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學新：知青回城，一個永遠訴說不完的話題

原題

知青回城記

作者：邵學新

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一聲號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這對正在為怎麼將前兩年殺向社會的紅衛兵小將收攏回學校而傷透腦筋的各級行政當局，無疑是一劑救命的強心針。於是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上山下鄉」的高潮。

地處江漢平原的武漢市一向出牌不按常理。別的城市一般都是「下二留一」或「下三留一」 而且「獨生子女暫緩或不下放」，可是武漢市不搞這些政策。但凡66、67、68屆高初中畢業生，不管你幾個兄弟姊妹還是獨生子女統統下放沒得商量。

（一）

我一年前剛剛從師訓班畢業分配到武漢13中，我是65屆高中畢業生其實本應是66屆畢業生。在讀小學五年級時，正好趕上教育局在我讀書的小學搞五年一貫制的試點。於是我和我的同學也就提前了一年小學畢業，多年後我就和「上山下鄉」擦肩而過。人生旅途上一個不起眼的小岔道往往會導向迥然不同的人生際遇！

可是我的一個妹妹兩個弟弟就沒有這麼好的運氣了。他們都屬於「老三屆」，分別下放到湖北省洪湖縣、鍾祥縣、隨縣，他們都在農村呆了5年左右（在武漢市是較少見的）、並且最後都剩孤身一人。他們回城的路充滿了艱辛與無奈。暫按下不表。

我所教的69屆學生要畢業了，下放的目的地是隨縣。我和同事龐老師的兩個班分到隨縣唐鎮沙子公社，其它的班分到大橋公社和魯城公社。被分到沙子公社的學生又哭又鬧，在他們心目中「沙子」好像是荒漠的不毛之地。而「大橋」和「魯城」似乎更靠城市的譜。

話說我和眾同事送下放學生到達唐鎮已是下午時分。各公社來接學生的人員早已等在這裡，一陣忙亂後各公社人員帶著學生走了。我和龐老師是第一次帶隊送下放學生，想到對學生負責到底。於是也隨著大隊人馬一起前往沙子公社。送大橋、魯城的其他幾位老師都有這方面的「業務」經驗，他們讓公社人員帶走學生後便自顧自幾人到鎮上餐館吃晚飯去了。

我們兩位果然遇到一連串的麻煩事：沙子公社大部分生產隊顯然沒有作好「知識青年紮根農村」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

有的知青的家被安排在四面透風的倉庫、有的被安排在農民家的廚房後面隔出的一間小房、有的根本沒地方只得臨時分散住在農民家中，這些剛剛脫離父母溫暖懷抱的中學生哪裡見過這種場面，他們哭喪著臉盼望老師替他們作主，甚至要求和老師一起回武漢。我們一方面安撫學生，另一方面與生產隊交涉。一個隊還沒解決，另一個隊問題又來了。

公社「知青辦」負責人好容易找到一個準備得比較好的樣板隊帶著我們以及學生來到那個村子。那個知青點的房屋雖也是倉庫改造的，但看得出來的確是用過心的。院子打掃得乾乾淨淨，廚房裡鍋碗瓢盆一應俱全，堂屋裡桌椅柜子擺放整齊。進到臥室一看，不禁讓人哭笑不得。屋裡靠窗戶一個大炕足足可以睡近十人，其中間砌了一個二尺高的隔牆。生產隊長指著炕說：「男女生各睡一邊，可以互相照顧。」龐老師很嚴肅地說：「 這怎麼行？他們可是十六七歲的小夥子和大姑娘，不是幼兒園的小朋友啊！」

我和龐老師直到晚上九點鐘拖著疲憊的步子，帶一大堆沒有解決的問題回到鎮上招待所，其他幾位沒有送學生下生產隊的老師正在談天。我好奇地問他們：「你們怎麼沒有送學生下去？難道你們學生去的生產隊沒有問題？」其中一位李老師說：「誰說沒有問題，說不定比你們『沙子』問題還大一些呢。」他望著迷惑不解的我們接著說，「從大方面的說起，今天是這些學生農村生活的第一天；人生道路的新的轉折點，什麼家庭、父母、學校和老師都已成為昨天的回憶。

從小的方面說起，根據我們前幾次的經驗，學生第一天到生產隊，肯定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不盡如人意需要解決。所以無論怎麼說，我們今天都不適宜跟著去，去了，學生和生產隊的矛盾只會集中到我們身上。你就是今天晚上不睡覺也解決不了。」 我急忙問：「那怎麼辦呢？」「還有明天、後天啊！經過今天一個晚上的時間沉澱，無論是學生還是生產隊的人其潛意識都認識到雙方已經是命運共同體了，在這個大前提下，明天我們再下去，問題就好解決多了。」

（二）

勤蓀妹是武漢市20中的68屆畢業生，於1969年1月下放到洪湖縣朱市公社。這裡是江漢平原的「魚米之鄉」。經過幾年的勞動鍛鍊，插秧、割谷、挑糞、鋤草，一些基本農活雖說不甚精通，但也做得有模有樣了。到了年底分紅，除去口糧還能分到十幾塊錢。

與勤蓀妹於2009年攝於石家荘

正當勤蓀妹和她的同學準備繼續大幹快上，掙更多的工分，賺更多的口糧和錢。1971年夏天武漢市的工廠企業來洪湖縣招工。家鄉溫暖的風攪動著青年的心，特別是在那個城鄉、工農存在巨大差別的年代。誰說「拼爹」僅僅是現在這個時代的獨特產物？如果說現在「拼爹」拼的是爹的權勢和金錢，那麼上世紀五零至七零年代拼的是爹的「階級成分」。在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 的階級歧視下，勤蓀妹招工的願望一次次落空，她送走一個又一個上調回城的同學。整個生產大隊就剩她一個知青了。她困惑、迷茫、乃至失望、絕望。生產隊長對人說的一段話傳到她耳裡：「小邵走不了是因為家庭成分高了。」

我的父親對兩兒一女因自己的歷史問題不能「抽上來」而感到深深愧疚自責。他也認識到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其實並不是他的歷史問題。因為他的歷史問題在「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早已作了正式結論：一般歷史問題。自從毛澤東將「文化革命」定義為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各單位像父親這樣的人的日子就不好過了，最要命的是他在單位中參加了一個群眾組織。於是與其對立的另一個群眾組織就死死抓住他的歷史問題，千方百計地想搞垮父親所在的這個群眾組織。可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我的兄弟姐妹就這樣以父親問題「懸而未決」，一次又一次地失去招工回城的機會。

（三）

正當勤蓀妹為一次次招工上調落空而感到絕望時，大弟學傑遠在幾百裡之外的鐘祥縣胡集公社的一個村子裡的一個知青破屋裡 ，坐在床沿邊發呆。半個月前他在田裡勞作時鋤頭不小心砍到腳，便一直在家休憩養傷，他不敢寫信告訴母親，因為母親為三個兒女在農村都不能上調已經操夠了心。和他一起下放的兩位同學，小萬一年前已經招到襄陽化工廠去了，小沈則是在幾個月前被招回武漢當小學老師。

傑弟（右）與同學

傑弟的天資一點不亞於哥哥姐姐，他篤厚樸實、寡言少語。當年看到哥哥因父親問題而沒考上大學，他早已下定決心初中畢業後就考個技校，以後當個工人。可是現在連當工人都沒他的份。有一年春節回漢，參加同學聚會看到那些已經當上工人的同學有說有笑，連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在農村幹了一年，年終分紅，除掉口糧，只分得人民幣2分錢，他回來對哥哥說，真想一死了之。

小弟學熙則是另一種情景，他是69屆畢業生，畢業時還沒到下放的「法定年齡」——16歲。所以他沒有隨同學一起下放。離開了學校的管束，他像一隻掙脫牢籠的小鳥自由飛翔在無政府主義的天空裡，所交的朋友非流即氓。他也天資聰明，撲克牌賭博的所有玩法一學就會。後來還結識了我的髮小、當時聞名於武漢博奕江湖 的「 蚊子 」，（見拙筆《&34; 傳奇》）。他甚至學會裁（縫）衣服，有一次父親要他給自己做一條褲子。做好後一試穿，天啊！怎麼褲檔這麼低。原來熙弟是按他們年輕人當時時興的「考板褲」（「考板」即「cow boy」的譯音，即「牛仔褲」）的樣式做的。父親氣得把他大罵了一頓。

有一天父親在家靠在椅子上打盹，熙弟偷偷走進來摸走了父親掛在衣架上衣服口袋裡的幾塊錢，父親後來對我說：「他以為我睡著了，其實我都看到了。」 他接著愛憐說：「他還不是流氓，只是有些流氓行為而已。但是你現在得趕快想辦法，讓他隨你們學校下放到隨縣去。這樣就可以斷絕他和那些狐朋狗友的交往。」 熙弟很快被我隨13中下放學生送到隨縣大橋公社。離開父兄的視線，熙弟更是在廣闊天地裡信馬由韁，為所欲為。這是父親與我當初所料不及的。當然後來嚴峻的農村生活與殘酷的 「選擇法則」 讓熙弟也一天天地成熟起來。

（四）

看到別人的孩子一個個回到城裡當工人，母親心如刀割。她每個月從不多的開銷中拿出15元分別寄給三個兒女各人5元，聊補無米之炊。一位鄰居安慰她說：「邵媽媽，你說心裡有三個『砣子』，可你還有老大和么女在跟前，你看我還不如你，四個孩子全沒抽回來。」

時間像流水，再多的絕望、痛苦也會被慢慢衝淡。大隊將勤蓀妹安排到小學教書，又有幾位沙市下放的女生住進她的宿舍。這樣她白天同黎洪祿等幾位回鄉知青一起教書上課，晚上和沙市女生作伴。生活倒也十分充實。

這天，外號叫「經理」的同學興高採烈地來了，她說：「邵，我辦了『病轉』，戶口馬上轉回武漢市。」勤蓀妹沒明白怎麼回事，連忙問：「 什麼叫 『病轉』 ？」 「經理」於是向她解釋道：「省裡前不久出臺了一個政策，大概的精神是：有嚴重疾病的下放學生可以回城治療而且戶口可以轉回城市。」 「你有什麼嚴重疾病？」 「我是高度近視啊，你不也是近視眼，我給你介紹一個醫生，開個病情證明，然後拿回來到大隊、公社、區、縣「知青辦」蓋章，然後材料轉到武漢市「知青辦」審批。保管你半年回武漢市。」 「經理」快人快語將整個程序講完。有這種好事！勤蓀妹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時候，回城是知識青年的最高理想。

數月後，「經理」帶著她來到武漢市第二醫院找到眼科範醫生。「範主任，請您給我這個同學也開個病情證明吧。」 「經理」懇切地說，範醫生將勤蓀妹的眼睛作了一個例行檢查便在「病情證明」上大筆一揮：「近視1500度，眼底黃斑病變。」

就在勤蓀妹辦「病轉」的這段日子裡，還發生了一件差一點改變她的人生命運的小插曲。

勤蓀妹在大隊小學的同事黎洪祿此時已經上調到縣革委會文教組工作，他在縣「知青辦」看到她的「病轉」材料。當然想幫她早一點「辦」回去。這一年的高等院校「工農兵大學生」招生也剛巧拉開序幕。武漢大學歷史系有一個「表現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指標落到洪湖縣，而那幾個和勤蓀妹住在一起的沙市女學生中，有一位女生的舅舅正好在縣革委會當頭頭。他經常聽到其外甥女誇勤蓀妹不簡單，「怎麼不簡單？」他問，「我下放的大隊原來從武漢市下放十幾個學生，都上調走了，就剩她一個人。要換了我不瘋才怪！你看她，像沒事的。幹起活來風風火火，要她到大隊小學教書教得有聲有色，晚上回來像大姐姐關心我們。」外甥女說。

後排中為勤蓀妹

答者隨意，問者有心。這位革委會的領導遂將勤蓀妹推薦作為「工農兵大學生」的人選之一。黎洪祿知道此事後，又是高興又是擔心：高興的是這次邵勤蓀總算有了出頭之日；擔心的是推薦工農兵大學生還有體檢這一關，她的眼睛可能過不了這一關（他哪裡知道她的「病情」的真實情況）。到那時又錯過「病轉」材料寄回武漢市的那一趟，不知又要等到猴年馬月，再如果政策發生變化……於是黎洪祿自作主張，辦 「病轉」，不上大學。

當勤蓀妹拿到回城的通知時，黎洪祿才將「推薦工農兵大學生」的這段秘聞告訴她，她當然不好責怪好心的黎。只得長嘆一聲：「命裡有的終須有，命裡無的莫強求。」 再一想，工農兵大學生，不去也罷。在階級出身如此森嚴壁壘的年代 ，在被斥為昔日「資產階級大染缸」而今朝又成為「無產階級禁地」的大學裡，學生們不是根紅苗壯的工人貧下中農的子女就是革幹、革軍的紅色後裔。像她這樣在招工中都屢戰屢敗的「黑五類」子女，就算是去了其處境也是可想而知。

（五）

篤厚的傑弟在鄉下依舊天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本來話就不多，現在更沒有說話的對象了。他依舊盼望命運之神眷顧自己，有朝一日回城當工人。最近那條受傷的腿怎麼越來越不聽使喚了。

武漢市協和醫院的外科室裡，醫師邵明忠拿著化驗單對堂侄學傑說：「你的 『 抗 O 』 是800，按省裡定的標準你的風溼性關節炎可以辦『病轉』。」 明忠叔遂請另一位醫生給他開了一個病情證明。

我深知傑弟「病轉」一事辦起來，肯定比勤蓀妹要難得多。因為一來他沒有勤蓀妹有黎洪祿那樣背景的好朋友幫忙，二來辦「病轉」在農村這邊要過生產隊、大隊、公社、區和縣五道關，傑弟的公關能力太差。於是我決定親自出馬。

十月深秋，鍾祥縣胡集，大地一片蕭肅。我們兄弟倆和傑弟的同學 「猩猩」 踟躇在鄉間小道上，傑弟荷包裡的「病轉申請」已經蓋了生產隊和大隊兩個章子，下面的目標是公社。

走進公社大院，看見一位五十多歲幹部模樣的人，我連忙迎上前恭敬地問：「請問公社『知青辦』在哪裡？」 他很嚴肅地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說：「有什麼事？」 我指著傑弟說：「他是知識青年，來辦『病轉』的。」 「你是他什麼人？」，我不慌不忙地掏出一張紙說：「我是他的哥哥，這是我的介紹信。」 幹部打開一看：「茲有我校教師邵學新前來你處辦理其弟邵學傑的『病轉』事宜。特此證明。」下面落款：武漢市第十三中學革委會，再加上一個鮮紅的公章。

幹部的臉色馬上由陰轉晴，「啊，是省城來的老師，請你等一下。」他轉過身喊道：「小李，拿去蓋個章。」接著他的臉色又由晴轉陰：「 『猩猩』，你來幹什麼？還不回隊抓革命促生產。」 「他們不認識路，是我帶他們來的。這就回隊促生產。」『猩猩』堆起滿臉的笑容說。

走出公社大院，我對「猩猩」表示歉意：「對不起，『猩猩』，今天又害你挨黴了。」「不要緊，我在這裡是有名的 『壞人』，他們巴不得我早一點滾蛋。只是像學傑這樣的老實人，幸虧有你做哥哥的來幫他辦，不然真不好過這些關。」

三個人又馬不停蹄地來到一街之隔的區「知青辦」。接待者姓王，他倒沒什麼刁難，接過傑弟的病情證明和申請報告，打了個收條。我問道：「請問，接下來的程序應怎麼走？」 「再沒你們的事了，回去等病轉回城的通知吧。」 「要等多久呢？」「 那就不好說，快的兩三個月，慢的也要半年。」

我深知「病轉」過程最關鍵的一環是縣「知青辦」，它可以以任何一個理由把材料打回去，它也可把材料一壓數月，當然它也可「特事特辦」把材料第一時間寄到武漢市。此時有勁也沒法使。於是一行人便打道回府。

（六）

自從被「揪」出來後，父親就被發配到造紙廠最累最髒最苦的切斷車間跟班勞動，他和「走資派」前廠黨委書記老鄭分在一個小組，一年下來兩人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老邵，你不就是一個一般歷史問題嗎？沒什麼，以前審幹有結論。搞運動這一套我最清楚，批判從嚴，處理從寬；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孩子們都還年輕，吃點苦，受點磨難。沒什麼！你們知識分子太婆婆媽媽了。天無絕人之路嘛。」

還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在兩人聊天中，父親聽到老鄭無意說到有一位老部下叫王聲環，是鍾祥縣的縣長，當然現在也「靠邊站」了。有了這樣一個有價值的線索，我們父子倆合計了一下，決定我再去鍾祥縣一趟。

帶著鄭書記寫給王聲環縣長的便條，我又一次上路了。這時正是陰曆臘月，一年中最寒冷的季節。

為了不走冤枉路，我還是先去胡集，落實一下「病轉材料」從區裡寄出沒有。臘月的胡集，天寒地凍，市面一片蕭條。下午兩點火車剛停穩，我就跳下車直奔區「知青辦」。得知傑弟的材料已轉到縣裡，我心中一喜。按既定計劃下一步去城關。

從胡集去城關每天有兩班車，但是這裡離汽車站還有二十多裡路得步行。「 走，即使趕不到今天的末班車，到車站睡一晚上也可趕明天的早班車。」 我於是想。

走出鎮子，放眼望去，寒冬下的田野一片白茫茫。視線之內，看不到任何有生命的東西。路面上的土疙瘩凍得象鐵一樣硬，硌著腳生疼。只有一陣陣穿透到骨髓的凜風。像針一樣刺著耳朵刺著鼻頭刺著臉頰。我連忙將羊毛圍巾從頭帶耳朵到下巴嚴嚴實實包得緊緊的，走著走著，身體漸漸熱乎起來……

終於在天色暗下來時走到汽車站，末班車早已開走了。旅館也只剩下0.5元一晚的統倉式的床鋪。

我囫圇一覺醒來，天已大明。隨便用冷水洗漱了一下，登上去城關的班車。中午時分便到達鍾祥城關。

王聲環接過鄭書記的便條，略問了一下鄭的情況（因為都知道對方目前的處境大致相似）。便命其妻錢阿姨帶我去「知青辦」找人。錢阿姨是一位面容和善、體態可人的中年婦女，她和我邊走邊聊，不一會就來到縣「知青辦」。

「周主任，又來打擾你了。」 坐在裡屋的一位男子抬頭笑著應答：「縣長夫人，有何貴幹？」，「莫開玩笑，還靠邊站著，沒『解放』呢！」，「快了，快了。是辦 『病轉』 的吧？」，「這是王聲環的老上級的一個孩子，請你查查。」，周主任問清情況後，翻了翻桌上的卷宗，「在這裡，『胡集區，邵學傑』，已經審批了。準備春節後材料寄到武漢市。」 錢阿姨笑了笑說：「春節前寄不行嗎？」 ，「春節前那一批，昨天剛寄走。」「還有一個多禮拜過年，你們就幫忙把他的材料寄去吧。」 ，「 好吧好吧，破一回例。」

春節過後，陽春三月時節，傑弟的戶口終於轉回武漢市。

(七）

1973年來到了，父親終於得到 「解放」，正如鄭書記所料，他的問題還是維持原來的結論。他被重新分配工作，到廠基建科負責全廠的房屋建設、維修。他下決心好好發揮自己的業務專長，從而使么兒子早日「抽」上來。可是，此時他的生命也進入倒計時了。

近十年來的精神鬱悶，切斷車間的高強度勞動和高汙染環境，再加上長期的營養不良使得年輕時就患有肺病的他又患上了肺氣腫進而發展為肺心病。在一次感冒中致使肺部感染進而心肺衰竭，永遠閉上了他的眼睛。

我永遠記住了這一天：1974年5月21日。我還記起父親在數月前好像有預感地說過一句話：「我不想死，我還想看。」 他想看到這個「革命」到底怎樣收場，他想看到受他問題連累的么兒子早日回到自己的身邊。

（八）

武漢市大規模的招工早已成為明日黃花，看樣子熙弟還得走哥哥姐姐的老路，可是「病轉」的條件現在也變得更加苛刻，除了病情的嚴重度的標準提高了，還要求病情證明必須由縣人民醫院出具（也就是武漢的醫院的醫生證明不行了）。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和熙弟拿著明忠叔的信找到隨縣人民醫院的陳少弼醫生家，「啊，邵明忠，是我的老師，你們有什麼事？」，我也不繞彎說明來意。陳醫生爽快地答應：「可以。」

兄弟倆拿著陳醫生開的「病情證明」來到醫院辦公室蓋章。一條長龍從屋裡排到走廊，不到半個鐘頭我們排到跟前，前面一位也是一個知青，他遞上「病情證明」。

「你是哪個單位的？幹什麼工作？」

「魯城公社的，我是知識青年，辦『 病轉』。」

「你的公社衛生院的病情證明和病歷呢？」

「 沒有。」

「那不能蓋章，回去先到衛生院看病，醫生根據病情開證明，再把兩個病情證明一起拿來。」

望著這位知青悻悻離去，我不禁兔死狐悲、後背冒出陣陣冷汗、腦子一片空白。我們哪裡有什麼公社衛生院的病情證明？就是手中的縣人民醫院的病情證明都是搬了不知多大的面子才拿到啊。

「 下一個。」

我機械地伸出手將證明遞過去。還是同樣那句話。

「 哪個單位？幹什麼工作？」

「 隨縣帆布廠，翻沙工。身體有病，想換工種。」

熙弟機關槍式的回答使對方不知所措，他狐疑地看著兄弟倆問道：

「你們倆究竟哪個是邵學熙？」

「是我，他是我哥哥，陪我來看病的。」

看著熙弟穿著一身父親在切斷車間時的邋遢的工作服，他半信半疑、極不情願地在病情證明蓋了個章。

出來後我才發現內衣都溼透了，我連忙問他假如對方要帆布廠的工作證怎麼辦？

「 那就完蛋了，我當時也是急中生智。賭一把唄。」熙弟於是說。哥倆仔細一琢磨：帆布廠哪有什麼翻沙車間？純屬扯淡。兩人就一個念頭：快撤。

幾個月後，熙弟終於「病轉」成功，回到武漢市。

全家攝於1977年春節，前排左起筆者妻，母親，女兒，婷蓀妹。後排左起勤蓀妹，傑弟，筆者，熙弟

（九）

三姐弟艱難、另類的回城之路劃上一個句號。此時，武漢市不少「文革」中甚至「文革」前下放的知青都是用這個方法回城 ，開始他們的新的生活。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紀中葉中國乃至世界的一個大事件。它無疑是後世的歷史學者研究的課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無疑是其子課題之一，而「知青病轉回城」更是其子課題的子課題之一。

在全國範圍內，武漢市的「知青病轉」搞得較早，大概在1972年左右它所在的湖北省出臺了一個文件，其大意是：對於患有嚴重疾病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可以回城治療並將其戶口轉回原戶籍所在地 ，待其疾病治癒後再返回農村繼續抓革命促生產。顯然這個文件的精神是有點逆當時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潮流而動。所以文件的最後留下一個「光明的尾巴」，並且還有配套措施：所有病轉回城的知青的糧食關係都是臨時的，每三個月到各區糧食局領一次糧票。這也是政策制定者的高明之處。後來在這些人的招工問題上也充滿了歧視性：只能進集體所有制單位，不能進全民所有制單位。

這個政策出臺的背景是什麼？在制定過程中有無阻力？其中各個疾病的標準是怎麼制定的？後來又如何把標準提高了？當時在湖北省有多少知青受惠？又有多少知青在疾病治癒後回到農村？等等，都是這個課題必須回答的問題。不管怎麼說，後來現實的發展證明了這個政策是有其前瞻性和進步性。此話怎麼說？

1978年全國各地百萬知青上訪請願，甚至集體臥軌、絕食。要求回城的軒然大波，波及到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天津、重慶等大城市。造成極大的社會動蕩。惟獨湖北省武漢市風平浪靜，這不是偶然的。因為從1972年到1978年大規模招工後剩下的知青大多以「病轉」的形式陸續轉回城市並且陸續被安排了工作。也就是提前消化了這個矛盾。同時也減輕了上述城市後來又遇到的就業、住房、婚姻等社會壓力。

知青回城，一個永遠訴說不完的話題。

作者：邵學新，祖籍廣東四會，出生於湖北武漢。1965年武漢二中高中畢業。1978年考入華中師範學院數學系。先後在武漢13中、19中、武漢外國語學校、武漢教育學院及江漢大學任教。2008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