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皇軍飛機大炸重慶，那裡的青蛙全都炸死無聲，為什麼那個擾人心緒的中央電臺還是叫個不停？」於是這個「叫個不停」的電臺就有了「重慶之蛙」的別稱。
「中央廣播電臺」誕生記
1928年8月，國民黨在南京創辦「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廣播無線電臺」，簡稱「中央廣播電臺」，英文呼號為XKM，「X」為國際無線電公會當時指定給中國無線電臺專用的第一字母，「KM」為國民黨的英文縮寫。「中央廣播電臺」開播時因國民政府財政拮据，發射功率僅為500瓦，還不及現在的縣級電臺。
500瓦的功率，讓作為「黨國喉舌」的「中央廣播電臺」非常尷尬，電波只能覆蓋我國東南局部地區，而不能覆蓋全國，使得電臺雖有「中央廣播電臺」之名，卻無覆蓋全國之實。這讓創辦「中央廣播電臺」的陳果夫頗為不滿，他意識到要想通過廣播宣傳穩固國民黨的統治，必須向世界先進國家看齊，提高電臺的發射功率。
電臺開播不久，陳果夫與國民政府委員戴季陶、葉楚傖會商，認為「我國幅員之遼闊，邊隅首都，動輒萬裡，電力所及，往往不逮」，決定擴大「中央廣播電臺」功率到10千瓦。根據技術專家的估計，10到25千瓦，可以有效覆蓋我國主要地區。1929年3月，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98次常會通過該提案，並指定陳果夫、葉楚傖負責籌備。陳、葉二人與「中央廣播電臺」主任吳道一經過審慎考慮，認為「衡以國際情勢，不可不更進一步，作宏大久遠之謀」，以達「音波遠被，無遠弗屆」目的。於是對原計劃做出重要改動，決定採用50千瓦發射機。面對陡然增加的發射功率和預算，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8次常委會順利審議通過，令積極籌建。
「東亞第一臺」讓日本震驚
國民政府招標，德國得力風根公司中標。當時的發射功率定為50千瓦，可是電臺建成後，造價不變，發射功率卻增加到了75千瓦。據說，按照當時德國公司的傳統，造價包含20%的佣金給設備經辦人，但是包括陳果夫在內的國民黨幾位經辦人都沒有收取這筆不菲的佣金，德國公司便決定在50千瓦的基礎上增加25千瓦。電臺臺址選在南京西郊瀕臨長江的江東門，選址的原則是「遠山近水」，「遠山」可以使電波在發射時免遭山體礦物質的吸收，信號不被削弱，「近水」，則可借水流「以利電浪之暢行」。發射塔為兩座，高400尺（約132米），各重65噸，這也成為當時南京最高的現代建築。
1932年3月，「中央廣播電臺」擴建完成，11月12日借孫中山先生66歲誕辰，電臺舉行了隆重的開播儀式，英文呼號改為「XGOA」。擴建後的「中央廣播電臺」舉世矚目，號稱「東亞第一，世界第三」。當時亞洲廣播業最為發達的日本，所有的電臺功率加起來也比不過國民政府的一座「中央廣播電臺」。這讓日本媒體大為震驚，稱這座電臺為「怪放送」。
擴建後的「中央廣播電臺」電波覆蓋半個地球，東南遠及紐西蘭，南至澳大利亞，東達美國西海岸，東北至美國阿拉斯加，西到我國青海，西南至我國雲南。
「重慶之蛙」舊址
「黨國喉舌」的本質
1930年初，「中央廣播電臺」的節目內容包括新聞、時事述評、政治報告、名人演講、兒童節目、音樂和氣象、常識等服務類節目。當時民眾抗日呼聲高漲，部分民營商業電臺加入到抗日的廣播行列，播放抗日前線消息、愛國歌曲等。而此時的「中央廣播電臺」則完全成為國民黨的宣傳工具，「剿共」成了「中央廣播電臺」的主要新聞話題，在「攘外必先安內」的幌子下，廣播中充斥著「剿共」才能「救亡」的政治鼓動。
蔣介石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直接觸發了西安事變。面對全國輿論壓力，蔣介石最終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國民黨軍隊在日軍的攻勢下節節敗退。南京面臨失守，「中央廣播電臺」奉命播發《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國民黨軍政機關及人員大部撤離南京，先遷往武漢，號稱東亞第一臺的「中央廣播電臺」11月23日晚在南京進行了「告別廣播」，從11月24日起，播音工作由長沙廣播電臺（發射功率10千瓦）、漢口廣播電臺（發射功率5千瓦）、漢口短波廣播電臺（250瓦）三家地方電臺接替。「中央廣播電臺」在南京停播後，員工分批撤離南京，並將發射機等可以搬運的重要機器部件拆卸運往漢口，破壞了一些無法拆運的機器設備，使敵人無法在短期內修復使用。12月13日，南京全城淪陷。
浴火重生的「重慶之蛙」
在武漢、長沙等三座電臺通過聯播接替「中央廣播電臺」播音期間，「中央廣播電臺」在重慶的復建工作也在暗中進行。工作人員將從南京拆下來的設備運到湖北宜昌，再轉運重慶，從英國採購的35千瓦短波發射機部件分批從香港、廣州、武漢、宜昌等地通過江運運抵重慶。1939年3月，「中央廣播電臺」在重慶復播。而當時已經在重慶開播的「中央短波廣播電臺」（1940年1月定名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6月被併入「中央廣播電臺」。自此，戰時的「中央廣播電臺」兼具對內廣播和對外廣播兩種職能，一個電臺兩個牌子：對內以「中央廣播電臺」的稱號對全國進行抗戰宣傳、鼓舞軍民士氣；對外以「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名義宣傳中國抗戰，爭取國際上的支持。今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前身是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為了區別，國民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以下簡稱「重慶國際臺」。當時重慶國際臺開辦有英、俄、日、法、馬來、緬甸、荷蘭、法、西班牙、越南語等10種外語節目，還開辦了國語（普通話）、廣州話、客家話、潮州話、海南話、上海話、藏語、瑤語、蒙語等節目。由於功率強大、臺址隱蔽，「中央廣播電臺」的廣播被日本媒體稱之為「重慶之蛙」。
令日軍憎恨的「重慶之蛙」
當年的東京報紙這樣寫道：「我皇軍飛機大炸重慶，那裡的青蛙全都炸死無聲，為什麼那個擾人心緒的中央電臺還是叫個不停？」於是這個「叫個不停」的電臺就有了「重慶之蛙」的別稱。在日本侵略者看來，這隻「青蛙」是眼中釘，而對我們整個中華民族來說，正是有了這隻「青蛙」，才讓抗日的聲音傳遍中國和世界。當時，我國一線軍民與日軍、偽軍正面作戰，戰場背後還有一場沒有硝煙的廣播心理戰。日本廣播和淪陷區的日偽廣播，對我國軍民實行奴化教育，歪曲真相、顛倒黑白，以期在精神上瓦解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中央廣播電臺」和重慶國際臺便肩負起了與日本廣播、日偽廣播較量的使命。
「中央廣播電臺」開辦《抗戰講座》《戰地通信》《民族英雄故事》《抗戰歌曲》等節目鼓舞軍民士氣，《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通過電波傳到前線。電臺還邀請共產黨人、抗日將領、國民黨內抗戰派人士、國際友人等進行廣播演講，周恩來、宋慶齡、馮玉祥、郭沫若、沈鈞儒等人都到「中央廣播電臺」發表講話，號召民眾團結抗日、抵禦外侮、爭取世界和平。
為了瓦解敵軍的士氣，「中央廣播電臺」利用戰俘對日軍進行心理戰。1939年5月，日軍被俘上尉植進，在中央廣播電臺播音室對日本士兵和日本國內同胞做了題為「東亞和平被日本軍閥破壞」的廣播講話，用親身經歷揭露日本軍閥的法西斯主義面目和日軍高層的欺騙宣傳，呼籲日本同胞早日覺醒。電臺還時常播發前線戰場遺留下來的日軍日記和信件，那些思鄉的內容引發了日軍士兵的共鳴。
在對敵廣播工作中立下汗馬功勞的是日本反戰人士綠川英子（原名長谷川照子）。南京淪陷後，她在武漢參加了國民黨中央電臺對日播音，一直工作至1940年夏。她毫不避諱地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報導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英雄事跡，被日本東京的《都新聞》謾罵，稱她是「用流暢的日語，惡毒地對祖國作歪曲廣播的嬌聲賣國賊」，她在日本的親屬也受到株連，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曾寄恐嚇信給她的父母，要她「引咎自殺」。
在爭取國際支援上，重慶國際臺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重慶國際臺除了辦有面向美國的廣播外，還與美國的電臺進行聯播，即重慶國際臺的節目在美國當地電臺進行轉播，這直接讓重慶國際臺的對美宣傳更具針對性和影響力。國民政府也借重慶國際臺的廣播向歐美求援，而殺手鐧就是「宋氏三姐妹」。抗戰期間，她們憑藉雄厚的家族背景和留美資歷，通過廣播演講積極宣傳中國的抗戰立場，爭取美國政府支持，影響美國輿論，為中國抗戰獲取國際支援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日軍想炸掉電臺還有一個原因。珍珠港事件爆發後，遠東反法西斯各盟國電臺紛紛落入日本人手中，這使「中央廣播電臺」成為盟軍在遠東唯一可利用的短波電臺，當時在重慶的國外記者都利用這個電臺轉播、發稿。「中央廣播電臺」成了中國衝破日軍封鎖唯一的電波出口。
炸不死的「重慶之蛙」
由於「重慶之蛙」的電波源源不斷地傳遞著中國人民必勝、日本法西斯必亡的信念，「重慶之蛙」成了日軍的重點打擊目標。為了確保電臺不被一鍋端，電臺的設計也是費盡了心思。整個電臺包括三部分，總部在現在的重慶廣播電臺，發射臺和播音臺在今沙坪垻華宇廣場大樓地下，當時的電臺發電廠和備用電臺坐落在今重慶沙坪垻土灣，是一個碉堡建築。1938年8月28日和9月3日，「重慶之蛙」的短波機房和電力廠接連被炸，損失巨大。隨後又被多次轟炸。1940年9月底，「中央廣播電臺」的機器遷入堅固的地下防空設施，增強了安全保障，這就使「重慶之蛙」「蛙聲」不斷。以後無論日軍怎麼轟炸，電臺外硝煙瀰漫，電臺內播音員沉著應對。「重慶之蛙」沒有「失聲」，在一定程度上對抗日軍民是一種精神上的慰藉。
1945年8月9日，「中央廣播電臺」得到令人振奮的消息：日本可能無條件投降。電臺播音員靳邁、潘永元徹夜加班，等候確切消息。在第二天下午，終於得到證實：日本內閣通過瑞士政府，正式向中國政府轉達無條件投降的請求。當晚，播音員潘永元、靳邁幾次用手絹抹去難以抑制的淚水，扭開話筒開關：「各位聽眾，現在播送重大新聞……」日本決定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在中國最先通過「重慶之蛙」傳遍全國。
8月14日，日本天皇正式下令向盟國無條件投降並於15日廣播，「中央廣播電臺」用國語、日語等多種語言播出。（文/優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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