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9月30日 20:43 來源：《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 作者：童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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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中國現代科學哲學的興起和發展，主要表現為自然辯證法的主導性思潮、西方現代科學的吸納性思潮和中國傳統自然哲學的復興性思潮這三大思潮的興起和發展。這三大思潮相互激蕩、相互滲透和相互融合，將在新世紀的中國形成一個比較統一的以自然哲學、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為基本分支的科學技術哲學體系。
關鍵詞：中國/科學哲學/理論思潮
本文所論的科學哲學，是指含自然哲學、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這三個分支在內的廣義的科學哲學。這種廣義的科學哲學在中國現代的發展，主要表現為自然辯證法主導性思潮、現代西方科學哲學吸納性思潮和中國傳統自然哲學復興性思潮的發展。
廣義的科學哲學在中國現代的興起和發展，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哲學的一大學術景觀，也是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一大哲學縮影。在世紀之交，回顧中國現代科學哲學的發展，對於總結中國現代科學哲學發展的歷史經驗，對於前瞻中國科學哲學發展的未來趨向，具有承前啟後和繼往開來的意義。
一、自然辯證法的主導性思潮
20世紀中國科學哲學最突出的學術景觀之一，是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重要分支的自然辯證法這一主導性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然辯證法以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為主要基礎。《自然辯證法》雖然是恩格斯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其論述所及，已經涵蓋和涉及自然觀、科學觀、技術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等各個方面。當然，唯物辯證法的自然觀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佔有主導地位。因此可以說，恩格斯這一著作中的自然辯證法實際上也就是唯物辯證法的自然哲學為主體的馬克思主義的自然哲學、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儘管它在很多方面確實還只具有一個基本的理論框架。
1932年，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了杜畏之翻譯的《自然辯證法》的第一本中譯本。此後直至抗日戰爭爆發的1937年，這期間的上海實際上已成為自然辯證法在中國傳播和研究的策源地。在僅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即已初步形成以陳曉時、艾思奇、高士其等人為代表的理論隊伍，出版了一批宣傳自然辯證法的書刊，展開了同反對自然辯證法的陳範予等人的最初的論戰。上海五年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卻是中國自然辯證法這一主導性思潮興起和發展的源頭活水。
延安是繼上海之後自然辯證法這一主導性思潮在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大本營。1938年，由董純才、高士其、陳康白等人發起，成立了延安第一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延安自然辯證法座談會」。1939年由于光遠等人發起，成立了有徐特立、艾思奇、陳元暉等人參加的「自然辯證法討論會」。1940年，由毛澤東批示，由武衡、于光遠等人籌建「自然科學研究會」。此後，還有由成仿吾、沙可夫等人組建的「邊區自然科學協會」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1942年的延安，還曾舉行過紀念牛頓誕生300周年大會。在彼時彼地能舉行這樣的大會，充分反映了自然辯證法所揭示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哲學思想對當時中國共產黨人的影響。
重慶是當時黨在國統區傳播自然辯證法這一主導性思潮的橋頭堡。1939年，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之下，由潘菽、梁希等人負責組建「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為配合自然辯證法的宣傳，1941年，《新華日報》還曾報導過英國生物化學家霍爾丹呼籲科學家研究自然辯證法的消息。為了與延安相呼應，座談會在1942年也曾隆重舉行紀念伽利略逝世和牛頓誕生300周年大會。
正是以上海為策源地，以延安為大本營，以重慶為橋頭堡，自然辯證法在中國才逐漸成為科學哲學的主導性思潮。
新中國誕生的近50年內，經過建國初期、文革時期和開放時期這三個歷史階段，自然辯證法這一主導性思潮在中國進一步傳播和發展。
建國初期係指1949年至1966年期間。在此期間，雖有逐漸抬頭的左的路線的幹撓，但從總體上看，自然辯證法的傳播、研究和運用等方面所取得的以下重大進展，堪以彪炳於中國現代科學哲學史冊。其一，自然辯證法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得到了空前廣泛的傳播。以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的曹葆華、于光遠、謝予譯本的出版發行為例，僅1955年至1963年的發行量即高達33萬餘冊。其二，自然辯證法已由傳播和宣傳階段進入研究和發展階段。1956年，在周總理的主持之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委員會制定了《自然辯證法12年研究規劃草案》，從而使自然辯證法被確認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一個重要學科。同年，中國科學院還建立了自然辯證法研究組，並創辦了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家科學哲學方面的學術刊物——《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此後，各省市以及不少大學也相繼成立研究與教學機構，自然辯證法自此進入大學講壇。其三，自然科學界的專家學者開展了廣泛的自然辯證法的學習和研究。李四光、華羅庚、錢學森、裴文中等便是這一時期科學家學習、研究和運用自然辯證法的佼佼者。而自然辯證法也自此成為中國科技精英的重要的思想武器和認識工具。其四，在自然辯證法的引導之下，中國理論物理學家還取得了諸如層子模型這樣一些直接的科研成果。其五，也是最重要的，自然辯證法使得中國從此有了一套正確認識和對待科學技術的指導思想。
文革10年是自然辯證法這一主導性思潮在中國遭受挫折和厄運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四人幫」所鼓吹的包括自然辯證法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萬能論」和「代替論」，除了給國家帶來災難之後，就是給歷史留下笑柄。「四人幫」垮臺之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1977年底，全國自然辯證法規劃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期間，于光遠、周培源、李昌、錢三強等人發起成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此後，與自然辯證法相關的研究機構廣泛建立，理論宣傳日趨普及，科學研究更加深入，學術書刊不斷問世，學科教育不斷完善。中國自然辯證法這一主導性思潮的發展確實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階段。自然辯證法在這一時期取得諸多重大進展，但其中尤為具有歷史意義的進展，其一是鄧小平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其二是以自然辯證法為主導的中國現代科學哲學體系正在形成。
中國曾經是一個長期以儒學為主導思想的國家。由於科學技術在這一主導思想中沒有相應的地位，因此科學技術在中國一直得不到應有重視，並由此使中國國力日趨衰弱。由於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自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之後，其間雖然有毛澤東本人早年所受儒學影響的影響以及「四人幫」的幹撓，但從總體上看，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自然辯證法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並最終成為影響中國哲學、科技、文化乃至整個社會的主導性思潮，確實是中國數千年的哲學史、科技史、文化史乃至整個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場大革命。不論當前有些人文學者怎樣竭力主張「哲學就是人學」，怎樣以人文主義貶抑乃至拒斥包括自然辯證法在內的科學哲學，對自然辯證法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並最終成為中國現代科學哲學的主導性思潮所具有的開天闢地的歷史意義，無論作怎樣高的評價，都不會是過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