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歲楊苡 「我覺得 《呼嘯山莊》比《簡·愛》好」

楊苡  安徽盱眙人，生於1919年。翻譯家、作家。先後就讀於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重慶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曾任南京國立編譯館翻譯委員會翻譯、南京師院外語系教師。譯著有《呼嘯山莊》、《永遠不會落的太陽》、《俄羅斯性格》、《偉大的時刻》、《天真與經驗之歌》等；著有兒童文學作品《自己的事自己做》等。哥哥楊憲益和丈夫趙瑞蕻都是著名翻譯家，姐姐楊敏如是古典文學專家   圖 / 劉洋

「我那時也住個破房子，一塌糊塗，廁所什麼都是壞的，樓下有個大院子……每晚坐在那兒，外頭颳大風，對面山上像鬧鬼一樣，尤其我一個人帶著孩子在家，有點瘮人。那晚風雨飄搖，一陣大風呼嘯而過，雨點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凱薩琳的哭泣，覺得自己正住在約克郡曠野裡那所古宅子裡，不自覺地念著Wuthering Heights，靈感從天而降！」

「當時都流行讀《簡·愛》，但我看完就覺得，這個愛情可以超越階級、社會，可以超越生死，什麼都可以，而且可以愛一輩子，那就是永恆的，我覺得比《簡·愛》好。」

楊家兄妹心堅剛   

◇◆◇

人間四月天，南京鼓樓區深巷處，綠樹掩映，迎春花兒開得金燦爛漫，一如百歲老人楊苡先生的笑顏。

「你下地鐵從3號口出來，南大宿舍，二號新村，不是北京西路2號啊，那裡是個天文臺，不是我家小區，你別走錯了！」

本刊記者到訪前，老人在電話那頭千叮萬囑，嗓音清亮，思維活躍。

「我今年99歲了，我很得意。」見面時，她露出了孩子似的頑皮表情。

2018年，著名翻譯家楊苡正式邁入百歲老人（虛歲）的行列，但她仍饒有興致地參與「現在」，什麼事到她嘴裡，都是「好玩哎」。

楊苡於上世紀50年代翻譯了艾米莉·勃朗特的文學名著《呼嘯山莊》，小說這個譯名便是由她首創。「當年翻這本書時，窗外乒桌球乓颳大風，我就嘴裡wuthering heights、wuthering heights念著玩兒，想到了『呼嘯山莊』這個名字。我告訴你呀，這就是種玩法，我一直覺得翻譯就是好玩。現在看電視，有些詞我老覺得怎麼這樣翻，fans別整粉絲好不好？唉呀，好可笑！還有那個facebook，『臉書』，這翻得多難聽呀！」老人皺了皺眉，又擠出個鬼臉。

楊苡88歲時，有好友提議為其做壽，但她不同意，至今都不愛過生日。「沒意思的事，你看我幾個朋友，都是過生日過的，死得快點。太沒意思，累，而且情緒很不好，有人非要做壽，很在乎，我就不做，這也叫一種玩法。」

1965年，楊苡與丈夫趙瑞蕻搬至眼前這間南大宿舍公寓，一住就是半個多世紀。1999年春節凌晨，趙瑞蕻因急性心梗發作突然離世，夫妻倆就此天人永隔，已近二十年。

「我們家又小又亂，有人說落腳點都沒有，但也有人說很cozy（舒適）。」

12平方米的客廳即書房，臨窗一張寫字檯，靠牆一把長沙發，對面一整排書櫃，幾樣家具擺下，剩下的轉圜之地已不多，但女主人卻將房間布置得生趣盎然，沙發上鋪了整潔的紅毯，排坐著一列布偶：大猩猩、貓頭鷹、穿格子西服的小男孩、扎辮子的黃毛丫頭…… 「這是我的一種玩法，我最喜歡那個睡覺的娃娃。」老人興致勃勃道，「我也喜歡收藏貓頭鷹，因為它是智慧的象徵。」

提及智慧，這位百歲老人聊天著文，經常引用《基督山恩仇記》裡的結尾——「人類智慧全部包含在兩個詞當中：等候與盼望。」

楊苡的客房書香馥鬱，牆上字畫也引人矚目，特別是她上世紀90年代初讓好友俞律揮毫留下的兩行魯迅詩句：「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舊時」大約是這個房間的主題，四處擺放著親友師長的老照片，滿滿一個世紀的回憶。「丁聰、吳祖光、羅孚、我哥……這些人全都沒了，就剩我一個人了。」相片裡好多人都不在世了，楊苡與之朝夕晤對，仿佛故人還在身邊，聊著聊著，有時她會忽地起身前去指認，就是他（她）哎！

1924年4月前，巴金離開成都前與繼母鄧景蘧、胞兄李堯枚（左二）、堯林（右一）、弟弟採臣（左一）、濟生（前立者）合影

所有照片中，楊憲益和巴金的像總放在最突顯的位置：翻譯大家楊憲益不僅是楊苡的兄長，更是她最崇拜的人，她不止一次強調，「我就是崇拜我哥！」；巴金則是她的人生導師，從17歲寫信訴說人生苦悶開始，這段亦師亦友的關係持續了大半個世紀，在楊苡眼中，「巴金是一位堅強的探索者」。

2009年楊憲益去世後，楊苡與住在北京的胞姐、古典文學專家楊敏如還保持著密切聯繫，2017年12月，楊敏如也離世了，享年102歲。對於姐姐，楊苡向來佩服，「她是真的才女！燕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老師是俞平伯，系主任陸侃如，她跟葉嘉瑩是同學。姐姐英文一直很好，所以後來主修中國古典文學。」

楊憲益兄妹三人談笑風生，左為大妹楊敏如，中為小妹楊苡

楊家三兄妹才華橫溢、感情甚篤，特殊歲月中當然也經歷過悲痛與酸楚。提及往事，楊苡只是平靜潺緩地敘述，並未流露太多傷感。「我們家我哥是最會抑制自己悲痛或憤慨的強者，他真是堅強，當年遭批鬥，讓他呆在那個院子裡頭，前面一片空地，本來都是堆煤的，那時煤也沒了，亂七八糟的，結果就把他翻譯的書堆在前面。他穿著白襯衫，他們拿墨汁對著他身上沒頭沒臉地亂灑，然後把火點著，叫他燒（書），我覺得他是看透了……我們能做到『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的心境，坦然平靜地對待一切，因為我們走過的路已經很長、很長，我們經歷過的故事也已經太多、太多……」

楊苡從小就喜歡音樂，當年和姐姐在天津中西女中所學的諸多讚美詩，她至今銘記在心，其中有首《榮歸天鄉》算是她的最愛：「古有三人，心最堅剛。扔於火中，沒有損傷。至終三人，歸在何方？必歸應許美地。等不多時，復活見他……相見快樂，永不離別，同住榮美天鄉。」

「我覺得 《呼嘯山莊》 比 《簡·愛》 好」

◇◆◇

一個多世紀以前在天津，楊家風光顯赫，即使身為中國銀行行長的父親楊毓璋去世後，楊家住的也是租界裡的深宅大院、花園洋房。

楊苡1919年出生，「正是五四運動那一年」。她原名楊靜如，「名字是老先生給起的，我姐姐叫敏如，因為我不安靜，結果就給我取名靜如。」

兒時的楊苡調皮又嘴饞，裹小腳的姆媽在樓下洗了一大玻璃缸子葡萄，喚她下樓，她答應著便騎著樓梯扶手「溜」地滑了下去。「他們都叫我『小胖子』，我是吃得很胖，後來我母親才知道，我的確是吃不飽。」

1951年，楊苡一家合影

哥哥楊憲益是家中最受寵的「小少爺」，當時正隨家庭教師學習國文和英語，楊苡常是他的「小跟班」。「我哥太聰明，七歲就寫舊體詩，對對子也快，當時授課老師叫『徐劍生』，我哥一看，馬上就對了三個字：『快槍斃』。」

8歲時，楊苡進入教會學校中西女校，課程安排頗為西化，英文、國文之外，還有體操、舞蹈和戲劇演出，學校每年畢業班內部演出英文名劇。楊苡指著書架上一張黑白照片回憶道：「1931年演出《如願》（即莎士比亞的《皆大歡喜》），黃佐臨先生也在，女主角金韻之十幾年後成了上海的著名演員丹尼。」

在女校讀書期間，楊苡漸漸成了電影迷。「我母親喜好看電影，還得看誰演或誰得了奧斯卡獎，反正壞的、黃的電影不許我們看，但有名的好比《鐘樓怪人》那些文藝片都看，所以知識是這麼來的，英文也是這麼學的。十幾歲時，尤其是我哥去了牛津以後，我最重要的消遣，就是每個禮拜六去看電影。」

「我當時收了四百多張電影明信片，結果『文革』的時候都燒了，一張也沒有留下……這裡頭甚至有個奧斯卡得獎女演員瑙瑪·希拉（Norma Shearer），她演了尤金·奧尼爾那個《奇妙的插曲》（Strange Interlude，1932年），她專演文藝片，我當時還給她寫了信，說我很喜歡她演的戲，因為她從來不演侮辱中國的片子，我們也讀莎士比亞，我說我希望你演《羅密歐與朱麗葉》，我甚至還說了男主角應該是誰，後來她忽然回信給我寄了個大相片，6寸的，還籤了字。我母親說真的假的？家裡就研究，我拿唾沫沾了沾，看是墨水籤的還是印的，結果是墨水，派克筆籤的，我就很得意！這張相片一直留到『文革』，哎，我那已故的老頭給我扔了，他不認為這些是很值得的，人家可是30年代的奧斯卡影后吶！」

也是在那個時期，楊苡看到了勞倫斯·奧利弗（Laurence Olivier）主演的電影《魂歸離恨天》（即《呼嘯山莊》）。「我第一次看這個電影是30年代，女演員梅爾·奧勃朗（Merle Oberon）就這個演得最好！」

1943年，楊苡讀到了小說原著，立刻被深深吸引，自那時起萌發了翻譯這部名著的念頭。「當時都流行讀《簡·愛》，但我看完就覺得，這個愛情可以超越階級、社會，可以超越生死，什麼都可以，而且可以愛一輩子，那就是永恆的，我覺得比《簡·愛》好。」

但真正開始翻譯卻是十年後的事了。梁實秋也曾譯過這部小說，並把它定名為《咆哮山莊》，「梁實秋英文水平超一流，只兩三個月就翻完了，但我總覺得書名不是很妥，誰願意用『咆哮』二字來稱呼自己的住宅呢？」

「我那時也住個破房子，沒人要的丙種房，一塌糊塗，廁所什麼都是壞的，樓下有個大院子，當時正好拿了筆稿費，兩百塊錢，我就瞎搞，建設起來，種了點樹。每晚坐在那兒，外頭颳大風，對面山上像鬧鬼一樣，尤其我一個人帶著孩子在家，有點瘮人。那晚風雨飄搖，一陣大風呼嘯而過，雨點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凱薩琳的哭泣，覺得自己正住在約克郡曠野的那所古宅子裡，不自覺地念著Wuthering Heights，靈感從天而降！」

那晚，楊苡興奮地寫下「呼嘯山莊」四個大字。上世紀50年代，她的譯本由平明出版社出版，後來國內出版這部小說都以《呼嘯山莊》為通用譯名，楊苡的譯本至今仍被許多讀者視作經典。

「我那本是巴金給我出的，版本非常好，但給紅衛兵抄得家裡只有七本了，也不懂得留。『文革』的時候，讓我寫檢查，說翻譯這本書，宣揚階級調和論。他們命我愛人開箱子，站在凳子上，把箱子裡頭的毛線、衣服就往地上扔。當時我們三樓還有好多鄰居都圍著看， 我們宿舍很團結，鄰居大叫，來強盜了，這一喊呢東西不好翻了。走時他們幾個自行車的氣嘴子都給摘了，於是我又多一個罪名，挑動群眾鬥群眾。」

楊苡興趣廣泛，翻譯之外，她還進行詩歌、散文和兒童文學等方面的創作。後來，《呼嘯山莊》和她的兒童文學都受到批判。

「1959年我已經挨批了，我寫《自己的事自己做》，鼓勵小朋友守秩序排隊、不要隨地吐痰、講衛生，結果批鬥，有個幹部說，那個楊苡帶著資產階級的有色眼鏡，批判我們的新中國兒童，說他們隨地吐痰，然後底下就說隨地吐痰有什麼不好，說完就『呸』一吐，吐完後他還用腳擦一下。」

1960年，楊苡到南京師範學院任教。「文革」開始她就「靠邊」了，後因楊憲益坐牢受到牽連。直至哥哥1972年出獄，她才得到「解放」。

在楊苡心中，上世紀80年代初和中葉是「一長段美好的令人振奮的新時期」，她和趙瑞蕻、黃裳、王辛笛等人相聚巴金家中，大家談笑風生，似乎都忘了自己的年齡，「聊天時，想起那場浩劫，我們都笑著說：活下去真好！」

1982年的《世界電影》雜誌，封面是《呼嘯山莊》電影劇照

1982年，楊苡無意中翻到一本《世界電影》雜誌，封面是當年勞倫斯·奧利弗和梅爾·奧勃朗站在「呼嘯山莊」前的黑白劇照。「我在裡頭第一次發現有《呼嘯山莊》的電影譯本，很有意思，內容跟我的翻譯完全一樣，我忽然就很得意，跟我愛人說，趙老頭你看，英雄所見略同。後來別人就笑我了，這實際是抄你的！那時也不懂什麼叫盜版，但我還是很得意。」

百歲楊苡精神矍鑠，保持著一貫的開朗心境，每天下午她都堅持讀兩小時報紙，和外界一點都「不隔」，有靈感時還要抓緊寫東西，為此，她甚至跟保姆立了個約定。「因為她管吃，要跟我出各種花樣，那天我說，你聲音太響，一陣一陣的，能不能一個下午別說話？我變篇文章出來，要是能發表，這稿費就歸你，這是最好的辦法，『買安靜』！」

1937年，楊苡從天津中西女中畢業後在照相館留影

與巴金昆仲魚雁往來

◇◆◇

1937年，楊苡從中西女中畢業，牆上一張放大的黑白照片就定格於她的青春年華。「那個照片是18歲中學畢業，手裡拿的是文憑，我們學校屬於美以美會，跟宋美齡她們是一個系統的，學校給的文憑白底金字，當時我們覺得珍貴得不得了，當然，這個文憑到『文革』的時候也就燒掉了……」 

牆上的少女若有所思，楊苡說，每次回看這張照片，仿佛就回到當年情景——她笑著激動地對母親說：「巴金的信！是巴金寫給我的！」

苦悶、彷徨，自己被死死看管在家裡，不能像其他同學那樣唱著救亡歌曲在遊行行列中前進。那時，巴金的《家》已在學生中非常流行，17歲的楊苡覺得自己一腔熱情找不到出口，於是鼓足勇氣，給當時已名滿天下的巴金寫了封信，將心中鬱積的情緒向從未謀面的作家一吐為快。「『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給自己把幸福爭過來』，這樣的話對我影響太深了。我覺得我的家酷似他的『家』，我卻不能像覺慧那樣，衝出那個被我稱作『金絲籠』的家庭。」

令人意外的是，楊苡很快就收到了小密格子的信封，裡頭裝著巴金的回信。信中，巴金稱她為「靜如」，落款是「芾甘」。巴金像一位敦厚的兄長，溫和地鼓勵她要忍耐，「未來總是美麗的」，並且鼓勵她與自己的哥哥、當時正在天津南開中學教英文的李堯林通信。

沒多久，楊苡與戴著眼鏡的清瘦的李堯林第一次見了面。在與巴金一家後來長達69年的交往中，被當成家人一般的楊苡結識了巴金龐大家族的絕大多數，但巴金「三哥」李堯林卻是楊苡在實際生活中認識的第一位李家成員。

「在不到五個月內我收到了他40封信，按照他的囑咐，我們每個信封背面下角都寫上數字（No.1或No.2……），當然我想我的信早超過了40封。」

哥哥楊憲益赴英國留學後，失去呵護的小妹楊苡總是感到說不出的孤獨，直到遇到李堯林，她才覺得自己又開心起來。

「1937年日本鬼子的炸彈擊中了李先生所在的、不在租界內的南開中學單身教師的宿舍，他撿出幾本書和幾件衣服跑出來了……當時天津租界生活表面平靜如常，我反正已中學畢業，無法上大學，就在家亂看書、又學畫，還和兩位同學異想天開地去一個白俄舞蹈學校學了一陣踢踏舞。此外無非是看電影，遛彎，互相串門，大家心裡都明白這種安逸的生活長不了……但在這個初夏或是暮春天氣的1938年，我的確度過了一生中最難忘的幾個月！」

「七七事變」爆發後，已考入南開大學中文系的楊苡和同學們都成了「平津流亡學生」，南開、北大、清華三校在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1938年7月，她離開動蕩不安的天津，乘船經香港、安南（今越南），最後抵達昆明。

楊苡與巴金的第一次碰面也是在昆明，當時巴金到昆明看望蕭珊，楊苡這才見到斷斷續續通了十幾封信的神交已久的「巴先生」。「一見面之後非常窘，」楊苡印象中，四川口音很重的巴金在生人面前不太會說話，甚至有些結巴，但告別之後，大家在紙上世界又開始了無拘無束的交流。

上世紀50年代，楊苡與巴金的通信仍未中斷，但由於各種運動，間隔長了許多，說話也更小心了。兩人的通信，如其所處的時代歷盡坎坷。「文革」期間，家人被迫替她處理掉其與沈從文、黃裳和蕭珊等人的信件，最後僅存巴金的23封信，一直被她想方設法保存下來。為此，她遭受了此生惟一來自造反派的一記耳光。「文革」後，她與巴金漸漸恢復通信。1987年，楊苡將巴金寫於1939至1985年間的60封信收進《雪泥集·巴金書簡》一書中，它見證了半個多世紀一段珍貴非凡的友情。

楊苡去昆明上學後，李堯林也訂過她曾乘坐的「太古號」船票準備去昆明，但後來還是將票退了。「漫長的等待在一封封長信中消磨殆盡。然後一連串由於傳言造成的誤解，加上我這個被嬌慣壞了的小妹妹的胡思亂想，特別是由於時局突變，通信越來越遲緩，多少想說的話最後也只能吞咽下去，結成了一連串的遺憾的苦果，這一切都不是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輕人所能體會的……」

1940年，楊苡與西南聯大的同學趙瑞蕻結婚。1945年，正在教師宿舍懷抱嬰兒的楊苡，突然接到蕭珊從重慶寄來的信：「李先生已於11月22日離開了我們。我很難過，希望你別（傷心）！」楊苡再也沒忍住，失聲痛哭起來。

半個多世紀後，她在《夢李林》一文中寫道：「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遭到命運對我心靈的猛擊，我沒有力量承受這樣殘酷的碰撞……好像曾有個人走進我的心裡點亮一盞燈，但沒多久，又把它吹熄，掉頭走開了！我想起他譯的《懸崖》中的一句話：『一把刀就是一把刀！』」

聽唱片曾是楊苡與「李先生」共同的愛好和秘密。學英文出身的李堯林當年還會把歌詞寫出來給她。「現在我已到了碎夢難拾的年齡，如落英散落在地上，無法俯身拾起。當我再想到我和李先生共同喜愛的唱片『與我相遇在夢之門』時，我想起在天津留下的40封信早在1939年日寇進入租界前化為灰燼……我只保存他聽《夢之門》時為我親筆記下的英文歌詞，一語成讖！」

「文革」後，楊苡在上海武康路巴金家裡看到了李堯林保存的那些唱片，巴金後輩想送她，她只道了句：「什麼時候聽這些唱片不會掉眼淚，我再聽。」

如今，百歲楊苡經常會凌晨3點醒來，夜深忽夢少年事，她習慣再聽聽老歌。「比如我很喜歡聽那首《I went to your wedding》。Your mother was crying. Your father was crying. And I was crying, too.」

（參考書目：《青春者憶》；《雪泥集：巴金致楊苡書簡劫餘全編》；《魂兮歸來》；《逝者如斯：楊憲益畫傳》；《兄妹譯詩》；《離亂弦歌憶舊遊》；實習記者倪源蔚亦有貢獻）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第548期

原標題《百歲楊苡 「我覺得 <呼嘯山莊>比<簡·愛>好》

文 / 本刊記者 李乃清 發自南京

編輯 / 楊子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