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8日，穆巴拉克下臺近一年後，全世界報刊都採用了一條源自開羅的消息——埃及法院指控一些非政府組織從事非法「政治」活動。媒體稱：「緊張事態緣於2011年12月29日對當地17家埃及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搜查。其中不乏來自美國的組織，如'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自由之家'等。」針對搜查事件，包括共和黨人約翰·麥凱恩(美國亞利桑那州參議員、前總統候選人)在內的3名美國參議員，「周二(2012年2月7日)就這一事件警告埃及，稱之為兩國間少有的如此嚴重的『災難性的』斷交危險」。
在事件發生後幾天，媒體披露，「美國一家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稱，19名美國被告中目前僅有7人在埃及，其他人已在『禁止出境』命令下達前離境。其中一些人，如『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埃及分部負責人、美國運輸部長雷·拉胡德之子薩姆·拉胡德，已經到美國大使館避難」。
這些新聞明顯引出了一系列疑問。這些美國非政府組織的角色是什麼，為什麼它們被控進行非法活動？這些非政府組織究竟有著怎樣的影響力，讓一個美國部長的兒子擔任其埃及分部的領導人？這些指控為何如此嚴重，竟讓美國部長之子窘迫地躲入了美國大使館？是什麼飛蟲蜇了埃及法院，讓它「膽敢」攻擊美國組織和僑民，並讓埃及冒著失去美國給予其每年130億美元援助的風險？為什麼麥凱恩參議員要親自介入，而不將此事提交美外交部或國務院？
為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重溫幾年前發生的「顏色革命」。
吉恩·夏普與「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是指21世紀初一些東歐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發生的重大變革，即先後發生在塞爾維亞(2000年)、喬治亞(2003年)、烏克蘭(2004年)和吉爾吉斯斯坦(2005年)等的重大事件。
這些「民主化革命」的推動者是一些集中了當地青年活動分子的運動組織，他們親西方，經驗豐富，都是民主鬥士。這些成功推翻獨裁制度的運動都運用了美國哲學家吉恩·夏普的非暴力行動方法理論。
作為美國哲學家和政治學家，吉恩·夏普是《從獨裁到民主》一書的作者。該書是近20年來非西方世界那些夢想推翻本國「獨裁體制」的活動分子的枕邊書。這位麻薩諸塞大學前名譽教授、哈佛研究員，在1993年編寫了這一「持不同政見者的完美指南」的第一版，供身處泰國的緬甸反對派使用。目前，該書已被譯成27種語言(包括阿拉伯語)，並能在網際網路上免費下載電子版。
吉恩·夏普在書中描述了為推翻現行制度簡便易行的198種非暴力行動方法，重點是拉攏警方、示威遊行、組織抗議彌撒、提供音像設備支持、舉行祈禱行動和宗教儀式、利用強力標語和口號(如文字「下臺」和握緊的拳頭圖案)、在遊行期間布置死者照片以及掌控後勤組織工作等方面。除了「顏色革命」中這些相關經驗外，諸如群發簡訊、利用社交媒體和清掃遊行使用的公共場所等手段後來也被加入。
吉恩·夏普
這些方法的可行性被羅伯特·赫爾維證實，此人是美國前陸軍上校、地下行動專家及美駐外使館武官培訓學校校長。羅伯特·赫爾維曾於1983年至1985年在仰光美國大使館任武官，在哈佛大學一次評定研究獎學金的會議上結識了吉恩·夏普。此後他初步掌握了哲學理論，並成為非暴力理論的信徒。1992年退休後，他投身緬甸和平反抗教育。同年，他利用吉恩·夏普的船隻組織潛入緬甸。「在這裡，我們進入這片叢林，點燃蠟燭來閱讀吉恩·夏普的著作。」他回憶道。這次冒險之後，《從獨裁到民主》的第一個譯本誕生了。
1992年到1998年，赫爾維15次造訪緬甸，其間接觸了500多名緬甸聯邦議會議員和一個親民主的緬甸組織，並為他們講了一些關于吉恩·夏普理論的課程，但徒勞無功。多年來，希望推動「民主」的美國機構做了大量努力，並為緬甸革命運動接連不斷地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持，但均以失敗告終。吉恩·夏普就這一徹底失敗提出疑問，並找出好幾個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反對派派系林立，甚至每一個派系中又分好幾個小派別。他說:「所有這些武裝派別都認為它們能戰勝政府軍，我認為這是一種愚蠢的判斷，因為政府軍更龐大、更強勢，還有更多武器裝備。」
21世紀初，美國「推進民主」的注意力轉向了東歐國家和一些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與緬甸的情況相反，「夏普式」的非暴力運動在這些國家取得了巨大成功。
正是羅伯特·赫爾維親自培訓出了「抵抗」運動中的塞爾維亞活動分子。在接受《和平》雜誌的長篇採訪時，他承認塞爾維亞「革命」運動收到了美國機構2500萬美元的援助。
米洛舍維奇政權垮臺時，塞爾維亞運動人士建立了「非暴力行動與戰略應用中心」(CANVAS)，由斯爾賈·波波維奇領導。這一中心由「輸出民主」的美國機構資助，專供非暴力鬥爭培訓。它還負責其他「顏色革命」國家中持不同政見者的培訓，以及阿拉伯活動分子的培訓，尤其是突尼西亞人和埃及人，他們在本·阿里和穆巴拉克垮臺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是決定性的。
「推動民主化」的美國機構
眾所周知，各類「顏色革命」背後均有諸如「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IRI)、「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自由之家」或「開放社會研究所」(OSI)等美國「民主輸出」機構的資助、指導和支援。
這些「革命」的手法已被多位作家披露，瑪儂·盧瓦佐也多次做過詳細報導。而來自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的薩斯曼和克萊德，在其2008年發表的一篇很翔實的文章中寫道：「2000年到2005年間，塞爾維亞、喬治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等俄羅斯盟國的政府均被不流血的『革命』推翻。儘管西方媒體普遍將這些造反行為歸為自發的、土生土長的和普羅大眾的(民權)，但『顏色革命』毫無疑問是經過長期和大量謀劃的結果。尤其是美國及其盟友對那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施以高壓，並運用財政和技術手段推進民主。」還有:「大量外國要素介入了民主變革的進程，其中USAID、NED、OSI(由喬治·索羅斯贊助的研究所)、FH(為飢餓者提供食物組織)以及國際中心等機構幹預了這些非暴力衝突。事態發展均被精心設計，就像七國集團憑藉其在商貿、軍事、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主導作用，在東歐地區推行一些更為廣泛的新自由主義開放政策一樣。」
儘管被貼上「非政府組織」的標籤，但這些美國機構實際上都得到了美國政府的大量資助。
USAID是美國一家「正式的」獨立事務所，1961年創立。該機構負責世界範圍內的經濟發展和人文援助，只要這對美國有利。該機構穿梭於世界各地，從事顛覆活動，積極參與「顏色革命」，前文已廣泛述及。此外，USAID在其網站稱自己曾在過去20年裡花費約90億美元來「提升逾100國的民主管理水平」。
NED於1983年在時任美國總統裡根授意下創立，號稱是一家非營利性的私人基金會。事實上，它的預算須由美國國會投票，其資金由共和黨、民主黨、美國商會以及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LO)代表聯合組成的董事會管理。
NED90%的年度預算來自美國政府。僅是2009年，這一預算就被提高到了約1.32億美元。NED的創建者之一艾倫·溫斯坦如此描述NED的角色定位:「當前我們的很多工作是秘密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服務，這已有25年。」
事實上，NED的行動可通過4個不同組織聯繫:「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美國商會國際私人企業中心(CIPE)以及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ACILS)。
IRI董事會由共和黨人約翰·麥凱恩參議員主管，柯林頓時期的女國務卿瑪德琳·奧爾布賴特則是NDI(「美國國家民主研究所」)的首腦。馬克·維斯布拉曾在英國《衛報》發文敘述其對IRI的思考:「當我看到IRI被國際媒體奉為『推動民主的組織』時，我不禁放聲大笑。」他在文中舉了大量例子來說明這一組織(單獨或與前述其他機構一道)直接參與了破壞許多國家社會穩定的行動。
「自由之家」創立於1941年，是「一個在世界範圍內助力自由事業發展的非政府組織」。儘管這是官方描述，但其資金主要來源於USAID、NED和索羅斯基金會。
「自由之家」以囊括美國諸多名人的豪華董事名單而聞名: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詹姆斯·伍爾西、卡特時期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小布希時期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柯林頓時期分管財政的副國務卿斯圖爾特·艾森施塔特以及小布希時期國防部長助理兼世界銀行前行長保羅·沃爾福威茨。
至於NED，這一組織參與了遍布全球的眾多旨在破壞目標國社會穩定的資金援助項目。2006年，蓋伊·丁摩爾在英國《金融時報》發文稱，「自由之家」「是由美國國務院挑選的為伊朗地下活動接受注資的組織之一」。
美國著名匈牙利裔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也致力於輸出「美國製造」的民主，並為此創建了其一幹基金會中的一個———「開放社會研究所」。它創立於1993年，起初致力於東方陣營國家在後共產主義時代的轉型。大量文章指出，它積極參與資助「顏色革命」和拉美一些持不同政見者的運動。
顯然，這些組織不但不是什麼非政府組織，反而極具政府背景。理察·福爾克曾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發文評論其活動屬性：「有時，這些單位甚至被媒體冠以『民間組織機構』：往好裡說，是無知；往壞裡說，則是一種故意欺騙。不論我們如何看待其活動，但認為它們是非政府組織或民間組織都是大錯特錯的。」對於這些組織「民主推行者」的角色，眾多評論家持懷疑態度。我們還注意到，這些偽非政府組織在外國引領的深度顛覆性活動在美國是禁止的。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布魯姆所說：「我們在國外做著在國內被禁止的事。」
伊朗2009：「阿拉伯之春」的開端
2009年夏天，攪動伊朗的系列事件均富有教育性。其實，「顏色革命」期間已知的和已被應用的操作模式，正因多種可怕且高效工具的加入而豐富起來。
第一，他們小心利用社交網站動員伊朗的活動分子，並即時引導網絡信息。推特、臉書、優兔和其他社交媒體點燃了博客世界，顯示出其打擊力度。
第二，美國政府強烈鼓吹並聲言捍衛伊朗示威者使用社交網站的權利，並在媒體上大肆宣傳。這種介入甚至上升到對一些美國社交網站直接進行幹預，以讓持不同政見者最大限度地使用這些工具。美國國務院還曾要求推特推遲其需要中斷服務的運行維護工作，因為這將剝奪伊朗反對派的聯繫途徑。而且，基於美國政府與私企間奇怪的密切聯繫，推特接受了這一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賦予伊朗人的這種使用社交媒體的「不可剝奪的」權利，甚至是美國公民在遊行示威時也未被授予的。
第三，西方常規主流媒體(尤其是電視媒體)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們大規模傳播和灌輸多數未經證實的消息，從而使一些有悖真相與倫理的拙劣報導充斥螢屏，並總以此自誇。它們還有一種慣例:將錄音或錄像中「不和諧」的部分以雜音覆蓋等方式進行掩蓋，或以視頻片段迴路的方式通過優質手機傳播，以此讓人難以發覺。此類作品的質量與行業標準相去甚遠，且為避免與其他行動交叉而暴露，難以用天線傳輸。
這些業餘愛好者的「報導」幾乎能在瞬間傳播開來，且數量極大，明顯引發人們對伊朗網絡反對派與西方媒體巨頭間緊密關係的懷疑。
另一個重要方面是，這些網絡反對派都受過CANVAS的培訓。正如該組織現任主任斯爾賈·波波維奇宣稱的那樣：「我們已出現在37個國家的活動分子周圍。有一些成功了，如2003年在喬治亞和2004年在烏克蘭，但也有失敗的，如在辛巴威、白俄羅斯和伊朗。」再次重申，CANVAS是一個培訓尚未成熟的網絡反對派的機構，它在塞爾維亞的一些辦事處，都是按照吉恩·夏普的理念成立的。特別是，它得到了致力於「民主輸出」的美國專業組織的資助。
2009年伊朗「綠色革命」
針對阿拉伯國家的「民主輸出」
根據美國的地理劃分，阿拉伯國家分屬中東和北非地區。與我們所想的不同，對於阿拉伯「革命」的準備並非始於歐巴馬時期，而是小布希時期。此外，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兩黨在「民主輸出」方面的立場幾乎一致。它們都致力開展聯合行動，正如我們見到的其在IRI和NDI的行動那樣。另一方面，不論美國哪個黨及何人當政，都會為這些項目和參與者保駕護航。
我們應認識到，所有觸動阿拉伯國家的「革命」都始於非暴力階段，都在用吉恩·夏普自成一套理論的運動方式。一些人引領著體制變革(如突尼西亞、埃及「革命」)，或乘總統即將離任之機起事(如葉門)。在其他國家，非暴力階段則僅是曇花一現，變革迅速進入包括多種形式的外國幹預的暴力階段，國家陷入血腥的內戰陰影中，這就是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局面。敘利亞政府目前仍在面對由美國在內的一幹國家大規模資助、支援和「保護」的反抗軍。還應注意，這兩國的情況與突尼西亞、埃及和葉門的相反，「革命」不是始於首都，而是多發於邊境地區。被內戰困擾的這兩國的另一相似之處是，反抗者打出了「新型復古」的旗幟，作為與現行制度決裂的象徵。
在這場通常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運動中，民眾遊行示威主要由網絡反對派中的年輕人引領和組織，他們熱衷於新科技。反對派的年輕化是「阿拉伯之春」與塞爾維亞、喬治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和伊朗的反政府運動的共同點。與表面現象相反，這些「革命」不具任何自發性。
網絡反對派從兩種互不相同但又相互補充的培訓中獲益。一是現實空間中的「領航」技術，二是網絡空間中的「領航」技術。其中一部分人會脫穎而出，為領導層所賞識。埃及著名網絡活動分子、「4月6日青年運動」發起者艾哈邁德·馬希爾指出：「使網絡運動活躍與使街頭運動活躍是兩碼事。」這種認知在圈內是常識性的，顯示出活動分子及其領導層的現實主義態度。
CANVAS和阿拉伯網絡反對派
對示威者來說，現實空間裡的「領航」包括如下技術：動員民眾的藝術；與警察拉關係的藝術；後勤保障能力；發生暴力行為時的應變能力；政府動用武力驅散人群時的應對能力。網絡反對派領導人迫切需要思考如何動員、訓練和組織街頭示威活動。而這些難題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前好幾年，就已被CAN-VAS解決。
阿米尼·加利是最早加入的突尼西亞活動分子之一。2008年起，他成為「凱瓦基比民主變革中心」(KADEM)的項目負責人。這是一個由「大中東民主計劃」資助的中心，由美國國務院直接領導，得到了喬治·索羅斯名下的OSI和NED的資金支持，還與「自由之家」開展密切合作。此前，阿米尼·加利還曾為包括「自由之家」在內的好幾個組織工作。
在拍攝一部反映「阿拉伯之春」的紀錄片過程中，加利接受採訪，承認在2007年11月參加了CANVAS為突尼西亞和其他阿拉伯國家持不同政見者舉辦的一次培訓，並展示了培訓時的照片。他明確指出，培訓在摩洛哥的拉巴特舉辦，組織者就是CANVAS組織中的塞爾維亞人。
通過突尼西亞快報廣播的一次播音，我們得知兩名突尼西亞著名網絡活動分子———斯利姆·阿瑪姆和艾瑪·本·傑瑪也參加過此次培訓。要知道斯利姆·阿瑪姆曾在後本·阿里時代的首屆政府中任青年和體育國務秘書，他本人作為持不同政見者，曾大肆鞭撻本·阿里政權，而這僅僅是短短幾個月之前的事情。
突尼西亞大學生總聯盟(UGET)秘書長伊茲丁·扎阿杜爾在前述的紀錄片中宣稱：「『抵抗』運動給了我們一本描述其所有戰略的書。」這本書正是由CANVAS出版的，書名是《非暴力行動50點》。這一反對派的完美行動手冊大量借鑑了吉恩·夏普的理論，已成為方便實用的必備品，當時被譯成了6種語言(包括阿拉伯語和波斯語)，還能在網際網路上免費下載電子版。書中提及了199種「非暴力行動手段」，其中一些在阿拉伯大街上被廣泛使用，後文將對此進行討論。在接受《阿爾及利亞焦點》報訪談時，斯利姆·阿瑪姆承認其受到了一些美國機構的「幫助」，但他未指明是哪些機構。
埃及人也從塞爾維亞人傳授的專有技術中獲益。大量參考資料提到，「4月6日青年運動」的發言人穆罕默德·阿德爾曾於2009年夏在CANVAS實習，比解放廣場發生騷亂時要早得多。他本人在索菲亞·阿馬拉拍攝的紀錄片中承認此事，並透露是與埃及和阿爾及利亞的14名活動分子一起接受培訓的。他還宣稱經過實習，已非常熟悉組織群眾的技術以及該如何應對警方暴力。隨後，他也和職業培訓者搞起了培訓。阿德爾這一夏季實習也被「自由之家」的中東和北非地區項目負責人謝裡夫·曼蘇爾證實，這也是該組織資助CANVAS培訓活動的證據。在此應當指出，「自由之家」和「4月6日青年運動」間的關係早在此次實習前就已建立。在一篇講述艾哈邁德·馬希爾的文章中，作者戴維·沃爾曼強調了「(謝裡夫·曼蘇爾)多年來與馬希爾及其集團的緊密聯繫」。
正如斯爾賈·波波維奇所披露的，CANVAS不只是訓練突尼西亞、埃及和阿爾及利亞的活動分子。他確認，全世界共有37國的活動分子從CANVAS提供的培訓中獲益。朱莉·佐格在其一篇深入研究「阿拉伯之春」問題的文章中證實，「『自由之家』在中東同樣高度存在」。維基解密公布的電報說明了其在敘利亞、巴林和埃及的存在。在埃及，「自由之家」顯然支持了「4月6日青年運動」。另有始於2009年4月並已公開的外交文件指出，在大馬士革，該組織「領導著好幾個非暴力行動工作室」，「這些項目旨在嘗試顛覆阿薩德政權」。
CANVAS向阿拉伯活動分子提供的這一培訓，無論是在社交媒體上，還是在已知發生暴亂的不同城市大街上均大有建樹。
首先，所有阿拉伯國家的反政府人士在其布告、遊行呼籲書和群發的反政府簡訊中都使用了這個拳頭標誌。在埃及，「4月6日青年運動」也將它作為自己的標誌，大量反對派分子在遊行時高舉的橫幅標語上，都有這個斯爾賈·波波維奇領導的名叫「抵抗」的反政府組織標誌。
除拳頭標誌外，其他技術手段也在民眾示威中引起關注。我們將CANVAS的《非暴力行動50點》這一教材中非暴力行動的一些招數列舉如下：
第7招：使用口號和象徵符號。
第8招：拉起橫幅標語、布告和廣告牌。第12招：讓傳單滿天飛。
第20招：舉行祈禱行動和宗教儀式。第33招：拉攏敵人。
第34招：在重大事件前夜緊鑼密鼓地籌備。第37招：反覆且有節奏地高呼口號。
上述招數不勝枚舉，指出了CANVAS慷慨貢獻的培訓是怎樣嚴格有素，並且具有高度的實用價值。吉恩·夏普就對埃及網絡活動分子的行動毫不吝惜讚美之詞，稱對自己的追隨者的執行力感到「特別自豪」，並意識到「穆巴拉克倒臺是他所見過的最『頂尖』的民主革命」。穆罕默德·阿德爾則自詡道：「這是屬於我們的革命。CANVAS只是讓我們學會了如何更有效地組織和運用抵抗策略。」
2011年，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蕊發表「網際網路自由」演講。
「網絡版阿拉伯聯盟」
正如此前提到的那樣，美國「民主輸出」機構為阿拉伯網絡活動分子提供的第二種類型的培訓便是網絡空間中的「領航」技術。
顯然，社交媒體和新科技在阿拉伯「革命」的計劃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種工具能夠讓各國反對派在空前短的時間內聯繫數量驚人的個人，並在一國內外進行重要資料、信息的數位化交換。美國國務院和各機構對該領域進行了大量投資，使反對派繞過本國審查，提升地理定位技術，並能在其遭到逮捕時傳送圖像和視頻，以顯示專制制度的「不人道」面目。
此外，自「伊朗之夏」以來，引人注意的還有美國對新技術的巨大關注。歐巴馬總統及其國務卿多次幹預以捍衛自由使用網際網路，以及要求正在發生民眾抗議的國家不中斷網際網路瀏覽，這些都大為可疑。
希拉蕊·柯林頓甚至在2011年2月15日證實「網際網路已成為21世紀的公共空間」，「臉書、推特和優兔支持的埃及和伊朗的遊行示威映射出，連結技術正是政治、社會和經濟變革的加速器」。她還宣稱，將拿出2500萬美元「支持在線表達熱愛自由的項目或工具的開發」，並促使推特在開設波斯語和阿拉伯語服務後增設漢語和俄語服務。另一方面，美國國務院和谷歌之間複雜的關係長期以來就是媒體熱議的話題。這個著名搜尋引擎已被看作是「美國外交武器」。
另一個引人注意的因素是網絡反對派頻頻在媒體上出現，被稱為「臉書革命」，他們堅稱自己不屬於任何政治運動。因此，這似乎只是一些無政治立場的年輕人使用新技術，動搖了數十年來已深植於政治舞臺的獨裁體制。
但是，這些年輕人來自哪裡？他們如何在既沒有獲得相當程度的培訓，又沒有與一個明確組織相聯繫的情況下動員如此眾多的民眾？事實上，除了資助中東、北非地區的非政府組織，那些從事「民主輸出」的美國機構，還用新技術為這些國家的網絡反對派提供新技術培訓。為此，它們運用青年運動聯盟(後發展成為movements.org)等實體組織。青年運動聯盟在其官方網站上自稱是一個非營利性的美國組織，並宣布其使命為：在利益相關地區尋找網絡反對派;通過一些民間組織的專家和成員的幫助，在網絡反對派間建立聯繫;通過對網絡反對派進行培訓、提供建議和建立平臺，支持其加強聯繫和壯大發展。
在movements.org的創建者中，我們發現了康多莉扎·賴斯和希拉蕊·柯林頓的前顧問、「谷歌理念」主管賈裡德·科恩，以及為美國國務院、國防部和谷歌工作的賈森·利伯曼。另外，青年運動聯盟執行總裁戴維·納賽爾領導了關乎NDI、USAID和IRI利益的中東項目。
特別是，青年運動聯盟組織的年度會議是由美國國務院和谷歌、臉書、優兔等公司資助的。它迄今共召開了三次：2008年在紐約、2009年在墨西哥城、2010年則在倫敦。這些參與者和與會者中不乏美國名人，如臉書聯合創始人達斯廷·莫斯科維茨、推特創始人兼總裁傑克·多爾西，以及大批來自谷歌、優兔、美國國務院、「自由之家」、IRI、NDI、NED和世界銀行的代表，甚至大名鼎鼎的「自由之家」成員謝裡夫·曼蘇爾也在其中。2009年的會議則因希拉蕊·柯林頓以個人名義參會，被標記為「幹預行為」的呼聲越發高漲。這些人都與來自5大洲15國的網絡反對派青年代表分享了經驗。
「4月6日青年運動」中的一些埃及活動分子也參與了青年運動聯盟在紐約召開的2008年年會。他們當場與世界各地的網絡反對派建立了聯繫，還參加了一些關於運用社交媒體的研討會，接受了如何逃避本國網絡監督的新技術培訓。
美國國務院資助的這類會議，吸引了一些高級別美國名人的參與，還邀請了很多經過身份鑑別、由美國大使館負責的網絡反對派人士，顯示出美國政府在這類活動中的利益和牽連。另外，新技術領域全球巨頭的參與，也證實了這些企業、「輸出民主」機構和美國政府間的密切聯繫。
2009年，16名埃及青年活動分子在華盛頓參加了「自由之家」組織的為期兩個月的實習。他們接受了捍衛人權的相關培訓，並會見了美國政府、國會及一些媒體和智庫的代表。與我有著相同觀點的羅恩·尼克森在一篇載於《紐約時報》的文章中指出：「很多直接參與了『地區革命』和激進改革的團體和個人，包括埃及的『4月6日青年運動』、『巴林人權中心』和昂特薩·卡迪等一批基層活動分子，都受到了IRI、NDI和『自由之家』等組織提供的培訓和資金支持。」
其他幾個培訓機構早在「阿拉伯之春」前就開始建立了，這使得各阿拉伯網絡反對派間相互接近、相互了解並最終整合起來。基於此，記者皮埃爾·布瓦斯雷將這種網絡活躍分子群體命名為「網絡版阿拉伯聯盟」。在此舉例說明，他們2009年在開羅舉辦的兩次研討會，就是分別由美國政府和索羅斯名下的OSI組織的，斯利姆·阿瑪姆也均有出席。突尼西亞和埃及的網絡活動分子在長達一周的時間內面對面交換了各自的認識和看法。
另一個促使阿拉伯網絡反對派間會面的事件，是2009年12月在貝魯特召開的會議，該會議是突尼西亞網絡活動分子薩米·本·加爾比亞發起的。與會名人包括斯利姆·阿瑪姆、茅利塔尼亞人納賽爾·韋德迪、巴林人阿里·阿卜杜勒曼和摩洛哥人希沙姆·阿爾米哈阿(筆名)。斯利姆·阿瑪姆在接受《阿爾及利亞焦點》報採訪時明確承認了這一點。
還有其他消息提及「網絡版阿拉伯聯盟」成員間的合作始於2008年。最初是在埃及人與突尼西亞人間，隨後擴展到阿爾及利亞人、利比亞人、摩洛哥人甚至伊朗人。伊朗人雖然不是阿拉伯人，但同屬中東地區。
在這些埃及活動分子中，一些人在穆巴拉克最後的日子裡來到了聚光燈下。其中之一便是瓦伊爾·高尼姆。他被投入監獄12天後獲釋，在接受埃及一家電視臺採訪時敘述被俘經歷，並為之落淚。節目播出後他一夜之間成了英雄。瓦伊爾·高尼姆是一名生活在杜拜的埃及人，曾出任谷歌公司中東和北非方向的市場部主管，並與一名美國人結婚。他在「4月6日青年運動」開始後才變得活躍起來，並與艾哈邁德·馬希爾聯繫緊密。還有一個令人吃驚的信息是谷歌執行長埃裡克·施密特曾說，「瓦伊爾·高尼姆的成就太令人自豪了」，仿佛「幹革命」就是像任何公司市場負責人的本職工作一樣。
網絡反對派與網際網路自由
對網絡反對派而言，在網際網路上做到行動完全自由需要滿足兩個條件：匿名和繞開審查。為達到這兩個條件，美國政府(直接或間接地)資助了一些公司來設計翻牆軟體，典型的便是一種叫TOR的翻牆軟體。翻牆軟體被免費發放給網絡活動分子使用，使得網際網路上的匿名引導行動得以進行。TOR的一名代表表示，「TOR的使命是允許人們在極權國家能夠安全地表達觀點或分享信息」。
用戶可以免費下載使用TOR(僅2010年下載量就超過3600萬次)，那麼誰在資助這個軟體的發展？參考其官方網站，我們了解到TOR擁有眾多資助者，包括谷歌和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它的主要出資方並未被證實，但伊夫·厄德讓我們了解到TOR曾在數年間獲得了聯邦基金的贊助。
TOR的一個代言人是雅各布·阿佩爾鮑姆。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曾遊歷眾多阿拉伯國家來推廣他的軟體，並面向網絡活動分子召集關於如何使用該軟體的研討會。在整個突尼西亞「革命」期間，他以個人身份參與其中，並幫助突尼西亞活動分子解決網絡遲緩問題。還應注意一個奇怪現象，那就是他還是維基解密的活躍成員。
2010年1月，希拉蕊·柯林頓發表題為「網際網路自由」的演講時已經表示：「我們(美國政府)同樣支持發展能讓公民繞過政治審查、行使言論自由權利的工具。我們為全世界範圍內的任何團體提供資金援助，只要它們致力於確保人們使用當地語言操作相關的軟體，或者為需要安全進入網際網路的人們提供培訓。」
對美國政府來說，開發「反審查」信息系統極為重要，為此美國國務院成立了一個專門部門，還為開發這類工具的企業提供了超過3000萬美元的資金。
目前正在開發的一個視頻軟體「commotion」，「允許建立100%獨立的無線寬帶網絡;頻繁提供Wi-Fi網絡;不依賴任何實質器械，無需電話、電纜或衛星連接。它是移動的、水平的、完全分散的，能躲過任何監測，因為它在傳輸時具有匿名和限定收視的特性」。該項目除了美國國務院資助的200萬美元外，還有230萬美元的年度預算，其首個版本將於2012年底發行。「commotion」軟體由美國開放技術研究所(OTI)接納和資助，其領導人非瓦伊爾·高尼姆的老闆埃裡克·施密特莫屬。另外，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也參與了該項目，曾任「commotion」軟體的投放參事一職。
現在我們來關注一個對研究社交媒體巨頭和阿拉伯網絡反對派，尤其是埃及網絡反對派間的關係具有啟發性的事件。
在騷亂最盛時，埃及政府認為網絡是危險的，決心斷網。於是從2011年1月28日到2月2日，埃及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完全隔離博客的國家。為使埃及網絡反對派能夠繼續為國際媒體「提供資料」，谷歌和推特攜手推出一款名為「Speak2Tweet」的搶救系統，用戶通過撥打固定電話就可以將語音信息轉變為「推特」信息。除了這一技術上的「壯舉」，還有3個電話號碼可以免費撥打。
這證明，沒有任何事情能夠打斷「革命」。
美國人的資助
除了培訓網絡反對派，「民主輸出」機構還像為自己的分支機構提供資金一樣，資助散布在所有阿拉伯國家的非政府組織。但僅有NED每年公開其主要活動報告，有關數據如下表。
通過此表我們可以看到，僅NED在2009年對阿拉伯國家非政府組織的補助便超過1500萬美元。此外，報告文本中還詳細敘述了一些很有趣的信息。
例如，葉門非政府組織「無枷鎖女記者」在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曾接受NED的補助。這看起來很平常，但該組織是由2011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塔瓦庫勒·卡曼(目前唯一獲過此獎的阿拉伯女性)創建並領導的。另一方面，因領導了葉門的遊行示威活動，她被認為是葉門「革命」的女激進分子。更有意思的是，這個伊斯蘭政治活動分子與美國駐葉門大使館走得很近，不僅得到了大使館的贊助，還被邀請訪美，並在美國和希拉蕊·柯林頓、米歇爾·歐巴馬會面，而這些事情遠在「阿拉伯之春」發生前既已發生。
活動分子與美國大使館關係密切絕非葉門獨有。維基解密公開的大量電報揭露了美國駐埃及大使館的頻繁動作。這些電報有助於證實一些活動分子是美國外交代理的「不懈的」合作者。如網絡活動分子巴塞姆·薩米爾，他是NED資助的非政府組織「埃及民主學院」的執行董事，希拉蕊·柯林頓曾在2010年1月以個人名義發表的著名演講———「互網絡自由」中點名嘉獎他，美國國務院也正式向他發出訪問邀請。還有一個小細節：以「臉書女孩」和「4月6日青年運動」聯合發起人而在埃及聞名的伊蘇拉·阿卜杜勒·法塔赫，是「埃及民主學院」的項目負責人。
漢利曾在《華盛頓郵報》發文稱，2005年以來，超過1萬名埃及人參加了由NDI、IRI、USAID資助的「民主」和「治理」項目，一同參與的還有其他28個國際組織和埃及當地機構。我們還了解到，USAID在2011年曾申請過一筆面向阿拉伯國家的高達1.04億美元的特別捐款。一些原始資料認為，美國政府「為提升民主和良治」，僅在埃及每年就花費了約2000萬美元。這一節奏在穆巴拉克倒臺後加快了。2011年6月，美國新任駐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承認，自2011年2月以來，美國為在埃及「推進民主」至少花費了4000萬美元。這一事件引發美埃兩國政府間火星四濺的緊張關係。所有其他中東、北非國家也被波及。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有趣之事：除了「中東民主項目」的資助，阿米尼·加利領導的「凱瓦基比民主變革中心」是由NED資助的。
在約旦，活動分子歐萊博·阿爾-蘭太維領導的「聖城政治研究中心」則由NDI資助。
在阿爾及爾的大街上，國家變革與民主協調組織(CNCD)引領著社會反抗活動。該運動匯集了各式政黨、非政府組織和工會。在它們中，我們能看到阿爾及利亞捍衛人權聯盟(LAD-DH)、公共行政管理人員全國自治工會(SNAPAP)及文化與民主聯盟(RCD)。NED的年度報告諮詢會披露，阿爾及利亞捍衛人權聯盟曾於2003年、2005年、2006年和2010年接受過美國的資助。公共行政管理人員全國自治工會則與「團結中心」(NED的四個組成部分之一)有著緊密關係。2011年3月4日，「阿拉伯之春」全面爆發之時，「團結中心」國際部主任凱茜·法因戈爾德，給總統阿卜杜勒阿齊茲·布特弗利卡寫了封信。她在信中表達了對阿爾及利亞警方針對「和平示威」採取暴力的擔憂：「我們(『團結中心』)對最近受傷的人，包括公共行政管理人員全國自治工會公共部門主席拉希德·馬拉威深表關切。」她在信中三次提及國家變革與民主協調組織的領導人拉希德·馬拉威。維基解密則披露文化與民主聯盟主席曾與美國駐阿爾及利亞大使展開「革命是否會波及他人」的辯論。
在分析了維基解密公開的與敘利亞有關的系列電報後，《華盛頓郵報》披露，美國自2006年以來就秘密資助敘利亞反對派，推動被流放的敘利亞反對派在「正義與發展運動」的旗幟下重組，並捐約600萬美元助其組建電視臺，同時向敘利亞境內輸入各式反政府「活動」。這些贊助始於小布希時期，並且至少延續至歐巴馬時期的2010年9月。另一方面，美國駐敘利亞大使館的一封電報披露了一筆金額為1200萬美元的資金，曾從2005年到2010年以美國國務院中東夥伴關係倡議項目的名義資助敘利亞。
查利·斯凱爾頓在其一篇由英國《衛報》發表的詳細描寫「敘利亞全國委員會」的文章中指出，巴斯瑪·庫德瑪尼、拉德萬·齊亞德和奧薩馬·莫納賈德等敘利亞反對派重要人物，與美國「民主輸出」機構早在2011年之前就已有緊密聯繫：「其實，相當一部分被流放的敘利亞反對派重要人物受到美國政府資助，用以破壞阿薩德政權，這種資助在『阿拉伯之春』前就已啟動。」這篇文章的一個小細節包含極為豐富的信息:拉德萬·齊亞德也與NED有著密切聯繫。
在利比亞，「捍衛人權」的反政府組織「利比亞人道和政治發展論壇」創始人阿里·拉馬丹·阿布扎庫克、「透明的利比亞」組織創始人阿布德爾·馬吉德·比烏克，以及逃到倫敦的「利比亞消息」網站發起人阿舒爾·艾爾-沙彌等人均受到了NED的資助。
約翰·麥凱恩（1936-2018）
「民主輸出」機構在「阿拉伯之春」高潮時開展的這一「超級行動」被美國參議員約翰·麥凱恩注意到，他給予了高度讚譽。除了多次發表灌輸民主和軍事幹預思想的宣言，人們還看到他親自訪問「已被民主化的」一些國家：2011年2月21日訪問突尼西亞；2011年2月27日訪問埃及;2011年4月22日訪問利比亞。
但是，究竟是什麼讓這位美國參議員在「阿拉伯之春」掃過的大地上東奔西跑？當然，這既不是基於其參議員身份，也不是基於其美國參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成員身份，否則向他那些參議員同事問這些「無所事事」的問題或許更適合。其合理解釋不就是他才是「投資民主」的IRI的「老闆」嗎？這不就是本文開頭部分所提的問題之一的答案嗎？
我們可以打賭，約翰·麥凱恩現在正夢想著被反對派的綠白黑加三顆星旗幟的海洋包圍，在敘利亞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的大街上耀武揚威。
儘管緣於糟糕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但阿拉伯街頭「革命」也不像表面上那樣是自發的。顯然，存在某種造成不穩定的「沃土」，它讓「推動民主者」的工作容易得多了。
早在「阿拉伯之春」之前的那些年，大量「輸出民主」的美國機構就已將數百萬計的美元花在了培訓和資助阿拉伯國家反對派身上。效力於CANVAS的塞爾維亞人、社交媒體和新技術的專家們利用其專業知識技能為反對派，尤其是突尼西亞和埃及的反對派提供了高效服務。
在所有這些行動中，美國國務院及其位於阿拉伯國家的使館網絡，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此次改寫阿拉伯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大規模戰役。在此框架下，谷歌、臉書、推特和優兔等新技術的「巨頭」們與美國國務院展開了協調一致的合作。
美國稱讚那些反民主的海灣君主國的「教育有方」，這一殷勤態度讓人對民主在阿拉伯世界「春天化」進程中究竟有多大分量充滿疑問。更重要的是，美國對麥納麥政府血腥鎮壓巴林示威者一事無動於衷，甚至支持麥納麥政府，顯示出「民主」和「人權」僅是其虛偽的藉口。
難道那些阿拉伯君主國的人民，就不能和那些阿拉伯共和國的兄弟姐妹一樣，擁有享受「民主之春」的權利嗎？
這是一個人盡皆知的事實：美國外交政策從來就不是慈善事業的典範。因此，美國毫無疑問將繼續對「已民主化的」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和經濟事務說三道四。這再一次說明了美國在外交上具有雙重標準：對一些人睜眼，而對另一些人閉眼。
（艾哈邁德·本薩阿達）
【法】埃裡克·德納塞：阿拉伯「革命」隱藏的另一面，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