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東莞市東莞中學松山湖學校 高一(8)班 吳昊
回首過去，歷史是一條長河，「是說不清道不完的」（外公語）。
漢博望侯的後裔
1931年秋冬時節，正值國家多事之秋，一個張姓女嬰在古老的陝南漢中城固縣博望鎮呱呱墜地。按照族譜，她應該是漢代博望侯張騫的第71代子孫。
在中國，張騫出使西域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漢武帝年間，張騫兩次奉命出使，歷盡千辛萬苦，終於溝通了中原和西域（今新疆）、中亞之間的聯繫，為日後新疆歸屬中央政府和著名的「絲綢之路」的開通立下了千秋不朽之功，史稱「鑿空」。
因了蓋世奇功，於是有了博望侯、博望鎮。千百年來，張家一直是博望的名門望族，人丁興旺。
女嬰就是出生在這個名門望族的一個殷實家庭裡，因排行老二，人喚「二小姐」。
二小姐自幼家教甚嚴，受過私塾教育，端莊賢淑。但是，亂世之下，好景不長。到了十歲光景，二小姐的家道竟日漸衰落，先是傭人被辭退，後是自個被辭學。辭學回家後，二小姐的主要任務是學做家務和照顧幼弟，生活的重擔開始壓在稚嫩的肩上，無憂的童年過早隱身金色的夢中。
這位二小姐，便是我命運多舛的外祖母。
特殊的嫁妝—— 一隻美國產的軍用鋁盆
外婆一生最佩服她的父親。有關曾外祖父的經歷，外婆提得最多並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家裡的一個軍用大鋁盆，因為它見證了曾外祖父的一段不平凡的經歷。
外婆6歲那年，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聽老人講，我的家鄉陝南漢中屬於當時全國抗日的大後方，戰略位置非常重要，經常遭受日本飛機的轟炸。那個時候，滿耳是防空警報悽厲的呼叫和敵寇炸彈恐怖的咆哮，滿眼是殘垣斷牆和流血群眾，後方如前線，國家和百姓都遭殃啊！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進攻緬甸，想切斷中國當時與外界聯繫的唯一陸上通道——滇緬路，阻止英美盟國對華軍事物資的援助，並從南部合圍中國，迫使中國投降。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政府組建並派出了一支入緬作戰部隊，史稱中國遠徵軍。我的曾外祖父（張建禮）就是10萬遠徵大軍中的一員。他是代表家族、帶著國讎家恨主動應徵入伍的。
外婆聽她父親說，遠徵軍入緬作戰並不順利，被迫向西突圍到印度。一路上，山高林密，蚊蚋成群，給養困難，疫癘叢生。戰士們不僅要時刻注意躲藏在密林深處的敵人，還要留心成群結隊的蚊蟲的襲擊，一不小心，被叮咬後就面臨生命危險。他們一天的食物是一包壓縮餅乾。有不少士兵因為飢餓、勞累、疫病，永遠地倒在了那陰森潮熱的熱帶雨林中，被螞蟻啃得只剩下一堆堆白骨。部隊大量減員，由出徵時的10萬兵員，減至最後4萬人左右。到1945年，憑藉飛虎隊的空軍優勢和美式裝備的地面優勢，遠徵軍一鼓作氣，連創日軍，直至取得最後的勝利。中國遠徵軍為抗擊日本法西斯、保衛中國西南大後方立下了赫赫戰功。我為曾外祖父的這段經歷感到自豪。
日寇投降後，曾外祖父輾轉回到家中，隨身帶回了一隻與他患難與共的美國製造的軍用鋁盆。1948年外婆出嫁，這個鋁盆作為特殊的嫁妝，跟著外婆進了婆家，後來陪伴外婆竟達半個世紀之久。外婆回憶道：「這個盆比較厚重，很結實，不怕碰撞，用作洗臉盆，一直到你媽上大學了，家裡還在用。美國貨還挺經用的。」可惜那時沒有相機，沒留下照片。這樣一件具有重要紀念意義和使用價值的物品，簡直可以作為古董文物，沒有被妥善保存下來，真是太可惜了！
會講「洋話」的外公
突然聽外公口裡冒出一句「Good morning!」，我著實吃了一驚，心想：外公一輩子沒離開過漢中，在他那個年代，哪有條件學英文？外公看出了我的驚訝，神秘地笑道：「1938年後，很多東部大城市淪陷，許多學校和師生不得不搬遷到大後方。當時在我們這個地方，有很多來自全國各地的教員，教學水平比較高。」外公就讀的北平私立文治中學，就是那時從北平遷到漢中城固縣的。外公回憶，當時學校條件比較簡陋，但老師們的敬業精神十分令人敬佩，他們教授國文、數學、歷史等普通課程，還加授一門宗教課程——《聖經》。《聖經》是用英語教授的，所以外公有幸接觸到英語，並且學得相當不錯。
外公的老師中有的是中共地下黨人，他們十分注重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操。在他們的影響和鼓勵下，出身地主家庭的外公積極追求進步，參與組織學校學生自治會並擔任會長。外公說：「那時，經常會有教員失蹤。後來才知那是地下黨，有的是被捕了，有的是被派去執行任務了。」
1949年12月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9軍57師進駐城固縣城，全縣解放。城區群眾燃放鞭炮，熱烈歡迎解放軍。那時外公22歲，就推選為青年代表，在歡迎大會上發言致辭。會後，部隊約見外公等學生自治會的負責人，詢問有無學生願意隨軍開拔，在部隊做文化宣教工作。那時全軍有文化的人不多，全國剛剛解放，百廢待興，急需知識分子。外公很想參軍，但又擔心家中老母的身體健康，決定先回家看望老人，順帶徵求她的意見。但待他返回縣城時，部隊已經離開，機會就這樣擦肩而過。外公說他當時頗感遺憾，但後來聽說隨軍離鄉的同學在反右鬥爭和「文革」中大都受到迫害，遂又暗自感到慶幸。
患難與共，生死相守
外公外婆的婚姻是從1948年開始的。婚後外婆還過了近兩年大少奶奶的生活。1950年土改開始後，外公家的房子、田地被分了出去，最後連家具、床都被搬走了。本來還給留了兩間位置比較偏一點的房子，但外公一家住在那裡經常受欺負，十分難過，就搬離了老宅院，寄居到一個親戚家裡。外婆說他們還曾在燒窯的窯洞裡住過，進出得彎腰才行。後來條件稍微好些後，才搭建了簡易的茅草屋棲身。最可惜的是，外公的很多珍藏的線裝書在土改中以沒收的名義被搶走了。這些書很有來歷，如原裝的《康熙字典》、《辭海》、「三言二拍」等，可惜至今下落不明，不知道這些書是否落到懂得珍藏書的人家，有沒有遇到合適的主人？
聽外婆說，土改時我舅舅還小，看見村裡人要把家裡值錢的東西都拿走，一急之下，就把裝著玉簪、釵及手鐲之類的貴重首飾的盒子扔到廁所裡，結果還是被撈起沒收。家裡一切像樣的東西都被拿走，唯有那個陪嫁的鋁盆被外婆拼死保留了下來。
外婆自言自語：「什麼都沒了……」外公苦笑道：「還有人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1950年，外公經政府審查後被分到區公所做文書，但不久就因生性耿直，與一個同事意見不合，一氣之下把公章、算盤扔到大街上，辭職不幹了。為此，外公被區政府批評教育了一番，隨後被下放到一個農村學校教書。外公的學識比較淵博，毛筆字也寫得很好，課上得深受學生歡迎。那時，他還經常義務為鄉民調解糾紛、撰寫對聯等，和群眾的關係甚為融洽。外公說：「我們那時的高中生，學識堪比現在的大學生，文字功底很好，所以幫鄉親們做點事也是應該的。」
這樣平靜地過了幾年，外公的命運再起波瀾。1957年大鳴大放中，外公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大膽建言，向政府提出信任和關心知識分子的建議。結果，外公被定名為右派分子，旋即又被開除師籍，發配到城固縣水磨鄉，接受勞動改造。外公先後在當地的農場、林場勞動，歷經人生磨礪。
1960年春天，因為自然災害和人為的弄虛作假，罕見的饑荒襲來，生活變得極度困難。外公回憶道：「當時沒有糧食吃，先是整天吃清水煮蘿蔔，後來連蘿蔔也沒有了，只能吃野菜啃樹皮。看不到盡頭的飢餓，是何等痛苦的煎熬。那時很多人餓得得了水腫病、 『鼓漲病』，一身浮腫，肚子鼓鼓的。得了這種病的人大都死掉了。你的曾祖母就是因長期飢餓造成全身浮腫而不幸病逝的。」外婆說那時的人們只好把枇杷樹葉放在鍋裡炒了，磨成粉末，和面烙餅吃。可是這樣的烙餅太難吃了，很澀，吃了連大便都拉不出。後來我看了張一弓的小說《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才對外婆的那段敘述有了更深的感受和認識。
三年困難時期終於熬過去了，可誰都沒有料到，幾年後，一場更大的災難——「文化大革命」又接踵而至。右派兼「四類分子」雙重身份的外公成了人見人欺的專政對象。在人民公社中，「四類分子」及其子弟，幹的都是最髒最重的活，卻只能拿最低的報酬。而且，他們的個人財產是得不到任何保護的，隨時都有被再次剝奪的可能。他們的基本生活狀況是：定期接受訓話，無休止地被批鬥，無償承擔義務工，生活艱辛，子女受累。我的大姨、二姨、舅舅被稱為「黑五類」，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外公回憶說：「1967年，很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從此，批鬥、戴『尖尖帽』、掛『牌子』等對我來說成了家常便飯。」
當時的場景成了外婆心中一生的痛，她用言語為我勾勒出了當時的場景：
白天幹活，晚上帶著滿身的疲憊到大隊去挨鬥。寒風悽厲地刮著，毫不留情地打在外公單薄的身體上。外公戴著「尖尖帽」，胸前掛著牌子，站在「板凳山」上，隨時有掉下來的危險。外公的臉鐵青鐵青的，沉默地與命運抗爭。
「有一次最激烈。他們叫他（外公）站到板凳上，然後踢開板凳，他（外公）就摔下來了。然後他們又讓他站上去，又踢，他就又摔下來了，一次又一次……我當時抱著你媽，她還不到一歲。我們站在旁邊陪他挨鬥，只能看著，也沒有辦法。你媽一個勁兒地哭，我也哭……幾乎（外公）每天回來身上都有傷，有時鼻青臉腫的，還摔傷了一條腿……」
作為外公的家屬，外婆抱著我的媽媽也要站在旁邊陪著挨鬥，可外婆始終陪伴在外公身邊，不離不棄。媽媽說：「我是文革結束後讀的小學，那時文革的流毒還未肅清，還有人罵我是地主家的狗崽子。地主家的後代在那個年代是抬不起頭的。」
像外公這樣遭遇的人全國有多少呢？據「文革」結束後的不完全統計：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壞右」就有大約三千萬人。他們每個人的背後又有一大串親屬、朋友，加在一起少說也有兩億人，在當時都成了難以信任的人，成了被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
否極泰來，沐浴在改革開放的春風裡
1977年年初，全國城鄉掀起揭批「四人幫」罪行的群眾運動。1978年年底，改變國家和民族命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隆重召開。隨後，聲勢浩大的平反運動拉開帷幕，撥開烏雲見天日，外公戴了整整三十餘年的右派和「四類分子」帽子終於被摘掉。
生活逐漸走上正軌，外公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母親得以上學，家裡一切都有了起色。媽媽說她們那時上學最怕填表，因為有一欄要填寫家庭成分，怕同學們知道後歧視她。因此她小時候有點怨恨外祖父，心想他為什麼偏要當個臭地主，害得兒女跟著遭罪。現在回想起來，媽媽又覺得對不住外公，知道一家人其實都是受害者。
自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個人付出與收入掛勾，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大增，收入也因而增多，部分農戶率先成為萬元戶，農村出現了一番新景象。
外婆家5口人分到4畝多田和幾塊地。外婆那時已50歲了，但她很勤勞，很會操持家務，帶領一家人辛勤勞作。我特別喜歡朱德的《回憶我的母親》，因為我覺得外婆身上有許多特點與朱德的母親很像：能幹、勤勞、善良、堅強、好學，子女多，愛幫助別人，是家裡的主心骨。那時大舅、大姨、二姨都已成家，家裡剩下三個年齡較小的女兒，外公50多歲，家中沒有強壯的勞動力，周圍的人都說：「讓孩子回家當幫手，別讀書了，讀了又能怎樣？還不是一樣回鄉勞動？何況又都是女兒？」但外婆不這麼想，她不想讓三個小孩子當文盲，就咬緊牙，自己辛苦，讓她們全去讀書。皇天不負有心人，「家庭聯產承包製」實行的當年，外婆家就能吃上飽飯，第二年家裡糧食就有了剩餘，錢也漸漸積攢了一些，不久就蓋起了幾間新房。不僅如此，他們還把三個小女兒硬是培養成了大學生，這在當時是極為不易的。家裡富裕，女兒又爭氣，外公家因此在那一帶遠近聞名，被鄉裡樹立為學習的典範。當時有人羨慕地說：「還是地主家會計劃，又勤勞，眼光也長遠，讓孩子讀書，生活變得越來越好。」外公外婆聽了只是笑笑。我佩服外婆的遠見，她說土改時靠分房分田的部分人是農村中的懶漢，那些人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還要靠國家救濟。所以外婆得出結論：要富裕，還得靠自己勤勞的雙手和吃苦的精神。
長輩們的回憶儘管斷斷續續，但還是為我勾勒出了一幅別樣的歷史畫卷——外公外婆80多年的辛酸史、奮鬥史。
現在，慈祥的外婆已經永遠離我而去。外公已經84歲，身體還算硬朗，平時還寫寫小詩、唱唱歌，悠遊自在地安度晚年。雖然他年輕時吃盡了苦頭，可晚年遇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時光，物質和精神生活都豐富了，也算是苦盡甘來、安享晚年了。我祝外公健康長壽，頤養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