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我是吃到天鵝肉的那個「蛤蟆」

當知青，講知青，紀念知青。讓我們一起傾聽知青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我是在校園裡長大的。

打我記事起，我的父親一直是一所完全中學高三年級的語文老師和班主任，母親在旁邊的小學任教。

那時候的高中生都是住校的，我經常去他們的宿舍玩，交了好多大朋友。他們開會，我就在旁邊坐著聽，聽他們討論國家大事，討論班務或評點佳作；他們唱歌，我就在旁邊跟著哼，許多老歌都是跟著他們哼會的。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他們唱得特別投入，而且總是只唱前面四句，反覆兩遍，害得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以為這首美麗的歌曲就是只有這四句歌詞。

「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朵裡穿行……」，現在想起來，他們可能是想家了，高考的壓力實在太大。

到了暑假，有些人不聲不吭打起背包就走了；有些人則喜笑顏開，逢人便打招呼，我知道這是考上大學了。有時候他們還會給我一塊糖，並給我快快長大也能考上大學之類的鼓勵。

對於這些糖和鼓勵，我從來都是照單全收的，我甚至都沒有想過有一天我可能會與大學無緣。我一直認為，上初中、高中、大學，就像每天要吃早飯、中飯、晚飯一樣，是每個人都要經歷的再普通不過的日程。

但是這種觀念在我六年級的時候便開始動搖了，初中畢業時則是徹底顛覆。

我的初中是直升的，當時學制縮減為兩年，基本上沒學到多少知識。

第一個學期上課還算正常，數學學正負數加減乘除及因式分解，這也是我後來參加高考時數學知識的全部基礎。語文除了一些歌頌文章外，還學了若干魯迅的短篇，比如「痛打落水狗」的那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記得有一篇歌頌《東方紅》的文章，文字特美，我到現在還能背上開頭的幾句：雄偉壯麗的旋律，簡練明確的音樂語言，激情磅礴的氣勢，猶如大海的怒濤，長空的雷電，摧枯拉朽，呼嘯奔騰……

可惜好景不長，第二學期便改學「工基農基」了。上課就是製作「920」農藥，然後去農村給農作物塗抹。期末考試就是用手柄搖動柴油機，發動起來就能通過。

兩年時間很快，一晃就過去了。就在我準備接著上高中的時候，事情卻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按照我的成績排名，我是完全有資格升學的，但是負責升學的貧農代表卻不以為然。她當著我的面說：「高中，貧下中農都應上上。你家已經有兩個先生了。」「先生」指的是我父母的教師身份，意為我們家已經有文化人了，我不應該再去讀書了。她嘴裡的「先生」可不是尊稱，語氣中帶著明顯的不屑。

半個世紀過去了，當年她在眾人面前揮著食指衝我比劃、吼叫的情景依然是那麼的清晰而揮之不去。她之所以強調「貧下中農」，是因為我的母親出身不好。

1949年前，我的外公長期擔任小學校長，薪水還算可以。外婆除了支出四個子女上學的全部費用外，剩下的錢就全部拿去「得田」（即買地），硬是把外公原來的中農家底「得」成了後來土改時的「地主」。

外婆被評為地主分子時，她唯一的兒子，我的舅舅在福建前線剛剛經歷了慘烈的金門戰役。舅舅是在高中時參加南下工作隊並加入人民解放軍的，金門戰役中歷經生死，本來他應該大有作為的。但外婆的地主身份影響了四個子女的發展，尤其是舅舅的政治前途，還殃及了第三代，比如我的上高中資格。

貧農代表的堅持，阻止了我上高中的希望，也粉碎了我自幼以來就有的大學夢。

第二年春天，我成為了一名插隊知青，這一年我剛滿15周歲。考慮到最好有人照顧，我的下鄉之地是久違了的老家蘇南農村。

蘇南農村比較富裕，我們村裡最差的年份10個工分也能值7毛9分錢，一個男勞力一年大約能得3000多個工分。我的工分雖然折上打折，去的第一年依然拿回了全部口糧，還得了9元錢分紅。

第二年秋天，縣報的總編來我們村勞動改造，主辦了大隊的秋收戰報。在他的鼓勵下，我發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題目是《戰地黃花分外香》。這篇文章後來又被公社廣播站的自辦節目錄用，兩天一期，一天播放三遍，我一下出了名。

逐漸我的活動多了起來，公社的、縣裡的通訊創作會議經常有我的通知，還因此被選為優秀知青代表，獎到了一套青年知識叢書。其中一本數學知識，概括了當時初中到高中數學教材的基本內容，在我後來的複習高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插隊的第5年，我被抽調到公社黨委秘書辦公室工作，月薪31元，當時叫半脫產幹部，但是農村戶口不變。因為有了這些經歷，1976年公社推薦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時，我有了一定的底氣。因為明確以勞動實踐為主，不論學歷高低，我本已沉寂的大學情結又被激活，大著膽子報了名。

考試那天，為了取得好的印象，我特意穿了一條屁股和膝蓋上都打了補丁的褲子，順腳套了一雙涼鞋。到了現場我卻懵了，我以為自己夠艱苦樸素的樣子了，人家有些人居然是赤腳來的，褲管卷到膝蓋處，讓我自慚形穢。

好在我迅速調整了心態，口試時應答順暢，自我感覺還不錯，因而滿懷著上大學的希冀。然後卻是石沉大海，似乎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我還在焦急中等待呢，卻獲知錄取工作早已結束，勝出者都已經去學校報到上學了。我認識的兩位中，一位是公社團委書記，一位是烈士的親屬。唉，確實不在一條競爭線上。

轉眼到了1977年10月，國家忽然宣布恢復久已荒廢的高考制度，而且所有人都能報名。我和大家一樣，心急慌慌報上名，未及複習就匆忙進了考場。忙忙亂亂一場努力，卻又名落孫山，不夠複試成績。

知道內情的人告訴我，說我的語文成績考得很高，可是數學分數只是個位數。現在想想或許也是幸運，要是那次我僥倖進了複試，因為數學的原因，總分可能會拉得很低，即使錄取了也不一定能進好的學校，更不用說南京大學了。

1977年的失敗雖然令人沮喪，但是高考制度的恢復也讓人有了希望。我立即投入到了下一屆考試的準備之中。考慮到我的數學過於薄弱，我準備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數學複習上。

其實在這裡說複習是很不準確的，因為絕大部分內容我都沒有學過，複習兩字從何談起？其時有人給了我一個信息，說中學某位數學老師正在給應屆生複習高考，並把我介紹給了他。但是我一共上了兩節課就沒法繼續了。去時老師正在複習三角函數，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這些知識，一節課下來如同在聽天書。為了記好筆記回去繼續琢磨，下課時我對老師提了個要求，指著sin和tan等符號說能不能寫得不要太潦草，我看不懂。

他很驚訝，說連這個都分不清，你來幹什麼？我把我的數學基礎如實告訴了他，他聽了以後沉默了一會，嘆口氣說，你還是回去吧，坐在這兒也沒用，數學是大分。他的潛臺詞我非常明白：我的數學太差了，高考是沒有希望的，坐在教室裡也是白搭。

我不好意思再去聽他的第三節課，我也沒有能力再去聽他更多的課程，唯一的辦法只能是自力更生了。可是突然恢復的高考制度使中學教材成了搶手貨，市面上怎麼也覓不到。我忽然想起了獎給我的那套青年知識叢書，關鍵時刻它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數學自學的艱難自不必說，但是比這更難的是我當時的處境。

高考恢復時，我剛剛陰差陽錯失去了一次知青上調的機會。

1976年前後，國家政策開始調整，知青陸續返城安排工作。我本來是可以去一個全民所有制企業的黨委辦公室做文書工作的，可是因為一些複雜的原因，最後被「調劑」了下來。所以我的當務之急是繼續好好表現，爭取新的招工機會。而「紮根」思想是否牢固，在當時的政審中幾乎是起一票否決作用的。如果公開報考大學，那就證明我在農村紮根的思想不牢固，這會直接影響到我當時的工作處境及未來的知青上調。

忐忑不安的我不敢聲張，白天照常下鄉跑情況，晚上循例參加碰頭會，傾聽明天的工作安排。回到宿舍往往已是晚上十點左右，公社自發電正好關機，根本不可能看書。我每天晚上都盼望著清晨四點三刻快快到來，因為公社廣播放大站會在這個點上打開自發電，準備新一天的農村廣播。

這一年的春夏兩個季節，我都是機器一響就起床，自學到8點左右去食堂吃早飯，然後開始一天的日常工作。說起來我自己都有些不相信，我在半年中用每天三小時的時間竟然自學完了中學六年的全部數學課程，高考時雖然只得了69分，但在當時的考試中，這一門成績算是相當不錯了。

我要參加高考的消息還是傳了出去，公社黨委某些領導很有想法，背後議論我是「這山望望那山高」。

有一天早飯時，一位年輕的副書記看到我，很嚴肅地對我說：「如果你是高中生，我們也不好反對你。但是你只是個初中生，要想考大學等於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還是好好鞏固一下紮根思想吧，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

當我真的通過了考試，拿到了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後，她又特意找到我說：「沒想到你會考得那麼好。其實我也是很想報考的，而且我在中學裡外語特別好，要是我報考的話，估計也能考上南京大學。」她的心情我理解，當時有許多像她這樣的人，因為職業、身份、工作以及各種社會原因，沒有鼓起勇氣再邁出一步，最終與大學失之交臂。但是，她不應該反對我的報考。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在高校任教。30多年裡，閱盡學子無數。他們或來自周邊的城市，或來自遙遠的山村，經歷各不相同。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再也沒有人敢公開剝奪他們潛心求學的權力。

歷史畢竟是向前發展的，社會的公平正義正在得到進一步彰顯，像我這樣被人認為「蛤蟆想吃天鵝肉」的求學經歷，終於成了歷史的絕版。

與大學同班同學合影（前排左一為作者）

作者高鳴，江蘇無錫人。南京大學歷史系78級。碩導。歷任無錫輕工大學社科系副主任、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二系主任，無錫市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獲省「優秀兩課教師」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