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教育部頒發了《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下文簡稱《綱要》）。《綱要》既肯定了「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不斷加強，取得了顯著成效」，又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強化（主要是增加比重）的要求。就語文教材（本文指常規課本）而言，其成效、問題和強化主要體現在選文和設計兩方面。
首先談選文。
最主要的成效是人選了大量優秀古詩文以及蘊含優秀傳統文化的現當代名篇，並且二者構成了比較合理的比例。優秀古詩文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最重要載體之一，但正如《綱要》指出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要「與時代精神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相結合」，要「與學習借鑑國外優秀文化成果相結合」，亦即選文應兼顧古今中外，涵蓋上述三個「教育」、一個「借鑑」；同時，文言並不是今天的主要交際工具，現代語體文在整個基礎教育階段的比重應高於文言詩文，學段越靠前自然越高。就現行語文教材來看，小學正式課文基本是語體文，古詩詞主要用於背誦；初中正式課文的古詩文比例在40%左右；高中略高些，人教版必修、選修課本合在一起有50%強，其他版本總體接近50%。以上比例應基本合適。如果按照《綱要》提到的那些關鍵詞，如愛國主義，如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以及團結一致、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匹夫有責、崇德弘毅等，各版教材蘊含此類傳統文化精髓的古今名篇至少佔百分之六七十；若再包括《綱要》提到的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對民族藝術的激賞，比例又當擴大。
那麼，選文還存在哪些問題？如何強化傳統文化教育呢？《綱要》中涉及選文的主要是這句話：「適時啟動課程標準修訂……增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容比重。」轉化為選文角度，具體而言是：第一，古詩文的比例可以適當提高，但調整的空間不大，原因就是如前所述的我們兼顧三個「教育」、一個「借鑑」，這個特色不宜削弱。第二，選文是否足夠優秀，足夠體現優秀傳統文化？雖然各版教材經過多次送審，層層把關，但新形勢下精益求精，也是強化之道。以上所述都不是問題的重點，第三才是重點，即現行教材沒有規定必選必學篇目，課標中最具「規定性」的表述就是推薦了背誦篇日，但這畢竟只是推薦，只要求背誦而不是深入學習，且明確說「不必都編成課文」，仍然不是硬性規定的必選必學篇，例如課標推薦了《阿房宮賦》，語文版必修有選，人教版必修就沒有選。再者，推薦的篇目，古詩多於古文，而古文的文化內涵比古詩豐富、深刻；高中推薦的古文太少，只有6篇，給人隨意之感。總之，課標和教材都沒有「規定必選必學」的意識。我認為，這才是強化傳統文化教育最可做文章的地方。
我國古代的語文教育就很講究規定篇目。所謂傳統，就是既要傳承，又要有某種統一，一盤散沙、缺乏綿延不絕的核心文化是形不成強大文化傳統的。「四書五經」就是古代語文教材最終選擇的規定篇目、核心經典，必教必學。無疑，這其中不無糟粕，但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也是這樣被傳承的，其最核心的《論語》《孟子》至今仍是我們的文化瑰寶。
當年，葉聖陶、朱自清就十分明了一定的必讀經典與傳統文化的關係，葉聖陶特別讚賞朱自清從現代人的需要出發編了一本包括「四書五經」、史記漢書、辭賦名篇在內的《經典常談》。葉聖陶在該書的序中強調朱自清的觀點：「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裡，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目的，不在實用，而在文化。」葉聖陶進一步說：「咱們跟祖先是一脈相承的，自當嘗嘗他們的營養料，才不至於無本。」有「本」，有「文化」，「一脈相承」，說的就是不能丟了中華傳統文化；「必要項目」說的就是規定必學篇目。朱自清還擔心學生讀了他的「導引」就不去閱讀經典本身了，於是在白序中強調說：「那就是以筌為魚，未免辜負編撰者的本心了。」20世紀90年代末那場語文大討論中，施蟄存、錢理群、王寧、劉錫慶、王富仁、許紀霖等許多學者也都對選編一定典範篇章提出過真知灼見。施蟄存說：「我認為首先要有一個基本教材，由教育部組織全國最有權威的學者來編，選的篇目必須是適宜中學生讀的、眾所公認的名篇……使全國的青少年有一個比較統一的語文水平。」倪文錦當年主編的《語文教育展望》就提出了著名的「定篇」說，認為這樣的定篇「不俯就任何學生」，「每個學生都應該按同樣的要求去學習它、掌握它」。
如能按上述學者說的，在確保一綱多本的前提下，為各版教材確定一個最具語文教育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因素的基本的必選必學古今名篇，那麼，篇數、比例都不必動，而名篇的教育權重增加了，核心形成了，《綱要》希望的強化傳統文化教育也就實現了。
臺灣就是這樣做的。其課程綱要（相當於我們的課標）就規定了各版高中教材有30篇文言文必選必學，而這30篇幾乎都是承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典範篇章。其篇名為：《師說》《左忠毅公逸事》《廉恥》《項脊軒志》《桃花源記》《醉翁亭記》《晚遊六橋待月記》《鬱離子選》《燭之武退秦師》《<世說新語>選》《出師表》《嶽陽樓記》《赤壁賦》《諫太宗十思疏》《唐傳奇·虯髯客傳》《始得西山宴遊記》《（裨海紀遊）選》《禮記·大同與小康》《（臺灣通史）序》《漁父》《馮諼客孟嘗君》《典論·論文》《（聊齋志異）選·嶗山道士》《諫逐客書》《蘭亭集序》《勸學》《勸和論》《鴻門宴》《與陳伯之書》《原君》《過秦論》。
這30篇差不多都是大陸課本中的熟面孔。臺灣整個中學的古詩文也和大陸差不多（課文總數少於大陸，古詩文比例高），如人教版112篇，臺灣康軒（含康熹）版108篇（文言文前者67篇，後者78篇），不同在於臺灣有必選必學規定篇，亦即關鍵在質變而不是量變，多幾篇少幾篇不是要害，要害在更有地位。
再來說設計，也就是教材怎麼處理人選課文。
最明顯的成效就是前文提到的背誦。我們的課標推薦了眾多優秀古詩文背誦篇目。《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推薦背誦120篇（段），其中小學70篇，初中50篇（段）；《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分別上升為136篇（段）、75篇、61篇（段）。從背誦的角度，各教材都會將其絕大部分甚至全部篇目錄入（不一定將其作為正式課文）。高中語文課程標準的提法為「建議誦讀的篇目」，雖然只提出了14篇詩文，但都加以「等」字，如說「《詩經》，如《氓》等」，各版教材由此落實的背誦篇日都明顯多於14篇，如人教版五冊必修課本共要求背誦30篇（段）古詩文。背誦對於培養語文功底和傳承傳統文化的好處眾所周知。巴金能背《古文觀止》，錢穆能背《史記》，茅盾能背《紅樓夢》，魯迅小時候就能背史書大著《綱鑑》，張恨水14歲前就能背誦包括「四書五經」在內的十幾種典籍。如果不是有史料記載（或是他們自己的作品，或是他人的親歷見聞，如鄭振鐸對茅盾的親自檢驗），這樣的事，簡直不敢想像。正是這樣難以置信的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爛熟於心，才造就了大學者們為人、為文的傑出成就。我們不可能要求一般學生像大學者那樣記憶力那麼好，背誦那麼多，但列出那些最基本的篇目，無論是培育語文素養，還是傳承優秀傳統文化，這樣做都很對頭。背誦也可按《綱要》的要求「增加比重」，那就是和上述規定篇目結合，改為「規定必背篇目」，再另推薦一批背誦篇目，由各教材白選。
其次有成效的就是各選文的練習設計。課改十幾年，文本解讀成為語文界的熱點、重點乃至核心理念，大量選文被眾多大學專家和一線教師解讀，許多優秀傳統文化內涵被闡發，並且以各種形式轉化為課文後的練習及其相關的教參、教輔資料。這方面的成效要專文闡述。按理，這是最大成效之一，然而，現在卻是最大問題之一。我們面臨的現實是高考指揮棒，現行高考卷基本上只考背誦（默寫），一種考法是出上句（下句），要求填出下句（上句），這只要死記硬背即可；另一種考法較好，如去年全國卷I中一題「屈原在《離騷》中表現自己同情百姓的苦難生活，並因此流淚嘆息的名句是：___________」（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這就涉及理解，光死記硬背不行。真正理解這些經典名篇所承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必須分析，必須運用當今最熱門的武器「文本解讀」；換言之，教師必須上課，學生必須聽課，師生還要互動深入討論。這方面我們做得並不到位，原因就在於考試不考——現行高考卷的文言文閱讀題、詩歌鑑賞題、現代文閱讀題這三大閱讀大題用的都是課外材料，於是正式課文的常規閱讀教學被棄之一旁，其博大精深的優秀傳統就這樣被弱化，這就是《綱要》批評的「輕精神內涵闡釋的現象還比較普遍」的典型例證。趙志偉提到阮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讀文不考試（當時只考作文），故學生每以其他功課忙迫，放棄讀文。讀文既可放棄，聽講亦不認真……則國文一科等於學校虛設之課程矣。」這簡直說的就是今日之事。
前文提出了規定篇日，所謂規定，就不光是必選，自然也是必學必教，但如果不考，這些都會落空。因此，《綱要》還有一句強化的話：「增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容在中考、高考升學考試中的比重。」臺灣高考卷的閱讀大題、小題，50%左右的材料取自課本。不僅最重要的三十篇文言文必考（指必從中出題，但任一篇的被考率都很高），而且同樣列為規定篇目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中的《論語》《孟子》等四書近百選段也必考。如此落實「規定」，如此剛性要求，豈敢忽悠經典？傳統文化豈能不進頭腦？福建卷也一直指定《論語》《孟子》為必考對象（考其文義理解）。當然，我們的背誦也是必考，中考、高考卷的默寫部分一律是以課標推薦背誦篇目為其出題對象的。背誦的好處自不待言，但這不夠，要考讀書，關鍵是吃透，至少認真讀原著，以做題代讀書的現象要儘快改變。
沒有經典的滋養，不會有心智的高度；沒有文化的浸潤，不會有文明的新人。中考、高考必須面對，否則上述有關教材的一切強化傳統文化教育的舉措都可能落空。考試命題應下決心把課文，尤其是規定篇日列為三大閱讀題的出題對象。當然，具體實施，還有如何突顯考查能力、如何防止猜題等種種問題，這當另文討論。