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乾嘉考據學通過反覆咀嚼聖賢經傳，偏重考據，對義理和辭章作詳細考證。這些治學方法脫離現實，無法觸及國家當前面臨的深層次問題，所以其研究成果對現實社會沒有任何借鑑意義。
李鴻章考上「公務員」後非常興奮地寫下「一萬年來誰著史，八千裡外覓封侯」的佳句。恐怕他生前沒有想到，首先為他作傳的不是刀筆吏，而是「體制外」的梁啓超。任公自言，《李鴻章傳》用西方人的傳記體例，記載李鴻章一生的事情，並加以論斷，讓後世讀者知道他的為人與事跡。梁啓超之所以棄傳統紀傳體不用，而用舶來的新歷史敘述方式為李氏作傳，主要是因為晚清門戶開放後湧入的西方思潮深深影響了當時的歷史敘述方式。而這些思潮中，對歷史研究與歷史寫作影響較大的當屬進化論思潮。
一、傳統歷史研究與敘述的窮途末路
近代以前，中國一直保持修史的良好傳統，浩蕩兩千多年，留下了無數珍貴的史料。傳統歷史編撰的體例大致分為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三類。這些歷史敘述體例以敘述人物或事件為主，長於敘述而短於理論。此外，在社會發展各個時期，尤其是盛世，歷史編撰的權力更多屬於官方，民間修史限於材料與人力，一般充為野史的居多，罕見高水準的著作。
清王朝於康熙、雍正年間大興文字獄，消減了官方和民間的修史熱情，知識分子迫於現實的壓力，不得不埋頭故紙堆，將主要精力用於歷史考據上，形成了盛極一時的乾嘉學派。乾嘉考據學所研究的問題並非從現實世界出發，而是通過反覆咀嚼聖賢經傳，偏重考據，對義理和辭章作詳細考證。這些治學方法脫離現實，無法觸及國家當前面臨的深層次問題，所以其研究成果對現實社會沒有任何借鑑意義。
鴉片戰爭以後，在內憂外患的夾擊下，清王朝急速走向衰落。隨著王朝的衰落，官方對言論的控制有所鬆動，歷史編撰的權力慢慢向民間轉移。一些開明的士大夫摒棄了乾嘉學派皓首窮經的考據學風，代之以經世致用的新型史學研究。經世致用史學貼近時代脈搏，目的是給現實政治提供借鑑，因此興起了研究當代史、南明史、外國史的熱潮，也產生了「史學救國」的思潮。這一從傳統史學研究中分出的研究學派呼籲改革，反對侵略，強調救亡圖存。經世致用學派打破了乾嘉學派歷史學研究一統天下的局面，傳統史學研究的式微，但其研究方法和敘述方式還是傳統史學的範疇。龔自珍與魏源是這一開明知識分子群體的代表。
雖然產生了經世致用的史學流派，但乾嘉學派等傳統的歷史研究依然是正統的研究方法。清王朝的官方修史機構運行良好，繼續編撰官修史書。大量士大夫階層的知識分子依然是傳統史學的支持者與參與者。洪鈞通過對《元史》考證補闕而寫就了《元史譯文證補》；王先謙注釋《漢書》，寫成了《漢書補註》，類似的案例不勝枚舉。這種研究方法和歷史寫作方法並沒有隨著清王朝的瓦解而終結，而是一直延續了很多年。這就構成了清季民國的史學潮流之一。
民國3年，開設清史館，開始以傳統修史方式編寫《清史》。清史館裡的絕大多數館員都是清朝遺老，他們用傳統史學的編撰方法、體例、思想觀點編著史書。這種逆社會思潮而動的行為並沒有持續很久。民國17年（1928年），《清史稿》刊印，其中的很多觀點遭到進步人士詬病，最終發行遭禁，這標誌著舊的歷史敘述方式走向終結。雖然民國27年（1938年）刊行的徐世昌《清儒學案》也是堅持傳統史學的敘述方式，但已經在社會沒有什麼影響了。
在傳統史學一步一步走向衰落的過程中，基於西方思潮的新的史學研究與敘述方式在中國慢慢落地生根，並蓬勃發展起來。這些西方思潮中，影響最為突出的當屬進化論思潮。
二、進化論思潮引入帶來的思想震蕩
歐洲進化論思想的奠基人是法國博物學家拉馬克，他在1830年出版的《動物的哲學》一書中很系統地論述了動物物種的進化。同年，英國地質學家賴爾出版了《地質學原理》，闡述了地球演化的歷史。1859年，達爾文出版了《物種起源》，揭示了生物起源的基本規律，使進化論思想更具系統性，在西方社會引起了巨大轟動。真正在進化論基礎上將其轉變成社會理論的是博物學家赫胥黎。達爾文的進化學說遭到傳統勢力的圍攻。於是，進化論的反對者和擁護者展開了激烈的論戰。在這場沒有硝煙的科學與神學、唯物論與唯心論的殘酷鬥爭中，35歲的赫胥黎就像一位視死如歸的勇士，竭力捍衛了《物種起源》的聖潔。19世紀60、70年代，拉馬克、賴爾、達爾文的思想零星地被傳教士及中國知識分子譯介到國內，但沒有形成較大的社會影響。真正系統性地將赫胥黎的進化論介紹到中國的是嚴復。
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於1898年出版。嚴復懷著「救亡圖存」的使命感，對赫胥黎的進化論思想進行了再創作，構建了包含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論思想和斯賓塞社會達爾文主義內容的中國式進化論思想。嚴復對赫胥黎等西方哲人進行創造性的譯述，其目的是通過宣揚生存競爭、自然淘汰的進化論原理來喚醒國人，激勵民族自覺，改變中國的學術格局。
嚴復的譯著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康有為、梁啓超、章太炎、王國維、夏曾佑等學術界大師無不受到嚴復譯介的進化論思想的影響。大量的學者和思想家後續譯介或宣傳了進化論思想。馬君武翻譯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李鬱翻譯了《天演學者達爾文傳》，嚴一寫了《進化要論》，魯迅寫了《人之歷史》等。他們都從正面或側面介紹並深化了進化論思想。
康有為在《論語注》中指出：「人類社會進化皆有定位，自族別而為部落，由部落而成國家，由國家而成大統。由獨人而漸至酋長，由酋長而漸立君臣，由君臣而漸為立憲，由立憲而漸為共和。」梁啓超在《中國史敘論》中用達爾文進化論說明歷史的進程，強調通過研究人群進化的現象，進而得出公理。梁啓超的《新史學》《說群》以及唐才常的《通種說》，都是用進化論的觀點及生存競爭的觀點來闡述社會歷史的變遷。幾乎所有的維新派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進化論思想的影響，但他們對進化論的闡述和應用都沒超出嚴復《天演論》的範疇。
三、進化論影響下的歷史觀與歷史寫作
嚴復譯著《天演論》的問世以及達爾文思想的傳入對中國近代歷史研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標誌著中國歷史哲學的開始。進化論對舊的歷史研究和表述方式的衝擊是根本性的，它讓歷史研究紮根於現實世界，研究對象是現實問題，得到的結論是服務現實需求。在進化論思想的影響下，中國近代歷史研究的歷史哲學、歷史觀、歷史編撰方式都發生了質的變化。新史學慢慢代替傳統史學成為史學研究的主流，最終形成了民國後期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的黃金時代。
在此思潮影響下，新史學開始發軔。梁啓超發表於1902年的《新史學》可視為新史學的宣言書，經過其後數十年的發展，形成了一種與傳統史學不同的史學新「範型」。對於20世紀前期的新史學的特徵，史學史界有各種不同的概括，筆者認為，新史學主要在四個方面體現出它與傳統史學不同的特徵：歷史考據學上的新方法和新趨向；從側重於史籍訓詁、校勘到史實的考證，再進而貫串、會通地說史；建立通史著述的新模式；社會科學理論在歷史學中的運用。身處這一時代的歷史學家，或多或少地會在他們的史學著述中反映和體現出上述特徵，在這些方面做出成績或貢獻，從而為我們評說包括呂思勉在內的史學家們在20世紀史學史上的地位提供了切實可靠的依據。
傳統史學修史的指導思想是對帝王將相作道德上的評價和分析其統治政策的得失，以供後世統治者借鑑。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傳統歷史寫作主要以敘述人物或事件為主，幾乎沒有形成史學理論，更不用說史學哲學了。
進化論思潮的傳入促進了晚清明初科學史觀的形成。科學史觀認為，歷史研究的根本任務是探究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規律。上文提到的梁啓超的《新史學》《中國史敘論》都是受進化論思想影響並堅持科學史觀的歷史著作。梁啓超認為，歷史學應該以人群現象為研究對象，而不是為帝王將相做家譜，歷史應該尋求社會進化的公例，而不是堅持歷史循環論。
四、新史學理論指導下的民國學術成果
進化論思想推動了中國理論界對萬事萬物，特別是對社會歷史的動態考察，尋求「變」的規律，探索社會歷史發展的道路。它拓寬了歷史研究的範疇，讓近代史家眼界大開，隨之產生了社會史觀與民史觀，並出現了一系列優秀的作品。
有的學者按照生存工具或生活方式的演變將社會劃分為石器、銅器、鐵器時代或漁獵、遊牧、耕稼、現代產業諸社會。這些社會形態的進化觀在當時出版的各種新體史著的體例和歷史分期上都有所反映。進化論思想讓歷史研究者發現，傳統的歷史研究主體是帝王將相，而忽視了政治在社會進化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社會大眾。於是將民眾看做歷史主體的民史觀興起。鄧實的《史學通論》、陳黻宸的《獨史》、曾鯤化的《中國歷史》、夏曾佑的《中國歷史》都不同程度地闡述過民史觀，並認為民史才是國史。
從歷史編撰來看，傳統史學的編撰體例大致分為三種：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在王朝時代，這三種歷史表述方式是官方認可的編撰體例。然而，新史學更多是學習西方的歷史編撰方式，用新的敘述體系來書寫歷史。在新史學的影響下，很多學者都呼籲用新的方法編撰中國歷史。
在前人訓詁、校勘、考訂的 基礎上，進而做貫串、會通的研究，也可以說是新史學的一項任務。其中代表者有呂思勉、陳寅恪等人。呂思勉治學從寫讀史札記入手，效法前輩學者的方法，先後把二十四史反覆閱讀了好幾遍，又參考其他史書以及 經、子、集部文獻，綜合外來的史學研究方法，將輯錄的史料加以排比考訂、再經過綜合分析，寫成一條條札記。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也決非單純的史實考證，它所體現的也是作者 的會通研究，且該書的敘述體制也屬考史體裁而非撰史體裁。新史學的另一個特徵——即運用新理論來解釋中國曆 史——逐漸成為時尚。王國維對傳統史學的態度比梁啓超更加積極。這種既積極吸收西方新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又努力繼承中國傳統史學的精華的態度，最集中地表現在王國維的名言「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中。
章太炎、梁啓超、陳黻宸、鄧實、馬徐倫、許之衡、夏曾佑等都提出過編撰新式中國通史的意見，就編撰體例、指導思想、方法發表了看法。其中夏曾佑將想法落實到實踐，編撰了《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對後世歷史寫作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結語：晚清政府面對內憂外患，社會控制力逐漸衰落，於是歷史話語權下移到知識分子手裡。為變革與圖強，知識分子引入了進化論等西方思潮，進而變革了傳統的歷史研究與敘述方式。從這個角度講，西方思潮對中國近代歷史表述方式的影響是中國知識階層的一次主動選擇而不是被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