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石曉丹馮唐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開褲襠，綿長如舌吻，纖細如詩行。」「現世裡孤單的小混蛋吶，混到我的文字裡，留下你的印記」……你敢相信以上這些兇猛豪邁、透著匪氣的詩句是來自「文藝小清新」的泰戈爾嗎？
這是詩人、作家馮唐重新翻譯的泰戈爾詩集《飛鳥集》中的幾句，詩集一出便引發不小爭議。有人指其文字不雅，「逾越了翻譯的底線」；有人笑稱「他硬生生把泰戈爾翻譯成了郭敬明」，也有人認為馮唐有自己的語言系統，貼近時代挺好。事實上，這只是關於翻譯爭論的一個案例，從古至今，翻譯圈裡可是爭吵不斷。
馮唐和鄭振鐸的《飛鳥集》你更喜歡哪個？
基本上，經過九年義務教育的中國人都知道泰戈爾的詩集《飛鳥集》。實際上，《飛鳥集》中文譯本頗多，鄭振鐸、陸晉德、吳巖、徐翰林、白開元、卓如真等翻譯大家都曾翻譯過。其中，被公認為最好的譯本是鄭振鐸的。
那「流氓馮大叔」怎麼就盯上翻譯這本詩集呢？馮大叔自己在一篇名為《翻譯泰戈爾＜飛鳥集＞的27個剎那》的文章裡透露，當初翻譯這本詩集緣於負責出版自己簡體中文書的編輯孫雪靜的邀請，「小孫聲明給的翻譯費是業內的最高水平。」到底有多高？大叔後來透露，每字10元，「不過翻譯完才知道，全書只有8000字。」就算如此，與業界70元/千字的標準相比，也已是天價。
當然土豪多金的馮大叔不只是被這點兒金錢誘惑，更重要的是，大叔說：「寫作者和職業運動員也有相似之處，也需要嚴格的常規訓練。一本本寫小說，就像運動員的『以練代訓』。但對於寫作者，我能想像的最好的常規訓練莫過於用現代漢語翻譯經典古代漢語、用現代漢語翻譯經典西方文章，用更少的字數，不失原文的意境和汁液。比如，泰戈爾得過諾貝爾獎，我想知道，在一百年前，政治味道不濃的時候，給東方的諾貝爾獎是什麼味道。」而且大叔還說，他堅信民國時代的中文還在轉型期，因此他有能力把中文用得比鄭振鐸更好。
結果如何？可以對比幾首小詩：
鄭振鐸譯：
世界對著它的愛人
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
它變小了
小如一首歌
小如一回永恆的接吻。
馮唐譯：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開褲襠
綿長如舌吻
纖細如詩行
再來另一首，鄭振鐸譯：
大地藉助於綠草
顯出她自己的殷勤好客
馮唐譯：
有了綠草
大地變得挺騷
惡評如潮馮唐回應：「活好不害怕」
就算馮大叔自己十分自信，但不得不承認，無論是網友評論還是專家點評，都對該書惡評如潮。記者在豆瓣看到，《飛鳥集》馮唐譯本得分僅為4.3分，而鄭振鐸譯本則高達9.1分。
有人說「馮唐把泰戈爾翻譯成了郭敬明」，也有人認為「這是翻譯史上的一次恐怖襲擊事件，錯把浪漫當成低俗看待。」而比較正統的批評是：「這些譯作脫離了泰戈爾原作本意，這是翻譯的大忌。譯者如果有強烈的個人情緒表達，完全可以自己創作，沒有必要借翻譯渠道表達自己，否則很容易有『譁眾取寵』的嫌疑。」「這種翻譯逾越了翻譯的底線」等。
當然，其中也不乏力挺馮唐大叔的粉兒，有網友評論道：「我就喜歡馮唐的，字少好記，一讀還挺有意思。鄭振鐸是大家，翻譯出來的也比較正統，這就好比正劇和武俠片的關係，能說誰好誰不好嗎？」
那對於各種批評和力挺，馮唐自己怎麼看？他自信依舊，並回應說，不認為翻譯的好壞有標準，「信達雅」對於每個譯者和每種譯著也都不應該是同樣的順序和權重。每個譯者對於原作原貌和作者意圖都有不同理解。最後，他還詩意地補充上一句：「我的漢語翻譯必然反映我的漢語語言體系，泰戈爾的英文原著和我的漢語翻譯都擺在那裡，毀譽由人，唾面自乾。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活好不害怕，冷對千夫指。」「紅與黑」翻譯能否有標準？
實際上，馮唐的《飛鳥集》只是一個小個例，打很久以前，關於翻譯的爭論就不斷出現。
比較近的有，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白俄羅斯女記者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書被一本本翻譯成「知音體」，比如《車諾比的哀鳴》(VoicesfromCher nobyl)在中國被改名為《車諾比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後來出新版時又換成《我不知道該說什麼，關於死亡還是愛情：來自車諾比的聲音》。雖然批評聲無數，但這卻是書商們的慣用套路：「把《車諾比的哀鳴》譯成《我不知道該說什麼，關於死亡還是愛情》後，就有了一種『亂世佳人』的感覺，能激發人們對於那場災難的無限遐想。」
還有幾年前的一本英語著作《你的誤區》(YourErroneousZones)，書商們也覺得這個名字太不引人注意，就換成了當時中國的一個流行語《正能量》，結果這本書真的在中國狂銷了上百萬冊。
有人將這種翻譯稱為「本土化」。同樣備受爭議的還有，被稱為將莫言送上諾獎領獎臺的美國翻譯家葛浩文。當年，他將莫言作品《天堂蒜苔之歌》的結尾做了很大修改，甚至結局與原著截然相反。在葛浩文自己看來，這是適應美國文化，「英文和中文可以說是天壤之別的兩種語言，真要逐字翻譯，不但讓人讀不下去，而且更會對不起原著和作者。」他的這一言論也引發激烈爭議。
再往前，例子還有很多。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曾圍繞小說的翻譯展開過一場翻譯理論和實踐的理解討論。曾獲得過翻譯界諾貝爾獎——「北極光」獎的老翻譯家許淵衝說，當年經典名著《紅與黑》的譯本很多，他與趙瑞蕻的版本就曾被討論很久，對方希堅持直譯，自己則堅持意譯：「作品中有一處，按照原文直譯是，市長高傲地說：『我喜歡樹蔭。』趙瑞蕻就這麼譯的。可是我想，這麼譯出來是什麼意思？市長為什麼『高傲』，『我喜歡樹蔭』什麼意思？結合語境，其實市長是在把自己比作『大樹』，可以庇護別人，因此他很高傲地這麼說。所以我就把它這句話譯成『大樹底下好乘涼』。他們就說這是你的過度發揮。」小說中另外還有一處，寫到市長夫人含恨而死，趙瑞蕻直譯成「去世」，許淵衝不滿意：「『去世』給人的感覺就是正常死亡，不能表達出『含恨』的意思。所以我譯成了『魂歸離恨天』，這被他們批得不得了」，在許淵衝自己看來，「意譯」符合藝術的原則：「翻譯不是科學，科學的內容等於形式，文學是內容大於形式，言外之意很重要。」
那翻譯能否形成固定標準？恐怕很難有定論。不過，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兆忠呼籲，翻譯需要職業倫理，而這個職業倫理就是底線，挑戰底線應該受到制裁，這和創作的自由並不矛盾，「目前我們還沒有這樣的東西，而且也有很多現實的問題，比如說如何才能形成一個多數人認可的倫理？誰來負責裁定等，這些具體的問題都需要克服。但這不意味著沒有職業倫理是對的、是合理的。文學工作者應該有這樣一個底線式的，絕不可違反的倫理體系。」
那對翻譯這件事兒，元芳，你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