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回城複習參加高考

當知青，講知青，紀念知青。讓我們一起傾聽知青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博物館、圖書館也成「複習大綱」

我權衡再三，為了拓展自己選擇的機會，決定參加1978年7月的高考。而主觀上決心易下，客觀上行動起來還是有一定難度。我和其他準備參加高考早已回城複習的知青們的情況不同，當時我是主管生產的隊長，進入5月後就到了一年中最繁忙的「三夏」（夏收、夏種和夏管）季節，如果我離開，隊裡勢必要在人事上做調整，找人來替代我的工作。

當我提出要回城複習參加高考時，大隊書記表示不解和為難，不同意。我因不能透露從縣知青辦得到的內情，所以無法說服書記。情急之下，我只好寫信叫來遠在石家莊的父親幫我說服書記。

我父母在北京的「五院」工作。

北京地方文化中，不僅有胡同四合院文化，打1949年以後還有一種「大院文化」。與前者相比，「大院文化」沒什麼文化底蘊，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種有別於老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生活方式而已。這些相對封閉的圍牆大院猶如獨立運轉的小社會：分辦公區和家屬區，有食堂、禮堂、澡堂、理髮店、鍋爐房、汽車隊、幼兒園、醫院和副食小百貨商店，規模大的甚至還建有小學和中學，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類大院文化在王朔的小說和一些影視作品中多有描述。

我生長的大院官稱「五院」，院裡的孩子們則戲稱「五五大院」，想必出自於它對外使用的郵箱「北京五十五號信箱」，即當時「第五機械工業部第五設計研究院」的保密代號。

1969年中蘇關係因邊境的幾次武裝衝突而急劇惡化，百萬蘇軍壓境之後又私下向美國試探欲對中國核設施以及北京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當年的10月18日，副統帥籤署了軍委發布的「1號號令」，北京乃至全國開始了緊急戰備動員，在京的中央領導人和軍工生產研發單位向三線城市疏散。

為此，全五院工作人員連同家屬們被要求在12月底以前分別疏散到山西太谷（一大隊）、河南南陽（二大隊）、甘肅蘭州（三大隊）和湖南長沙（四大隊）四個三線城市，後來又增加了一個四川成都（五大隊）。

我隨父母所在的三大隊（坦克和槍炮專業）於1970年的元旦前夕到了蘭州，並在那裡完成了初中和高中一年的課程。由於五院是「臨時戰備疏散」，所以工作人員和家屬們的北京戶口並沒有遷出註銷。因此，一屆又一屆上學的孩子們到了一定的階段，五個大隊的領導就要安排他們返回北京或參加工作或繼續上學。這些從五個疏散點回到北京的孩子們會由五院在原來的院址各樓區統一安排宿舍。我是1973年9月回到北京，在第六十三中學插班，完成高中學業再畢業下鄉。

1975年五機部決定將老五院一分為二，以火炸藥等專業的設計規劃人員在北京原五院院址組建新的第五設計院；以槍炮、子彈、引蕊、光學、坦克車輛和發動機等專業的工作人員，在河北石家莊組建第六設計院，這樣將多年分散在五個三線城市的相關專業的設計研發人員連同家屬們全部集中搬至石家莊。因此，1978年時我父母是在石家莊第六設計研究院工作。

言歸正傳，我父親從石家莊趕來做「說客」，他和書記長談了一番。也許是父親的誠心所至，書記最後應允我的願望，同意我參加7月的考試。但書記希望我幹到5月底，6月放我回城複習，直到7月考完試。照此約定，5月31日在完成了最後一天的插秧和工作接交後，借著月光，我騎車狂奔40公裡，返回到城裡五院我的宿舍，開始了我緊張的複習生活。

對於每一個即將參加高考的人來講，第一要決定的事情是報考文科還是理科。也許是受父母工作性質的影響，當時五院子弟都是報考理科，我最初也是這樣的打算，畢竟中學時我的數理化成績還是不錯的。

但看了1977年北京數理化的高考試卷之後，不得不感慨四年的插隊生活已經讓我對這些知識很陌生了。現在我只有一個多月的複習時間，如果報考理科，數理化三門科目都要從頭複習，時間上根本不允許。但如果考文科，雖然沒有學過歷史地理，但我感覺它們都屬於靠我自己死記硬背就能夠掌握的知識，我對自己的記憶力還是很自信的；語文政治有在農村寫日記、工作總結等歷練，筆頭還不算生澀，自認寫個時事評論和小作文還是有把握的，不需要花費時間複習，這樣我就可以省下時間去啃數學這塊硬骨頭。

在審視了自己長短板和現實條件之後，我決定選擇報考文科。

考試的方向定了，接下來就是「頭懸梁，錐刺股」般的發奮複習了，這樣說雖然誇張，但看當時周圍準備參加高考的五院子弟們那份廢寢忘食讀書複習的氛圍，你想鬆懈偷懶都不好意思。

1977年的高考，五院子弟已有二三十人考上了大學，在他們的榜樣激勵下，到了1978年，院裡考大學熱更是高漲，有更多的院裡子弟擠上高考這座獨木橋。他們當中有1977年的落榜者、有應屆畢業生，更多的則是像我這樣的「社會人」：插隊知青、工人、軍人、醫院護士、商店售貨員、公交司機等等。年齡跨度從年屆三十的老三屆到十五六歲的應屆生。

我在五院的宿舍是一套三居室，原來住了九個人，與我同室的人1977年考上北京工業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所以我這一室只有我和我哥哥兩個人，門一關倒也清靜，很適合看書複習。另外兩室住的是我哥哥的同學，70屆初中畢業分在工廠當工人，他們當中也有人準備參加高考，只是他們都報考的是理科。

另外，由於我多年在鄉下勞作，很少回城休假，五院更是極少回來，住在院裡宿舍的孩子們早已換了一撥又一撥，大多數人我已不認識了，也就不可能和他們有考試複習方面的交流。這時我感覺自己進行的是孤軍備考。沒有複習大綱，沒有輔導老師，沒有複習資料，至少在歷史地理這兩門科目上我完全是單打獨鬥，與其他人沒有交集。塵封多年的數學也要從頭學起。

我就是在這種緊張而茫然的情緒中開始了緊張的複習。考試迫在眉睫，時間僅剩一個多月，我必須在有限的時間裡合理取捨抉擇，分配複習時間。

首先是數學，對於我來講是最難的一門，所有繁複公式定理的記憶早已被多年的農村艱辛勞作淡化了。好在無論是文科還是理科都要考它，這樣我和同宿舍的前輩在數學上就有了交集，可以借他人之力，抄寫複習資料，答疑解惑，相互交流。由於前輩是工人，白天他都要上班，複習多在晚上。所以晚上是我複習數學的時間。從有理數開始，然後是四則運算、初等代數、幾何和三角函數……背公式，做習題，惡補早已忘掉的數學知識。

這期間，我父親正好來北京五院出差，有空晚上也過來輔導我。他沒有教書的經驗，不能像老師那樣有條理、循序漸進地講解，只是簡單的告訴我記住公式，遇題往上套，並且告訴我答題的「小竅門」：遇到不會解的題，不要留空白，要寫上「因為」「所以」「解」，最好能列上相應的公式，這樣也能得一二分。

後來考數學時，我還真按父親教的方法去做，事實證明它也許真的「靈驗」，據說1978年的高考文科數學試卷最難，而我卻能難中險勝，也許和我當時會者盡答，不會的也不留空白的小技巧有關。

總之，我在複習數學上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天道酬勤，隨著考試日子漸近，我對數學知識的理解和掌握也有了一定的積累，自信心在一點點地增長。

其次是歷史和地理的複習。「文革」時期，教育方面一個突出的的變化就是縮短學制。中小學從十二年改成十年制，有些地區還改成了九年制。

如前文所述，我在1969年12月剛剛上小學五年級時，隨父母從北京戰備疏散到了甘肅蘭州段家灘，而蘭州當時就是九年學制：小學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那裡不但學制壓縮了，就連入學的季節也改了，由北京的秋季入學改為春季入學。我「有幸」小學五年級只上了兩個月到了蘭州就「畢業」升入了初中。

我所上的段家灘學校是一所農村「戴帽子」學校，即小學辦初中班，既沒有開設歷史課也沒有地理課。後來在蘭州第七中學和北京第六十三中學上高中時也沒有學過這兩門科目。但從初中到高中一直開設政治課，政治課中的中國革命史，加上語文課中的農民起義和「文革」時期「批林批孔」「儒法鬥爭」「評《水滸》批投降派」等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使得我也多少了解到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

只是這些歷史知識對我來講都是支離破碎的，離高考應試要求相差甚遠。而地理知識對於我來說則近乎零。

由於我是一個人複習這兩門科目，所以必須另闢蹊徑，摸索出適合自己的複習方法。好在北京是一座歷史文化古城，既有圖書館又有博物館，在時間緊迫和複習資料匱乏的情況下，我覺得藉助它們或許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每天早飯後我都騎車到西城區文津街7號的北京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經圖書管理員的推薦和與其它中國通史書籍的比較，我選擇了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簡編》來系統地補充自己的歷史知識。

複習時，我只按照書中的歷史線索記時間、地點、人物和歷史上各個階段所發生的重大事件，至於先生在書中對人物及事件的評論或褒貶分析一概忽略不計。對於世界史的複習，我參考了1977年北京高考歷史試卷，感覺有關世界史試題所佔的比例很小，只有一道關於十月革命的問答題。所以我決定不在世界史方面花費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只找來《辭海·世界史》單行本，通過分析和猜測抄錄了十條世界近代史方面的大事件詞條去記。其餘古代希臘羅馬史、中世紀史和各個國家簡史通通放棄，就「押」試題不超過這十個近代史詞條的範圍。

複習中我感覺書本上所寫的歷史都是平面化的，不利於記憶和掌握，如果找出一個方法把它們串聯起來，形成一個立體式的體系，便能有助於快速高效地掌握它們。我想到了北京豐富的博物館資源。當時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現併入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中國通史陳列》與《黨史陳列》，不就是串聯起這些歷史知識的綱與目嗎？它們簡明扼要，條理清晰，加上輔助說明的眾多文物展品，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複習期間我前後三進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第一次看《中國通史陳列》展覽，它從遠古時期截至1840年鴉片戰爭；第二次參觀了《中國近代史和黨史陳列》展覽，它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第三次是臨考前再把上述兩個展覽匆匆過了一遍，算是臨陣磨槍，最後一次強制性記憶。

機緣巧合，最後一次去時恰巧新開放了一個《周恩來同志生平事跡》的臨時展覽，我也認真看了一遍。沒想到1978年高考歷史試卷中一道分數最多的問答題竟是《扼要舉出周恩來同志在我國民主革命各個時期的主要革命活動》（18分），由於我剛剛看過這個展覽，對展出內容記憶猶新，很輕鬆地完成了這道大題。

有趣的是當時在參觀博物館時我絕對想不到四年之後，大學畢業，命運之神又把我安排到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通史陳列部工作，並與它結下了八年的不解之緣。

在北京圖書館複習歷史的同時，我也複習地理。也是圖書管理員向我推薦了一本月刊雜誌《地理知識》（現改名為《中國國家地理》），其內容是有關中國和世界地理常識，主要閱讀對象是中、小學生和業餘地理愛好者。

該雜誌通俗易懂，知識性和趣味性極強，在沒有複習資料的窘況下，它就是我的「救星」，幫我快速地補習了最基本的地理知識。

與此同時我還買了一個地球儀，每天晚上臨睡前，都要對著地球儀把白天看過的有關地理知識過一遍，記各個國家的地理位置、經緯度、國際日期變更線、南北半球的季節變化等等。假設了從中國某港口出發，到非洲、歐洲和美洲的三條航行線路的走法和沿途經過的國家與港口，把這些國名地名編成相聲段子式的順口溜去強記。

一本雜誌，一個地球儀，是我複習地理科目的利器，憑藉著它們，地理知識一片空白的我快速學到了應付高考的基本地理知識，在後來的考試中取得了和歷史科目同等分數的成績。

最後是外語、語文和政治三個科目。

由於1978年高考外語考試不計入總成績，所以我放棄了複習。語文複習我將重點放在寫命題作文上，前後試寫了三篇不同體裁的小作文。其餘像古漢語、填詞造句等語文基礎知識，自認為在初中時就能囫圇吞棗般的把中國古代「四大名著」（那時還沒有這類叫法）看下來，感覺差強人意，就不花時間複習了。

對於政治，我在農村這幾年，讀過幾本馬列原著，縣知青辦也曾號召知青開展通讀《毛澤東選集》一至五卷的活動，我們大隊知青隊正兒八經地還搞過「通讀『毛選』五卷的誓師大會」。別人是否真正通讀完了我不太清楚，我卻是真的通讀過一遍，並且還做了讀書筆記。加上當時的日常生活須臾離不開政治運動，政治口號和概念不斷地出現，人們都耳熟能詳了，所以我認為政治不用複習也可以對付過去。唯一我做的就是及時了解近半年來國內外發生的重大事件。所以在北圖複習史地時，我每天都會翻看一下《人民日報》的第一版，以便了解時事變化。

以上就是我1978年備考的大致經過，現在回想起來，那不是複習，而是幾乎所有知識都是現學一遍。一個半月的時間倏忽而過，許多東西根本來不及涉及，而考試的日子便如期而至，我也只能倉促上陣了。

1978年是第一次全國統一考試，按照我準考證上標註的「考試科目和時間」：7月20日上午政治；下午文科歷史。7月21日上午數學；下午文科地理。7月22日上午語文；下午外語。按規定考生要提前確認考場，值得慶幸的是，我所在的考場是黃村（大興縣城）一中。大窪村緊臨黃村，只有幾公裡的距離，騎車十來分鐘，是村裡知青回城探親的必經之地。所以我19日提前回隊途經黃村時，順便到一中想看看考場，只是學校大門緊閉，沒能如願。

考試的第一天，我借了同室知青的手錶，以方便考試時把控時間。

早飯後，騎車一溜煙兒，7點不到就趕到了黃村一中。那時剛剛恢復高考，除了考生以外，在社會上還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所以來一中的多是考生本人，不像後來恨不得父母及親朋好友都守在考場前為考生加油鼓勁。

放眼望去滿操場的考生，我的心不禁又緊張起來：我能從這麼多考生中脫穎而出嗎？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按照準考證上的報名號我找到了自己的考試教室。黃村一中是當時大興縣條件最好的中學之一，但也沒有樓房，而是幾排平房，大概有20多間教室。我所在的教室估摸能容納40名考生，如此推算，僅一中一個考場就約有800左右的考生。

我在教室坐定，緊張的心情還未平靜下來，7點20分，三名監考老師就步入教室，剎那間剛剛還在交頭接耳的考生們都靜聲坐好，聆聽監考老師宣讀考場紀律。那時的人們都很老實，不會想到作弊。

剛拿到試卷，我緊張得都能聽到自己的心跳。

7點30分一到，翻開試卷，填好姓名和準考證上的報名號後，開始審題答卷。

一旦進入狀態，先前緊張的心情也就逐漸平靜下來。

還好政治試題出的中規中矩，沒有太偏冷，以我當時的認知都能扯上一些。唯一遺憾的是，政治複習我只花時間天天看報紙，但政治試卷卻沒有出一道時事新聞類的考題。

考完政治，騎車回村，吃完中飯稍事休息，下午再騎車到一中考場參加歷史考試。拿到試卷審題後，心中竊喜，一是前面說過的有關《周恩來》的問答題，等於是給我「送分」；二是世界史只出了兩題：一道是關於二戰的問答題，一道是名詞解釋「巴黎和會」，二者都在我「押題」的十個詞條範圍之中。

第一天的考試感覺尚可，自信心倍增。但第二天上午的數學考試又被兜頭澆了一盆冷水。

1978年高考數學試卷文理科合用一卷，只是文科考生不用做最後一題。拿到試卷一看，第一題不會，再看第二題還是不會，一下我就懵圈了，腦門上直冒冷汗。深呼一口長氣，定了定神，慢慢地靜下心來，我的腦瓜子開始轉動起來。先把看明白的題做完，再一點點的摳不會的題。終於在糊裡糊塗地狀態下「熬」到了考試結束的鈴聲。

數學考試是我最暈乎、最沒把握的一場考試，紙面上我也寫滿了，但對不對，我自己心裡實在沒底，只能抱著聽天由命的態度了。

考完出了教室，許多考生都面色沉重，少有第一天考完試的那種輕鬆歡快的表情，更有脆弱的女生失聲哭了出來。

事後得知，1978年的數學考卷無論是對文科還是對理科都是「最難」的，尤其是對文科，數學分拖了許多考生總分的後腿。

下午的地理考試我正常發揮，沒出意外，順利做完。

第三天上午語文考試，我感覺偏出了我準備的範圍，最後的作文不是命題作文，而是縮寫，這樣我備考時準備的小作文就沒能派上用場。當然縮寫由繁入簡，省事省時，不用構思主題，不用遣詞造句湊字數，也算是上天對我沒有複習語文的眷顧。

下午是外文，我還是按時進了考場，一天也沒複習英文，拿到考卷只能是連蒙帶猜，熬到時間走人。我之所以參加外文考試，主要是想考完試到黃村浴池泡泡澡，舒緩一下一個半月以來複習考試帶來的緊張情緒和恢復一下疲憊的體力。

三、北大放棄我，南大截留我

如果說高考複習時因所涉內容太多太雜而感覺時間如白駒過隙的話，那麼得到錄取結果後的感覺卻是心神不安了。

高考之後的第二天，我就如約歸隊。雖然和以往一樣每天帶領社員和知青下稻田薅草草施胺肥，但內心當中卻多了一份焦慮和期盼。

到8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公社知青辦（當時公社一級的高考事宜都由公社知青辦負責）的電話，讓我去公社取隊裡參加高考的考生們的成績單（有文章說：北京市1978年高考成績是在8月16日向下公布的），並告知我本人考了一個不錯的成績：五門科目總分394分。

當拿到成績單看到各科成績時，我對自己付出所得到的結果還是很滿意的。雖然當時尚不知大學的錄取分數線，但從公社知青辦主任透露的消息中得知，我的考分在全公社考生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大概率來說我有學上了，至此懸了許久的心總算放下了。

我五門科目的成績：歷史地理都是92.5分，真是一份耕耘一份收穫；政治76分，語文70分，這兩門科目我沒有什麼付出，自然不會有高分回報的奢求，公平合理；數學63分，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居然及格了。

看過有人寫的回憶文章說，「1978年高考文科的數學成績普遍偏低，能得60分以上就是學霸了」。別的省市的情況我不清楚，我知道那一年北京文科考生的總成績差距就在於數學分數的高低。當然我這個勉強及格的成績和入學後同班同宿舍的陸華同學的99分相比，那又是小巫見大巫了。在真正的學霸面前，讓人不得不感慨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最後不計入總成績的英文只得了5分。

8月底，北京市公布了大學錄取分數線：五門科目總分文科（含外語類）340分；理工醫農350分。1978年蘆城公社有500多名知青和當地回鄉青年參加了高考，全公社過此錄取分數線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是六十三中學畢業的學弟。他考理科，後來被北京大學物理系錄取，想必分數不低。

我們是到公社知青辦填報學校志願時，才知道只有我們兩個人有幸入圍。後來到了10月份，林乎加調至北京當市委書記，為了讓更多的年輕人有機會上大學，他提出擴大招生的建議，那就是推動創辦大學分校的工作。短短幾個月北京市一共籌建起了36所分校，並且當年招生。這樣不分文理科，但凡1978年高考五門科目總分達到300分的考生都可以被錄取進大學。（本科走讀生，必須是北京戶口）

數據顯示，當時北京市符合上述條件的有16800多名考生，他們終於都能如願以償的進入大學學習。因為這次擴招，蘆城公社就又有30多人被大學錄取，我們大窪知青隊也又有兩名知青圓了大學夢，無疑，他們都經歷了一次失落後的大喜時光。

據資料統計，1978年高考全國報考人數為610萬，最後錄取40.3萬（包含後來擴大招生的部分），錄取率為6.6%。

按北京市招生辦規定，每一個過錄取分數線的考生可以填報七個重點院校，三個普通院校，最後還有一欄：是否服從分配。我們倆既不知道自己的分數是否達到了重點院校的錄取分數線，也不清楚各個重點大學本身的錄取標準為何。只能是盲目填寫。

我考文科，北京重點綜合大學只有三個可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其餘四個志願就要填報外地院校。而那位考理科的學弟可選擇的範圍就大了，很快他就填滿十個志願，都沒出北京市。

看我翻著學校名冊難以取捨的樣子，他建議我東北和西北不用考慮，沿京滬線向南順著填。在沒有更好的選擇下，我只能採納他的建議，填寫了南開大學、山東大學、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但內心卻在祈禱千萬千萬北京這三個學校錄取我，別把我「趕」到外地去。

學校填報完，接著就是填報專業，每個學校志願中，又可以填報兩個專業。乍看起來考生的選擇餘地很多，其實不然。我記得文科專業的選擇範圍就很小，可填報的不外乎中文、歷史、哲學、法律和政治經濟學這幾個專業。當時具體哪個學校填報了什麼專業我現在已記不清了。最後我們都鄭重其事的在表格的最下一欄寫上；服從組織分配。

填報完學校志願表沒幾天就接到體檢通知，按預約時間到黃村縣人民醫院進行體檢。我除了近視眼以外沒任何毛病，也算是這幾年在農村勞動鍛鍊得到的收穫吧。至此該我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接下來又是在繁忙的勞動中耐心等待。不過與考完試那種忐忑不安的等待不同，這一次是充滿希望的等待。

9月中旬的某天，終於接到公社知青辦的電話通知，我被南京大學錄取了，並且讓我到公社來拿錄取通知書。

當年裝有大學錄取通知書的信封我還留存著，但通知書已不見，想必是入學報到時交還給學校了。

信封的地址寫著「本市大興縣招生辦轉蘆城公社大窪大隊」。收信人是我的名字後綴有「同學收」一個非常親切而又久違的稱呼，預示著我的身份將由知青轉變成大學生。最下邊的寄信單位一行是統一紅色鉛印的「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緘」，這應該是當年南大權力機構的名稱。

這個信封沒貼郵票，也沒封口，知青辦的同志解釋，信是公社書記到縣委開會時帶回來的，省了八分郵資。後來聽南大到北京招生的歷史系熊生寶老師告訴我，1978年北京市高校招生辦公室就設在大興縣縣委招待所，我估計是招生辦直接把我們公社的錄取通知書讓公社書記帶回的。由此看來我應該是北京市最早一批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幸運兒。

拿到錄取通知書我是喜憂參半，喜的是我終於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學，不必再等待自己完全無法掌控的招工。「憂」的是我好不容易從蘭州回到北京，這次我又要離開而且是遷出戶口的離開，真的有點遺憾。

另外，讓我有點困惑的是，錄取通知書上寫的是「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我雖然已記不清我都填報了哪些專業，但應該沒有填報這個第一次才聽說的專業。以我當時的孤陋寡聞和資訊閉塞，實在不知道這個偏冷專業是幹什麼的。

所以拿到錄取通知書後我直接從公社騎車回城，先到王府井大街北京最大的新華書店，假裝買書，向售貨員要來了《辭海·考古分冊》，看了對考古定義的詞條，才知這是個通過田野發掘探究古代歷史的專業。我感覺這應當是個有趣、可學的專業。然後又到西長安街上的電報大樓準備給父母發個升學報喜的電報。

為了既能說清事情又能省錢，斟酌再三，我發出「上南京大學歷史」七字電報。

但讓我沒有想到的是，這封本意是報喜的電報，到了六院卻陷我父母於尷尬之境。

去南大報到前的國慶期間，我抽空回了一趟石家莊和父母道別。

我母親告訴我那封電報不應該寫「歷史」二字，因為電報內容被人看到並在院裡傳播，是不是當時的電報不封口，外人也能看到？結果傳揚開來的大意是：「老張家的孩子考了個文科，笑死人了，」「我家孩子寧可不上大學，也不考文科」，等等。

閒話傳到我父母那裡，雖然他們從心裡為我能考上大學而高興，但面對院裡其他人的閒言碎語，面子上多少也有點掛不住。畢竟在院裡頻傳考上大學的眾多佳音中，我的電報可能是唯一另類的「雜音」。所以對我母親的「抱怨」，我也能夠理解。

我也知趣，在家待了幾天，沒有去拜訪熟悉的叔叔阿姨，而是「悄悄地進莊，悄悄地出莊」。

事後想來，也不能全怪院裡這些傳閒話的大人，畢竟院裡我父母這一輩人絕大多數都是理工科背景；加之那時「文革」剛過，對政治的恐懼，對影射史學的厭惡，讓人們對學文科尤其學歷史，有一種避之惟恐不及的心理。當時連我自己都說不清學文科將來能幹什麼，更不能苛求別人能理解。

那時候社會大環境就是重理輕文，當時的流行語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沒聽誰說過「學好文科走天下」。

那年高考，五院、六院的子弟據說有四五十人考上大學，多是像我這樣的大齡社會青年。院裡大人哪裡能體會到我們為考上大學所做的玩命似的拼搏？無論是考文還是考理，備考的艱辛和考上大學的喜悅只有我們本人才能深刻體會。這種體會刻骨銘心。如今42年過去了，曾經的起落依然恍如昨日。

像我這種文科生在院裡遭遇的「尷尬」，僅僅過了一年就翻篇了。1979年高考，有了年齡限制，對許多1978年高考落榜的社會人來講，再一次考試就是最後一次機會。所以院裡子弟有許多人棄理改文。再後來，中學開始文理分班，院裡子弟考文理的比例近乎一半對一半。文科生終於也可以昂首挺胸、揚眉吐氣，讓院裡人羨慕嫉妒「恨」了，這是後話。

再回前面話題。

我發完電報，騎車回到五院，碰到認識的人就告訴他們我考上南京大學了。

我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早，院裡其他眾多考生便開始了緊張而不安的等待。一些發小向我祝賀，特別是同宿舍和我一起參加備考的那位前輩，在向我表示祝賀的同時也流露出擔心的情緒。

我安慰他一定也能考上，再耐心等待幾天。後來他接到北京師範學院（現首都師範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在安慰他的同時我也流露出要離開北京到南京的失落情緒。他勸慰我說他出差到過南京，那是一個非常好的城市，綠化特別好，街道兩旁都是梧桐樹，還有中山陵等眾多古蹟；吃的也好，花樣多，沒棒子麵（玉米面）窩頭；另外南京姑娘也漂亮。用現代網絡語言總結就是：美景、美食加美女。（冥冥之中也許是命運的安排，我後來還真娶了位南京姑娘。）

他鼓勵我說，北京有什麼好，春天風沙大，整天吃棒子麵窩頭（三分之一的粗糧），去，一定要去。他對南京的一番美好描述淡化了我將要離開北京的惆悵，也對南京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有了些許的期盼和嚮往。

我當時除了對考古專業還存有疑惑外，也對我為何直接被第六志願的南京大學錄取有些不解，為什麼前五所學校都沒有錄取我？這中間發生了什麼？隨著時間的推移，謎底得以解開。

10月15日我到南大報到後，系裡熊生寶老師找到我，跟我說專業的事，大概意思是，考古專業減了名額，系裡做了調整，把我轉到歷史專業了，問我有沒有意見。我因為對專業並沒有太多的了解和偏好，所以對學什麼專業也就沒有那麼執著，很痛快地答應下來。

接著閒聊中，熊老師告訴我，是他到北京代表南大招生的，住在我插隊的大興縣委招待所。隔壁房間住的是北大招生的老師，和他們的關係搞得不錯。他翻看了北大老師要退檔的一批材料，看到我歷史成績很好，就把我的檔案「截留」下來。否則走程序，退檔到招生辦，再投放第二志願，直到我第五志願的山東大學退檔以後才能輪到南大挑選。

聽了熊老師的解釋，我才明白為什麼我跳過了五個志願被南大錄取了。後來的變化是，秦浩老師告訴我考古專業增加了名額，問我願不願去。我原來就是被消減名額轉了專業，現在可以再轉回去，何樂而不為？當場同意轉回考古專業。

上大學後學的是考古專業

談到熊老師不得不說他也是我人生中的一個貴人。他把我從北京招到南大，最後他又把我送回北京。

在畢業分配的最初方案中，考古專業沒有北京名額，我最初被預定分到山東省博物館。熊老師找到我寬慰我說：「是我把你從北京招來的，我儘可能再把你送回去。」他讓我再耐心等待。

熊生寶老師是我的貴人（這是畢業時他給我的題詞）

最後我等來了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名額。在外轉了四年，我終於如願以償又能回到北京了。

另外，上學後第一個寒假，我們全家春節在石家莊團聚期間，我哥哥告訴了我被北大退檔的「謎底」。

我哥哥說，某天他參加他們北京二商局文藝宣傳隊部分成員的家庭聚會，主人把我哥哥介紹給她的哥哥。兩人寒暄互通姓名之後，那人一愣問道：「張正濤是你什麼人？」（我和我哥哥的名字僅中間一字不同）答：「是我弟弟。」

那人解釋道，他是北大法律系老師，這次負責北大在北京的招生工作，曾看到你弟弟的投檔，成績過了北大錄取分數線。但查閱檔案，發現你家出身成份比較高，家族中有歷史複雜的親屬。因為你弟弟報的是法律系，而法律系畢業生將來分配去向都是公檢法系統，對政審要求較嚴。經和系裡商量最後還是覺得你弟弟不符合法律系錄取的政審標準，所以北大放棄而退檔了。他還向我哥哥表示了遺憾和歉意。我哥哥回他說沒事，說弟弟去南京大學了。此事和熊老師講的相印證，算是解了我心中的疑惑。

當年，「出身不好」的標籤如附骨之疽，每遇升學、參軍或分配工作這種人生的關鍵時刻它就會發作，這是時代的悲劇和社會的不公。不幸中的萬幸，這次雖然「出身不好」的標籤又一次在我身上作祟，但最終我還是邁進了大學的門檻。為此我感謝熊老師的「截胡」，感謝南京大學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並為自己是一名南京大學畢業生而驕傲。

在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後，我回到大窪一邊繼續勞動、交接工作，一邊向四年的知青生活道別：向幾年來關心和培養我的縣、公社知青辦的各位領導道別；向支持和幫助我工作的大隊班子各位成員道別；向一起同甘共苦生活和勞動過的知青同伴們道別；向待我如自家孩子的大窪村各位父老鄉親們道別。

9月30日隊裡派了一掛馬車，拉上我簡單的行李和自行車把我送到右安門。

國慶節後我從石家莊回來，把伴我上學讀書和下鄉插隊五年之久的自行車送到委託商店（當鋪）辦了絕當手續，所得六十元錢款作為我南下求學的盤纏。

10月14日，在北京站告別了前來送行的哥哥和五院發小們，我踏上了南行的列車。南京，我來了！

2020年7月15日於渥太華

作者張正濤，1957年生。曾在北京大興插隊務農，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