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鐵 知青年代的技術骨幹，後來成為一名 成就的學者
方鐵全家福
李巨濤與魏羅羅
姚德興,老婆
從高考消息披露到進入考場，大部分考生只有兩個多月時間應付考試，除去文化考試，他們還需要應付嚴格的身體檢查、政治審核和地市初選。
本刊記者 蒯樂昊 發自雲南
這是一張珍藏多年的全家福：後排左起第一位，方鐵：胸佩雲南大學校徽；左起第二位，方鋼：佩昆明師範學院校徽；右起第一位，方敏，佩雲南師範大學校徽。第二排左一，常洪，胸前別昆明醫學院校徽，右一，方慧，佩昆明師範學院校徽……就像在財富匱乏的年代，人們拍照要穿上頂考究的衣服，亮出明晃晃的手錶一樣，在知識珍稀的年代，點綴在胸口的一枚大學校徽，比首飾更加罕有和高貴。
現在年紀相仿的年輕人，幾乎10個人裡有8個是大學生，而大學生裡頭，又幾乎10個有8個根本不戴校徽。那會兒可不是這樣。這批恢復高考後的第一代大學生，曾經的共同身份是知青。所謂「知識青年」，其實是被剝奪了求知權利的青年，或者起碼是知識之路被中斷了的青年。
父親口中的大學如此迷人
方家姐弟4人，有3位是知青，遠放雲南邊陲的時候，方鐵剛升上高一，小弟方鋼上到初三，大姐方慧最為委屈，已經上到高三，離大學門檻一步之遙，「我大姐是班裡的學習尖子，上大學肯定不成問題的，當時連志願都想好了，要學外語。」
外語沒有學成，倒被迫學起了傣語，方鐵姐弟3人去往的知青點，都在中緬邊境的瑞麗地區，是傣族聚居地，那裡人少田多，知青的到來為當地輸入了大量青壯勞力。「每個人發一頭牛，一架犁，就開始犁田。犁田、扒田、挑秧、插秧……勞動一天的收入是1毛4分錢，可換兩盒火柴。」知青閒了經常教寨子裡的傣族人學說漢語，也跟老鄉學會了不少傣話。方鐵和姐姐後來成為研究西南民族史的教授專家，他們的傣語基礎就是那時打下的。
方鐵的父親方齡貴，著名歷史學家。老先生是西南聯大畢業生，因有二分之一蒙古血統，逐漸對蒙元歷史發生興趣，師從姚從吾和邵循正，專攻蒙元史。1946年在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學部獲碩士學位後，返昆明母校任教。
因此，方家兒女幾乎從小就是在大學的氛圍下成長的，他們時常聽父親講起求學時接觸到的許多教授、名家，無限神往：
——邵循正先生在西南聯大作學術講演，《元遺山與耶律楚材》，吸引了很多人來聽，時間在晚上，教室裡坐滿了人。老師中姚從吾、羅常培、毛子水、吳宓都來了。不料開講不久就電停燈熄。邵先生離開手擬的提綱，摸著黑繼續講下去，旁徵博引，有聲有色，黑暗之中聽者鴉雀無聲。講演快結束時，電燈亮了，全場掌聲雷動。
……
父親口中的大學如此迷人。但是下鄉以後，這一切已經遙不可及。「壓根沒想到這輩子還能上大學。毛主席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說的是理工科大學。我們對理工科不感興趣，這輩子就不可能上大學了。」
東拼西湊的油印複習資料
但是自學的習慣還保留著，方鐵每天看書到12點，找到什麼看什麼。「文革」中批《水滸》、批孔老二，某種意義上還普及了一些經典讀物，《水滸傳》、《三字經》、《千字文》作為批判對象發下來給大家看。方鐵至今認為，他對歷史學最原始最樸素的興趣，始於《水滸傳》。後來專攻西南民族史，對西南邊疆少數民族最直觀最切身的感受，則來自與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知青生涯。
事實證明，恢復高考後第一批抓住機會的知青，恰恰是那些求學之夢尚未徹底死滅的人。
「總覺得『文革』只是一個過程，這個國家總有一天要走向正規、正常。但我們自己是個問號，我們的命運是什麼？一輩子就在這裡嗎？那時的社會充斥著各種口號，但口號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從知青來講，總覺得不能沉淪，不能墮落。」瑞麗知青方鐵、盈江知青魏羅羅、騰衝知青李巨濤，一致認為後來的傷痕文學把知青寫得太灰暗：「特別是那個描寫雲南知青的電視劇《孽債》，我們看了就覺得很不真實。這樣的個案不是沒有，但是知青中積極上進的大有人在！」
李巨濤是印度歸僑子女，在「文革」中串聯，每到一個小縣城，都要到當地新華書店，把造反派還沒有來得及清除的書籍買下，打包寄回省城。這些書，在省城早就絕跡了。圖書館裡的書被集中起來，由造反派統一管理，等「文革」到了中後期，到處武鬥，造反派管不了那麼多，這些「毒草」又慢慢流傳出來，李巨濤就是那時集中閱讀了《簡•愛》等一大批名著，並在恢復高考後決定從文。
跟李巨濤同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日本歸僑知青魏羅羅，下鄉勞動時年齡極小，剛上初一，且家境優越，根本沒做過粗活。「父親剛回國時是高幹，13級幹部，家裡可以吃小灶的。到了知青點，我跟我姐姐連飯都不會做。生火要用吹火筒吹，吹出一臉的煙鍋巴，飯也煮不熟。」因為有海外關係，魏羅羅姐妹在知青點備受歧視，其他知青甚至不願意跟她們同桌吃飯，「別說紅衛兵，就連紅戰友我都當不上。」這種環境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勞動中必須比別人更加賣力才會獲得認可。魏羅羅年紀雖小，但性格特別要強，不甘落人後，到恢復高考時也是如此。因為只讀了初一上半學期，知識結構單薄，而高考中她所面對的競爭者，不但有一直在學校就讀的應屆畢業生，還有像方鐵的姐姐方慧這樣下鄉前已經讀到高三的「老三屆」。
方鐵的父親方齡貴老教授出身較好，是農民，在惟「成分論」的「文革」中沒有受到很大衝擊，惟一遇到的麻煩就是因為兼任圖書館館長，古書、外文書買得比較多，被扣上一頂宣傳「封、資、修」的帽子。
老爺子的藏書成為方鐵姐弟幾人的財富，學校武鬥鬧得兇時，他們就躲回家中看書，方老爺子有幾千本藏書，雖然懾於「文革」，燒毀了其中比較「招眼」的一部分，但留下來的寶貝還是不少。到了恢復高考時，又全靠父母幫孩子們多方尋覓書籍與資料。「那時根本找不到教科書，也沒有鉛印的輔導材料，只有一些民間油印材料，都是像我母親這樣在中學教書、有點基礎的家長，東抄西抄，自己編寫出來的。」
「完全不知道要考什麼，怎麼考，政治課當時的重點肯定是剛召開的三中全會，語文我想肯定是考一篇作文了，沒什麼好複習的，拿到卷子一看，還考漢語拼音、糾正錯別字。拼音就考砸了。」兩個多月時間，半盲目的複習準備，方鐵硬是叩開了高校的大門。
請願：我們要上學！
高考消息傳來時，方鐵正在楚雄地區一家國防工廠當工人，這家700多人的生產炸藥和導火線的「兵工廠」，有200多名工人是知青，大多是廠裡的技術骨幹。1977年廠領導得知恢復高考時，還特意對本廠知青封鎖消息。
「那地方非常閉塞，山溝溝裡頭，離縣城還有20公裡，上午要到10點才看得到太陽，下午3點太陽就下山了，人稱『夾皮溝』，高考恢復的時候我們完全不知情，等知道消息的時候，高考已經過了。我姐姐方慧當時已經調到昆鋼(昆明鋼鐵廠)，她得到消息比較早，1977年就成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後來又成為建國後雲南培養的第一個女博士。」
雲南盈江縣弄璋鄉下崗相寨知青魏羅羅至今記得那張決定了她後半生命運的試卷——「當時的作文題，好像是《攻書莫畏難》和《青松贊》。」作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魏羅羅就讀於昆明師範大學歷史系，恰好與方鐵的姐姐方慧同班。魏羅羅亦是下崗相寨知青點中惟一一個考上大學的，同一知青點的其他知青在返城後，不少進了工廠，在新一輪的人才組合中，由於學歷和知識的限制，絕大多數現在已經如他們下放的寨子名那樣——「下崗相」了，這種同途殊歸的命運感常讓魏羅羅唏噓不已。
從高考消息披露到進入考場，大部分考生只有兩個多月時間應付考試，除去文化考試，他們還需要應付嚴格的身體檢查、政治審核和地市初選。報紙公開刊登的報考條件包括：「政治歷史清楚、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革命紀律，決定為革命學習……」
「當時我們白天在工廠上班，電力緊張，晚上總要停電，就買了一大包蠟燭，每天看書複習到兩點。」跟方鐵同在國防工廠複習迎考的知青約有20名，工廠捨不得這批技術骨幹，不讓他們參加高考。當時正值鄧小平全面整頓工廠，國防工辦派了個工作組到廠裡整頓。20個青年人一商議，派出幾個代表，專門面見國防工辦工作組的成員，「有點半請願的性質了——我們要上學，希望成全我們！工作組的這些同志政策水平比較高，也比較開明，明確表示支持：只要你們考上，工廠肯定放人！」
為了妹妹返城，永遠留在鄉下
雖然遇到過阻力，但方鐵們是幸運的，畢竟能夠順利走進高考考場的知青，只是少數。
跟魏羅羅同在盈江縣弄璋鄉的知青姚德興，是現在還留在知青落戶地的惟一一位知青，其他一些沒能返城的知青，絕大多數也調進了縣城，只有他，還守著鎮上的小學、中學，在他下鄉的地方娶妻生女，教書度日。
一條泥濘的小路走到頭，就是姚老師的家，小鎮上人人認識他家。「姚老師嘛，昆明的知青饊！你們是他昆明來的親戚嗦？」穿筒裙的傣家婦人，操一口帶地方口音的漢話，笑盈盈指路。1969年來到盈江縣弄璋鄉的姚德興，在當地生活了38年，已經快要步入老年，但在當地人眼裡，身份依然是外來的「知青」。
他家自築的小院，格局與陳設跟當地民居並無二致。中堂懸掛的「天地君親師」掛匾和祖先牌位，透露出一點文化氣息。小餐桌上按當地的習俗點著白蠟燭，用來驅蒼蠅蚊蟲的，就連擺放的菜餚：牛乾巴、玉米豆腐、金波菌，也是一律的傣家口味。
姚德興生父早亡，母親攜他改嫁，在他上面，有繼父帶過來的一個姐姐，在他之下，是同母異父的弟弟、妹妹。姚家兄弟姐妹從小在一處長大，感情很好。為了能讓小妹子回城，23歲的哥哥跟當地籤了「賣身契」：留在弄璋，不再返城。
「當時我跟我妹子在一個地方，都是知青，推薦回城，她沒能推薦上。妹子才18歲，年紀太小，我要是回去了，留妹子一個人在這裡，不放心饊。所以我說讓她走，我留下。」1970年12月籤的約，1971年，地方上就把姚德興調入了寨子裡的小學校，當地需要知青人才，像姚德興這樣下鄉前讀到初三的文化人，在小學成了萬能的多面手，教語文、數學、體育、音樂……學校開什麼課就教什麼課，缺什麼老師就當什麼老師。
到了27歲，回城無望的姚老師經人介紹，跟寨子裡一位傣族姑娘結了婚。不明就裡的知青同學都說，連城都不要回，肯定是在當地找下了漂亮老婆。「婚禮當天，全部要來看新娘子到底有多漂亮，一看：哎喲，不怎麼樣嘛！」姚德興至今說不來傣話，也說不來標準的昆明話了，他是昆明話夾著盈江腔。
以前傣家姑娘不願意嫁漢人小夥，知青來了以後，情況慢慢改變。漢族知青有文化，對老婆好，生活也比較文明。周圍幾家大院中，姚德興家是惟一一家裝有太陽能熱水器和衛星電視接收器的。到鎮中學任教後，他愛人也被調到中學食堂當炊事員。學校校舍不夠住，姚德興家的廂房一度還免費留宿過30名學生。「這個房子是分幾次蓋起來的，剛開始是竹子的草屋，後來改成土基的瓦房，到93年才改成磚房。」
當時興高採烈回城去的小妹子，許多年後對他說，「哥，我對不起你。」
妹妹、弟弟回城以後，因工作需要，都進大學深造過。回城後沒考大學的知青，有不少收入還不如姚德興，有學歷有知識的，現狀大多比較優越，「我弟弟的別墅靠近昆明世博園，下面一層，上面一層，還有車庫。以前我回昆明一趟，好多地方不通車，坐一段車，下來走一段，要四五天才能到，現在他們都買了私家車了，開車來接我。」昆明，每年回去一次，住不滿10天，就要走，怕妹子內疚。每次他都故意說，在昆明呆不慣。
高考？這裡太閉塞了！姚德興得到恢復高考消息時是1980年，那時他已經34歲，而且高考從1979年開始就設定年齡限制了。得到高考消息的同一年，他去省政府諮詢，可不可以把一個娃娃的戶口調回昆明。省政府工作人員答，北京、上海來的知青可以，你是昆明人，到盈江還是在雲南省，不算支邊，政策不許可。「以前老做夢，夢見調回昆明嘍，戶口也轉回去嘍，醒來人還是在這裡。這幾年，連這個夢都不做，這顆心已經徹底死掉了。」
當地升學率不高，回昆明的弟弟妹妹，孩子都上了大學，姚德興的3個女娃娃，學歷最高的讀到中專，在鄉裡的中學教書。娃娃的名字都是姚老師起的，老大，叫春燕，春是春城昆明的意思。老二，叫昆妹，老三，叫昆盈。直到老三出生，姚德興才猛然醒悟，這輩子是回不去了，孩子的名字裡有了盈江的位置。
路燈下夜讀的「文革」後第一屆
撇開姚德興這樣與高考徹底絕緣的案例不談，570萬這個數字仍不足以囊括1977那一年知青們噴薄而出的報考激情。幾個月後的1978年7月，又有610萬人進入考場，方鐵就在這一批考生之中。此時，他的妻子常洪、弟弟方鋼均已作為保送的工農兵大學生，先他一步跨進大學校門。姐姐方慧雖然率先參加了第一批的高考，但因為冗長複雜的招生手續，到弟弟準備第二年考試的時候錄取名單還未張榜公布。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方慧和方鐵先後被昆明師範大學和雲南大學的歷史系錄取，77和78兩級學生在同一年走進大學課堂，這恐怕是中國高考史上的特例。
方鐵的父親曾經的最大遺憾就是作為大學教授，自己的4個子女卻與大學無緣。誰知，1977、1978兩年之間，4個孩子竟然齊刷刷地佩上了大學校徽——姐姐和弟弟同級，哥哥和妹妹同級，這讓老爺子無限欣慰。
方鐵當年是楚雄州文科考生中的第二名。還沒放榜，廠領導就因為招生辦來調檔預先知道了消息。「廠領導找到我：小方啊，你能不能不要走啊？當時我就知道我一定考上了，我說如果考上我一定要走。」
方鐵所在的國防工廠，現在是全國最大的導火索廠，但廠子裡的技術基礎，卻是當年那一批知識青年奠定下的。方鐵在廠裡負責的產品，曾得到過中央軍委嘉獎，直到現在，生產相關產品，還使用著方鐵當年寫的技術文件。多年以後，這一批從廠子裡走進大學的知青在各行各業有了作為，工廠裡依然「與有榮焉」，報紙上登載了方鐵家「一門八教授」的故事，廠領導馬上買下幾十份報紙，到處散發。
「『文革』停辦大學10年，各條戰線、各個領域的人才都出現了嚴重的知識斷層，彌補這個斷層，就靠這批後來考上大學的知青，包括小知青，迅速地頂上來。這批人現在承上啟下，挑著大梁。設想一下，如果當時不恢復高考，沒有這批人，我們國家還不知道是什麼樣。如果文化的斷代再長個一到兩年，後果將更加嚴重。」
進入雲南大學就讀的方鐵發現，這座曾作為西南聯大校園的大學，已經不復是父親記憶中大師雲集的高等學府了。
「當時的大學，剛剛教授完工農兵學員，教學質量非常差，但是我們很尊重老師，老師在上面講，我們在下面看我們自己的。畢竟，上大學的機會太難得了。」方鐵上大學的時候已經29歲，全班70位同學，只有4個應屆畢業生，其餘的都是知青，其中50位是已經工作了5年以上的帶薪學生，攜帶家眷、拖兒帶女的「老齡大學生」相當普遍。
「知青有個很大的特點，自學能力相當強。當時有個說法是『一顆紅心，兩手準備』。我們的理解就是，雖然很少機會，一切服從國家分配，但是主觀上必須做好各種知識儲備，機會來臨的時候就能夠穩穩地抓住。」1978年的大一新生李巨濤，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
魏羅羅所在的昆明師範大學實行燈火管制，圖書館10點半關門，宿舍12點熄燈，她就買來煤油燈夜讀，常常燻得兩個鼻孔黑黑的。路燈下面的，打著電筒的，看書背單詞的，都是這些如饑似渴的大齡學生。
可怕的兩屆半
方鐵中學學的是俄語，到了大學改成了英語，許多大學生跟他一樣，連26個字母都不認得，於是從頭開始。老知青強大的學習能力和學習方法，讓魏羅羅羨慕不已。「他們的自學方法非常棒，我們都跟他們學，怎麼找材料，怎麼歸納，怎麼做索引、做卡片，怎麼討論……可以說，我們這幾屆以後的大學生，無論是學習方法、學習態度、對知識的應用能力，根本趕不上我們。」魏羅羅就讀的師範大學中，僅以她所在的班級為例，40名學生中許多後來成了大學老師，去地市中學教書的也大多當上了校長，在「文革」以後的人才教育傳輸和填補文化斷層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再說方鐵教授，雖然他上的並非師範大學，但他跟他的妻子、姐妹、兄弟一樣，選擇了著書立說、教書育人。在他170平米的寓所裡，藏書多達幾萬冊，頗有乃父之風。
知青大學生在中國當代史上是一個特殊群體，國外曾有專門學術論文研究中國的知青大學生，並把這一代大學生叫做「中國可怕的兩屆半」，指的是77、78級，79級算半屆，因為79級就開始限制年齡了。專門研究這兩屆半的知青大學生：他們的走向、他們的貢獻、他們的地位。說這兩屆半「可怕」，是指他們力量巨大，從學術的角度來說，他們的入學，直接促成了中國高校體系的學科梳理和完整化，成為文化接力棒的重要傳遞人；從社會影響來說，他們身份特殊，受過多年馬列主義教育，通過親身經歷對中國建國以來的道路有過深刻的感受與反思，能適應最正統的思想，也有叛逆精神，渴望除舊布新，所以能夠上接毛主席政治路線，下接鄧小平改革開放，他們身上迸發出來的能量與活力，對中國當代歷史的影響顯著而深遠。
正如方鐵教授所說，「我是搞歷史的，我深深了解，一樁歷史事件的影響、意義與價值，有些當時就能體現出來，還有些則要過上很長一段時間，甚至一個時代，才能看得明白。」
方鐵，雲南大學教授、博導，曾任西南邊疆民族研究所所長、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雲南瑞麗弄島鄉弄額社知青，1978年考上雲南大學歷史系。他所在的知青點共10餘名知青中，有10位考上了大學。
魏羅羅，雲南省歸僑聯合會辦公室主任。雲南盈江縣弄璋鄉下崗相寨知青，1977年恢復高考後成為第一屆大學生，考入昆明師範大學歷史系。她所在的知青點共12名知青，僅她一人考入大學。
李巨濤，雲南省歸僑聯合會副主席。雲南騰衝荷花鄉獻多寨知青，1978年通過自學考試考入雲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系。他所在的知青點的20位知青中，約有8位考上了大學。
姚德興，盈江縣弄璋鄉姐冒鎮中學退休教師，曾任姐冒鎮中心小學校長。雲南盈江弄璋海朗社知青，他所在的知青點8名知青，無一人考上大學。
走下神壇的大學
2001年9月——北大取消「狀元牆」。
2002年——22歲的清華大學機電系學生劉海洋用硫酸傷熊。
2003年——媒體報導北大中文系畢業生陸步軒在經營肉鋪。
2004年——雲南大學大四學生馬加爵殺死4名同窗，被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也引發全國範圍對於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大討論。
2005年12月——復旦大學數學系三年級研究生張明(化名)以幫忙收養小貓為由，騙取小貓大約20隻，全部挖眼後丟棄。
2006年12月——北大醫學部02級臨床專業學生宋韓明屠殺了一隻「僅幾個月大的小白貓」。
2006年——學術打假網站「新雨絲」上署名張遠山的一篇文章《潘知常教授與鄙人所見略同》指出南大教授潘知常的學術腐敗，拉開了一場大論辯的序幕。
2007年3月——吉林大學在該校校內網上自曝欠下30億債務，向師生徵集解決學校財務困難的建議。「負債經營」已經成為中國現階段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徵。所謂自由之精神、學術獨立之操守、大師之風範，倒不提了。
2007年3月——人大國關學院張鳴事件暴露了當前高校官僚化和高校學術行政化的問題。
北大中文系77級
葛兆光的目光不僅訂著學問，也盯著外面的世界
楊迎明撰寫的體育評論曾被外交部點名表揚
大學年代最想當作家，現在查建英覺得職業作家太辛苦了
葛兆光與陰法魯先生在頤和園
文學、新聞兩個專業的學生當時在校園出盡風頭，「文學專業都是作家、詩人，飛揚跋扈，走出來臉都朝天看。新聞專業每個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訊社的大記者。」
本刊記者 徐梅 發自北京
1978年春，18歲的北京姑娘查建英推著自行車站在北大南門外，望著校門上「北京大學」4個字愣了愣神兒。
「特想掐自己一下。」回憶起29年前的那一天，查建英爽朗地笑出了聲兒，「感覺自己前一天還在地裡幹活呢，怎麼第二天就成大學生了，還是北大！」
29歲的楊迎明沒有她這麼好的心情，鎖上家門的時候，他甚至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苦惱。恢復高考前，他已經在北京市文化局工作兩年，成了家，還有了一個女兒。
「高考只是試一試，沒想到真考上了，通知書下來的時候，覺得這是一件挺麻煩的事兒，生活的慣性一下子被打破了。」
身材高大的他拎著簡單的行李走進32號宿舍樓，發現自己所在的班級絕大多數都是北京人，大家很快熟絡起來。
葛兆光一覺醒來，就先聽到了走廊裡咋咋呼呼的北京話。他坐在床上發了一會呆，定睛看了一眼周遭，誰也不認識。
他是前一天晚上從北京站被學校直接拉到32號樓的。一個人從貴州坐了兩天兩夜的火車，咣啷咣啷的火車上，老母親手捧著錄取通知書欣喜若狂的樣子總在眼前浮現。
如今，自己真的已經到了這個將要改變命運的地方。「但是未來究竟會怎樣，在哪裡，那時候並不清楚。」
高考
他們的入學檔案上都寫著北京大學中文系77級，但分屬於3個不同專業，查建英是文學專業，楊迎明是新聞專業，葛兆光則是古典文獻專業。
1977年冬，關閉10年之久的高考大門重新打開，全國共有570萬考生參加冬季高考，其中絕大多數考生報考了文科，北京大學中文系是這些考生心中的太陽。
《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裡》是當年高考的作文題目，對於查建英他們這些考生來說，那一年他們的確是在「戰鬥」。
查建英在京郊中阿人民友好公社下辛堡村二隊插隊，「曬得特別黑，完全像村裡人一樣了」，農忙的時候，天不亮就起來，在地裡一直幹到什麼都看不見才收工。
「膠鞋被鐮刀砍破了好幾次，機械勞動，人都木了，腳趾頭割破了都意識不到。」最累的時候，她連續幾個月不來例假。
葛兆光「戰鬥」在貴州，在一個小縣城的供銷社當工人，常常下鄉跑收購。1977年秋天，他從收音機裡聽到了恢復高考的消息，第一反應是「不敢相信」，直到忙完秋收採購，從鄉下回到縣城，才得到確認，「真的要恢復高考了！」
他60年代初跟隨父母從外貿部下放到貴州，「一家人的生活境況很差。那個年代沒有人對自己的生活有什麼憧憬」，恢復高考，像是晦暗人生裡照進一道光。
「也沒敢抱太大希望，我只念完了初中，差得太多了！」
填報志願的時候，十幾歲的查建英只想念自己喜歡的專業，「我就想當作家，3個志願，我都填跟這個職業相關的。」於是她填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葛兆光時年27歲，明白人生可能已沒有太多機會，「數理化完全補不上來，只能學文科，能上北大中文系當然最好。」結果，北大中文系在貴州只有古典文獻專業招生，「沒有那麼浪漫，不是你想學什麼就能學什麼。」
古典文獻專業是幹什麼的呢？當時葛兆光完全不知道，「就知道肯定是讀古書的。」
楊迎明進北大，比他們都曲折。
因為當兵時做過文書和宣傳幹事，他報了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第一批錄取結束後，他沒收到通知，「以為人生就這樣了，當時婚也結了，孩子也有了，沒考上就沒考上吧，繼續過日子吧。」
過了些日子，忽然又來消息，說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要擴招。本來已經平靜的生活又激蕩起來，有一天，居然真的收到了錄取通知書，於是忙著安頓老婆孩子，辦理離職手續。
進校之後，他才知曉整個事情的原委。中央各新聞單位10年少有新人，首批招生結束後，他們強烈要求學校擴招。
主管當年新聞專業招生工作的秦矽老師今年已經79歲高齡，老人回憶說，系裡接到張龍翔先生(時任北大副校長、主管當年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新聞專業擴招40名學生。
「張龍翔思想很開明，特別強調不要太左，不要因為某些學生家長的一些所謂的歷史問題，影響正常招生。」
查閱考生檔案時，秦矽發現有些學生單論分數的話，「第一批就該錄取了」，但是因為「祖父在臺灣，父親是右派」，或者「家裡『文革』中的問題還沒弄清」等等原因，檔案被擱置一邊。
「還有的學生檔案裡竟然放了很多他父親的東西，我們在最後錄取的時候，把這些東西都拿出來了。沒必要搞這些。」
當年已經28歲的女考生劉鴻，孩子已經5歲了，雖然分數過線，但是第一批並沒有被錄取。得知秦矽和趙賾兩位老師在崇文門一家小旅館查看檔案，進行第二批錄取，她從所在工廠騎車找到趙賾，「她就說，這是她人生最後一次機會了，請老師給她這個機會。」
「一個女同志，28歲的年齡，又有孩子了，這一年不錄取她，下一年她參加考試的難度會更大。」就這樣，劉鴻成為北大77級新聞專業的老大姐。
秦矽老師說，當年北大招生要求年齡在30歲以下，據他回憶，新聞專業70名學生中沒有超齡的。查建英則記得文學專業年齡最長的葉君遠比自己大了14歲，考試那年31歲，轉年入校已經32歲了。「我們都特尊敬他，叫他老葉。」
求學
大學生活就這樣開始了。1978年入校，1982年畢業，77級學生與整個中國社會共同感受著思想解凍、理想重建的衝擊。
「剛進校那會兒，教材還沒來得及更新，『文革』之前的東西、『文革』期間工農兵學員的東西，交織在一塊兒。」
教學內容雖未正本清源，北大課堂的自由之風已經恢復。
包括楊迎明在內的年齡較大的學生，老師允許他們端著茶缸子上課，「坐在後面，上課還可以抽菸」。
頭兩年，文學專業和新聞專業在一起上基礎課和公共課。77級文學專業裡有陳建功、黃蓓佳、王小平等一批入校前就小有名氣的「業餘作者」，他們不僅是本專業同學心中的榜樣，對於新聞專業，乃至古典文獻專業的學生而言，他們也是校園明星一級的人物。
葛兆光笑言文學、新聞兩個專業的學生當時在校園出盡風頭，「文學專業都是作家、詩人，飛揚跋扈，走出來臉都朝天看。新聞專業每個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訊社的大記者。」
而古典文獻專業的人被戲稱為「出土文物」，用楊迎明的話說，「很安靜，3個專業的男生同住一棟樓，他們專業的幾個宿舍永遠沒有聲音。」
文學專業49人，新聞專業洋洋70人，葛兆光所在的古典文獻專業男生14名，女生5名，是名副其實的小專業。
「這個專業還特別怪，4年才招一次生。」上無師兄師姐，下無師弟師妹，古典文獻的學生當真成了邊緣人群。
1982年畢業的時候，他們專業19人中半數以上考上了研究生，這個消息著實把其他專業的同學「震」了。
剛剛在復旦大學就任文史研究院院長的葛兆光說，當年北大古典文獻專業的本科教育模式極其合理，「可以說是文史哲教育的理想路徑。」
「我們的功課很紮實，文學課跟中文繫上，歷史課跟歷史繫上，上哲學課到哲學系去。」
古典文獻專業課的教授，個個大名鼎鼎。北大古典文獻專業創始人之一陰法魯先生(2002年去世)、長於唐宋遼金史研究的鄧廣銘先生(1998年去世)、專攻甲骨學與殷商史的裘錫圭先生、精於古代歷史文物鑑定的史樹青先生等等，都曾親自給他們上課。
「老師們也憋了10年沒好好給學生上課了，特別有熱情。很多有名的先生甚至常常跑到我們學生宿舍去，兩腿往床上一盤，就講開了。」
學生的刻苦和自覺至今為先生們稱道。查建英到現在還記得班裡有個叫宋紅的女生，「有名地用功，天天在樓道裡，一直看到半夜。」
解凍
圖書館，是比課堂更吸引他們的地方。新聞專業當時屬於保密專業，學生得到特許，可以查看一些外刊，甚至被允許到總參三部禮堂觀摩當時所謂的「內部影片」。
「文革」時期關閉的外國小說閱覽室被打開，允許普通專業學生本室閱覽，但不可借出。禁書開禁，人滿為患。
查建英和好朋友王小平幾乎天天泡在那裡，「好多世界名著都是在那裡看的」。都是大部頭，常常是看到關鍵時刻就要閉館，回到宿舍惦記得不行，第二天再去。「我特羨慕王小平閱讀速度快，一會兒就看完一本。我慢死了，特著急。」
1979年文學社遍地開花，全國各地大學都興起辦報、辦刊的熱潮。楊迎明他們新聞專業辦了一張《實報》，取新聞報導要「實事求是」之意，出了5期，以新聞評論為主。
從第一版到最後一版，從報頭到版花全是手寫，全班同學的筆跡在上面都可以找到。主筆孫冰川被稱為「辣椒主筆」，國際國內的大事小情沒有他和同學們不敢評論的。
楊迎明還參與了北大五四文學社社刊《未名湖》的編輯，「我們新聞系的幾個人負責校內新聞和時評部分。」
查建英和另外兩個文學專業的同學參與了《未名湖》文學部分的編輯。「忙極了當時，我們文學專業有本刊物叫《早晨》，還有一個全國大學生的聯合刊物《這一代》，再有就是《未名湖》，我都參與了。」
她在《未名湖》編輯部約見了師弟劉震雲，「他當時寫了一個小說，題目我忘掉了，寫農村生活的，寫得特別棒。王小平覺得還需要修改，我倆就挺當事兒的把他約過來談。」
多年之後，劉震雲還記得兩個小師姐煞有介事地指導自己創作的情形。
這期《未名湖》封面全黑，「有意跟當時到處紅彤彤的氛圍反著來，顯得我們在思考。」 除了劉震雲的處女作，還發表了一篇校外來稿——史鐵生的《午餐半小時》。
「寫的是一個殘疾人真實且艱難的生活，好像還發了北島的《幸福大街13號》，寫一個瘋人院裡不為人知的故事。」
三角地也是大家的精神聖地，不僅校內各院系的油印刊物張貼在那裡，就連社會上一些較有影響的詩社文學社，也都把那裡當作了陣地。
「大家都關心時事，關心社會精神層面發生的各種變化。」葛兆光說，他們專業的同學雖然沒有像查建英、楊迎明他們那樣，熱火朝天地辦刊辦報，但是每到吃飯時間，大家都會端著飯盆，擠在三角地讀新詩。
而為了見北島和芒克，查建英和王小平大冬天騎自行車進城，去參加「地下詩會」，凍得眼睛眉毛上都是霜，大半夜再騎回北大。
激情
他們對國家社會、民生時事充滿了熱情，對自己的大學生身份無比自豪。「甭管誰出門，都別著校徽。北大的人戴校徽，其他學校的人也都戴，走在街上，人們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樣。」
1981年，77級學生三年級，發生了兩件大事，隱藏在內心的激情潛流得以迸發噴湧。
第一件與體育有關——1981年3月20日深夜，廣播裡傳出好消息：中國男子排球隊在世界盃排球賽亞洲區預賽的關鍵一戰中，先輸兩局，後奮起直追，連扳三局，終以3比2戰勝當時的南朝鮮隊，取得參加世界盃排球賽的資格。
北大校園一片沸騰，學生們不約而同地湧出宿舍樓，人越聚越多，最後大家索性把掃帚點著當火把，跑到現在的中關村一帶遊行。「當時大家都非常激動，都在喊『祖國萬歲』、『中國萬歲』，忽然有人高喊了一句，『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馬上大夥就跟著一塊兒喊起來，當時那樣一句話特別能表達出我們的心情。」
喧騰中，大家沒有留意是誰第一個喊出這句口號的。沒曾想到，這句口號迅速傳播開來，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最強音。
多年之後，在《中國體育報》工作的楊迎明特地為它做了一番調查考證，最後確認首創者是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的劉志達。
同一年，北大舉行校內競選，各系紛紛推舉候選人參選海澱區人大代表。「學校裡到處都是競選臺子，發傳單的，演講的，熱鬧極了。」查建英至今難忘學生時代的單純和熱情。
後來
4年的大學生活轉瞬即逝，對於77級來說，畢業分配壓根兒不是一個問題。正規大學教育中斷10年，各行各業都急需人才。
查建英沒有參加分配，大學四年級她就辦理了休學手續，許多人不理解她的選擇，「北大中文系在當時絕對是一塊金字招牌，那麼多就業位置供我們選擇，留在國內，美好的未來似乎已經看得見了。」
她留學的南卡羅萊納是美國南方一座小城，黃子平笑她，「你到的可是美國的貴州啊。」
1984年她離開「貴州」，走進紐約，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1987年回國，中篇小說《到美國去！到美國去!》和《叢林下的冰河》問世，被評論界褒獎為開了1980年代「留學生文學」的先河。她還為內地、香港、紐約等地多家媒體撰稿，並用英文寫作了《China Pop》(《中國波普》)，被美國不少大學作為中國文化課程教材。2006年出版《八十年代訪談錄》，首印1.5萬冊一個月內即告售磬。
她在《八十年代訪談錄》裡記錄了那個年代的理想和熱忱，也檢討了那個時代思想和創作的膚淺粗糙，「當時單純的不僅是我們，整個社會都是相對天真的。」雖然連北大畢業證都沒有拿，但她說，北大的生活沒有讓她失望，她慶幸自己通過北大站到了更高處，「在北大，補充的不僅僅是知識，更多的是機會和理念。當年我們的腦子裡還有很多被長年灌輸進去的東西，需要很長時間去清洗，北大是一個開始。」
有意思的是當年一心想當作家的她，現在覺得做專職作家「太辛苦了」，她現在的工作是美國一所大學的中國事務代理，「他們來北京開會、研討，我們負責組織，安排行程。」她笑咪咪地說，這份工作是她掙錢的活計，而因為沒有生計的壓力，寫作也變得更加自由隨性。
她的同學畢業之後有的成了專業作家，有的則進入出版社或者大學。梁左寫出了經典室內劇《我愛我家》，王小平創作了《刮痧》等影視劇本，陳建功和黃蓓佳先是成為著名作家，後來又走上行政崗位，擔任中央或地方作協的領導職務……
新聞專業的70名學生一早就被中央級新聞單位預訂了，「當時除了中央直屬的新聞單位，行業媒體和地方媒體沒有一個名額。」
楊迎明自大學期間便在《中國體育報》評論部實習，得到一致好評。但是這份報紙不屬中央直管，沒有大學生進人名額，時任社長徐才不得已專門給體委領導寫了報告，再由體委向上級主管部門申請，這才特批了一個指標。
「那時候沒有人願意去電臺、電視臺，就覺得到報紙才是真正幹事業的地方。」說起這些年媒體行業的變化，楊迎明很有些感慨。「我們這批人進入中國新聞界，最大的影響應該是敘事手法的轉變，突破新華體，更多地關注民生民意，讓新聞媒體從宣傳工具逐漸回歸本位。」
楊迎明入職後，歷任評論部主任、體育報副總編等職務，現在是《中國足球報》總編輯。年輕的時候，他撰寫的體育評論曾被外交部點名表揚。後來，他關注中國人的「活法」，把體育報導的眼光從競技轉到日常生活、群眾體育，《早晨，北京的老人們》、《無剪輯錄音》、《國人之餘暇》等特稿至今讀來仍有新意。
他的同學也都成為影響中國傳媒界的人物：新華社副社長何平、中央電視臺副臺長王庚年、中央電視臺副總編輯孫冰川、北京青年報總編輯張雅斌、中國財經報副總編馬向伍、中青在線CEO劉學紅……
葛兆光和他的同學，大多數就職教學科研機構。雖然「終日與故紙堆相伴」，但是作為打上歷史標籤的77級，他們密切關注著社會生活領域裡的變化，「我們那一代人始終在歷史漩渦的中心裡打轉，在那樣的環境裡成長起來的人，最大的特點是不僅僅關心學院裡面的事情，學院外面的事情，你也要有關懷！」
他力倡學術通俗化、故事化，力挺學者上電視，號召學術高手們來做這個工作，「我們有些高手還是把自己束之高閣，懸掛在高高的雲端，這是不對的。我做思想史研究，特別關心真正傳達到民眾那裡，成為影響和指導生活世界的思想，而不僅僅是在學院裡的那些東西。」
當年不知「古典文獻專業」為何物的他，慶幸自己通過北大嚴格的訓練，「找到了一個自己喜愛的研究方向」，那個時候還看不清楚的未來，在日復一日的學習探究中漸漸明朗。20年來，他著述甚多——《禪宗與中國文化》、《道教與中國文化》、兩大卷的《中國思想史》、《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西潮又東風：晚清民初思想、宗教與學術十論》等等，論著被翻譯成多種外文，並獲第一屆中國圖書獎、第一屆長江讀書獎、第三屆與第五屆國家圖書獎提名。2007年3月，他辭別清華大學，就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
(責任編輯：李靜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