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任何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其思想體系總是開放的、包容的，總是要為後代繼承者預留足夠的解釋空間、發揮餘地。孔子之後有新儒學，馬克思之後有西方新馬克思主義，黑格爾之後有新黑格爾主義。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同樣具有一切偉大思想體系的共性，具有內在緊張和適度張力，為思想遺產繼承者預留有無限的想像空間，左中右各色人等都能從三民主義出發，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智慧資源。本文力圖再現孫中山三民主義在抗戰時期的不同解釋和發展方向，說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既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基礎，又因其思想的多岐而衍生出各種流派，構成抗戰時期中國思想史的一個重要篇章。
民革中央孫中山研究學會倡導建立「中山學」，這是一個很有遠見的想法，值得重視和支持。只是「中山學」涉及孫中山研究的方方面面，如果不能系統清理孫中山研究的已有成果，中山學的根基就不牢靠。所以學術史的追溯是中山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本文只是根據個人相關研究，探討孫中山和他的三民主義在後來者那裡的理解、繼承與發展，時間大致以抗日戰爭為限。
一
孫中山是近代中國最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家，他在革命實踐中所創建的三民主義理論確實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根之前最重要，也是最合乎中國國情的學說。如果一定要相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還有一個「中國近代文化」的話，那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就是「中國近代文化」的代表和核心內容。孫中山三民主義在過去一百年幾乎始終是現實政治的主流話語，所以其政治上的傳人也像許多偉大的思想家一樣非常多，這些傳人從各自側面解讀、發展或者說歪曲、曲解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不過從解釋學的立場看，這一切又都顯得那樣自然、真實。
中國共產黨在很多時候都自認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正宗傳人，但對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消極內容也持批評態度。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袖都反覆指出，孫中山的思想有一個發展過程，正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中山也有他的缺點方面。[1]因此在對待孫中山思想遺產時，中共從來就沒有把它作為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是注意其在政治層面的意義和價值。
大致說來，中共對繼承孫中山思想遺產態度一直比較積極，在很多時候自覺成為孫中山思想遺產的繼承人，願意按照孫中山指引的道路繼續前進。只是由於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環境不同，中共在對孫中山思想的解釋上側重點不同，但尊重則始終如一。毛澤東在中共七大 「口頭報告」中指出，「關於孫中山，在我的報告裡很說了幾句好話。孫中山這位先生，要把他講完全。但是不是我在這裡鬧片面性呢？說孫中山好看得很，漂亮得很，和林黛玉、楊貴妃差不多，美得很，不是的。我們走得是馬克思主義的路，是歷史辨證法的路。孫中山的確做過些好事，說過些好話，我在報告裡儘量把這些好東西抓出來了。這是我們應該抓住死不放的，就是我們死了，還要交給我們的兒子、孫子。但是我們和孫中山還有區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比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差，新民主主義的確比三民主義更進步，更發展，更完整。現在的新民主主義在將來還會發展得更加完整。我們黨內有一種情緒，不喜歡孫中山，這種情緒在相當廣大的黨員中存在著。認真說，這種情緒是不大健全的，是還沒有真正的覺悟的。這是反映了內戰時期的情緒，那時候，因為環境不同，連孫中山也不要了。那個時期為什麼我們不大講孫中山？因為我們被國民黨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來也紅眼了。蔣介石手裡打著孫中山的招牌到處亂殺人，這時候，群眾對孫中山也不喜歡。在十年內戰中他們不要孫中山，這也很難怪，因為我們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戰初期，我們的力量也還小，所以那時候我們要孫中山，所發生的影響不大，因為人家還看不起我們。將來我們的力量越大，我們就越要孫中山，就越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2]中共雖然看到孫中山思想的內在缺陷，但依然願意高舉這面旗幟，完成民主革命。
基於這種認識，中共在抗戰爆發之初就提出在孫中山三民主義基礎上的全面抗戰原則，強調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戰才能徹底地戰勝日寇，然要實現全面的民族抗戰，必須國民黨政策有全部的和徹底的轉變，必須全國上下共同實行一個徹底抗日的綱領，這就是根據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孫中山手定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救國綱領。[3]中共願意繼承的三民主義只是孫中山後來改定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
中共之所以不計前嫌，同意以革命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作為各黨各派各階層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主要是因為這些思想反映了抗戰初期的中國需要，並不存在著中共在指導思想上發生了變化。然而由此反觀國民黨，他們在抗戰時期除了實行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堅持對日抗戰外，在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方面實在覺悟太少。因此，「共產黨的責任，在於大聲疾呼地向國民黨和全國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釋和說服，務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及孫氏遺囑，全部地徹底地在全國範圍內實行起來，用以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4]
中共在抗戰時期對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擁護是真誠的，他們自始至終反對那些「口是心非」的假三民主義者。毛澤東在1939年的一次演講中說：「有些人自己對自己加封為『三民主義的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義者，可是他們做了些什麼呢？原來他們的民族主義，就是勾結帝國主義；他們的民權主義，就是壓迫老百姓；他們的民生主義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來喝得越多越好。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義者。」[5]毛澤東在這裡所批評和指責的實際上是指國民黨中的右派。
其實，從國民黨方面看，他們倒是自始至終地打著孫中山的旗幟，堅信三民主義。問題在於，三民主義雖有一種既定內含，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畢竟要有不同解釋。故而我們說蔣介石曲解了三民主義也好，說他發展了三民主義也罷，事實上蔣介石所說的三民主義決不可能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原汁原味，自然要加上蔣介石自己的理解，自然要有所改變。蔣介石1939年5月7日在中央訓練團演講《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時說：「這民族、民權、民生三者構成了整個的三民主義，我們要全部信奉，不能取其一而舍其他，但三者之中各有對象，各有其特別的置重點，各位可細讀遺教，此地不必細說。為簡單起見，我再附以三個字的注釋。大家知道，我們人類所以異於一切動物與高於一切動物的原因，而且能夠不斷地自求進步，不斷進化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人類有感情，有法紀，而且又有理性的緣故。感情、法紀、理性，這三種東西是維繫人類生存促進人類進化所缺一不可的。我們通常論一件事，總是說要情理法三者俱當而後才算是圓滿。依照三民主義，在民族方面說，人類感情中最值得重視的一種感情，是民族的感情，因為民族是天然力所造成的，所以團結民族，就要靠人類天然具有的情感。就民權來說，人類組織的最良法紀，是全民政治——即民權主義的政治；要規定各個國民的義務和權利，就要靠法制和紀律來作平準的標尺。就民生來說，人類生活中最合理的方式，是一切人民經濟平等，無相壓迫榨取之事。而且要使社會上大多數利益相調和，能夠真正做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地步，這不能專靠感情，亦不能完全依靠法律，而必訴之於判別是非利害之理性。所以我說，民族主義本乎情，民權主義本於法，民生主義本乎理。我們以提高民族感情，求得民族獨立，以確立法治為實行民權的基礎，再以公平劃一的條理調劑公私經濟的盈虛，以解決民生問題，如此情、理、法三者皆能釐然得當，所以三民主義比其他主義完備，而且比其他主義偉大悠久，亦比其他任何主義容易實行，亦就在這裡。」[6]公平而言，如果蔣介石就三民主義理論問題僅僅說到這裡為止，那麼即便我們不能同意他的解釋，也不至於出現什麼意想不到的對抗，更不會再度出現那麼激烈的「主義」之爭。
問題在於，蔣介石畢竟不是一個純粹的思想理論家，而是一個政治實踐者。他之所以死死抓住孫中山三民主義旗幟不放，是因為他的政治統治實在需要這面旗幟進行粉飾。而且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他在對孫中山的思想進行解釋時，即便主觀目的是為了「發展」，但客觀效果卻實在是引申發展了孫中山思想中的消極方面。周恩來指出：「從蔣介石這一切思想體系中，我們只能看出中國法西斯主義，決看不出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孫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觀點、消極因素，被蔣介石拿來發展成為他今天的思想體系；但孫中山的思想中還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更多的革命觀點，尤其在他晚年接近了共產黨，採取了俄國革命的某些辦法後，他的三民主義便成為革命的三民主義了。而蔣介石主義，卻是另一套東西，只能成其為中國的法西斯主義。」[7]中共對蔣介石理論上的最大不滿，是蔣介石僅僅憑藉了孫中山思想中的唯心觀點、消極因素，為建立獨裁的法西斯統治提供了意識形態支援，無視乃至放棄孫中山思想中的革命因素，尤其是孫中山晚年所提出的三大政策。中共與蔣介石的根本分歧，就是如何理解和運用孫中山三民主義。
按照中共的解釋，他們從來不反對三民主義，但他們所要的三民主義並不包括孫中山思想中的「糟粕」，即唯心和消極的因素，而是革命的三民主義。他們說：「因為三民主義雖是孫中山先生創造出來的，但是中山先生的著作關於三民主義的部分卻有許多矛盾的地方，有些論點是保守的，是武斷的。如民族主義中以大漢族主義為中心同化其他的小民族，以宗族為民族的基本組織；民權主義中權與能的劃分；民生主義中批評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社會的病理學家，並說馬克思主張的不是共產主義，普魯東、巴枯寧等所主張的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等等。總而言之，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博大而欠精深的。」[8]換言之，中共能夠同意並願意繼承的三民主義決不是國民黨的那些理解和解釋，而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由中共直接參與制定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對三民主義的新規定，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二
對於中共的解釋，蔣介石並不是不知道或不理解，但是他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對於中共的解釋毫不理會，而是將三民主義解釋成服務於自己獨裁統治的一種學說。蔣介石表示，他曾仔細研究過孫中山三民主義，並根據孫中山的論述，擬定了一個「三民主義的體系及其實行程序表」，把三民主義的原理、內容，以及實現三民主義所需要的方略，乃至達成最終目的所必經的程序，包括無遺。這個體系包括六個部分：一、三民主義之原理——民生哲學；二、三民主義本身；三、革命的原動力；四、革命的方略；五、革命程序；六、最後的目的。
在原理部分，蔣介石認為，中外哲學史中，有兩種最有力的學派，即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但「這兩種學說都可說是一種偏見，不能夠概括人類全部歷史的真實意義」。因為「人類全部歷史即是人類為生存而活動的記載，不僅僅是物質，也不僅僅是精神，所以唯有以民生哲學為基礎的民生史觀，或以民生史觀為出發點的民生哲學不偏於精神，亦不偏於物質，唯有精神與物質並存，才能說明人生的全部與歷史的真實意義。」孫中山認定「民生為歷史的中心」；「指出我們固有的『天下為公』的思想為改造社會的基本原則，與實行革命的最高理想」，「認定利他是革命的本務，仁愛為救世的根本。」蔣介石認為，這就是三民主義的最高理想和哲學依據。
根據這種認識，蔣介石強調，現在世界各政黨所揭示的主義最主要的就是民主主義、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但這三個主義「皆有缺點」，都不能同三民主義相比。唯有三民主義，以「公」字為出發點，「能涵蓋一切」，「無絲毫偏頗」。蔣介石如此解釋三民主義，顯然具有極大的排他性，故而很難使中共認同。
蔣介石的解釋或者說發揮不僅很難獲得中共的認同，而且在中共看來，蔣介石的這些解釋和發揮明顯背離了孫中山思想本意，只是在為蔣介石自己的所謂「力行哲學」提供學理上的依據和支援，為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提供哲學上的憑藉。蔣介石說，要擔負非常的革命事業，先要有一種革命的原動力，沒有深厚偉大的原動力，斷不能發生成仁取義的決心和生死不渝的原動力。那麼，革命的原動力究竟是什麼呢？根據蔣介石的說法，就是「智、仁、勇」三個字，合攏來說，就是一個「誠」字，之後再加上「力行」，「行」的目的是「仁」。蔣介石指出，「我們所行的就是在行仁，仁是本乎大公，出乎至誠，所以知之出乎誠者必智；行之出乎誠者必勇；智者之知必知仁，勇者之行必行仁，而且其行必篤，其知必致，其知其行，斷無不成」。蔣介石認為，這幾句話不特為「力行」二字作一個詳盡解釋，實在也是孫中山創造國民黨，自建黨以還數十年光榮鬥爭歷史的說明。
如果僅從學理層面而言，蔣介石這裡所強調的雖然帶有濃厚的中國舊哲學的色彩，但作為一家之言，也未嘗不可以成立。但是問題在於，蔣介石的目的畢竟不在純哲學的理論活動，而是帶有鮮明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以至誠和行仁為幌子，宣揚盲從主義，以利於「一黨專制」、「領袖獨裁」的政治統治。他在談到革命方略與程序時說，國民黨是「實行革命的總機關，一切革命力量，革命行為，都需要從這個機關裡放射出來」，「所以一切要由黨來負責，所謂『以黨治國』，『以黨建國』，其意義即是以黨來管理一切，由黨來負起責任」。[9]這樣，在程序上，蔣介石雖然依然堅持孫中山的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的提法，但實際結果只能是凌駕於人民利益之上的一黨專制、領袖獨裁。
按照中共當年的理解，蔣介石對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這些解釋，只是竭力發揮了孫中山思想中的消極因素，完全拋棄了孫中山思想的革命內容和革命精神，與國民黨「一大」所確立的新三民主義原則相差甚遠，因而理所當然地激起了中共的反對。周恩來說：「蔣介石雖標榜三民主義，但他在大革命時，並未誠意地實行過三大政策。在內戰時，更將三民主義丟之腦後。抗戰初期，又曾標榜過抗戰建國綱領，實際上只是騙人，並且將其中條文解釋和實行成為反全面抗戰、反共、反民主的東西，於是就造成法西斯的綱領，而決不是三民主義的抗戰建國綱領。」[10]
周恩來的這種說法當然更多地是出於義憤，公平而言，蔣介石和國民黨在抗戰時期還是做過許多有益貢獻，至少是實行了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原則，堅持對日抗戰。問題在於，中國的抗戰實在說來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戰場，不僅中共自始至終堅持獨立自主的統一戰線原則，而且蔣介石也似乎從來沒有把中共軍隊作為自己的軍隊來看待，更不要說作為嫡系來使用了。國共之間在抗戰時期的一系列摩擦從表面上看是各種利害衝突，但其本質或最深層原因則是主義之爭。蔣介石之所以死死抓住三民主義不放，之所以貶低包括共產主義在內的所有主義；共產黨之所以對三民主義進行革命性解釋，之所以既不願意放棄共產主義，又不願意放棄三民主義，說到底都是為了在道義上贏得國人同情，並為抗戰之後中國問題的根本解決提供理論上的支持和基礎。因此當抗戰勝利在望時，國共兩黨圍繞著三民主義政治遺產又進行了一場更為激烈的爭奪。1943年，國民黨以蔣介石的名義拋出頗具理論色彩的著作《中國之命運》，毛澤東則於1940年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於1945年發表《論聯合政府》。細讀這些文件，除去那些枝節末葉分歧外，其根本分歧依然在於如何解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認為，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不外是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其實這兩種思想都不合乎中國國情，「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只有三民主義才是挽救中國的靈丹妙藥，「由此可以證明惟有三民主義為匯萃我整個民族意識的思想，更可證明中國國民黨為代表我全體國民的要求，和各階級國民的利益而組織，為革命的唯一政黨。任何思想離開了三民主義，即不能長存於民族意識之中。所以抗戰的最高指揮原則，惟有三民主義。抗戰的最高指導組織，惟有中國國民黨。我們可以說，沒有三民主義就沒有抗戰；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革命。即任何黨派，任何力量，離開了三民主義與中國國民黨，決不能有助於抗戰，有利於民族的復興事業。」所以「三民主義是國家的靈魂」，「中國國民黨是國家的動脈，而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動脈裡面的新血液。」蔣介石完全不顧抗戰期間國內外政治形勢的變化和新格局的形成，完全無視中共的存在和力量，依然念念不忘國民黨一黨專制，依然期待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顯然與歷史潮流相悖，也錯過了中國歷史發展的絕好機會。
在《中國之命運》中，蔣介石重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只能是一廂情願的痴人說夢，先不說必然遭到中共反對，即便是國民黨內部清醒之士也不以此為然。據張治中說：「《中國之命運》一書在發表以前，不僅外國友人，即幹部中也多持不必發表之意見，乃今檢查此書發表以後之影響，當瞭然當時認為期期不可者實非無見。一般人認為此書充分流露鈞座保守思想之所在，而鈞座之注意當時對國民教育之意義，未注意其可能引起之政治影響。此為儒家思想與時代思潮不盡能融匯貫通之癥結所在，俟不容忽略者。」[11]可見國民黨方面對《中國之命運》中的某些提法並不是完全贊同。
至於共產黨的反對，那就更為激烈。艾思奇指出，蔣介石自認為是繼承了孫中山真正的三民主義和「知難行易」的思想，但事實上很可惜。在《中國之命運》裡並沒有真正的三民主義和知難行易的思想，「而只有關於這些思想的一些空洞的名詞，以及在這些名詞裝飾下的中國式的買辦封建性的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學，和反對科學唯物主義，提倡迷信盲從的法西斯的唯心論哲學」。[12]
針對蔣介石所謂「沒有三民主義就沒有抗戰，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革命」的說法，陳伯達憤怒地指出：「但事實又是如此：沒有中國共產黨，則三民主義就沒有新的內容（首先是民族主義中的反帝廢約的內容）；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大革命以來直至今日的中國國民黨；沒有中國共產黨，則不但大革命的局面不難設想，即六年來大抗戰的局面亦不可設想。中國共產黨生來就是為民族和人民謀利益的，而它幫助人做好事，本來也沒有自誇的必要，但是許多狠心的國民黨人對於中國共產黨不但採取『過河拆橋』的手段，而且還極盡其造謠誣衊之能事，共產黨人還有一張嘴巴，駁斥這些反革命的誣衊是完全必要的。」[13]國共之間的主義之爭因《中國之命運》的發表而愈演愈烈，持續下去，必然由主義之爭演化成正面的政治軍事衝突，中國之命運確實在風雨飄搖之中。
三
隨著蔣介石對三民主義內涵的排他性解釋，中共在孫中山三民主義政治遺產爭奪戰中越來越顯得不耐煩。范文瀾說：「國民黨反動派聽著：現在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呀！」「俄國十月革命以後，中國已經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中國革命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勸國民黨中那些企圖「決定」中國未來之命運的人，首先應該學習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至少應該從《新民主主義論》中學得幾條基本的原理，才不致鬧太大的亂子。如果有人自以為是，目空一切，硬想對中國的命運也來一下『獨裁』，那麼，準備著自己連人帶馬滾到深池裡去。」中共在理論上同意以孫中山三民主義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原本就是一種策略性的考慮，所以當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之後，中共在三民主義政治遺產的爭奪中就佔有更加主動的地位。
中共在抗戰時期始終認為，他們接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主要的是接受孫中山晚年重新解釋和建構的「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國民黨方面似乎始終不承認有一個什麼「革命的三民主義」，不承認孫中山在晚年對三民主義進行過什麼新的建構和創造性解釋，依然堅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個整體，是個「連環」，是個一以貫之不容分割的思想體系，並沒有什麼不合乎現實不合乎歷史的所謂消極東西。
國民黨的堅持當然有其意識形態的考量，而這種堅持當然也不可能獲得中共的認同，中共願意繼承和接受的就是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孫中山晚年提及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至於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體系，在中共看來就是一個「博大而欠精深」的學說，有其不易克服的內在缺陷。
中共在理論上認為，他們在抗戰時期同意以孫中山三民主義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們繼續堅持共產主義信念和理想，他們也決不會因為任何原因或短暫或長久放棄共產主義理想和馬列主義原則。他們真誠相信馬列主義是現代社會中進步階級的革命科學，馬列主義正確把握住了社會運動的規律及其改造方法，以保證共產主義理想的最後成立。在階級性上，在科學性上，在革命的徹底性上，馬列主義、共產主義同三民主義顯然是不相同的。這種不同不僅不會妨礙中共去擁護三民主義，而且正像張聞天在《擁護真三民主義反對假三民主義》一文所指出的那樣，正是馬列主義使中共堅決擁護真三民主義，而且能堅持的為真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這是因為，中共所擁護的三民主義歷來同他們根據馬列主義立場而提出的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政治綱領相吻合，與中共的政治綱領相一致，所以張聞天說共產黨人為三民主義而奮鬥，即是為這類共同的政治綱領而奮鬥。中共擁護三民主義的唯一條件就是承認它在抗日戰爭這個特殊時期的合理性和有用性，並不承認三民主義的永久有效性。
在中共理論家看來，三民主義的理論原則值得擁護，是因為這些理論原則包容在中共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之中，只是三民主義是共產主義的一個初級階段，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達不到新民主主義的階段，所以在抗戰這個特殊時期擁護三民主義以與國民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中共的這個說法在當年是公開昭示天下的，態度坦然，邏輯清晰。
然而中共的理論卻引起許多人的懷疑和疑慮，他們認為中共既然認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願意以三民主義為理論基礎，為什麼不願意暫時放棄共產主義理論的宣傳，為什麼不能接受國民黨的「一個領袖」的絕對領導，為什麼不能將軍隊交給國民黨的國家，實行軍隊國家化，為什麼不能放棄抗日民主根據地這個政治特區呢？張君勱在致毛澤東的一封公開信中質問道：「共產黨之特點與其異於他黨者，在其階級性，在其認定以階級鬥爭為奪取政權之出路。公等昔年所以特注意於無產者，且標土地革命之說者，即在於此。此馬克思之學說，而列寧從而實現之者也。乃公等社會革命工作正在進行中，忽而有九一八之巨變。於是先生等悟階級鬥爭之不適於中國，轉而標出民族戰爭之說。此種轉變，誠為國家之大幸，應表而出之者也。然民族鬥爭雲者，以全體人民為主體，不應更有階級之成見。至於三民主義，本以民族為出發點，與馬克思之視階級為歷史支配者迥乎不同。而先生之報告（指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報告——引者），乃有下列之語：『誰要是不忠實於三民主義的信仰與實行，誰就是口是心非，表裡不一，誰就不是一個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自此段文字觀之，似乎信仰三民主義，即是忠實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二者之間，可以劃一等號。此種說法，不獨使國人對於三民主義之內容更加糊塗，即對於馬克思主義，亦令人有迷離惝恍之感。此種名詞之意義擴張，在先生文字中之後段如『愛國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實施』雲，亦事同一律。竊以為目前階段中，先生等既努力於對外民族戰爭，不如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使國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與掩飾之辭。誠能如是，國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國家為出發點，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14]張君勱不明白中共政治主張的根本深意，故而他要求中共暫時擱置馬克思主義。
張君勱的疑慮並不是故意刁難，故作疑慮，甚至蔣介石也一度弄不清中共關於三民主義、共產主義以及新民主主義等理論上的差別，他覺得中共既然在理論上作出如此大的調整，那麼為什麼不乘機更改黨的名稱，改組為民主國家的議會黨團，參加民主政府，永遠放棄共產主義這種政治主張呢？在國共合作比較密切的那些日子裡，蔣介石還真的打電報將這個意思告訴了毛澤東。而國內的中間政治勢力也乘機呼應，勸說中共改旗易幟，左舜生當面告訴毛澤東：「你們現在的綱領實在好，如果你們不叫共產黨，我就加入。」國內非中共政治勢力似乎都在這個時期萌生一個幻想，希望中共能夠借抗戰的機會更名為社會黨、民主黨之類。甚至美國人也有這個意思或建議。[15]
當然，也不是說所有的非中共力量都不理解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馬列主義等之間的區別，先前對中共理論有過精深研究而現在淪為國民黨御用文人、專職研究三民主義的葉青，就非常清楚中共在理論上的創造，清楚中共在抗戰時期在理論和旗幟上的變與不變，相當明白中共對三民主義的擁護只限於一定階段，永遠不可能指望中共徹底放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所以葉青之類的所謂思想家不是勸說中共更改黨名，放棄主張，而是將精力放在對共產主義理論的批判上，以期從理論證明三民主義合乎中國國情，高於共產主義，是挽救中國的唯一正確的政治主張。葉青說：「我以為研究中國政治問題不能對於共產黨的主張置諸不理。反之，還非從檢討出發不可。檢討它的結果應該是批判。從而作為它底基礎的共產主義之不合於中國需要，也就十分明白了。那末用什麼來代替呢？批判了人家的主義，自己必須拿出一種主義來。這就舍三民主義莫屬了。」[16]葉青的說法雖然過於露骨和反動，但相對於那些試圖勸說中共更改黨名，放棄主義的人們來說，無疑要高出一籌，表現得更為清醒。
葉青認為，從學術文化中國化的觀點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無疑是中國政治思想、政治理想的最高體現，而中共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則是與中國國情格格不入的外來學說。他說：「三民主義是綜合中外學說而成，大體說來是中國的民族思想、美國的民主政治、歐洲社會主義之結晶，分別來講三民主義中任何一個主義都含有中國和歐美兩種性質。共產主義雖然是綜合的，但它是馬克思綜合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法國的社會主義。」因此葉青強調，「三民主義集中外學說之大成」，[17]其適用範圍「並不限於中國，可以行於一切與中國相類似的被壓迫民族」，是一種真正「帶有國際性」意義的新學說，對「世界來說是一個貢獻，而且是一個大貢獻。」[18]而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則相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產生於資本主義發達的歐洲，階級分化明顯，是歐洲社會發展之產物，僅僅適合於歐洲」，並不合乎中國國情，「與中華民族沒有關係」，是一種典型的「舶來品」。[19]總之，葉青等人喋喋不休鼓吹三民主義救中國，證明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根本衝突，勢不兩立，究其本意就是要反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選擇，並試圖藉助於抗日戰爭的特殊背景，實現國民黨多年來在戰場上一直想實現而又一直未能實現的目標，這就是葉青在《怎樣研究三民主義》中的簡潔答案：「中國是三民主義底世界，共產主義應該離開中國。」
對於葉青等人的攻擊，中共給予積極的回應和批判，對於那些誤解和疑慮，中共思想界也給予耐心解釋，以為這些懷疑與疑慮只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觀察，並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共產主義是革命發展的將來階段實行的，共產主義者在現在階段並不夢想實行共產主義，而是要實行歷史規定的民族革命主義和民主革命主義，這是共產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根本理由。」[20]
中共的解釋有助於化解那些誤會，但並不可能從根本上彌縫馬克思共產主義、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與蔣介石所宣揚的三民主義之間的本質差別，只是國共兩黨在抗戰時期對孫中山三民主義的不同回應，為兩黨抗戰勝利後的政治選擇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和依據。
注釋：
[1]《紀念孫中山先生》，《毛澤東選集》（5），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2頁。
[2]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報告》，《中共黨史資料》（48），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第21頁。
[3]《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毛澤東選集》（2），第354頁。
[4]《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毛澤東選集》（2），第377頁。
[5]《青年運動的方向》，《毛澤東選集》（2），第567頁。
[6]蔣介石：《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青年中國季刊》1卷1期，1939年9月。
[7]《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制主義》，《周恩來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0頁。
[8]董必武：《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解放周刊》1卷6期，1937年6月14日。
[9]《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青年中國季刊》1卷1期。
[10]《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制主義》，《周恩來選集》上，第152-153頁。
[11]《張治中回憶錄》，中國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第408頁。
[12]艾思奇：《〈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解放日報》，1943年8月11日。
[13]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解放日報》，1943年7月21日。
[14]張君勱：《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再生》10期，1938年12月16日。
[15]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報告》，《中共黨史資料》（48），第24頁。
[16]葉青：《我怎樣做三民主義底理論事業》，《滿地紅》（桂林）4卷15-16期，1942年12月15日。
[17]葉青：《三民主義底時代性》，《時代思潮》3期，1939年5月。
[18]葉青：《世界革命的領導問題》，《抗戰嚮導》5期，1938年4月。
[19]葉青：《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比較》，《抗戰與文化》5卷4期，1941年3月。
[20]《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毛澤東選集》（2），第367-368頁。
作者簡介：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