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知青,講知青,紀念知青。讓我們一起傾聽知青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一件棉絮已經板結的黃棉衣、一副普通而做工粗糙的棉手套、一隻已經退了原色的草綠色帆布箱、一隻用包裝箱邊角木料釘成的簡易柜子,我保存了40多年,搬了幾次家都沒捨得處理掉。
因為這些下鄉用過且幾經流轉保留下來的物品,對我有著特殊的意義。雖然是一堆不起眼的雜物,但它是我人生起點的必備,是我青春歲月的陪伴。我下鄉的十年經歷中,有過許多值得回憶的往事,相比之下自己的起步因為比較波折,且與這些物品息息相關,讓我終身難忘。
父母不理解、學校不同意......
1968年5月8日,1966年就已小學畢業的我收到一紙入學通知書,這是經過漫長等待才得來的,我終於成了杭州第七中學六九屆的「新初一」學生。
其實,當時進了中學也沒正經學習文化課,誰都知道是什麼原因。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文化變得可有可無,文化課被軍訓、勞動和其他政治需要的內容充斥了。除了上這些課以外,我還被學校分配到校「政宣組」,跟在分管校長和高年級同學後面,經常要寫毛筆字、衝泡漿糊,那時候的我練就了懸腕提筆的功夫。短短的時間裡,我結識了很多高年級的同學,我經常聽他們說起去寧夏、去新疆的故事,我欽佩那些離鄉背井去支援邊疆的學生,我特別喜歡哼唱八一電影製片廠攝製的大型彩色紀錄片《軍墾戰歌》插曲:「迎著晨風,迎著陽光,跨山過水到邊疆,偉大祖國天高地廣,中華兒女志在四方……」、「 人人都說江南好,我說邊疆賽江南……」我想,他們離開從小就生活的城市,去到完全陌生的地方生活,肯定會有很多困難。一開始,反正是聽過了、想過了,事情也就過去了: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剛邁進中學的學生,離這樣的事情還很遙遠。
然而,學校裡「到邊疆、到農村」的各種聲音時不時縈繞在我耳邊。一直到同年的11月24日,我參加了學校35位決心赴黑龍江支邊同學的會議,我實實在在地感覺到這件事就發生在我身邊。我親眼目睹了這些高年級大姐大哥的群情激奮,感受到了他們決心赴邊疆的雄心壯志。我看見同學們一個個毫不猶豫地用薄薄的刀片割破自己的手指,將鮮血滴在同一個盤子裡,由一位書法很好的同學,用事先浸泡好的新毛筆,飽蘸了盤裡的血液,在一方淺色的錦旗上寫下了「屯墾戍邊 反帝反修」八個大字。這鮮血寫成的大字,格外醒目,35位同學表示了去黑龍江支邊的堅強決心。
我心潮起伏,很想加入赴邊疆的隊伍,因為盤子裡也有我這個小同學的血滴。雖有想一起去的念頭,但又很自然地能夠想得到,我這個想法是難以實現的。班主任老師好心勸我,等初中畢業以後肯定有機會,到那個時候再去不遲。學校領導、工宣隊和軍宣隊領導更是不會同意了。
一個月後,杭州赴黑龍江的第一批同學成行了。12月22日,我在學校的不眠之夜,又感受到同學間的離別之情以及即將啟程的滿懷豪情。自發組織的歡送隊伍在23日凌晨就奔向城站火車站,我和送行的同學們沿著貼沙河邊的鐵路走進了站臺,與要出發的同學正好匯合,大家依依不捨,臨別話衷腸。當火車的汽笛一聲長鳴,我們送別了遠去的同學,我和豆芽姐姐先後握了四次手,志向、決心、期待都在這握別之中,我的心似乎跟著去遠行。
我明白,雖然我還在讀初一,沒到下鄉的年齡,但是我被上山下鄉的熱潮所感染,尤其是聽取了參加撫遠下鄉先遣隊的鐘民同學回來介紹北大荒的情況後,我更是心動。我的內心萌發了一定要去北大荒的念頭。
第二批赴北大荒的同學又在緊鑼密鼓地做準備了,可我能不能去的事還一直懸著,只有能去的同學支持我,希望我能同行。我也多次問自己,你是衝動嗎?你真的要去嗎?我自己的回答是堅定的:我一定要去,哪怕年齡不合格。
父母不理解、學校不同意,我多次寫血書向學校表明自己的決心。赴撫遠出發的日期一天天臨近,可我所有的努力都無效果。我真的不夠條件?堅定的決心真的要落空?我很不甘心!
我傷了親人們的心吶!
1969年3月6日,我隨學校去撫遠的大部隊,毅然登上了北上的列車。我沒有和親人道別,我沒有得到學校的同意,我沒有任何隨身行李,甚至衣袋空空沒有一分錢、一兩糧票,我是被同學們七手八腳地從車窗拽入車廂的。上車後,支持我的同學們就把我這個決心堅決的小同學迅速藏到了大堆的棉衣下面。車廂的每兩張座椅間,有個茶几,上面搭上棉大衣,就在大衣底下的狹小空間,我賴以藏身。一日三餐,我可以蜷縮在藏身處由同學塞進來盒飯和乾糧,不讓我露面,就怕清點人數時被帶隊的知青辦領導發現。就這樣,從杭州一直快到南京。雖然吃飯能在藏身處解決,但是我不可能不上廁所。就在這天晚上,當我躡手躡腳去上廁所時,還是被警覺的帶隊人員發現了。他厲聲說:「你怎麼還在車上?到了南京,你得回去!」我知道自己理虧,低下頭沒有作聲。當然,過了南京我還在車上,這一被發現,讓我轉「暗」為「明」,我不用再躲藏,不用再害怕被人發現。我知道是怕我從南京回杭萬一走丟了才沒「趕」我下車,同時我也想到是在同學們的央求下,帶隊人員才同意帶我到哈爾濱再聽候發落。
同學們得知,列車進哈爾濱時將有一個隆重的歡迎儀式。大家幫我出主意,鼓動我在歡迎儀式上表決心。就這樣,在晃蕩的車廂裡、在昏暗的燈光下,我連夜趕寫決心書,我的決心更堅定了,我更是期待著自己的目標能實現。
3月9日早晨7點左右,當列車緩緩地停靠在哈爾濱車站,站內頓時鑼鼓喧天、載歌載舞,歡迎隊伍迎接著我們這些剛從校門出來的學生娃,其中的我,絲毫沒有覺得自己是編外人員,反而正蓄勢待發。歡迎儀式上,黑龍江省委領導致歡迎詞、知青代表發言後,我找準時機、鼓起勇氣躍然登上了講臺,我用顫抖的雙手緊握著稿紙,情緒激昂地表達了一定要去撫遠的決心。當我的話音剛落,省委領導(後來知道他是於傑)就表明態度:我們一定收下你!就在這一瞬間,我眼中飽含著淚水,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同學們都高興地拉著我的手祝賀我,大家懸著的心總算放下了,猶如吃了「定心丸」。
此後,同學們繼續北上,我被迫留在了哈爾濱。在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我懷著忐忑的心,掰著指頭數算著日期,等待著杭州知青辦的帶隊領導為我辦理去撫遠所需要的行李,等待著邊境居民證的順利辦理。這時候,我靜下心來想起了父母,他們一定非常著急。從小帶大我的外婆一定會默默流淚。弟弟妹妹眼看大人著急也一定會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一家人會被我突如其來的不辭而別所擊垮,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我難過地流淚了……歷來是乖乖女的我,突然如此叛逆,我傷了親人們的心吶!
這個簡易而結實的大箱子,帶著父母的囑託和希望。
父母為我的舉動震驚,學校老師和同學間也一片譁然。最傷心的是我母親,我從來都沒有出過遠門,在家連手帕、襪子都不用自己洗,母親非常擔心我不會獨立生活。我第一次探親回家時,母親告訴我,當時她是天天以淚洗面,一夜間增添了許多白髮。
我暫住地址在哈爾濱南崗區的市勞動局所屬的勞動管理站招待所。當知道我的來歷後,管理站的工作人員都對我很好。因我沒有錢和糧票,吃飯先是記帳的。等家裡給我寄了錢和全國糧票,我再如數結帳付款。我焦急地過著一天又一天,常常到當地的知青辦打聽杭州這邊辦理我手續的進展情況。每次得知杭州知青辦的魯典送知青到哈爾濱,我一準會去找他詢問我的事情。
也還是在我第一次探親才知道,當得知我已在哈爾濱等行李時,是父親不聲不響地為我準備起行裝。他請人用做包裝箱的邊角木料釘了一隻大箱子,把家裡為我買的草綠色帆布箱、知青辦送來的黃棉衣褲和日用品都裝在裡面,父親還把他自己冬天騎車要用的勞保棉手套送給了我。這個簡易而結實的大箱子,帶著父母的囑託和希望,從南星橋託運到了哈爾濱。與此同時,我也取得了邊境居民證,為我進邊境重鎮撫遠縣取得了通行證。
儘管我的行動現在看來很魯莽、很冒險、很離譜,但我還是跨出了人生第一步。
1969年4月27日,我在哈爾濱度過了49天,這天正是我16周歲生日,我乘上了去撫遠的長途汽車。我暈得很厲害,不敢睜眼看窗外,隨著客車的搖擺顛簸,我的胃裡是倒海翻江。我向來要暈車,4月份去撫遠已經翻漿過的路況更讓我受不了。儘管身體有說不出的難受,但我頭腦很清醒,我意識到這條路就是通往我下決心要去的邊境撫遠縣,我的目的終於達到了,我將從這裡起步,我即將成為廣闊天地裡鍛鍊、摔打的一員,想到這裡,我又熱淚盈眶,情不自禁!
到了縣裡,開始徵求我意見是去五七幹校還是去濃江,我選擇去濃江,因有濃江有自己杭七中同是第二批赴撫遠的校友,濃江離邊境近。很快我就如願到了濃江公社濃江生產隊,一個坐落在大力加湖邊的小屯子,我見到了我的校友們,我也成為隊裡的一名農工。第二天我就投入了隊裡的生產勞動。
第一年我和大家一樣,要面對和戰勝飲食關、蟲咬關、氣候關。
第一年我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第一年我去了烏蘇鎮的大馬哈魚期,我當上了濃江公社灘地食堂的夥食長。
我寫了長長的家信告訴父母和外婆,我會習慣撫遠的生活,我會好好幹活兒,讓他們放心。其實,家人真正放心是在我第一次探家以後。我能理解,大人們不放心我,是因為我年齡小,跑這麼老遠獨立生活,不會料理和照顧自己。
時間已過去快五十年,儘管我的行動現在看來很魯莽、很冒險、很離譜,但我還是跨出了人生第一步。
作者:王利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