，日夜加緊編纂各國變政考，以供光緒帝採鑑，其中最重要的有三部分，即《俄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考》、《波蘭分滅記》。康有為的三部變政考有力地推動了戊戌思潮的高漲。為了尋求救國道路，他放眼世界，研究各國歷史，介紹了大量外國的歷史與現狀，向世人宣傳了各國形形色色生動具體、或因變法而興、或因守舊而亡的實例和經驗教訓，擴大了中國上自皇帝大臣，下至一般士大夫知識分子的眼界。
梁啓超，是戊戌思潮的另一代表人物。他是康有為的學生，又是他的得力助手。戊戌變法期間，梁啓超多次在《時務報》、《湘報》、《知新報》上發表文章，宣傳變法的理論、內容、途徑。他將封建專制制度下的舊中國，比作一幢千年古廈，瓦墁破壞，③棟崩析，很快就要倒塌，最好的辦法是「去陳用新，改弦更張」。（註：《變法通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2頁。 ）梁啓超以達爾文的進化論和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為武器，對兩千年佔統治地位的封建思想意識，進行了猛烈的衝擊，積極推進了戊戌思潮的發展。梁提出民
君權是歷史的必然，強調只有興民權，才能興國家，「言愛國者必須自興民權始」。（註：梁啓超：《愛國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73頁。）而欲興民權，必須先開民智。他主張建學校、辦報紙，進行宣傳教育，培養「新民」，這為反對
君主專制制度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
嚴復也是戊戌思潮的積極倡導者。他根據進化論的學說，重新改作了《天演論》，從而成為「中國西學第一者」。在嚴復所譯的《天演論》及其它著作中，宣傳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理。他系統介紹了西方民主主義理論體系，使中國廣大知識分子開闊了視野，認識了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科學方法，從而成為戊戌思潮發展的理論基礎。
戊戌志士譚嗣同在《仁學》一書中憤怒地抨擊了
君主專制所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壓抑。他指出：封建綱常禮義完全是那些獨夫民賊用以統治人民的工具，他號召人們衝決綱常名教的羅網。這些思想帶有鮮明的民主主義成份，為戊戌思潮的高漲提供了理論支持。
唐才常是維新派中激進派的代表人物。1897年，資產階級維新運動興起，唐才常先後任《湘學報》主筆，湖南時務學堂分教習，《湘報》總撰述，他利用報紙、講壇，大聲疾呼變法圖強。唐才常抨擊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年的黑暗專制制度是「大癰」，他極力推薦英
君民共主的國家政治體制，認為國會為「西法之精」，「綜觀五洲大局，其以國會強者，十中居六七」。（註：《唐才常集》，第79頁、第87頁、第4 頁、第6頁、第177頁、第157頁、第37頁、第164頁、第104頁、第160頁、第134頁。 ）他指出：用「君民交泰」的議會民主制代替「君民截然」的專制獨裁是歷史的必然。他詳細介紹西方各國的議會制度：議會為上、下兩院，上院「以律師賢者充之」，下院「皆由民舉」；兩黨輪流執政，「一出一入，循環無窮，而事乃劑於平」。（註：《唐才常集》，第79頁、第87頁、第4頁、第6頁、第177頁、第157頁、第37頁、第164 頁、第104頁、第160頁、第134頁。）他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經濟， 要鼓勵民間設廠，保護民族工業的發展。在商業上，他批判了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想，反對「以辱商妒商之心，抑勒攘削，不清其源，強塞其流」，（註：《唐才常集》，第79頁、第87頁、第4頁、第6頁、第177頁、第157頁、第37頁、第164頁、第104頁、第160頁、第134頁。）主張農、工、商並重。他還主張擴大對外貿易，「中國但有各國商埠，而無立埠他國之利，漏卮所出，尾閭不足壅其流」。（註：《唐才常集》，第79頁、第87頁、第4頁、第6頁、第177頁、第157頁、第37頁、第164頁、第104頁、第160頁、第134頁。）應學習西方「所立商埠重區，俱設公使領事，屯泊水師兵舶，以資護衛而壯聲威」。（註：《唐才常集》，第79頁、第87頁、第4頁、第6頁、第177頁、第157頁、第37頁、第164 頁、第104頁、第160頁、第134頁。）在文化教育方面，唐才常對於封建文化、倫理綱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批判宋學「空陋迂疏，無裨學術」。（註：《唐才常集》，第79頁、第87頁、第4頁、第6頁、第177 頁、第157頁、第37頁、第164頁、第104頁、第160頁、第134頁。）呼籲「衝決吾文網，療治吾病軀」，（註：《唐才常集》，第79頁、第87頁、第4頁、第6頁、第177頁、第157頁、第37頁、第164頁、第104頁、第160頁、第134頁。）首先要廢科舉，別研新學。他大力提倡自然科學，「廣立天文、算學、武備、輿地、格致諸科，以奔走天下士，民智乃能驟開，人才乃能崛起」。（註：《唐才常集》，第79頁、第 87頁、第4頁、第6頁、第177頁、第157頁、第37頁、第164頁、第104頁、第 160頁、第134頁。）同其他維新派一樣，唐才常的言論中， 體現了鮮明的社會進化思想。他認為歷史在發展，「而道與時在變遷，則人之智識權力，亦隨時而增長」。（註：《唐才常集》，第79頁、第87頁、第4頁、第6頁、第177頁、第157頁、第37頁、第164頁、第104頁、第160 頁、第134頁。）他嚴厲抨擊世俗之子，「榮古而虐今，貴耳而賤目， 尊舊而卑新」。（註：《唐才常集》，第79頁、第87頁、第4頁、第6頁、第177頁、第157頁、第37頁、第164頁、第104頁、第160頁、第134頁。）
唐才常的維新變法思想與當時的維新派相比，具有更加務實的特點。他將探索變法理論與從事變法實踐結合起來，更加重視實踐。「以言措乎用，則吾未之前聞」。（註：《唐才常集》，第79頁、第 87頁、第4頁、第6頁、第177頁、第157頁、第37頁、第164頁、第104頁、第160頁、第134頁。）「言之匪艱，行之為艱」。（註：《唐才常集》，第79頁、第87頁、第4頁、第6頁、第177頁、第157頁、第37頁、第164頁、第104頁、第160頁、第134頁。）在戊戌後期，唐才常以發動自立軍起義的實際行動推動了戊戌思潮的進一步發展。
甲午戰後的民族危機促進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包括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在內的有識之士，看清了清朝政府江河日下的形勢及國家將遭瓜分的厄運，為使國家擺脫困境，呼籲變法，加入了近代改革者的行列。他們的思想也成為戊戌思潮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劉光弟，生於四川富順縣，早年家境清貧。1882年鄉試中舉，次年進京應試中進士，授刑部候補主事。1894年冬，上《甲午條陳》，強烈要求抗戰，呼喚國內變法。1898年，他積極參與維新變法運動，得到光緒帝的讚許，被任命為軍機處章京上行走。戊戌政變發生後，被捕遇害，是為「戊戌六君子」之一。他的《甲午條陳》直言指斥了清政府的腐敗，向光緒帝提出了四項具體的改革建議：（1）「請皇上乾綱獨斷， 以一事權也」；（2）「請皇上下詔罪己，團結人心」；（3）「請皇上嚴明賞罰，以操勝算」，大奮英武，除惡務勇，罷斥李鴻章等軍機大臣，「別簡賢能大吏」；（4）「請皇上隆重武備以振積弱」。 《條陳》「所陳之事，亦是天下之公言，人人所言者，特不敢言耳」。（註：《甲午條陳》，《劉光弟集》第51頁。）但刑部「各堂官皆失色推諉，互相規卸」，不肯替劉光弟代奏。《甲午條陳》雖未能上呈，但在「衙門中喧然傳之，各省亦多傳說」，尤其在知識界流傳較廣，影響深遠，啟「疏逖小臣」上書言改革之機。為了扭轉中國政治經濟的危機，劉光弟提出了系統的維新改革主張。在政治上，主張學習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用君主立憲來取代
君主專制。他提出，中國「官事諸多不整，君權不行」，「現在歸公辦理之事，毫不認真，此中
君不行之故」，因此，「果能參用民政議院便好」。（註：《劉光弟集》，第266頁。 ）在經濟上，他主張學習西方算學、測量、天文、兵輪、炮車等先進技術。對內裁減冗員，以節省糜費，廢除釐金，設立商務專官，講求農工水利礦學，允許私人開辦公司等。軍事上，主張開設武備學堂，聘用洋將訓練軍隊，「一意整頓練軍，飭各省督撫講求將才，修備關隘，精研機器等局」。（註：《甲午條陳》，《劉光第集》，第51頁。）文化上，主張改革科舉，加入算學、測量等考試內容，科舉之外輔以特舉之法，廢除八股，重用士人以開民智等。由於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他所主張的變法改革仍具有忠君和維護清朝統治傾向，但他嚮往西方議會制度，主張變革
君主專制制度和發展近代工商業的思想，為資產階級維新改革思潮的傳播開闢了道路。
楊深秀，山西聞喜縣人，光緒十五年中進士，旋授工部主事，累遷郎中。他多次上書光緒帝，陳請變法。他在向光緒帝上《時事艱危，謹貢芻議折》中，闡明了「時勢危迫，不革舊無以圖新，不變法無以圖存」的道理。這封奏摺在朝廷的官吏中間，引起了極大轟動。在百日維新過程中，楊深秀積極籌劃新政，呼籲變法，為改革政治現狀而奔波。「三日以來，臺諫之中，毗贊新政者，惟君之功為最多」。（註：梁啓超：《戊戌政變記》，第101頁。）康有為關於變法奏議， 有四分之一以上是通過他呈遞到光緒手中的。楊最早向光緒提出八股取士，弊端極多。「驅天下有用之才，而入於無用之地」。（註：楊深秀：《謹斟酌歷代舊制，正定四書文體折》，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力主對那些「仍用八股庸濫之格，講章陳腐之言者」，（註：楊深秀：《謹斟酌歷代舊制，正定四書文體折》，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擯勿錄用。光緒「毅然詔廢制藝，實自此疏發之」。（註：胡敬思：《戊戌履霜錄》，第4卷，第3頁。）楊還上書光緒，陳述變法之必要，痛斥守舊之弊：「理無兩可，事無中立，非定國是，無以示臣民之趨向；非明賞罰，無以為政事之推行，躑躅歧途者不能至，首鼠兩端者不能行」。（註：楊深秀：《請定國是，明賞罰，以正趨向而振國作折》，光緒二十四年十三日。）
光緒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和宣布廢除八股之後，頑固派「出死力以阻撓之」，並妄造謠言，力圖推翻新政。楊深秀曾和御史宋伯魯聯銜上書，彈劾窒塞風氣，反對禁抑人才，要求光緒帝廣開言路，大誓群臣「以悚動觀聽」，對迂謬奏章，痛加申飭，並請刑部定律，「凡有復言更易國是，規復八股者，課以莠言亂政之罪」。（註：楊深秀：《請御門誓眾折》，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日。）楊深秀主張廢除封建專制統治，最後他甚至不惜訴諸武力，為拯救國家與民族的危亡殫精竭慮，最終獻身於維新變法事業，「縲④到頭真不怨，未知誰復請長纓」。（註：楊深秀：《獄中詩》，《戊戌變法》第4冊。）
林旭，福建侯官人，1893年中舉人，1895年到京參加乙未科會試。以舉人身份捐得內閣候補中書，暫留北京，參加了康梁發起的「公車上書」活動。1898年5月，他響應維新派領袖康有為的號召，參加了18 省乙未科舉人1300餘人的聯名上書，反對《馬關條約》，提出拒籤和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的政治要求。1896年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張元濟等，在北京籌設中國較早的新式學堂——西學堂，培養通曉西學即外語、社會學、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人才，林旭成為該學堂的生員。 1897年11月，德國強佔膠州灣，國內情勢危急。康有為倡議各省旅京人士建立地區性學會組織，以培養從事維新變法事業的社會力量。林旭率先響應康有為的號召，動員在京的福建維新人士，於1898年1 月在京發起成立「閩學會」。同年4月，康有為在京成立「保國會」， 提出「保國、保種、保教」三項宗旨。林旭成為該會「倡始董事，提倡最力」。（註：《戊戌變法》叢刊，第4冊，第56頁。）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下「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8月29日， 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蕃上《保薦人才摺》，推舉林旭，林旭立即被召見。「退朝具摺上，摺中述師說甚詳，皇上既知為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註：《戊戌變法》叢刊，第4冊，第57頁。）9月5日，光緒帝任命林旭等4人在軍機處章京上行走，均賞四品卿銜，參預新政事宜。
從9月5日至14日，林旭在參與新政的10天裡，不斷地上書言事，反映維新派的變法要求，當時光緒帝看到的大部分變法上諭多出自他的手筆。作為清末一位愛國知識分子，林旭能夠從救亡圖存的立場出發，向西方學習，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積極投身於維新變法運動之中，並最終為其獻身。他為戊戌思潮的高漲所作的貢獻是值得稱讚的。
三
在中國近代史上，一場轟轟烈烈的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由於資產階級上層的局限性等多種原因而歸於失敗。但是，戊戌思潮的興起，對於衝擊傳統的封建專制制度，解放人們的思想卻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
為了掃除維新變法的障礙，解放人們的思想，戊戌思想家們對封建專制政體和綱常名教進行了激烈的討伐，他們將批判的鋒芒指
君主專制，指出專制君主制度的存在是中國貧弱落後的根本原因之一，從理論上闡明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的合理性。維新運動的主將譚嗣同說：「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之，則其分際又非甚遠於民，而不下儕於民也。夫曰共舉之，則因有民而
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無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君者也，為民辦事者也，臣者也，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註：譚嗣同：《仁學》，卷下。）這一論述，提出了君民關係的新觀念，指出
君主並不是應天承運的權威，而是人民共同推舉出來的，如果不為人民辦事，人民還可以「共廢之」，這就否定了君主的神聖性和合理性。
在批判君主專制制度的同時，戊戌思想家掀起了批判舊文化舊教育的熱潮。科舉制度和八股文體是厚古薄今、脫離現實的集中體現。在這種制度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只能是愚昧無知，抱殘守缺的封建衛道者，只知道拿著幾本聖經賢傳來反對一切新生事物。康有為以《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為武器，衝破了封建統治「獨尊」、「一統」的牢籠，為西學的輸入和科學文化的發展開闢了道路。梁啓超說：「八股取士，為中國錮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學者墜聰塞明，不識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於此。」嚴復說：八股有三大害，一是錮智慧，二是壞心術，三是滋遊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墮壞志節於冥昧之中，長人虛驕，昏人神志，上不足以輔國家，下不足以資事蓄」。（註：梁啓超：《戊戌政變記》第四篇，第一章《推翻新政》。）
為了向西方學習，在文化教育方面相應的措施就是翻譯西方書籍，辦學堂、學會、刊行報紙。維新派認為譯書、辦學堂、辦學會、辦報刊這一整套資產階級文化教育事業，是「陳其利害，廣其見識，發其神思，開其風氣」的唯一工具。幾年間，「報館林立，指摘時政，放言無忌，警動當世」。（註：《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448頁。 ）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傳統的八股取士被廢止而代之以策論；在北京創辦了京師大學堂，各地開設了許多普通學堂和專業學堂，資本主義的學校制度開始取代封建制度下的學塾和書院；在社會科學方面，西方的名著如《天演論》、《原富》、《法意》、《名學淺說》被翻譯並廣泛傳播開來，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暢銷書。各種各樣的報刊，風發泉湧，百花齊放，或是議論時政，或是褒貶風氣，或是介紹西學，或是評價人物，在群眾中展開了廣泛的宣傳鼓動。維新派宣傳資產階級的自然人性論，藉以批判「存天理、滅人慾」的程朱理學。他們宣傳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論，從根本上否定封建等級特權
君權。維新派以「西學」為武器，通過大量的啟蒙宣傳工作，在思想文化領域形成了一股解放思想的熱潮。在近代史上，許多革命黨人都經歷了由維新到革命的轉變過程，其中戊戌思潮的深刻影響是促成其實現這一轉變的重要因素。
戊戌思潮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封建主義思想體系的一統天下，掀起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熱潮。維新志士們所做的大量的社會啟蒙工作，對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對推動社會歷史的進步作用巨大，影響深遠。
第一，戊戌思潮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嶄新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概念。他們正告國人，中國為東方「最大之國，最腴之壤，最腐敗之政府，最散弱之國民」（註：梁啓超：《新民說》。），正處在列強爭奪「盤渦之中心點」。（註：梁啓超：《民主競爭之大勢》。）要抵擋帝國主義侵略，唯有實行民族主義。為了從根本上啟迪人們的愛國心，維新派不遺餘力地宣揚近代資產階級的國家學說，強調國家不是一人一姓的私產，不論對於個人、朝廷、外族、世界，人們都應具備國家觀念。「有國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謂之國民，天下未有無國民而可以成國者」。（註：梁啓超：《新民說》。）這一新國民概念，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啟蒙教育的內容結合在一起，大大加快了國民覺醒的步伐和解放思想的進程。
第二，戊戌解放思想的熱潮具有廣泛的群眾性。戊戌時期的維新思想家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在批判封建糟粕，吸取西學精華的同時，建立了一整套變法理論體系，這一體系通過上書、組織學會、創辦報刊、建立學堂等各種渠道在社會上廣為傳播，一時間，中國社會出現了「家家言時務，人人談西學」的可喜局面。資本主義思想深入人心，對於衝破封建禮教和文化專制的藩籬，打破幾千年所形成的僵化閉塞的社會心理和狹隘守舊的傳統思想方法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它喚醒國人開始用資產階級的理性之光，去對抗並逐步擺脫封建愚昧，促進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生和發展。
第三，戊戌思潮系統地傳播西學知識，大開了中國人的眼界，特別是加快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系統、通俗地宣傳培根、達爾文等人的學說，整理和介紹了歐美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的發展史，翻譯了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意》、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等重要理論著作以及《獨立宣言》等文獻。他們還將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制度及學說系統化，介紹給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僚界。這些制度、學說、思想大大地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許多進步知識分子在西方民主主義啟蒙思想火炬的照耀下，舉起了對封建政體和綱常名教批判的旗幟，實現了由維新向革命的轉變過程。
第四，資產階級維新派在向西方尋求真理的過程中，結合實際，對中國現狀作了尖銳的批判，提出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綱和一個又一個具體建議，這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他們的一些合理主張被後來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繼承和發揚。但是，他們的綱領、建議又都是不完整、不全面的，沒能在中國形成系統的資產階級理論體系。維新派雖然滿懷高度的愛國熱情，對帝國主義侵略深惡痛絕，並提出了以武力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主張，但同時又在政治上、經濟上同外國列強保持聯繫。他們反對君主專制，卻又劃不清與封建勢力的界限。他們反對封建禮教，卻又沒有勇氣同孔孟之道徹底決裂。戊戌思潮的這種局限性，說明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解放的深度還沒有達到時代的要求，戊戌變法的失敗與思想理論上準備的不成熟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也告訴人們，中國這樣一個有數千年傳統文化影響的國家，思想解放的路程是相當漫長遙遠的，需要根據時代條件的變化，不斷提出解放思想的新任務，以推動社會歷史的前進。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扌右加幹
②原字為訁右加斤
③原字為木右加袁
④原字為糹右加拽的右半部分右上加一點
（資料來源：《社會科學戰線》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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